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要做到善于“智取”实属不易,身兼诗人、批评家、管理者的李少君一直都在走一条“智取”的路径:他从“我”中“智取”,从自然中“智取”,从时代中“智取”,从生命中“智取”。对他来说,智取不是捷径,智取不等于胜算,智取只有在“占有”汉字的基点上进行“生命化的调度”,才能高度享受汉字的精妙,享受自然的魅力,感受时代的变迁,感受到生命的质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少君诗歌创作的“智取”之路,看看他是如何来分配“事象”的章节、理趣的驻点和情感的节点。
一、“智取”自然与生态写作
这一两年,李少君作为“自然诗人”“生态主义诗人”也好,抑或“神性写作”也罢,他诗歌的一系列“肯定”式的言说方式,如《我是有背景的人》《我是有大海的人》等总是充满着“诱发素”和“推动力”,因为有了这个“肯定”就可能促使创作者或阅读者在思维上的“连锁反应”。当然,要使思维的“连锁反应”产生对应的、有效的思维品质,这就考量着“肯定”式的言说者所具有的经验储备、智力支持和想象支撑。以少君《我是有大海的人》为例:“从高山上下来的人/会觉得平地太平淡没有起伏/从草原上走来的人/会觉得城市太拥挤太过狭窄/从森林里出来的人/会觉得每条街道都缺乏内涵和深度/从大海上过来的人/会觉得每个地方都过于压抑和单调/我是有大海的人/我所经历过的一切你们永远不知道/我是有大海的人/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和你们不一样/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巨鲸巡游,胸怀和视野若垂天之云/以云淡风轻的定力,赢得风平浪静/我是有大海的人/我的激情,是一阵自由的海上雄风/浩浩荡荡掠过这一个世界……”。少君的诗,少用隐喻,但有伏笔;不求象征,却有暗示。“我是有大海的人/我所经历过的一切你们永远不知道”“我是有大海的人/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和你们不一样”。他的直抒己见,就是要让“我”的激情“浩浩荡荡掠过这一个世界……”但是,别以为,一阵自由的海上雄风激情浩荡过后就是风平浪静,诗人要凭借“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甚至于要以“巨鲸巡游,胸怀和视野若垂天之云/以云淡风轻的定力,赢得风平浪静”,这才是少君“有大海”“有背景”的真意。正可谓:懂得大海的人,一下子变得很老!在我看来,不断出现在少君诗中的“海事”,其实是诗人极力在海天人神的不断循环之中所构建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母本”,它兼具自然性、人性、神性三位一体。按少君的话说:“因为,自然乃人存在的家园,这是基础;而对人性、人心、人权的尊重和具备,是必须的现代准则。神性,则代表一种向上的维度,引导人的上升而非坠落。只有在这样一个多维度的视野中,高度才是可能的,当代诗歌的高峰也才会出现。”的确,少君诗中的“海”那些被仰望被倾听的自然事物或自然现象,总是宿命的、纯洁的存在着,构成了一个高于现实的世界,让我们仿佛听到了一种浑厚、肯定、大气、真理在握的布道之音。前一阵子,当少君的《闯海歌》长诗获奖被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闯海歌》其实作为一个“动态诗题”,其本身就有一种诗意勃发的快感!对于诗人而言,一个充满张力的“动词”足以串联起一条“意义链”。因为,诗歌写作有时留取一种类似于像“闯”这样的诗意“动态”比什么都管用,因为这种诗意动态感往往不是对核心诗意的“钝击”和“递进”,而是有意对核心诗意的“弥漫”。这样的“弥漫”使诗歌写作获得了更为廓大的思维疆域。我不说这首诗的思维疆域有多大,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一点,由于少君把对大海的想象冲动的地位摆得非常高,从而形成其主体的心理力量、心理现场和心理景观。他就是想建立一种新型的“大海生成”标志:诗人善于把内心性的东西与外部实在的东西沟通起来,通过看似既定的语言活动来发挥形式的渗透力量,进而完成从语式向语态的推进,重构他自己的大海“第二客观”。可以说,以大海等自然风物为标签的诗,在少君的诗歌里占有相当大的份量:
