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不足40平米的老房子,屋里摆放着年代久远的旧家具,家中唯一的电器是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大概是久不住人的缘故,空气中散发出呛人的霉味,加之墙皮脱落,叫人有想落泪的冲动。
“小红,老师没什么珍贵东西送你,这些画拿去,要么出售,要么当作纪念。”当老师躺在单人床上,背对我,面朝墙,用手指着立柜顶上一尺多厚的水粉画说了这番话时,我默默擦去流淌在脸颊上的泪水,我清楚这些画是老师蘸着自己的血汗而作。
蓄一头披肩卷发,从认识老师起他就如此。身材说不上健硕,能用高大来形容。眼前的老师,光头,一条破旧的毛巾被,盖在他削瘦的身上。那一刻,我在想,如果叫老师重新选择,他会在家庭与理想二者之间,还选择后者吗?
五年前,老师刚从德国举办个人画展回来。一席长款黑羊绒大衣,内穿深浅咖啡两色交织的大方格羊绒衫,裤子是深咖色,脚下是古铜色休闲皮鞋,一头披肩卷发,打理得一丝不乱,越发衬托着老师皮肤的白皙和五官的柔美精致。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老师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十足的自信,他说,画展没进行完,作品全卖出了,这是他没有想到的。老师的水粉画具有色彩明快、线条简洁、画幅小等特点。从光盘中给的镜头看,老师画取景多为花卉,少有儿童和猫狗宠物。从线条上,依稀可见当年的痕迹。上世纪80年代,老师画中有穿白大褂的医生,骑自行车的时髦女郎,抱孩子的妇人,晒太阳的老夫,但凡能入眼的,统统用画展现。几乎一个人,一朵花,半拉实,半拉虚,又形象得很。
一切似发生在昨天,而转眼老师已经到了人生终极。我认识老师时,他尚在影院搞橱窗设计,在本市小有名气,一是出自天津南开这样的名校,其次是他一直保持着上学时旺盛的创作势头。我在所谓的“老师就这水平了,教不了你了”的遗憾声中,被推到老师跟前,开始跟他学画。我拿出几张静物作品递给凯老师,老师态度谦和,让我在那一刻认定,这将是我一辈子追随的老师。老师说话声音很小,似春燕呢喃,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仿佛告诉我,他是一位不会着急生气的男人。他还像之前教我画的廉老师一样,称我小红。老师首先肯定了我作品的优点,夸我抓形准,紧接着也提出调子灰,画面无精打采等缺点。老师拿起素描笔在明暗交界线处,加重几笔网格排列,罐子便立体起来。他又指着葱的投影说,小红,你处理得太实了,葱与罐子的投影,显然是不一样的,葱轻,颜色浅,不会有与罐子一样的投影,故在处理投影时,应该是浅浅的,且边沿也应虚一些。只一堂课,我就学到了关于如何处理不同静物的不同投影的技巧,发自内心感谢廉老师,为我找了老师。
每周一堂课,带着老师留的作业—— 3张素描,60张速写,找老师批改。每一次,老师都是一张一张看,一张一张改,那种严谨的教学态度,使我时常感动得说不出话。老师提出的轮廓虚实问题,至今过去了30多年,我依然受益。艺术是相通的,我写散文,主张虚写与实写结合,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老师说虚与实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实,也没有绝对的虚,虚实就像五线谱,有抑扬顿挫之美。怕我不理解,他随手把一个苹果,一束干花和一个酒瓶摆好,开始起稿,我认真观察到他握笔的手,时而轻抬,时而用力,落在纸上的线条,有深有浅,有实有虚,似乎不是在画画,而是弹琴,一首悠扬的曲子在他的手指下流淌出来。
我不得不承认老师在事业上打了胜仗,却在爱情家庭方面打了败仗。 那时老师一家三口住中心医院西侧的一偏僻小巷。三人各居一室,客厅东西各一间,老师住西边房间,在大学教外语的师母住对面,儿子小楷的活动范围在冲大门的客厅。这是我连续三年到老师家批改作品时看到的。师母房间传来的是朗读英语声,老师房间里到处是画,油画、素描、速写、水粉,床上、地上、墙上。儿子小楷端坐在中厅的沙发上看动画片,且电视声音小的也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往往等老师帮我批改完作业,时间已近中午。从邻家飘来的香味早已占据了这套两居室,老师家厨房里还黑着灯、冷着锅。老师似恍然想起,从兜里掏出一块钱递给小楷,叫他到楼下去买碗面条吃。我看见小楷在推开大门的那瞬间,跟飞出笼子的小鸟一样欢快。我问老师吃什么?他说泡方便面,节省点时间。
一对情侣各自沉浸在自己嗜好中,本也正常,可他们二人却希望牺牲对方,成全自己,这正是他们分道扬镳的导火索。师母曾让我劝说老师,她用近似祈求的口气对我说,去帮我说说你老师,他家里兄弟姊妹七八个,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但凡他像别的老师那样,除教课以外再到外面做点别的,我就知足了!我把师母的话复述给老师听,老师口气很坚硬,他让我去问师母,为什么她不能放弃事业,支持一下他的事业?如此充满了铜臭味,还怎么去搞艺术?
