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大凡读过《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人，对于路遥总是肃然起敬。路遥42年的短暂人生，在中国当代文坛划出了一道绝美的彩虹。路遥如果活到今天，他该是70岁的年龄了。2019年12月3日，是作家路遥的诞辰日，陕西乃至北京等地，均举办了一系列纪念路遥的活动。在这些频繁的活动中，我常常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曹谷溪。

　　早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时，曾主动提及他曾和路遥住过同一个窑洞。习近平说：“我跟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

　　而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系列采访实录一书中，有关曹谷溪回忆习近平知青岁月的内容多达30多页。

　　曹谷溪是谁？

　　为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他？他与作家路遥又是何种关系？

文学，让他们化干戈为玉帛

曹谷溪和路遥都是陕北人。在“文革”中，他俩置身于两个不同的群众组织。

　　路遥，原名王卫国。“文革”一开始，王卫国满怀激情，迅速投身其中，还是班里的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的山大王。接着，延川中学师生分化成两大派，他又以出众的组织能力，一跃成为延川中学“红四野”造反派的司令。后来，全县革命群众分裂为两大阵营，他又扶摇直上，被推举为本阵营的领袖，晋升为“军长”。

　　曹谷溪出生在榆林的清涧县，延川是他的第二故乡。

　　1956年，延川县还归绥德专署所辖。那一年，全专区统一招考初中学生，延川县中学招收3个初中班，其中就有绥德考区分配的65名学生。

　　1956年的秋天，15岁的少年曹谷溪背着铺盖在黑龙关下车，来到延川求学。上完延川的初中，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附中，家里穷，上不起，就又继续上延川的高中。那时，他用山里的红胶泥为鲁迅做成了浮雕，为列宁和毛泽东塑像，送到延川县的展览馆展览；在学校的图书馆做成了两米高的高尔基泥塑，惹得婆姨老汉们都来看稀罕。

　　延川中学毕业后，因家里生活困难，没有参加高考，又找不到工作，当时曹谷溪爱画画，想当画匠。但生活却毫无着落，一邻居推荐曹谷溪到县医院当炊事员。这样，曹谷溪就成了当时延川县文化程度最高，做饭水平最低的一个炊事员。他常为擀面发愁，为炒菜发愁，蒸馍时，每次揭锅盖时心情的紧张程度，无异于赌棍揭“宝匣”。

　　我们不知道曹谷溪的情愫源于何处？究竟是受到了延川历史那个女诗人李娓娓的才情薰染？还是受了他那说书的本家叔叔的影响？反正对诗歌情有独钟。

　　曹谷溪早在贺家湾公社当炊事员时，就写了一个剧本叫《脚印》，还写了一百首秧歌词寄给县委宣传部，后来居然印发了。

　　1965年，全国文学青年业余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曹谷溪光荣地出席了这个代表大会，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许多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听取过彭真、周扬他们的工作报告。曹谷溪说：“在‘文革’中，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冲击。在那个地方，我是唯一听过彭真、周扬报告的文艺工作者，也是唯一在群众中‘吹捧’过彭真、周扬的角色。”在陕北是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因此，路遥为首的造反派组织认定，曹谷溪是彭真、周扬伸到延川的“黑爪牙”“小爬虫”，被抓进了监狱，受到严刑拷打。按理说，他与路遥“文革”期间分属两大派，应当势不两立。

　　1968年9月15日，“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是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解放军强行命令两派无条件地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王卫国被协商成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所谓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就地方干部而言，相当于副县长。而对于军队代表和“革干”代表副主任来说，都是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有职有权。因为，那时没有县委，他们兼有副书记的功能，所以略优于副县长。而像王卫国那种群众代表的副主任，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了。老实说，在公社革委会“三结合”时，曹谷溪也完全有资格当一名副主任，但在征求他意见时，历经磨难的他，坚决地拒绝了。

　　一个喜欢文学的曹谷溪，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为此，他下决心离开派性强烈的人，离开那个互相厮杀的贾家坪公社。此时，曹谷溪的人格和名字同时发挥了效应，他被调到县革委会政工组的通讯组，当了一名通讯干事。

　　刚到县里，曹谷溪就遇到了王卫国。王卫国年仅18岁就当上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可谓少年得志，飞黄腾达。他见到曹谷溪说：“我早知道你，没想到今天才第一次见你。”

　　曹谷溪说：“我也早听到你的名字，还坐过你们的监狱呢。”

　　到底是年轻气盛，听得出曹谷溪话中有话，王卫国的脸上显出一丝尴尬。他说：“那些龟孙子们瞎日鬼哩，我一满不知道。尔格，我要拜你为师，跟着你学写作哩。”王卫国那样子，似乎说得很诚恳。

　　“不敢这么说，我担当不起，我也是瞎闹哩。”对着比自己小9岁的副主任，曹谷溪表示着自己的谦虚，“咱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曾经一派的总头头与另一派著名诗人，突然之间化干戈为玉帛了。文学的神奇力量，把两个不共戴天的派性代表人物连在了一起。

　　为此，路遥在为曹谷溪的诗集《我的陕北》作序时，一开始就写道：“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而在这幕社会戏剧中，我们扮演的角色原来是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争斗，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斗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

患难之中显真情

老子云：“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依。” 路遥的人生，仿佛就与此十分相似。

　　“文革”后期，全国开始清查“三种人”。一天，县革委会派人向王卫国宣布一个文件：经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停止王卫国的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进行审查！

　　三言两语，王卫国就由县革委会副主任变为了一介平民。就这样，王卫国的仕途被立刻中止了。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说林琼。在王卫国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时，曾与当权派吕文斌同住过一眼窑洞。在这个办、宿合一的窑洞里，他们两个人同住一个土炕，共用一张木桌。

　　此时，在王卫国的县工作组里，有一个从北京来插队的女知青林琼。林琼不仅活泼美丽，而且能歌善舞。王卫国对她可谓一见钟情，十分倾心，而林琼也羡慕王卫国的才华人品，两人的关系便逐渐密切了起来。

　　其实，他们俩早在1966年就相识了。那时王卫国领着8000多名红四野造反战士所向披靡，每次开大会，会场主席台的左侧，常由一男一女领着群众呼口号。男的是王卫国，女的，便是玲珑小巧的林琼。王卫国说，他和她第一次相遇时，彼此的四只眼睛就对视了一下，光线对在一起了。林琼对王卫国豪爽、有气派、不拘小节颇有好感。王卫国眼神经常瞅着林琼的一举一动。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他便把眼睛转到她的脸上，久久地不愿离开。

　　林琼所在的延川县战备文艺队，驻在县城的半山腰上。她每天吃完下午饭，都站在崖畔上，朝山下的文化馆的院子眺望。在文化馆帮助曹谷溪编辑文艺小报《山花》的王卫国，此时也不约而同地站在院子里，眼睛望向山腰间。那真如陕北民歌唱的一样：“你在山上我在沟，拉不上话儿招一招手。”

　　那年元旦过后，延川县战备文艺宣传队散伙了。白炜为掩人耳目，把林琼和另外一个演员留下来整理道具，清理服装，目的是让王卫国与林琼正面接触。他有意把另一位安排在政工组院内清理卫生，将林琼领着进了文化馆的院子。推开靠左的第一孔窑洞时，林琼见王卫国正和衣躺在床上看书，害羞地红着脸拔腿就跑。

　　“你这叫干什么？林琼，你咋能这样？既然有好感想谈恋爱，为什么怕见面，怪事情！”白炜生气地追上后语气柔和了，林琼只好跟着他，重新进了王卫国那间临时休息的，朋友的办公室。

　　“你们谈吧，好好谈，我把大门锁住。”白炜哈哈一笑，拿着钥匙回到政工组。下午5点钟，县革委会食堂开饭时间到了，白炜把门开了锁，在外边喊叫王卫国的名字，好久好久，叫不出王卫国和林琼。当日晚上，失眠的王卫国说：“白炜老兄，我今天和那女孩可亲美了。”

　　后来，林琼又随同王卫国进驻百货公司，关系更加密切了起来。

　　曾有一段时间，林琼返回插队的楼河生产队里办事。双方都有“一日未见如隔三秋”之感。于是，他们只好靠白纸黑字，鸿雁传书。糟糕的是，一封封炙热的情书却无法找到藏身之处，他们俩又无法将此随身携带到“斗批改”战场上。万般无奈之中，王卫国只好出此下策，他对整改对象吕文斌说：“我把我的信放到你的办公桌抽屉里。”

　　“你宽宽地放心，我不看。”整改对象吕文斌向工作组员保证，就像他在批斗大会上表态坚决一样。在形成这些信件的过程中，王卫国看完而又抛掉了曹谷溪多少书，已难以统计。

　　曾记得有一次，看着王卫国惊异的目光，曹谷溪对他说：“你往后读书多了，就知道得多了，记得多了，连裴多菲的诗都能背出来：今天你用头抵着我的胸脯/明天你能否用你的头抵着我的新坟说/我爱你!”

　　曹谷溪才念几句，就看见王卫国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闪着亮亮的光。他说：“你先停住说，让我把这诗句记上。”

　　“你又要给林琼姑娘写情书用？”曹谷溪问。

　　王卫国笑着默认了。

　　其实，在林琼返回办事的一个多月里。林琼给王卫国写了8封长信，平均4天一封，那些语言缠缠绵绵的情书，给了王卫国初恋爱情的滋养，简直让王卫国高兴得不能自已。他把这些告诉了朋友曹谷溪。

　　曹谷溪问：“你们亲口了没？”

　　“没。”王卫国说。其实他是怕诗人笑话，才没说真话。

　　“瓷脑!” 曹谷溪骂他，他只是憨憨一笑。

　　那时，王卫国铁了心，一生只爱这个“林妹妹”。

　　1970年春，国家在插队知识青年中首次招工，他和林琼都被大队、公社推荐到县上，但指标有限，两人只能走一个。那时，县上决定把王卫国送去当工人。但王卫国却铁了心，只爱这个“林妹妹”。煤城招工，林琼体检不合格，他就背着林琼，把自己的指标让出来，让林琼先进工厂，又通过几个铁杆朋友周旋，竟然将事情办成了。

　　其实，当时林琼只是喜欢他。30年后，林琼告诉曹谷溪，那时她确实举棋不定。

　　曹谷溪问王卫国：“不怕她把你撇了？”

　　王卫国说：“为了林琼，死也值得!”

