文

　　迄今为止，我读过育邦的大部分诗歌，在他的作品里——无论早期还是近期——一直都有一个不变的内核：对命运的感知和思考。让人感动的是，这种感知和思考并不是基于他对自身遭际的兴叹，而是立足于“人类”这个单数的集体。作为一个孜孜不倦的阅读者和写作者，倾心于艺术与自然的育邦并不沉溺于“庞大固埃”式的知识享乐。早在写于2002年的诗歌《夜有多深……》中，他就清晰地描摹出了自己的形象：坐在窗前看到的/是自己一成不变的面容/数年来，一样的模糊，一样的犹豫不决。正是这个看似犹豫不决，其实一成不变的“深陷在黑暗的核心之中”的诗人，说出了“未来是错误的”（《我曾是一名人类》）这个绝望而又振聋发聩的预言。

　　在他刚刚出版的诗集《伐桐》中，这种沉痛的思考与强烈的命运感，仍是最能打动读者的部分。“我们有一座秘密花园/长满了命运各异的玫瑰”（《卢舍那大佛》）。在阅读这部诗集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想起西默斯·希尼的言说：“诗歌也许真的是一项失落的事业”。是的，诗歌不属于那些沾沾自喜的人，不属于那些坐拥世俗王国的成功者，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政治明星。对于人类命运的冥思和对于时代之刃的切肤之感，使育邦的诗歌面目从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

　　但诗歌之所以是诗歌而不是檄文和政论，必然因其特殊的内部构成和语言机制。在避开浅陋的抒情和小情小调之后，育邦靠着思考的延展来推动他的诗句前行。而基于他对存在与真理、时代与人生的认知，他使用了一种相互对立的句式来表达他的思考与感受。这一方面源于内心的犹疑与矛盾，另一方面来自他深重思考之后贯串着痛苦的结论。比如，在诗集的开篇之作《中年》中，他说：我有别于我自己。这句诗既反映了诗人对自己的不满，在另一个角度上又是对诗歌内外的自我身份的确认，其中包含了对于世俗生活中的自我的否定——“我与世界的媾和/玷污了我的日子以及从前的我”。可以想见，在他的内心深处，“从前的我”必定是纯粹的、充满了理想与朝气的，而“现在的我”则走向了内心的反面。然而，诗人并未一味消沉下去，哪怕已被虚无感和中年的疲惫所统治，他仍然为一片树叶、一只鸽子（那些美好与充满希望的事物）而流泪，正如夕阳虽已衰老，但却拥有了更为广大的寂静。我觉得这首诗奠定了这本诗集的整体气质。

　　让我感兴趣的是，育邦的这种“矛盾对立”的诗歌写作法，正好对应了康德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重要概念，即“二律背反”。这也使育邦对于他在诗中所关注的事物的思考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灰尘堆积，风暴降临

　　——《夜巡》

　　客居己乡者

　　——《己亥年，致湖山诸贤》

　　从暮色中发现最后的光芒

　　从尘埃中获取广袤的原野

　　——《无题》

　　我们从那个男孩的死亡中诞生

　　——《无题》

　　废墟上开满了邪恶的花

　　手捧污秽的水，我们供奉着雪

　　——《邻座的孩子》

　　他污秽不堪，满嘴污泥

　　脚踩一片清澈的湖水

　　——《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

　　绚烂的严冬

　　——《假面舞会》

　　与康德的认识相一致：既然这种无处不在的冲突与自相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那么其解决方法也必然最终归结到道德层面上来。是以，在育邦的诗歌中，对于道德的关注与吁求也几乎无处不在——

　　欲望信仰者

　　在繁缛的历史限制下

　　溃败于道德之轴

　　——《迷楼》

　　在我看来，育邦是一个理性或道德的悲观主义者。正像他在一首题为《挽歌》的诗中所写：“鲜花一直在撒谎/树木则保持沉默”。而“挽歌”这个词，也是进入育邦的诗歌世界的一把钥匙。“每一天，都有一个哀伤的黄昏/每一生，都有一个死去的童年”（《无题》）；“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他提着一桶水/是的，他要浇灭我”（《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这样忧伤而刻骨的诗句像雾一样笼罩在他的许多诗歌中，使我们的欢快受到限制。

　　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育邦会深陷在灰色的泥淖之中哀矜悲叹，在《拟古》中，育邦说：“给予失败者以永恒的奖赏”。其中的清泠与达观让闻者心喜；而对世俗生活中“失败者”的重新命名，则体现了他迥异常俗的价值观。