有一点可以证实,老师的家人是怨恨他的。在老师家见到跟老师眉眼酷似的女人,穿着中性,身高不比普通男人低,我无法确定她是老师的姐姐或妹妹,我几次无意间抬眼,看见她正用刀子一样的目光剜我。或许在她看来,老师走到今天怪我这个学生没有劝说。还有在老师遗体告别仪式上见到的那几个男人,除去眉眼和长脸庞,以至身高姿态都和镜子中的老师没区别。他们一点没有失去亲人的忧伤,木桩一样被栽在那里。或许,他们还不能原谅老师,没有为他们的生存低下艺术家的头颅,去广告装潢公司入干股,或者去办美术辅导班,收取高额的学费,来资助处于贫困线上的他们……
老师没有先知,只能忍受命运给他开的巨大玩笑。一个人从这儿飞出飞回,这次却没有力量再一次起飞,不管是北京,还是德国,都已经成为后人口中的“凯里生前如何如何”的谈资。简陋无比的屋里,除去老师或姐或妹外,还有另一个女人,装束像卖保险、推销保健品的,整洁的白衬衣扎进裤腰,黑色裤子是制式的,她年龄在30岁以下,用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望着我。她脸上有种藏不住的笑,当时我并不清楚这笑意味着什么,是老师见到我的当夜突然死去,让我明白,她在诈一个肝癌病人的钱,这个肝癌病人对生命的渴望,她看得一清二楚。
女人一直在看腕上的手表,她在用分分秒秒挣钱。她称老师为凯教授,她脸上带着笑,凯教授,该喝蛋白粉了。说着她把两勺蛋白粉倒进北方人吃饭的大碗中,又向里面倒水,端到老师床边。老师说了声谢谢,面朝墙,用吸管吸食。后来老师让我去买药,不知道女人是否又让老师喝了蛋白粉。我上网查阅相关资料,证明肝脏不好的人,不能大量喝蛋白粉,容易加重肝负担,造成昏迷。无疑是这个女人加快了老师向另个世界报到的速度。然而,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仅凭这点报警,警方尚不能为她定罪。
我能为老师去买药,感觉是一件令我欣慰的事。天蓝得像刚用水刷洗过,太阳热辣辣的炙烤着新绿色的草和树,才五月,竟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药房卖药的比买药的人还多,不等我开口,他们纷纷问我买什么药,我递上那张写着类似化学公式一样的纸,导医说这是治疗肝病的药,只有传染病医院才有。即使那一刻,我依然没意识老师得的是大病,天真地认为最多是肝炎一类的,输输液,再好好养一段会恢复健康。
坐上出租车,催促司机快点,再快点。一路向东,路右侧,一人多高的铁艺栏杆上爬满新绿色蔷薇枝蔓,大红色的蔷薇花有绢花的质感,它们像镶嵌在枝蔓上的假花,给人很强的立体感,我的目光沉浸在花海好几分钟后,回到车流人海中。市内,用蔷薇花做障碍的有多处,但最成规模的莫过于我看见的这条小路。转眼到了传染病医院,去药房问有没有纸上的药,药剂师回答有,我问这是治疗什么的?她回答,肝癌。肝癌?对。抓在手里的纸飘落在地,我弯腰捡拾,泪也跟着泼洒在足有40多度的地面上。这才意识到为什么老师请求我每天去看看他,原来他在人间的时日已经不多了,而我再没有机会去看他,就在我离开老师家12小时以后,他竟然独自为自己不完美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作为老师唯一的儿子,小楷不能接受现实,在电话里告诉我,红姐,我爸一定是被我大伯和叔叔他们害死的,昨天打电话时,意识清楚,还说你去了。小楷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我也久久哽咽难语。