　　可见，当时的王卫国对林琼是情深似海。

　　正式招工通知下来后，林琼按捺不住兴奋，飞快地跑到文化馆，把自己招工的事情告诉王卫国。

　　“招上了，这次工作地点好，工种好。”王卫国一连说了几个好。但他那激动的情绪刹那间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几乎是一种无声的哽咽：她要离开山沟了，她要远走高飞了。他也立即认识到，面前的她和他虽近在咫尺，可他们之间的距离仿佛太遥远了。

　　“你明天请假，咱们一块到山上玩玩。”林琼很快看出，自己的好消息在未婚夫那里引起的反应，于是转了话题。

　　“今天中午我请客，为你当工人祝贺。”王卫国说。

　　饭后，王卫国骑了自行车，赶到郭家沟家里，对他的大妈说，他要几斤棉花。大妈问他，要棉花做什么？他不说。大妈就把4斤棉花包起来给他，他背到城里，用他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每月18元生活补贴，扯了布，请人缝了一床大红花新褥子，连同他的心一起托一位好友，带给他心爱的姑娘林琼……

　　林琼走的前一天晚上，他从林琼那儿回到白炜办公室已是三更，睡了没10分钟，给白炜打了个招呼，又走了。早晨白炜正在穿衣服时，王卫国进门说：“老兄，我今天可丢人了，我和林琼在河沿的石畔上亲嘴哩，不知不觉天大亮，被倒尿盆的人看见了，他还喊了一声。”

　　“林琼呢？”白炜问。

　　“坐6点20分的车走了，”他感慨地说：“延川少了一层风景。”

　　人世间的事就是这么怪。本来，林琼对王卫国停职审查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或者说并不十分在乎。林琼当了工人，离开了陕北。林琼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给了王卫国，信中明言，让他买了香烟抽。第二个月寄回一条宝塔牌纸烟。不知什么原因，慢慢地由一月一封信减少到三月一封信，到后来一年也不通一封信。此事对王卫国感情损伤很大。苦恼中的王卫国，浑身长出许多疮，折磨得他两个月不能行走。

　　女作家刘凤梅回忆说：他说自己处境很不好，那段我知道他处境不好。有一次我回家，在路上碰见了路遥了，大冬天，路遥穿一身白，白裤、白衫、白腰带。在陕北是夏天穿白衣服的人有，冬天没人穿白衣服。于是，刘凤梅问路遥说：“你为啥要穿白衣服？”

　　路遥说：“我给我自己戴孝。”

　　就在上边宣布对王卫国进行审查的当天中午，一封来自内蒙古的要与王卫国断交的信，刺痛了他的心。原来，林琼当了工人后，对王卫国的爱出现了举棋不定（王卫国当时是农民身份），便写信给内蒙古插队的女友征求意见，想不到那位女友不等林琼同意，便代写了信给王卫国：“林琼的家人不同意你与她的事，趁早死了这份心吧，你和林琼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这真是祸不单行，屋漏偏遭连阴雨。就在王卫国遭受到重大仕途挫折的时候，一直心仪的美丽姑娘又一脚蹬开了他。

　　那一天，在二排18号窑洞里，王卫国哭了，而且哭得撕心裂肺……

　　这是曹谷溪第一次遇到王卫国痛哭流涕，他非常同情这位年轻文友的不幸。他点燃了一支烟，慢慢地吸着，等着这位年轻朋友尽情痛苦地宣泄。等待王卫国宣泄完了，他扔了烟头，讲起自己的故事。

　　曹谷溪讲完了自己的爱情故事，然后语气铿锵地对王卫国说：“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男人不可能不受伤。受伤之后怎么办？我以为应该躲在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用自己的舌头舔干伤口上的血迹，然后到人面前去，依然是一条汉子！那个熊官能当就当，不能当算毬了，又不是咱老先人留下的，有什么撂不开？女人也还有哩，又不是都死光了，不值得为这个哭鼻流水……”

　　这也许是在路遥感情历程中最重要的支持，是对一个敢于面对自己失声痛哭的朋友的直接回报。从此，曹谷溪成了路遥人生危难时最信赖、最愿意依托的朋友之一。

　　事情的发展往往就是这么奇妙。在林琼姑娘插队的地方，还有一位姓林的北京女知青，那就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叫林达。林达与林琼从小在一个机关大院长大，关系十分要好。

　　已经升任县革委会通讯组长的曹谷溪，把在公社担任妇女专干的林达，调到自己的通讯组当干事，介绍她与路遥认识。他对林达说路遥有多聪明，多有骨气，多有才气，目的是要林达做一位爱情使者，去游说林琼姑娘，让她与路遥破镜重圆。

　　但是，这么重大的使命，受到了路遥的抵制。他对曹谷溪说：“这件事就这么结束算了。我是一个一生都不会安生的人，谁知道以后还会闯什么祸？现在我的副主任官儿刚停职检查，人家就和咱不干了，硬叫跟上我，以后如果遇到更大的麻烦，保不定还会吓成什么样子。算了，我这一生就不要女人了，死哩活哩，就我自个儿扛起来算了，别连累别人!”

　　曹谷溪并不熟悉林琼姑娘，只是因为路遥谈恋爱时常常说起，也就有了泛泛之交。林琼离开延川之后，经常从煤城给曹谷溪来信来电话，频报平安。曹谷溪估摸，这是她对路遥丢心不下，所以他也就想成人之美，想让她与路遥重归于好，这才想让林达做一位爱情的使者。

　　但既然路遥态度这么坚决，说得又这么诚恳，他这个局外人，也就不好继续坚持，只能偃旗息鼓了……

烂漫的“山花”

罢了官而又遭恋人抛弃的路遥，回到养育他的郭家沟，怅然若失，痛苦万分。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扶着犁，吆喝牛，耕开了地，常常是穿上一件亮红亮红的线衣，单调地来回于对面山上。

　　天无绝人之路，多亏了他的养父王玉德人品好，“拜识”多，十几个“拜识”都是卫儿的干大。村革委会与党支部掌权的几个干大干哥，坐到一搭里合计：卫儿没受过苦，骨膀子太嫩，还是给他换个轻松活儿吧！于是，路遥没耕几天的地，就在干爹刘俊宽的帮助下，当上几个大队联办的马家店小学的民办教师。

　　尽管是在农村当上了个民办教师，但物质上的穷困，精神上的孤独，却让路遥痛苦万分。那时，他与县城里的曹谷溪渐渐隔离，十天半月也难得见上一面了……

　　曹谷溪热衷于文学事业，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起之秀。他以文学事业为重，赏识路遥的才气。他看到路遥才思敏捷，长于推理。曹谷溪曾抽调他到县委通讯组，编辑诗歌油印本。

　　为帮路遥成长，曹谷溪动过脑筋，想过办法，也受过气。1970年的夏季，曹谷溪活动了政工组长，说服城关公社领导，用了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名额，将路遥抽到县革委会通讯组进行培训。名为培养通讯骨干，实际是给路遥创造条件，让他重新在县城端上好饭碗。可一连干了两期(别的青年只准一期)，实在没办法留人了。曹谷溪又与县文教局管文化的干部疏通关系，让路遥以代理教师的身份，进县文艺宣传队搞编创。

　　为了培养路遥，曹谷溪几乎每次下乡采访，都想办法带上路遥，让他开阔视野。当时，全县出名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新胜古、槐树坪、四新树，都留下他和路遥的采访足迹。在那段日子里，路遥的诗歌、小说创作，因受生活阅历所限，也多是这方面的题材。

　　一次，曹谷溪带路遥一起去新胜古采访。曹谷溪背一个“海鸥”照相机，路遥背一个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挎包，两个人骑一个破自行车，没铃，没刹车，也没有后椅架。于是，他俩一个骑车蹬车，一个坐前梁，下坡时蹬轮刹车，互相轮换。走到牛母原，二人就已又累又饿，浑身力竭。碰到一个老汉，坐在桃李子树下，守着树卖桃子。曹谷溪说，要买一毛钱的桃子吃，老汉立刻捧来了一大盆。那时，曹谷溪31岁，路遥22岁，走了半天山路的后生，饿得前脊梁贴了后脊梁，看见果子，就大吃大嚼起来。吃饱了，曹谷溪放下一毛钱给老汉，老汉又数了20颗装到路遥的包里。曹谷溪说：“已经吃不少了，不好意思再装了。”

　　老人说：“桃李树下，吃的算白吃，哪还能算钱？一毛钱应该买20个，给你们带上。”

　　路过张家河，天已经全黑，路遥执意继续向前走。路窄，天黑，手电筒没电，结果把路走错了。扛起自行车，上山下山折腾了几个来回，一直折腾到深夜12点多，要不是老汉搁在挎包里的那20个桃子，恐怕两人早就饿倒在山梁上了。

　　那一次，路遥跟着曹谷溪来到黄河岸边。他们俩站在黄河岸边的石崖上，背倚山石嶙峋的山峰，俯望滔滔不息的黄河，对人生和未来充满了自信和向往。曹谷溪让路遥在一块石崖上站定，自己对好了焦距，把照相机放在对面一块石头上，自己快步走到路遥跟前，相机一闪，自动拍摄了一张二人合照，这张凝聚着生活艰辛而又洋溢着灿烂笑容的合影，记录了他们人生的瞬间画面，也记录了朋友之间的不灭友谊……

　　这一次，曹谷溪的收获是在省报上发表了又一篇通栏标题的大型通讯：《手牵黄河水倒流》，热情歌颂了新胜古人引水上山的英雄业绩。那时候，搞通讯的人，一年能在省报上发一个豆腐块，就是不小的业绩，而曹谷溪却把通栏标题整版文章的战绩视若平常了。

　　路遥的业绩，是把县文化馆《革命文化》的那首小诗，转载在新胜古的黑板报上。同时，乘胜追击，又写了一批新诗。不但有就地取材写出的新诗，还有靠想象和回忆写出的《车过南京桥》与《塞上柳》：

　　塞上狂风紧，

　　黄沙滚滚流，

　　却为何——

　　你身杆长得这么壮，

　　枝叶出得这么稠?