伊端坐于中央,星星垂于四野
草虾花蟹和鳗鲡献舞于宫殿
鲸鱼是先行小分队,海鸥踏浪而来
大幕拉开,满天都是星光璀璨
我正坐在海角的礁石上小憩
风帘荡漾,风铃碰响
月光下的海面如琉璃般光滑
我内心的波浪还没有涌动……
然后,她浪花一样粲然而笑
海浪哗然,争相传递
抵达我耳边时已只有一小声呢喃
但就那么一小声,让我从此失魂落魄
成了海天之间的那个为情而流浪者
——《海之传说》
久居海边的少君,对大海可谓一往情深,单单就大海的传说,他只需寥寥数行,即可成章:“伊端坐于中央,星星垂于四野/草虾花蟹和鳗鲡献舞于宫殿/鲸鱼是先行小分队,海鸥踏浪而来/大幕拉开,满天都是星光璀璨”。这个传说的“伊”人:无史可查,无迹可寻,为何“有传可说”,足见其“浪花一样粲然而笑”的神性威力。难怪“海浪哗然,争相传递”“让我从此失魂落魄/成了海天之间的那个为情而流浪者。”是的,海浪有先后,自然有旨趣,群峰有高低。少君诗的“自然派”有很多“闲”的端口。比如,一面是自然序列:“云给山顶戴了一顶白帽子/小径与藤蔓相互缠绕,牵挂些花花草草/溪水自山崖溅落,又急吼吼地奔淌入海”;一面是自然使节:“春风啊,尽做一些无赖的事情/吹得野花香四处飘溢,又让牛羊/和自驾的男男女女们在山间迷失……”可见,有序无序之中,有神无神之间:“这都只是一些闲意思”。难怪“青山兀自不动,只管打坐入定”,动与静,有与无,皆在“闲”中。而“闲”中的自然理趣与自然情趣,一字之差,却相差千里。因为,自然理趣重在趣的“内界”,自然情趣重在趣的“外延”。正如“蜘蛛可能饿了,开始结网”捕猎,这叫“费尽心机”,而“一秒钟前还是自由潇洒的飞行员”的小飞虫不明不白地成了蜘蛛的美味午餐,则是“不费心机”。然而,“不费”与“费尽”又都在自然的“序列”中,可见自然的序列与序列的自然,一切皆在五行中,这便是芸芸众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二、“智取”生命与神性写作
记得2016年,李少君曾在《当代诗歌的美学呼唤》一文中提出:“我们正在进入也是作为一种追求目标的阶段,那就是当代诗歌美学典范的建构阶段。在古典文学中,由于文史哲不分家,诗歌里本身包含哲学观念和历史经验,诗融情理,诗人们集体创造了一个古典的意义世界,为社会提高价值和精神。”很显然,少君提出的“诗人们集体创造了一个古典的意义世界”,其中“古典”与“意义世界”的“中间地带”正与他的“神性写作”不谋而合。众所周知,诗歌一向有着强大的“国标”(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统治,胡适倡导的“白话文”之后,诗歌从语言技术层面而言的“圣殿”不再是“高处不胜寒”的神话。特别是朦胧诗歌之后,诗歌的“话语权”变得更加随心所欲,变得更善于“散落”“弥漫”而不是“提取”和“淬火”。就因为现代诗歌给人们幽微的精神世界带来合理的“惊奇”,满足了人们对现实的“矫正”而带来的成就感或者是敬畏以及反讽。可以说,当代诗人极易被这个世界控制在一股幽微的潜流之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相互干扰、相互冲突、相互独立、相互依存的冲动都被“神性写作”推向极致。以少君的《抒怀》为例:树下,我们谈起各自的理想
你说你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
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
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
(间以一两声鸟鸣)
以及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
当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
——《抒怀》