稍稍停顿后,小楷突然哭着说,红姐,你得帮我,我要报警。是呀,怎么老师突然走了呢?别说小楷不信这个事实,我也不信。我答应老师每天去看看他的,一次还没兑现,怎么他说走就走了呢?可职业习惯,驱使我很快冷静下来,我劝小楷没有证据,不能报警,否则会跟叔叔伯伯把关系弄僵。我悄悄打电话叫来两名法医小弟,直奔老师家,却空无一人,不禁又一阵酸楚,邻居告知人已经送火葬场了。驱车往位居市里少说50里路的火葬场赶,并以学生身份要求看老师最后一眼。躺在冰柜里的老师,稀疏的眉毛上挂满白霜,肤色蜡黄。两名当法医的小弟,戴上白手套,解开老师风纪扣,喉结处一片深褐色痕迹。我倒吸了一口冷气,眼泪又扑簌簌地落下来,谁知小弟说,没事,正常死亡。我说那痕迹是咋来的?他们回答是人死后穿衣服形成的。
当疑点不再是疑点时,我依旧不能释然,小楷更是。
按照当地习惯,人死后至少在第三天火化,老师的遗体告别却定在了第二天上午9点,距离他最后喘一口这个世界的空气不足9个小时。没有如此匆忙的葬礼,似乎要掩盖什么,又找不到让这个死人多待一会儿,活人就多一份恐惧的证据。
既然人死不能复活,那索性为活着的人多做些事情吧!这是那一刻我擦去眼泪的理由。老师留给小楷的遗产是一个鸽子窝大小的空壳,小楷马上考研,一旦考上,需要不菲的学费,还有小楷已到婚配年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小楷老师的画在立柜顶上,还告诉他随后我把德国那位朋友的联系方式短信发他,让他们自己联系。
做完这些,压在心底那块沉甸甸的石头,像被我猛然地抛了很远,心里剩下的只有轻松。
着实说,我并非不食人家烟火的仙子,同样会被天下掉馅饼的好事动心,我要供孩子上学,赡养没有工资的老母亲,还要省吃俭用买房。别多说,就算我拿走老师一半的馈赠作品,不用说也能为我光明正大地换回一套100平方米的大房子,别人不知道老师作品的价值,我知道,一张16开作品,在德国出售,折合人民币8000元。前几年我为买房倾尽所有,女儿说我傻,二姐也说,那是赠与,你理所应当得到!二姐没学过《民法》,我学过,比她懂。我至今每月还拿出工资的三分之一,还贷款。但是,我不想惊动多年来我入夜酣睡的良心。
是冥冥之中上苍早有安排吗?!几年前,撮合老师在德国成功举办画展的那位华裔李先生,竟然在我写在新浪上的一篇关于老师的文章后留言,说他丢了老师电话,烦请我转告老师,让他联系他,他电话XXX。我在第一时间想转告老师德国有人找他,谁知老师手机一直处于忙音状态,一连多天难以联系。这位先生又将他通讯地址发给我,无论如何请老师先邮寄10幅作品。后来我联系上老师,画当然邮寄到了德国。
这个联系方式,再次派上用场。不然老师即便留下再多的作品,也如同一张废纸。老师不是官员,达不到死后让后人炒画的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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