　　风狂雨骤何所惧?

　　永作塞上一棵柳。

　　这是当时通行的诗歌形态，但谁又能否认这诗所含有的作者自己的独特情怀与寄托？曹谷溪读后，一边赞赏一边修改。他说：“路遥，我在文学路上摸了10年，走了许多弯路，你的聪明才智在我之上，我指导你读书，指导你写作，我做你铺路的石头，你踩着我的肩膀上，你一定能超过我。”

　　路遥说：“现在写的这些小诗不行，我想写一首长的，写一首高原抒怀。”

　　曹谷溪说：“你现在想得太大了，这样的诗你现在驾驭不了，诗不应该是泛泛之作，应该有形象思维。”曹谷溪用他知道的词儿教导路遥。

　　再大的天才都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刚出土的子叶总是稚嫩的。路遥当时是初中文化程度，是跟着当时报刊上的流行模式学诗的，当然少不了标语口号。尽管曹谷溪也逃不脱这种历史的局限，但他毕竟比路遥长九岁，不只是年龄，而且包括诗龄，他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磨炼过的文学功夫。在写诗这个行当，自然就做了路遥的启蒙老师，他帮路遥改诗，他与路遥合作写诗。而且，不少诗篇，就是他们两人合作的成果。

　　让曹谷溪烦恼的是，路遥会经常丢失他心爱的书。曹谷溪是个爱书如命的人，当时他是延川县私人藏书最多的人。他的家里不仅有苏俄的《铁流》《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大批著名长篇小说，有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等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各类名著，还有歌德的《浮士德》、海涅的《诗歌集》、惠特曼的《草叶集》、泰戈尔的《飞鸟集》，还有裴多菲的诗选集……在劫后余烬中，他的那一孔宿办合一的石窑洞，简直就是藏宝洞。这对于求知若渴酷爱读书的路遥来说，简直就是像个探宝寻珠似的。他和曹谷溪每次狂乱胡侃之后，都挟着一本名著离去苦读。

　　但是路遥有个缺点，就是爱扔哪就扔哪。这正像他后来穿棉袄一样，走到哪里热了，就把棉袄脱得撂下，离开时记不起再穿，冷得耐不住的时候，才发觉棉袄丢了，就再买一件穿在身上，热了又脱到另一个地方忘了。就这样，一个冬天，他会三件五件地丢棉袄买棉袄。他随身挟带的书本，亦如同他穿的棉袄，在哪里看完，这书就放到哪里，离开后就再也想不起来了。于是，曹谷溪收藏的一本本名著，就这样不翼而飞了。这对于嗜书如命的曹谷溪来说，只能笑在脸上，痛在心里。要知道这些名著，都是他靠着一个个铜板纸币积攒买来的啊！然而，任凭他苦口婆心，但路遥仍然没有改掉这种坏毛病。

　　曹谷溪是个敢作敢为的人。“文革”还没有结束，陕西人民出版社就出了一部诗集《延安儿女歌颂毛主席》。曹谷溪得到了一本，他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脱口说道：“他们，把诗歌糟蹋到了这样的地步：整本诗集全部是标语口号的堆砌！我要编一本，肯定比这一本好。”

　　这岂不是口出狂言？

　　就连曾带领着千军万马文攻武卫的路遥，也对曹谷溪的海口大为惊愕。他用怀疑的口吻嗫嚅地说：“咱尔格编这样的书，怕不行……”

　　当年红卫兵造反时，路遥曾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狂人。为何此时是这么的怯懦？因为路遥知道，文学毕竟是神圣的事业，他岂敢枉加评说？

　　但曹谷溪心中有底。此时，县文化馆的负责人白军民大胆地站了出来，与曹谷溪并肩作战。

　　还有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就是陶正。陶正是一名插队的知青。当年，他是北京清华园里一个有名的红卫兵。来延安插队的时候，别的物什件件都没带，只用军大衣包裹了一个油印机，千里迢迢带到陕北，在插队的地方办起了一张《中国红卫兵报》。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那一张小报不但面对中国，探讨中国的农民问题，甚至面向世界，摘编俄罗斯民歌。

　　上边有人要求干预，县上就不得不遵令执行。任务落实给曹谷溪，他的通讯组组长权力和权威在此时发生作用。

　　他与陶正心有灵犀，惺惺相惜，凭着他的理解和宽容之心，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平息了一场风波。风波过后，曹谷溪还将陶正弄进县城，共举大事。陶正不但参与诗稿的写作、收集、编稿，同时又一次扛来他的油印机，还负责刻写、插图、油印……十八般武艺全上……

　　1972年5月，曹谷溪就这样与路遥、陶正等文友们编辑了一本诗集《延安山花》。先在县内油印，然后就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先后三版，竟然在国内外发行28.8万册。众多的诗篇，洋溢着时代的激情，就像一首首澎湃的歌声，就如多少朵烂漫的山丹丹花儿一样，一下子惊动了当代中国的诗苑，惊动了许多中国文坛的大家。

　　《延安山花》诗集，犹如一束火苗，把一群热血青年的心火燃烧起来，使得当年的小县城变得不安宁了。他们组织诗歌朗诵会，和电影唱对台戏，甚至将婆姨女子老汉娃娃们的激情都调动了起来，让不知诗歌朗诵为何物的山里人大开了一次眼界。

　　日本有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叫安本实。他来延安搜集有关路遥的研究资料时，曾对曹谷溪说，他最早知道曹谷溪与路遥的名字是1974年。那时，在日本，除了能看到中国几个样板戏剧本以外，还能看到的就是这本《延安山花》诗集了，这不能不令人耳目一新。

　　1972年9月，曹谷溪创办了一张名为《山花》的文艺小报，这是继《延安山花》诗集出版之后的又一件大事。当时，全国的众多刊物中，只有极少数是文艺刊物，而且大多发些社论之类的理论文章。

　　那时，在整个陕西只有《陕西日报》上的一个“向阳”副刊，曹谷溪的这一动作，不能不算惊人之举。好在这里的几任县领导，都非常开明。

　　延川的业余作者们也真幸运，不仅有曹谷溪这样的引路人，而且这里的历届县领导都关心这个事业，还有全延安地区唯一的文学杂志账号，又有专门人员的创作组。

　　那时，曹谷溪他们几个人都很团结，都有牺牲精神，虽然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但《山花》编辑部的事，大家总是想方设法地完成。 一时间，《山花》吸引了大批的文学青年。不但把延川的一帮诗歌狂徒聚集麾下，而且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文人骚客踊跃入伙。

　　曾“追求”路遥的第三个“林妹妹”林萱牺牲后，他的母亲又把他的弟弟送到延川来。

　　从此，延川县的《山花》常开不衰。

　　短短几年时间，小小的延川，竟然涌现出了一个优秀的作家群！除了路遥、陶正、史铁生这些全国著名的作家，还有走出延川的《延河》副主编闻频、《宁夏青年报》副总编荆竹、西影短片部总编辑海波、女诗人梅绍静；还有浏阳河、白军民、马槐楠、曹伯植、马进林、姬忠泰、冯山云等在省内外有影响的诗人、作家和文艺工作者；还有之后的文坛新人，像二曹(曹建标、曹京平)的喜剧小品，阳坡的报告文学，黑氏四弟兄(黑建国、黑明、黑建邦、黑建军)的摄影艺术，厚夫(梁向阳)的小说，远村(鲍世军)、李巧琴的诗，张晓燕、白月宁的散文……均程度不同地在区内外、省内外有所影响。

　　延川的这种现象，被中国的文坛所关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人们称之为“山花现象”。

　　1988年第五期《山花》上发表的散文《爱与恨的变奏》被苏联《新星》文学杂志转载。苏联人为何在中国众多的文学期刊中，意外地看中了《山花》上一篇很浓的乡土气息散文，这其中的原因是耐人寻味的。

　　一个交通不便、经济文化历来落后的贫困山区，在短时间里，就涌现出这样一支生机蓬勃的作家、艺术家队伍，显然与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有关。但最直接的关系是，一个有着浓厚文学情绪的“伯乐”—— 曹谷溪，起了相当大的引领作用。

　　曹谷溪是个善于帮助别人的人。这是陕西文坛上下所熟知的，就连她的老母亲都心知肚明。

　　那是2003年，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头脑还依然非常清醒。有一天，她对曹谷溪说，她有一个发现。曹谷溪就问她：“什么发现？”

　　她说：“叫你曹老师的，就是本事比你小，请你帮他干点什么；叫你老曹的，就是本事比你大，或者官比你大，指派你做什么。我发现你总是没完没了地做些什么。”

　　母亲说对了。那年冬天，曹谷溪刚从《延安文学》总编的岗位上退下来，还没出正月，绥德县委书记曹世玉便打电话要他参加《绥德文库》的编辑工作。

　　细想老母的“发现”，这也许是她要儿子永远无条件地去劳作的希冀，她总是要儿子做好别人要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无疑，在曹谷溪栽培的众多烂漫山花之中，路遥是最为耀眼的一朵，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鲜艳。

　　那些日子里，路遥的文学才华也充分地显露出来，县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议论：这小子出手不凡，将来看他创一番世事哩！