少君对《抒怀》这首诗有过这样的回忆:“那是四十岁的时候写的,人过中年,开始更自然地看待生活,没那么极端和固执,我更看重人生的自然而然,当然我觉得一个人重要的是还要一直保持一种上进的心理,但最终结果如何,其实是不用太去考虑的。”的确,人过中年,少了许多非此即彼的“极端和固执”,特别少君在这首诗中所推崇的正是一种具体的、局部的、片断的、细节的、平视的诗,他所希望的正是若即若离的、不被语言所左右的“神性写作”。就《抒怀》这首诗而言,“为山立传,为水写史”的你,当然志向远大;而“我”当然知道“传”的纵横,“史”的宏大。可是,对于“我”来说,“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以及“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一个“当然”,同样“树下”,共享的理想,不同的取向,构成了丰富而又独特的人间温情,这不正是“神性写作”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吗?在我看来,少君的《抒怀》所呈现出的“精神资源”,集合了“大隐隐于市”的智者形象。因为,他敢于审视世界和自己的灵魂,并为正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提供一种思考的源泉。为此,少君在探索自然、世态、存在等命题时,甚至触及到了自己的“精神隐私”。虽然,在他的诗歌中所呈现的事件与景物都不具有那种“宏大叙事”的特征却总能凸显出事物和精神生活中的微妙波动,并在精神世界与现实存在之间产生了强大的“错位”张力,这种矛盾的“张力结构”正是许多人着迷的东西,以少君的《碧玉》为例:“ 国家一大,就有回旋的余地/你一小,就可以握在手中慢慢地玩味/什么是温软如玉啊/他在国家和你之间游刃有余/一会儿是家国事大/一会儿是儿女情长/焦头烂额时,你是一帖他贴在胸口的清凉剂/安宁无事时,你是他缠绵心头的一段柔肠”。若按咏物诗的常规写法,“物”,一般只是情感的静态形式。而少君的《碧玉》却分明是情感的动态形式,这多半得益于与碧玉组合的“物”不是“就物说物”的单循环的意义推进,而是将碧玉当成是情感的有机物与本无关联的国家发生了错落有致的“关联”,进而让读者获得了对世界的体验和领悟的快感:“国家一大,就有回旋的余地/你一小,就可以握在手中慢慢地玩味”“焦头烂额时,你是一帖他贴在胸口的清凉剂/安宁无事时,你是他缠绵心头的一段柔肠”。此时,由碧玉而引发的生活、情感、经验、精神的响声和节奏,是多么的富有情状和动感。可见,此诗,由小家碧玉的缘起,串联到家国事大,看似一次偶然间的词义对诗意的“唤醒”与“搭桥”,实则是诗人为自己所热衷的“心学” 找到了重新认识世界、重建精神价值和意义世界的机会与载体。 可以说,李少君的写作总是那么沉着、从容、充满耐力,他的诗歌优雅而锐利,他的语言简单而精确,他置身于广袤的世界,总是心存谦卑,有着充沛的“创生”能量:
三五间小木屋
泼溅出一两点灯火
我小如一只蚂蚁
今夜滞留在呼仑贝尔大草原中央
的一个无名小站
独自承受凛冽孤独但内心安宁
背后,站着猛虎般严酷的初冬寒夜
再背后,横着一条清晰而空旷的马路
再背后,是缓缓流淌的额尔古纳河
在黑暗中它亮如一道白光
再背后,是一望无际的简洁的白桦林
和枯寂明净的苍茫荒野
再背后,是低空静静闪烁的星星
和蓝绒绒的温柔的夜幕
再背后,是神居住的广大的北方
——《神降临的小站》
少君在回忆其创作《神降临的小站》时这样写道:“2006年底,我到美丽的呼仑贝尔大草原,当时已是寒冬,零下近四十度。一方面,我觉得人在荒野上如此渺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另一方面,又奇怪地感觉心胸逐渐开阔。好像心灵彻底清空了,可以放下很多东西。这时,身体已经无足轻重,也许是冷得麻木了,感受感觉却开始活跃,精神与灵魂开始清净广阔。 确实,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神圣和广大,从未有过的心满意足和安详平静;那一瞬间,我感到超越了我自己,我的灵魂在上升。”由此可见,少君的诗,不断在“我”的属性与“我”的胸襟进行一番博弈,由此产生的“错落感”与“反差性”激活了“我”由小到大的“新格局”。不是吗?