　　在这本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出育邦诗歌同时具有两个相反相成的源头，并追认他的部分先驱。一个是自《诗经》以降，到《古诗十九首》，陶渊明，再到唐朝诗人李白、杜甫、王维，中国诗歌中最天才的部分；另一个则是外国现代诗歌中似乎更为注重精神品质的几位：拉金、曼德尔斯塔姆、博尔赫斯、米沃什等。我们看到，漫游诗和与友人的酬唱之作，在诗集中占了相当的篇幅，集中收录于“青花瓷片”和“鲜花木梯”两辑中。临流赋诗，凭轩怀人，思接千古，心游万仞，大块之美与友情之醇，作为帮助诗人超脱于琐碎、庸俗的日常生存的最佳手段，在育邦这里表现得十分充分。每年，育邦都会抽出时间邀集友人一起投身于山川旷野，寻访历史遗迹，凭吊往圣先贤，畅叙幽情，交流诗艺。他在安徽和县如方山中购屋，以“忘筌山居”名之，吸引不少诗人前往盘桓偕游。与他的古典情怀相对，他对欧美现代派大师的海量阅读，则又使他与古代诗人判然有别。当代生活对于人的精神的侵蚀，当代社会文明的沦陷、道德的失范、自由的禁锢，无不使他的诗歌具有一种质疑和抵抗的态势。现代性的苦闷，超验主义的局限，也在他的诗歌中投射出一种无力感。因此，隐喻在育邦的诗中得到大量运用：天鹅绒被褥、朝菌和蟪蛄、流亡的鸽子、赤裸天使、最后的晚餐……这使他的诗被赋予了一种悲壮郁勃的意味。

　　也因此，育邦的诗歌时常给人以庄严之感。他不允许自己的诗句因为廉价的快乐和平庸的抒情而变得漂浮，或奢靡。在相当一部分诗歌里，我们还能感受到一种宗教般的气息。显而易见的是，虽然在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到“木匠的儿子”（耶稣）、仓央嘉措等宗教符号，育邦却并非某一特定宗教的信徒：“我在散步时/经常碰到上帝，有时他是佛陀”（《薄伽梵说》）。他更为关注的乃是诗歌及艺术精神，并对之怀有一种宗教般神圣的情感。在某个角度上，我更愿意称他为一个“自然之子”。他寄情于山水，钟情于草木，与他的朋友、诗人津渡一样接受“大自然的教育”。在他的诗中，从山川，江河，溪流，湖泊，森林，到每一棵梧桐、乌桕、朴树、枫杨，乃至细小到近乎无名的植物：青葙、肾蕨、槲寄生……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在育邦的诗歌节奏最为轻快的时候，他是一名浪迹山林的游吟诗人。每到周末，他都驱车进山，在院子里莳花弄菜，在湖山间流连徜徉；即便平时困居于市，也每天在他的江边寓所瞭望浩淼江水，用手机拍下江水映照下的晚霞和跃出水面的江豚。他不仅是一个荷尔德林式的精神上的还乡者，还时常畅想自己就是一个伐木丁丁的劳作者，或漂泊归来的游子与侠士：“我背负木剑/从世界的另一边/乘船归来/车轴河里落满了我的光阴/在海的那边/靠近星辰居住的小镇/是我的故乡”（《返乡》）。甚至，“萎缩成一座小小的岛屿”，痛饮“无常的潮汐和海水般的月光”（《岛屿》）。

　　诗集的最后一辑“七月之光”，收录了育邦的长诗和组诗代表作，如《七月》《辋川诗草》《薄伽梵说》和《特隆世界诗选》。我相信，育邦是中国真正对博尔赫斯深有研究的人之一，对博尔赫斯的理解已经深深地楔入他对文学的认知之中。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的小说写作中，也体现在他的诗歌写作上。组诗《特隆世界诗选》既可看作是他对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的肯定，也可看作是他与博尔赫斯开的一个玩笑，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对博氏的虚构进行的诙谐认同。

　　在这个组诗的题记中，育邦煞有介事地说：阿根廷人博尔赫斯和卡萨雷斯在20世纪中期通过秘密文献发现了特隆世界，并撰写了《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通过深入研究，我发现特隆世界也有一些诗歌，姑且抄录之，时为2010年8月至12月。不了解的人也许会上育邦的当，以为他真的在博尔赫斯和卡萨雷斯的研究基础上发现了什么特隆世界的诗歌，加以整理昭示天下。同样的花招也用在了组诗《薄伽梵说》中，在后者的题记中，育邦杜撰了诗歌的来源：以下诗歌均出自《薄伽梵歌·遗逸部分》，原为梵语。依据印度Bhandarkar东方研究所1947年版译出。这组诗的第二首，是育邦的诗歌中我最为喜爱的篇什之一：

　　想念我

　　我就进入你的存在

　　你在厨房里修行

　　就会抵达星星

　　然后返回

　　你的判断是多余的

　　对于河流或石头也是如此

　　玫瑰的灰烬、萝卜的忧伤

　　还在那里

　　开放吧，不问为什么

　　长诗《七月》是我近年来读到的优秀之作。在这首诗里，育邦调动了自己的全部经验和思想，刻画了一个居于“七月王国”的诗人形象，那就是诗人的自画像，并揭示了自我的归途——

　　你不曾轻易承诺大地

　　重力的废墟并未倾圮

　　你飞翔，如河流

　　流入大海

　　无论是在精神意义还是肉体意义上，育邦所关注的人类诞生与消亡的命运，还有那无处不在的生长与剥离，通过他对万物的深情凝视和体认完成了自己——每一个诗人都仿佛是居住在树上的男爵：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