　　那时，路遥开始写叙事诗、散文和小说。三百多行的叙事诗《桦树皮书包》，已开始显示了他运用诗的叙事才能，而小说《优胜红旗》，则彰显了他在跌宕起伏的叙事中开始了人物的塑造水平……

　　曹谷溪看到路遥如此巨大的进步，不无骄傲，亦不无惊讶，更不无关切。

　　曹谷溪从报社调入延安地区的创作研究室以后，又开始编办《延安文学》，开始了他又一轮的伯乐相马与甘为人梯的营生，而路遥从此脱颖而出，开始走向全国文坛。

　　后来，陕西省城里筹备《陕西文艺》杂志，女作家贺抒玉和问彬到了延川搜罗作者和作品，曹谷溪把路遥发表在《山花》上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介绍给两位女作家。读过小说，两位女作家十分惊喜，这虽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作品，但它洋溢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受，在假大空、高大全泛滥成灾的时候，仿佛一缕清新之风拂面而来。有限的篇幅里，情节迭宕起伏，人物活灵活现，也许还有一点点不经意间的内在幽默，都使两位女作家对小说的作者刮目相看，她们确定这篇小说一定刊用，也表示这位作者有培养前途。

　　延安大学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申沛昌，到延川开门办学，曹谷溪又把路遥推荐出来接受培训。路遥在读书和写作的同时，搁浅许久的“爱情之舟”又重新起航了。

　　有人曾经问曹谷溪：为什么乐意做路遥成长的铺路石？

　　对此，曹谷溪作了一番耐人寻味地回答。他说：“我祖籍清涧。清涧是产红枣的地方，那里有一句农谚：‘栽枣树，不如砍枣树。’砍倒一棵老枣树，在那棵老枣树倒下的地方会茂腾腾地长出一片枣树林。我就是那棵应该砍倒的老枣树！”

他俩面对三个“林妹妹”

在文学创作上，路遥不断收获着果实和甜蜜，这让曹谷溪感到非常欣喜。但路遥在个人情感上的创伤，仍然让曹谷溪放心不下。曹谷溪就像关爱自己的小弟弟一般关爱着他。曹谷溪惦念着已离开了路遥的林琼姑娘，不断地给她投寄每期出刊的《山花》小报，像放飞一只又一只信鸽那样，向姑娘报告着生活过的小城的最新消息。也许，他还不死心，要林琼与路遥重归于好。岂不知，此时的路遥大有男子汉的豪气：“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他似乎已经是吃了“铁心丸”，断然决定：不续旧梦！

　　事实上，路遥已进入另一个梦境，这是曹谷溪后来才发现的。

　　原来，在通讯组作培训学员的路遥，与曹谷溪同住在二排18号窑洞里，同住一个土炕，共用一个书桌。而通讯干事林达经常来这里与曹谷溪商量工作，路遥自然与她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也许是路遥从林达身上看到昔日恋人的影子，她们有着同样的成长背景与环境，有着大都市青年人的风韵，有着女知青的特殊气质；或者，更多的是因为林达的开朗、诚挚和干练，使得路遥重新燃起了爱情的火花，他开始觉得不断地有话要向这位北京姑娘倾吐。

　　但林达住的是集体宿舍，而他和曹谷溪住的窑洞又门庭若市，在一个古老而封闭的小县城里，少男少女两个人又不能在马路河畔悠闲地漫步。这让路遥感到非常苦恼。

　　遇到了难题，路遥又开始求曹谷溪这个老大哥想办法了。在路遥看来，曹谷溪总是会想出办法的。曹谷溪的二排18号下边一排窑洞前，有一个秘密地方，那就是曹谷溪的照相暗室。一间平房分作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放办公桌，可以作案头工作；后半部分修了蓄水池，通了自来水，安了特殊灯光，可以洗放像片。除了通讯组长曹谷溪本人，谁也不能涉足这个领地。如今路遥求助，曹谷溪想到了这个去处。他把路遥和林达领到这里，开了门锁，等他们进去之后，又闭上门，开始封锁了一个正在进行的秘密。

　　这个暗室，对这个时候的路遥来说，太美妙，太理想，简直就是他的“伊甸园”和“诺亚方舟”。只要林达空闲，路遥就找曹谷溪要钥匙，别人面前不好明言，就写条子递上去，曹谷溪就偷偷把钥匙塞给他。

　　这个暗室中，曹谷溪许多重要的摄影作品都是在这里冲片、显影、定影的，如今路遥与林达的故事渐渐也从这里开始显影。对于路遥来说，那是一个落难公子遇到了京城来的多情公主；对于林达来说，那是一个白雪公主遇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撤销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噩梦，失去初恋情人的痛楚，都仿佛早已经成了过去。

　　路遥曾经失去了一个“林妹妹”，如今又重新得到一个“林妹妹”。两人都是北京女知青，不仅同姓“林”，而且气质、经历等都有诸多的相似之处，还有林达比之林琼更有诗意，她会写一手好文章，善解人意。那一刻，在路遥看来，这仿佛就是天意。

　　然而，爱情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对于林达来说，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她首先风尘仆仆地去了煤城的那家工厂，她要把她所遇到的事件通报给她的好友林琼。林琼一直从曹谷溪每期必寄的《山花》小报上，追踪着路遥的身影，她从那些路遥写的诗文中知道了，路遥已经越过一段泥泞坎坷之路，度过了一次感情危机，重新踏上了另一条充满希望与光明的文学之路，她内心感到十分欣慰。

　　林达与林琼相见之后，两人倾心交谈。林琼在为好友祝福的同时，也为得知路遥因失恋受到的创痛而心怀内疚。夜晚，在与林达同睡的床上，她禁不住偷偷地落了泪。林琼插队在内蒙的女友的真诚关爱，完全是“好心办错事”，带来的故事结局是草率的，甚至是痛苦的。眼下，路遥与自己的好友林达真挚相爱了，这既不是路遥的错，更不是林达的错！这或许是命运之神的安排吧。

　　离开了煤城，离开了林琼，林达还有一桩心事没有了却。那年快过春节了，林达飞往东南沿海的美丽城市厦门，因为她的父母正寓居在鼓浪屿的海岛上。

　　鼓浪屿四周海茫茫，海水鼓起波浪。林达的胸臆间澎湃着一如大海波涛般的激情。她向母亲报告了她与路遥相爱的喜讯，征询母亲的意见。母亲要女儿林达讲讲路遥是怎样一个人？

　　林达滔滔不绝地讲着路遥的才华、勤奋、刻苦、毅力……末了，母亲问：“你讲的都是路遥的优点，路遥有什么缺点呢？”林达一时语塞。

　　母亲说：“你不知道他的所有缺点，就说明你并不很了解他，你们的事缓一缓为好。你得先冷静下来，拉开距离之后再看看。从某种意义来说，只有当你愿意接受和包容他的全部缺点，那个人才能成为你的生活伴侣……”

　　母亲是林达心目中的导师，林达是母亲的孝女，她遵从了母亲的意见。回到工作生活的陕北山城，林达果然与路遥拉开了距离，好久不再同路遥走进那个暗室。

　　旧梦刚刚过去，新梦已经开始，难道他又要失去自己心爱的人？路遥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他哭着对曹谷溪说：“林达不和我好了……”他流泪了，简直像一个受伤的孩子。这是路遥在曹谷溪面前第二次痛哭流涕。

　　曹谷溪安慰他说：“你不要急，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林达不是会突然变卦的人。”

　　路遥哭着说：“这是她母亲不同意，林达听她妈的话……”

　　“没这么严重。”曹谷溪说，“人家娘问得很好，你总不会没有缺点？对一个人的认识，总得优点缺点都了解才行。”

　　男女之间的事是敏感的，尤其是在那个山区小城，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带来轩然大波。果然，周围的人都知道了这个风波，连县团委书记也找曹谷溪说：“林达与路遥快不行了，不行了，咱就叫T诗人上。”

　　T诗人是另一个北京知青。此时，他的诗歌创作与路遥并驾齐驱，旗鼓相当，与林达也算天生的一对。

　　可曹谷溪并不这么认为，他赶紧制止团委书记：“快不敢这样，不是这么回事。”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正在这时，路遥收到了一封从蓝田县寄来的信，写信的人署名林萱，清秀的字迹，表达着对诗的热烈追求，也流露着对路遥的艳羡。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难道路遥的爱情就这么与林家人有缘？这位“林妹妹”还在信中说，“她”在《延安山花》诗集和《山花》小报上读了路遥的许多诗，非常喜欢，非常崇拜，自己也是知识青年，要离开家乡的平原到延川的山沟来插队，接受延安的革命传统教育，也和路遥肩并肩作诗。信末还附了一首小诗《心愿》，请路遥斧正，诗的开头这样写道：

　　几年前，她想做个卫生员，

　　在花裙上套一件白罩衫，

　　那是在霓虹灯下，

　　五彩缤纷的校园……

　　路遥读了信，读了诗，既感动，又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就把信递给曹谷溪。曹谷溪读罢，陷入沉吟：刚刚与一个林琼割断了恋情，又让一个林达拉开了距离，再来上一个林萱横空出世，这不全叫姓林的给搅乱了？ 曹谷溪一展大将风度，指挥若定，对路遥指示：“给林萱回封信，让他介绍本人的全部情况，不许有一丝一毫遗漏，然后再决定你俩的关系如何处理!”

　　林萱自我介绍的回信来了，开头就写道：“林萱，男……”

　　曹谷溪只读了这三个字，原来这是个假的“林妹妹”！于是，他当即举手拍板：“回信，让他来，我们想办法给他办手续。”

　　林萱很快就从终南山下的渭河之滨动身，越过平原和高原，穿过河谷与山沟，来到延川县城，出现在二排18号窑洞里。曹谷溪与路遥见到新来的这个爱诗如迷的同伙，同时失笑了。这是一个膀宽腰圆，魁梧壮实的大汉，一脸诚实，一脸憨厚，他俩当初还以为他是一位柳眉杏眼的妙龄女郎，警觉得如临大敌。

　　林萱被安置在新胜古，一边战天斗地，一边读书作诗，其中有一首儿歌《小白杨》发在《山花》上：

　　院中一棵小白杨，

　　饮着甘露沐阳光。

　　弟弟每天放学后，

　　一边浇水一边唱：

　　小白杨呀小白杨，

　　你和红小兵一起长，

　　白杨盼着做栋梁，

　　红小兵盼着握钢枪。

　　人有旦夕祸福。让曹谷溪和路遥万万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突然飞来横祸，折断了林萱人生的梦想。原来，就在林萱在新胜古入党宣誓的当天，却突然溺死在黄河的浪涛里……

　　路遥生活中出现的第三个“林妹妹”的人生，也就此永远划上了句号。

　　不久，曹谷溪又找来了林达，对她说：“你妈的话很好，但并不是不同意你们谈。我对路遥说了，路遥也同意你妈的话。那你以后就继续了解路遥，爱情的大厦也要建立在坚实的地基上，不能是空中楼阁……”

　　那一年的春节前，曹谷溪回到了妻儿生活着的刘家沟，享受着紧张工作中难得的清闲与轻松。

　　让曹谷溪欣喜的事终于发生了。原来，拉开距离许久的路遥和林达又重新聚到了一起。大年三十那天，他俩骑了一辆自行车，回到郭家沟来了，他们是看望路遥的养父养母的。

　　正月初一，路遥和林达又一同到刘家沟来看曹谷溪了。曹谷溪的心里明白着呢，距离产生了美！这对情侣已经难以分开了。但当着父母的面，他们很难自由自在，而到了友人这里，总会能找他们享受自由的天地的。

　　于是，曹谷溪找大队的干部，把知识青年住过的窑洞收拾打扫了两孔，安顿他们分别住下。然后，就一日三餐地给他们大碗吃羊肉，大碗喝米酒，酒足肉饱之后，就让他们回到窑洞里继续着爱情故事……

　　直到正月初八那天，春节假满，曹谷溪才骑上当初与路遥去新胜古的那辆破自行车，与路遥林达一同回到县城。

　　1978年元月25日，恋爱了六七年的路遥与林达，终于在延川县结婚了。后来他们生孩子了，就用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构成了女儿的名字叫路远，也就是路茗茗。当初，起名路远，是取了路遥的路，程远（林达的笔名）远，路远。路遥常亲昵地称他女儿是远远。

　　可以说，曹谷溪那些蕴含人生哲理的话，对路遥与林达双方重新燃烧爱情之火，无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仁义之君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应该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曹谷溪的写作成就不如路遥的大。但在路遥的文学蒙昧时代，曹谷溪确实是他的启蒙老师。

　　可以说，在那个精神与物质同时匮乏的年月，如果没有曹谷溪那么无私、甚至是全方位的帮助，可能就不会有路遥那么大的文学成就。我想，至少是曹谷溪加速了路遥成为当代中国一流作家的进程吧？更何况，曹谷溪给路遥的帮助并不是用金钱所能衡量的。

　　曹谷溪至今还记得，1982年，路遥的《人生》问世了。它曾在当代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人生热潮”。著名电影导演吴天明立刻决定把这部作品搬上银幕，路遥也用很短的时间就改出剧本。当摄制组全班人马拉到了陕北甘泉县时，正在这里出差的曹谷溪与路遥见面了。

　　那天，路遥问曹谷溪对作品的看法，曹谷溪不慌不忙地说：“开车的司机告诉我，路遥写得可好了。”

　　路遥问：“怎么好？”

　　“他说，巧珍说出了所有女人想说而又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曹谷溪继续卖关子。

　　路遥急切地问：“什么话？”

　　“巧珍说，我看见高加林比我大、我妈还亲。”

　　听到这里，路遥咧开了嘴“哈哈”地笑了起来。

　　电影中有一出“巧珍出嫁”的场景。对于这样的陕北婚嫁风俗，吴天明搞不懂，他就去求教曹谷溪。曹谷溪从小就在陕北山窝里出生、长大，又在这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对于陕北的婚嫁风俗可谓了如指掌。他说：“哇喔哇，咚咚镲，迎得新媳妇背坐下。”

　　吴天明拿出本本记，问：“背坐下是什么意思？”

　　曹谷溪告诉他：“把新媳妇引回来要叫背对着门面朝着墙坐，不然的话，不吉利。”不等吴天明再问，他又说：“姑不引，姨不送，妗子引的是黑枣棍。”

　　“这又是什么讲究？”大导演吴天明顿时蒙了。

　　“那是说，夫家的姑姑不能当嫔相去迎亲，娘家的姨姨不能当嫔相去送亲，夫家妗子也不能去迎，不然的话，就迎来一个像烧黑了枣棍似的丑媳妇……”

　　吴天明哈哈大笑：“真的要是把这些弄错了，引来的巧珍可就丑得成了问题。”他转身问路遥：“这些你懂不懂？”

　　“我懂不了这么多。”路遥甘拜下风。

　　吴天明对曹谷溪诚恳地说：“我聘请你做这部电影的民俗顾问。”

　　“不用聘。你们省里一个蚊子也管我们地区三个苍蝇，需要什么尽管问。”接着曹谷溪又讲七引八送，迎亲时的嫔相只能是单数，送亲时的嫔相必须是双数，还有如何铺毡，如何拜堂，甚至如何闹洞房，都一一备述。最后曹谷溪说，“关于出嫁，我说的够用了。不过，再说多少，也免费。”

　　这当然是笑话。但在陕西文学界，曹谷溪的“仁义”是有口皆碑的。

　　当年，在延川二排18号窑洞里，路遥贮留的那些记忆，却不时在自己的作品中出现。就像曹谷溪讲给路遥的“我给你像公家一样过星期日”的话，变作了《人生》中巧珍讲给高加林的话一样。路遥日后的小说中，许多当年在窑洞里不经意间的一笑一颦、一言一语，都成了活的情景再现。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所写的中学生背砖受苦的情节，就是曹谷溪的经历……

　　《平凡的世界》问世了，陕西省政府为路遥特地召开了嘉奖大会。曹谷溪作为书中其次要人物诗人贾三的原型，为路遥的新成就到处奔走相告。这一次，他自然来西安参加了路遥的嘉奖大会。

　　会后，二人来到省作协的平房大院，那是路遥在写《平凡的世界》时经常小憩的地方。那里有石榴、玉兰、丁香、腊梅等花草，但那个季节，玉兰花、丁香花已经开过，石榴花正开得如火如荼，腊梅花才孕育花蕾……

　　本来，路遥邀曹谷溪坐在枯木上，是想在这个避静的地方说说闲话的。可是，他们刚刚坐定，就有一溜一串的少男少女来追逐，拿出一本本笔记求路遥签名。

　　路遥一一签过之后，打发走了这批慕名者，趁着又一批慕名者未来之前，就对曹谷溪说：“你看尔格把我欺侮得没个盛处，咋，咱快走。”

　　说着，他拉了曹谷溪，快步出了东门，在一家无人认得的小饭馆里请友人吃灌汤羊肉包子，然后又一起躲进环城公园的浓荫下，细细地攀谈起来。

　　这一次，路遥再次动起了真感情。他想起来曹谷溪把老娘和妻子儿女从他们共同的家乡带到延安城里，过上了稳定的城市生活；想起了20年与曹谷溪一同经历的风风雨雨……

　　他拉着曹谷溪的手动情地说：“谷溪，你就像咱们陕北黄土山坡上的一卜菅草，个儿不大，叶子不美，色彩灰暗，也不开俏丽的花朵，但根扎得很远，生命力极强。即使掏出来在太阳地里晒上三天，只要埋到土里，下一场雨，又生叶扎根，固定着不让黄土流失，维护着黄土里的马茹茹山丹丹蓝花花金豆豆一拔一拔地开放……”

　　路遥说这话时，曹谷溪的眼里却是热辣辣的，眼镜片后边闪烁着晶莹的光。他说：“我是个平凡的老百姓，就做这么些口么鸡关门的打杂事，能让别人冲到前边就很满足。你还能记得咱俩去新古胜采访时，我在路上给你说的话吗？”

　　“什么话？”路遥问，“你在那个窑洞里说的话很多，不知你如今指的哪一句？”

　　曹谷溪说：“我说过，你的才能比我大，我做你的铺路石，你踩着我的肩膀上……”

　　“这话太绝对。”路遥打断曹谷溪，“不能说我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比你才能大。比如写诗，后来，我感到诗歌这碗诱人的汤水不适合我的脾胃，就改行涂抹起了小说，但你一直痴心不改，始终热恋着你的缪斯……我当时要写黄土高原抒怀，至今都没写出来，而你就写出来了，写成了《啊，这个海》：

　　啊，这个海，

　　好气派!

　　千重峻岭望不断，

　　万架大山并肩排，

　　山似涛啊，岭如浪，

　　波涛滚滚天际来……”

　　路遥说着说着，就朗诵起来。

　　“不要取笑我了，你是不写诗了，要是写，我哪里是对手？我给你讲诗的时候，只知道个形象思维，连个意象都解不开，就只会个比喻和押韵，还因为咱这陕北土音把韵都押到半坎坎上了。”

　　路遥沉思片刻，接着说：“我说得是真的。你后来显然不满足于初期的山歌野调，试图用自由度更大的歌喉，唱出对生活更丰富的感受。溪水奔涌出狭小的山谷，开始在较为宽阔的河床上流淌。我甚至有一种河流突然改道的感觉，听见某种宏大的声势在你诗歌的河流中喧响。”

　　曹谷溪说：“那时我也没有想到你是未来的茅盾奖的获得者。你让我这个朋友觉得骄傲，你日后还不知道要怎么惊天动地……”

　　“一切都已经在昨天结束了。我想未来我写作的精神自由度会更大一些。这个奖与其说是一种收获，还不如说是一种解脱。”路遥自言自语似的说道：“对作家来说，所谓现实，同时也就是未来，也就是历史。因此，必须有更具深度的思想，才有可能进入真正有价值的劳动。”说着他抬起头，对着城墙上遥远而深邃的夜空凝视，灿烂的银河已横陈在头顶，无比的绚丽，他忽然对着曹谷溪背诵他在北京领茅盾奖时的讲演词：

　　“……人民生活的大树常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因此，对我们来说，今天的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是终点，而应该是一个新的起点……”

友情，胜过金子啊

曹谷溪和路遥都出生在陕北的清涧县。

　　清涧有一座独特的山，叫九里山。这山方圆九里，一道梁上突兀起几个峰峦。早年，每座峰上都建有神庙，供奉着各路神仙，如菩提树下成佛的释迦牟尼，著《道德经》的祖师爷老聃，出五关斩六将的关云长，都在这里有自己的庙宇，享受善男信女的香火。

　　在残破的窑洞式门楼的二楼上的关帝庙里，人们走进关帝庙，除了看到楼里红脸长髯的关云长塑像外，还可以看到门框上贴有两副楹联。一副是写尽关羽威镇华夏业绩的，叫“兄玄德弟翼德立斩庞德，出荆州破冀州威震徐州”。另一副是写尽关羽赤胆忠心的操守的，叫“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

　　可以说，这两副楹联淋漓尽致地表述了关羽的人格魅力。其实，关羽的威望和德行，在两千年的悠悠岁月中，流传不衰，有口皆碑。尤其是他的重义气，重友情，至今为人楷模。

　　令人惊奇的是，就在清涧九里山下，还有两个方向流出两泓清水。一条向北，叫作淮宁河，经过石嘴驿，从路遥出生的王家堡村头流过，蜿蜓曲折，注入无定河；一条向东，是条无名河，经过郝家土焉，从曹谷溪出生的郭家嘴村头流过。两条小河沿途汇纳条条溪流，水量越来越大，形成一个个深潭，奔腾而去，滋润两岸的生灵……

　　当人们站在九里山顶的关帝庙前，远眺那千沟万壑中青杨柳树笼罩的王家堡，远眺那枣树林子拥抱的郭家嘴，联想起这“德兄德弟”“龙师龙友”的楹联，简直让人感慨万千。

　　作家晓雷在撰写《男儿有泪》时，就曾到九里山做过实地考察，且作了非常精彩的意用。

　　为什么同属一片贫瘠的荒山野岭，相距不过30华里，既出生一个诗人曹谷溪，又出生一个小说家路遥？为什么穷苦的生活逼使他们离开这同一片出生地的清涧，却又落脚到了另一片相隔一条山的延川两道川？为什么曾经势不两立的“敌人”却因“文学”二字让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这难道是上苍的安排？

　　曹谷溪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世界上有许多东西非常珍贵，比方金子，比方宝石。我的父辈不曾见过，我自己也从未拥有，但生活依然。倘若，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没有友谊，他恐怕就难以生存，即便得以生存，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大了。由此看来，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金子，不是宝石，是朋友和友谊。”

　　这是曹谷溪对朋友和友谊的理解。

　　有一回，曹谷溪到医院看路遥。路遥问曹谷溪：“谷溪，你说‘组织’是个什么东西？”曹谷溪难以回答。

　　路遥说：“组织是‘五分钟’”。

　　曹谷溪说：“你瞎说甚哩？”

　　路遥解释说：“我得了乙肝，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省委副书记白益民来医院看过，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来医院看过。于是，比他们小的文化官员或者地方党政领导也就礼节性地到医院来看我。他们不敢和我握手，不敢在我的床边接触，连椅子也不敢坐一下，好容易熬过五分钟，撂一句话给我：路遥，有什么事，你叫小张来找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现在，喝一口水，吃一口饭，上一回卫生间，都得让别人帮忙。帮助我的人都是朋友！”

　　这是路遥对朋友对友谊的见解。

　　路遥病逝之后，曹谷溪老伴非常惋惜地对他说：“要是不转院到西安，也许不会这么快就走人。”

　　曹谷溪说：“为什么？”

　　她说：“西安的吃喝不如延安。”

　　记得有一天上午，路遥就吃过六种饭。曹改萍送的是莲子汤，王克文送的是洋芋馇馇，还有谁送的是“抿夹”，但是路遥尝上一口就不吃了。不吃饭怎么行呢？曹谷溪的爱人又给他煮了一小碗延川的红枣，他吃了六颗。多吃一口饭，就增加一点儿营养，也就增强一点儿抵抗病毒的能量。

　　在延安，路遥的朋友多，这种饭吃不对，再做另一种，变着花样让他多吃一点饭菜。西安的城市大了，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像老家里这样。所以，曹谷溪觉得他老伴说得不无道理。

　　早在1969年，曹谷溪就开始认识路遥了，他们之间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延川时代”，路遥好像就是曹谷溪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路遥忌讳与生人一起居住，但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却与曹谷溪合住一孔窑洞。

　　路遥看来，曹谷溪是个情深义重的朋友。而路遥呢？他自己是一个“事业型”的人物。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很高的人生目标，他对这个目标的挚诚追求，几乎使他忽略了自己的亲情、友情中的许多事情。

　　路遥常常要朋友为他办许多事情，可是他自己却不大乐意为朋友办事。

　　记得有一次，他的胞弟王天乐写了一首诗歌请他看。他说：“谷溪比我看得好。”

　　给业余作者看稿子，实在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曹谷溪的一生中，在这件事上就耗费了许多精力。而这恰恰是路遥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他对文学事业的追求、执着简直到了懒于与人谈文学的地步。

　　这里有一封1980年2月22日路遥给曹谷溪的信，这是2011年曹谷溪听说路遥的母亲逝世后，为了表达对这位母亲的怀念，专门贴在自己博客上的，但特地加了说明不能转载这封信。但曹谷溪特允许笔者可以转载此信的原文。本人特将此信录用如下：

　　谷溪：

　　新年好。

　　上次写给你的信，想必年前已经收读了。你也不回信，不知近况如何。关于明年招工一事，看来大概只招收吃国库粮的。农村户口是否没有指标？详细情况我还不太了解。国家现在对农民的政策具有严重的两面性。在经济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广义上的文化——即精神文明），最起码可以说顾不得关切农村户口对于目前更高文明的追求。这造成了千百万苦恼的年青人，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构成了国家潜在的危险。这些苦恼的人，同时也是愤愤不平的人。大量有文化的人将限制在土地上，这是不平衡中的最大不平衡。如果说调整经济的目的不是最后达到逐渐消除这种不平衡，情况将会无比严重，这一状况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示出。

　　我深知道在这种背景下安排我们的事情会有多大难处。我感到不安的是我不在延安，不能很好有效地和你一块为这些事奔波。我信任你，但深知办这些事的困难。你只尽你的努力办吧，即使弄不成，这也没有什么。我知道，即就有一点成效，你也会是花费了很大工夫才达成的。因为我知道办这些事的“真情”。我当然希望听到好消息，同时又觉一切都很暗淡。

　　还有一件事，我只想告诉你一下。你给我的一封信被我弟弟偷看了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妈说：“不知为什么，曹谷溪好像和我哥恼了！”我妈马上急得要昏死过去（这是一个严重神经质的母亲），她说“这是她害得”，接着说了她和你“诉过一次苦”的事，说她实际上也并没什么，当时只是想家和情绪不好，想对别人说说，心里好受一些，说这是她的“毛病”，对我父亲她也是这样，想不到这下“咋把事情弄坏了！”说“曹谷溪和你哥恼了，肯定再不管天乐的事了！”说“她把我们弟兄害了”等等，头在墙上直碰。事情闹到如此糟糕的地步使我十分痛心。我了解我母亲，她和你母亲不太一样，比较任性，从小时候起就爱感情用事，我妹妹死后，神经挫伤严重，经常为一些小事就精神紊乱。这把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除斥责我弟弟以外，只好尽量安慰她，告诉她我和你的关系不会因这事就断绝的，天乐的事他也不会不管，并且假拟了一封你给我的友好的信，给她读了一遍，才算把这事稍微平息了。她执意要找你解释，我硬劝说才算罢休，我怕她见你后，精神肯定要错乱的。

　　为这些事，我是极其烦恼的，一般家庭事很容易酿成重大悲剧。在这纷乱情况下，我除了尽力解决好以外，总还得要干事的。你可能又说我“残忍”了，不，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是应该考虑他们负的责任是诸方面的。请你相信，我对母亲在内心上和形式上的孝敬并不比你差。但同时，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妻子的关怀是欠缺的，你比她享的福多，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但我并不因此就认为你对妻子的爱就是不深的，而她也并没有过着“非人”的生活。也请你这样理解我吧！

　　这事从此我不再和你谈了，正像俗话所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的近况如何？最近写什么了吗？我认为，既然你到了文创室，那么就意味着你要把今后的事业放在文学创作上，因此你的意识及其活动的主要基点应放在写作上。大量的写，碰破脑袋的写，不管能不能发表。应该具有高目标，而不要追求红火一时，这个出发点对于搞大事业的人来说是至关紧要的。

　　我是准备长期忍受默默无闻的。去年正式刊物发了四万字的东西，今年打算最起码不少于这个数字。我手头有十万字的稿子，等孩子一有着落，就准备修改陆续发出去。目前我正在写我的第二个中篇，共十章，已写完三个章节。最近因安抚孩子，暂停下来了。已寄出几个短篇，第一个信息已回来，就是你所攻击的《买票》，贵州《山花》月刊准备用。这是今年飞回来的第一只“信鸽”。我打算天暖后，见机再回一趟延安，我在这个城市的创作情绪时常是最好的，到时我们再一起逛荡吧！

　　请你给我回信，并转告张弢的近况。

　　关于目前的政治气候，想必你已从公开及私下里弄清了内涵。

　　祝你及全家康安！

　　路遥

　　2/2

　　可见，此时他们之间的感情之深。

　　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几年里，他几乎脱离了家庭，脱离了社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

　　陕北，这块古老的土地，北斗七星照耀下的这块苍凉的北方原野。自古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是多民族交融区域。

　　童年对路遥来说简直不堪回首。1949年12月3日，路遥出生在陕西榆林地区清涧县的王家堡。他有4个弟弟，3个妹妹。他七岁时，父亲把他送到延川县的郭家沟他的伯父家中。

　　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路遥穿着破烂的衣服，和父亲一路上要饭吃。到伯父家后，路遥知道父亲是要把他扔在这里，但他假装不知道。

　　那天，父亲对他说，要上集去，下午就回来。他知道父亲是要悄悄溜走，他一早起来，趁家里人不知道，他躲在村里一棵老树后，眼看着父亲踏着蒙蒙的晨雾，夹着包袱，像个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

　　伯父伯母一生没有生养，他们把路遥视为亲生的儿子，宁愿自己不吃，也不能让路遥饿着；宁愿自己受冷，也要路遥有穿有戴；不管自己要承受多大的困难，也要供路遥进城上学。

　　路遥在完小和初中阶段，备尝艰辛。家里粮食不够吃，公家每月救济二十斤玉米，伯母一粒不剩地安排给他交上灶粮。伯父拖着病体还得参加集体劳动。缺工是万万不敢的，要罚口粮，吞糠咽菜也得让他吃上。唯独苦了伯母，只得提上筐子，拄着打狗棍，沿家到处乞讨。他的伯母是个要脸面的女人，附近熟人多，撕不开面子，便和一位姓梁的妇女结伴，鸡不叫起身，急行五十里，赶往延长县。那里人生，谁打发上点，就吃，不打发也没关系，人家又没欠自己什么。可也有些人家，不打发，还让孩子笑骂：“寻吃的，讨吃的，老爷屙下你吃去。”甚至授意狗追赶。她们是要饭吃的，有的是时间，就吃饭时得抓紧点，争取多跑几家。饭前饭后，去也白搭，遇有好心人，给掰点蒸馍，他的伯母就像摆地摊似的，晾干，装入布袋，快满时便往回运动。远离当地讨饭，既不给路遥丢人现眼，还能给他带回点干粮。

　　在路遥被罢免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回到郭家沟时，他多亏了伯父王玉德的人品好，“拜识”多，十几个“拜识”都是路遥的“干大”。村革委会与党支部掌权的几个“干大”“干哥”，坐到一搭里合计，王玉德就这一个小子，要照护哩，怎么个照护，让他教书。可是，在伯父老人家病危的时候，路遥竟然未能给他送上一碗水喝，他的伯父病危时，想见他一面，但他却脱不开身；伯父病逝了，路遥不能前去料理后事，委托胞弟王天乐全权代表他去办理丧事……

　　在他老人家的黄土坟前，路遥未能焚烧一张纸钱……

　　作为儿子，应该说路遥没有行孝！

　　有一次，路遥来延安，他的父亲领了好几个亲戚叫他办事。他的父亲对他说，在困难时期，某某给过咱家五升高粱，是咱家的救命恩人，现在他儿子有个什么事，你得给办了；某某是咱的什么亲戚，亲情关系可近哩，他们家有个什么问题，也要解决了……有要求调动工作的，有要解决户口的，还有打官司的，人们对路遥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许多要求。

　　所有的当事者对上述问题的提出和结果，始料未及。

　　路遥想不到，给他出难题的竟是自己的生身父亲；路遥的父亲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连一点儿面子都不给；满怀希望找路遥办事的人，更想不到：名声如此大的路遥，竟六亲不认，甚事也不办！

　　路遥对这一切突然“遭遇”，束手无策。他跑到市场沟山上曹谷溪住的窑洞里，漫无目标地发了一通牢骚。

　　有谁理解路遥的苦衷呢？

　　但曹谷溪却认为，如果路遥把该办的、不该办的事情都办了，路遥还是路遥吗？

　　曹谷溪啊，曹谷溪，你这是多么地理解路遥啊！

　　路遥的人生有你这样的朋友，有你这样的“知音”，是何等地幸运！又是何等地自豪啊！

在路遥最后的日子里

那是1992年的8月，路遥再一次回到了黄土高原。

　　可是火车到站了，而他却衰竭在车厢里站不起来了。他被朋友们架起来，送到延安地区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他的肝硬化已经使肝的形态变成锯齿状，而肝腹水已经让腹部变成了橡皮水带。这简直是一声晴天霹雳，让路遥的眼前变得山崩地裂。

　　1992年8月6日，路遥因肝硬化被迫住进了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其实，他在几年前就患了乙肝。他在病痛中坚持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任务，还完成了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肝硬化，那不是一下就硬化了的，他一直顽强地与疾病斗争，并坚持在病痛中创作，在病痛中去完成《路遥文集》的编辑与出版的工作。

　　当然，患病后的路遥，对自己的生命更为珍惜。他曾在柳青墓前有一张留影，他一直担心自己也像柳青一样，长篇没有写完就病逝。长篇写完，可是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与陈泽顺商议将《延河》扩版为大型文学期刊；要曹谷溪在延安为他准备一孔窑洞。七月份，他在那儿住一个月，运筹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实在不愿意去见马克思，他实在不愿意告别属于自己的这一个平凡的世界。

　　一听说路遥刚住进医院，曹谷溪马上就去看他。一见面，路遥就嚎啕大哭。那撕心裂肺的哭声，摇天撼地，往昔铁塔似的一条汉子，转眼间就变成一个受了莫大委屈的孩童。他一边哭一边说：“谷溪呀，我咋是完了，老天爷拦腰把我砍断了，我的病，你不知道，很严重，这一回怕是不行了……”

　　他又一次当着曹谷溪的面委屈地哭了。他说：“谷溪，我完蛋了。” 曹谷溪说：“怎么会呢？你的病没有那么严重。”路遥原来以为自己患了“肝癌”，可通过反复地检查，化验证实是“肝硬化腹水”。

　　曹谷溪又一次到了路遥的病床边，他拉起路遥变得枯干的手，那掌心是点点红痕，这是朱砂掌，是不祥之兆。曹谷溪强忍悲痛，努力用平静的口气说：“路遥，我有一个想法。咱们延安医院小，条件不如大城市的大医院，要不我们转到北京或者上海去，人家的设备、医生强，我看转到大城市，治疗得会快一点。”

　　路遥说：“我对延安的医院作过考察，这里的药物、医术，以及医疗设施，就可以治好我的病。如果延安治不好，别说送到北京、上海，就是送到联合国也治不好！我这是传染病，如果送到西安传染病医院，那里离三兆火葬场最近，我一死，人家就把我拉去火化了……如果死在延安，你和高其国一定会钉一口棺材，把我埋在黄土山上（高其国是路遥在延安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路遥在他生命里程的最后几年里，最惧怕的就是死神的来临。因为，他与曹谷溪见面时，时不时地会把“死亡”这两字挂在嘴上。

　　曹谷溪记得，当路遥真切地感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他竟像孩子般地幻想着另一种奇迹的发生，甚至幼稚到一种自我欺骗的地步。就在他病逝之前，远村领曹谷溪到西京医院去看他。路遥见曹谷溪来了，非常高兴。他说：“谷溪，我现在能吃饭了，睡眠也好了。”曹谷溪说：“是的，我看你的气色也确实比以前好多了！”

　　这是安慰的话，应酬的话，也可以说是相互蒙哄的话。曹谷溪心中明白，他的病就从来没有好转过：在延安住院时，每天下午还可以到院子里散步，离开延安的时候，不能到院子里散步了，但是还可以自己到卫生间里去。现在，连卫生间也上不了啦，连九娃（路遥的小弟弟）都知道，他的病就没见过好转。

　　每想起这些，就叫曹谷溪痛心。路遥的病情一天不如一天，身体也一天比一天衰弱。

　　老实说，那些日子里，曹谷溪每次都是强作笑脸去看路遥，回到家里总是暗自伤心。

　　那天，曹谷溪对妻子说：“路遥怕是不行了，现在他想吃甚，咱就给做甚。”

　　于是，他俩变着样儿给路遥送饭，洋芋擦擦，陕北钱钱饭，羊肉饸饹，荞面抿尖……凡是路遥喜欢吃的家乡茶饭，他们都送。

　　但是，路遥的饭量越来越小，甚至开始厌食绝食了。

　　花样儿变完了，曹谷溪忽然想起延川家乡的大红枣。他让老康把枣煮得烂烂的，端了一碗放到路遥的病床边，路遥的情绪显得兴奋，似乎想起在二排18号窑洞吃枣的情景，拿起一颗枣填进嘴里，有滋有味的咀嚼着，仿佛在咀嚼往昔的岁月，咀嚼他们吃着红枣写着红枣的日子……

　　那次路遥竟然吃了6颗红枣，这鼓舞了曹谷溪。因为，这是路遥在那段日子里一个新的食量纪录。于是，曹谷溪询问路遥：“还想吃甚？我去弄。”

　　路遥想了想说：“想喝莲子汤。”

　　莲子汤？莲子汤是什么？

　　曹谷溪虽是炊事员出身，做惯了熬洋芋火炖白菜，但对“莲子汤”这玩艺却就是不了解。曹谷溪打听了许多人，这才搞清楚，那是南方人的食谱。曹谷溪想，路遥喜欢莲子汤大概是受了祖籍闽南的林达影响？可如今林达不在延安，只好由他操办了。

　　曹谷溪终于寻到路遥曾教过的一个女学生，她会做这种汤。这位女学生，弄来了南方出产的莲子和银耳，开始精心烹制，但还缺少百合。怎么办？

　　这时，曹谷溪想到了市场沟“梧桐园”前那株珍贵的花朵。那是他去甘肃开会时，一位河西走廊诗友送他的。花的根部包着泥巴，又用塑料布裹起随他坐火车坐汽车，经过几天几夜带回延安栽在垴畔的。春风秋雨，夏日冬雪，他精心护养，这才灿然开花。曹谷溪一直视这花如同心肝宝贝。现在病中的路遥要喝莲子汤，缺的就是百合，曹谷溪没有丝毫犹豫，挥起老镢，就毁了那株心爱的友谊之花……

　　百合莲子汤，做得色味香俱全，精致而新鲜，热腾腾送到路遥床边。然而，此时想喝这种汤的路遥，却只是颤微微拿起调羹搅了搅，一口没喝，又放下调羹，他无奈地摇了摇头，一丝抱歉的苦笑定格在那混浊的眸子中。看到如此情形，曹谷溪几乎五脏俱焚，肝肠寸断……

　　路遥的病情继续恶化，让平日沉稳的曹谷溪变得越来暴躁。有天上街办事，碰见有人卖黄米摊黄，曹谷溪给路遥买了两张放在家里，他爱人康秀珍和孩子们并不知道，分着吃了。没想到曹谷溪竟然当着客人的面，大声训斥妻子：“你们怎么学得这么嘴馋？”

　　几十年，爱人从没见过丈夫这么粗暴地对待自己，感到非常委屈。爱人老康后来才知道，其实，曹谷溪的“粗暴”，是他对路遥的病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省里来了电话，说路遥不光是延安的路遥，也是陕西和全国的路遥，要把路遥送回省城，换一个更好的医院治疗。

　　平日，曹谷溪尽量阻挡人去医院看路遥，觉得人去的多会对治疗造成干扰，也怕那些感情脆弱的人控制不住情绪，让路遥看见受刺激。现在要把路遥往西安转送了，他意识到，这也许是路遥与延安的亲朋好友和父老乡亲最后一次分别，就暗暗地传话，让很多能来的人都到火车站送行。

　　深秋的陕北，秋风萧瑟，寒意飕飕。那天清晨，延安火车站广场前，非常隆重，大大小小的车辆无声地驶过延安的条条街道，全都汇集到了这里，父老乡亲们都怀着沉重的心情为路遥送行。

　　火车站广场上，病床上躺倒一个月的路遥已无法行走。车站打开了月台大门，人们簇拥着路遥坐的小车，涌到站台，又眼巴巴地看着人架着路遥进了车厢，路遥强挣扎着身子倚在车窗口，深情地巡视窗外的群山和送行的人群，他的手在窗口无力地摇动着，眼噙泪花，脸上的笑容是那么凄惨。是啊，他的神情是那么依恋，那么无助悲凉。

　　挥挥手！挥挥手！送行的人们不停地重复着。

　　那一刻，列车缓缓启动了，渐行渐远，曹谷溪背转身子，卸下他的那副宽边眼镜，掏出手帕，擦拭那早已不知不觉间涌出的泪水……

　　省城不断传来路遥在医院里病危的消息，曹谷溪的心就像一块石头整天在半空里悬着。

　　曹谷溪预感的事迟早都将发生，他一直寝食难安。路遥让他把他俩在黄河畔拍摄的那张合照翻出来，重新洗印放大，制作了镜框，带到路遥在西安的病床边。

　　路遥躺着，双手举起那个镜框，对昔日笑着的自己咧开嘴笑了：那时，他们是那么年轻，居然能骑上自行车翻成百里的山路。对着照片，路遥仔细瞧着。看得出，他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喜悲之中。

　　此时的路遥已经基本停止了进食。说是一顿吃三条指头长的鲫鱼，其实，那只是筷子把小鱼夹起来放在唇间抿一抿，然后再放回碗里。也许是预感到死神的临近，更增加了对生的留恋，也许是不忍让胜似兄长的曹谷溪为自己即将离去而悲伤，路遥只得强颜欢笑，说是在西安治疗了一段时间，比在延安感觉好多了，他肯定能重新站立起来……

　　听着这些话，曹谷溪简直如同柔肠寸断、撕心裂肺般地难受。

　　1992年11月17日晨8时20分。一个让许多人都不愿看到的时刻。

　　听到路遥诀别的噩耗，曹谷溪正在黄陵县采访，即使出现了电视新闻，他也不愿意相信，即使电话中已经接到了讣告，也不愿意相信。

　　哀乐声声，泪雨如飞。

　　他和高其国一起赶到西安，面对长眠着的生死之交路遥，面对着一场最不堪忍受的生离死别，面对排列了几百米长的花圈和挽幛，面对林达在遗体前的长跪不起，面对路远手里拿着的生日卡片……

　　曹谷溪悲痛欲绝，无拘无束地嚎啕大哭，那积蓄已久压抑在心中的悲痛，一如呼呼山风、滔滔海浪，尽情发泄……

斯人已去情未了

“如果死在延安，你和高其国一定会钉一口棺材，把我埋在黄土山上。” 路遥死后，每当曹谷溪想起来他在延安病床上的嘱咐，总是寝食难安。

　　是的，朋友和友谊是只有开头，永远不会有结尾的。

　　曹谷溪说：“1969年认识路遥，我们之间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路遥病逝之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为了让路遥魂归故里，曹谷溪一直惦记着。原陕西省政法委书记、路遥生前好友霍世仁，也找曹谷溪说这个事。他说，路遥的骨灰不能一直放在西安，这个事儿咱不管谁管？铜川市政协主席张史杰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曹谷溪正在西安，为了路遥的事，他打电话让曹谷溪到“芷园”见他。曹谷溪说，霍世仁也对他讲过类似你的想法。张史杰就说，那就把霍世仁接过来一起谈。

　　那次是省政协开会，延安市政协主席冯文德，榆林市政协主席赵兴国，也都是路遥的生前好友。于是，曹谷溪他们五个人在芷园的客房里，召开了一个民间小会。议定：他们这个组织叫“路遥纪念馆筹委会”，他们五个人都是成员，推举延大党委书记、校长申沛昌为筹委会主任。

　　回到延安，曹谷溪马上就向申沛昌通报。申沛昌曾是当年延安大学的中文系领导。当年，申沛昌慧眼识英才，为了路遥的录取，是冒着风险拍了板的，可谓与路遥有着特殊的感情。听了情况后，申沛昌说了两句话：“办路遥的事儿，我热心；与这几个人一起共事，我放心。”

　　此时，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通过文艺处的王兰英同志，为曹谷溪带来口信：要他们就重新安葬路遥之事，打个报告，宣传部解决一点儿经费。

　　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说来容易，做时难”。重新安葬路遥这件事情，尽管一路“绿灯”，其实，做起事也非常麻烦。像征求路遥亲属的意见，墓地的选择，设计和施工等等，都是非常具体的，必须一件一件去落实。

　　当时，曹谷溪还在《延安文学》总编的岗位上。本来就是“超负荷”运转，而这些社会工作，又不能不做。记得有一次，要腾出一上午的时间去延大办事，头一天晚上，曹谷溪加班到第二天的凌晨三点钟。

　　曹谷溪说：“感谢许多朋友对我的信任。我觉得一个人能够为别人做一些事情也是愉快的。我这个人，一辈子不说吃亏，不说吃苦，不说委屈……”为此，他曾在一首“致老妻和孩子们”的诗中写道：

　　对于我的死亡，

　　不要悲伤，不要哭泣；

　　我无怨无悔地走了，

　　像一颗成熟的种子，

　　从上帝的指缝滑落……

　　为了重新安葬路遥，曹谷溪先后奔走了三年。

　　他踏勘了延安的山山峁峁，最后在延安大学背后的群山中选中了一架山梁。这是有名的杨家岭上一座无名的山岭，东靠杨家岭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望中央党校所在地的凤凰山。山脚下，杏子河与西河交汇，形成的那条著名的延河款款向东流去。

　　此山由三道梁组成，与清凉山连成一个脉系。路遥的骨灰被安葬在三道梁的中间一道梁上，墓冢是用清涧的青石砌成，墓前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的王巨才题写的“路遥之墓”的黑色石碑，碑石与墓石全部由他的出生地清涧运来。“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这是陕北的特色，是被信天游一直传唱着的，也是路遥生前最赏识的。

　　墓地的山坡上有一片翠柏，墓前有两棵青松，整个山坡种植着白杨、核桃和陕北的各种杂木野花。曹谷溪还托好友从陕南西乡运来了两棵白皮松栽植墓旁。此树是路遥生前特别喜爱的，他原打算移来两棵栽到陕西作协的大院里，但这个愿望没来得及实现，他便作古了。曹谷溪却要在他的身后，继续实现他的愿望，不仅让他回到了他无限爱恋的生他养他的故土，甚至要满足他对两棵白皮松的喜爱。

　　可以说，是曹谷溪让路遥与生他养他的陕北高原真正融为了一体。

　　这座安放路遥骨灰的山梁被曹谷溪起名为：文汇山。

　　当年，路遥在这座山下的大学里读书时，饱览古今中外名著，构思他人生和事业的未来宏伟蓝图。今天，他的魂灵回归到了这里，可谓梦圆人生，辉映黄土高原！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晓雷是路遥与曹谷溪的共同朋友，他曾冒着严寒，参与了路遥骨灰的重新安葬仪式，并撰写了一副长联铺在这面黄土山坡上：

　　君去矣，历经三载寒暑，依然置诸平凡世界；

　　绩在也，荟萃五卷文章，永远存留辉煌人生。

　　即使路遥逝世多年，2017年延川县在路遥纪念馆树塑像时，已是耄耋之年的曹谷溪，依然四处奔波。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盛夏季节，烈日炎炎，他打电话告诉我：“我来南京了！”我当时感到十分惊讶，一见面，他就告诉：“我是与路遥的弟弟一起来的，是为路遥铜像的事来的。”

　　真是：人鬼情未了，彼此感情深。

　　雨果说过：“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我想，如果这世界上有这样宽阔胸怀的人，陕北的曹谷溪当之无愧称得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