“我小如一只蚂蚁”“滞留在呼仑贝尔大草原中央的一个无名小站”却能独自“隐忍”出一片天地——“是神居住的广大的北方”,足见这一场“我”的属性与“我”的胸襟的博弈是怎样的一场归属之地与价值之争?这个争执,只有神知道!的确,自然的序列、时空的更叠、物我的互访、宿命的纠集……上述一连串纷至沓来的“物证”不正是自然的“结”与精神的“点”相辅相成的“原态”吗?不难看出:少君诗歌的神性不是语言“造”出来的,它不仅有地域的“神秘”之境,还有灵犀“高悬”的一盏灯;不仅有生灵的命理与因果,还有自然序列的源流与渊深。是呀,一首好的诗,总在源源不断地流淌着丰沛的“精神资源”和“精神隐私”,哪怕是一次游历,一次邂逅,一次偶合,都像是一个巨大的引力场,而且直溯源头。
三、从“我”“智取”与主体意识
细心读过李少君诗歌的读者一定有这样的感觉,他的诗歌有着极强的“主体意识”,属于智性写作一类。按李少君的念想,“我”活在“文字”中,就要把人带入一个不用眼睛看而用心在翱翔的境界,来满足读者心灵的诉求:可临的空间、可摸的时间、可触的视角、可探的奥秘,共同组成一个“诗歌图景”和“内心法则”。在少君看来,我也好,我们也罢,凡是自明、自省的生命,“我”的“自在”的“有限性”促成了“他在”的“无限性”的交集与互通。以他的《敬亭山记》为例:“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上/一阵春风,它催发花香/催促鸟啼,它使万物开怀/让爱情发光/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上/一只飞鸟,晴空一飞冲天/黄昏必返树巢/我们这些回不去的浪子,魂归何处/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上/敬亭山上的一个亭子/它是中心,万千风景汇聚到一点/人们云一样从四面八方赶来朝拜/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上/李白斗酒写下的诗篇/它使我们在此相聚畅饮长啸/忘却了古今之异/消泯于山水之间”。少君的诗在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我”的泛化存在,你或他也是“我”的泛化和投影,“我”有大小之分、却没高低之界。可见,少君的“我”不因弱小而束缚,不因有限而闭守。少君的诗,哪怕是一些看似怡情小调的诗,他都不会那么“欣然式”的忘“我”,而是“恰好有横倒的枯木拦截/洄环成了一个小深潭”成了“我”“再寻觅下一段路”的精神支点。所以,“我”的自明和自觉,一直支配着少君,或山行或泅渡或激进或抵达:野草包裹的独木桥
搭在一段清澈的小溪上
桥下,水浅露白石
小溪再往前流,芦苇摇曳处
恰好有横倒的枯木拦截
洄环成了一个小深潭
我循小道而来,至此
正好略作休憩,再寻觅下一段路
——《山行》
小溪“洄环”处的“我”,肯定不是怡然的“我”、闲情的“我”。时光的“我”,历史的“我” ,才是皆“我”所动,为“我”所名。比如,少君的《凉州月》:“一轮古老的月亮/放射着今天的光芒/西域的风/一直吹到了二十一世纪/今夜,站在城墙上看月的那个人/不是王维,不是岑参/也不是高适/——是我”。是呀,无数的看月者大江东去,唯“我”望月,且看且得。“我”在时光的置换、名人的笼罩之下,却呈现出不为所动的自足与自明,这是一种怎样的淡定呀!在李少君看来,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三我”之间总难免存在相互干扰、相互独立、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关系”才会有月光下不属于任何一方的“我”,即“我”潜意识里的“密码”。这个密码促成“我”想重新排列一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神秘的情感关系。比如少君的《傍晚》:“傍晚,吃饭了/我出去喊仍在林子里散步的老父亲/夜色正一点一点地渗透/黑暗如墨汁在宣纸上蔓延/我每喊一声,夜色就被推开推远一点点/喊声一停,夜色又聚集围拢了过来/我喊父亲的声音/在林子里久久回响/又在风中如波纹般荡漾开来/父亲的应答声/使夜色明亮了一下”。可见,傍晚,“仍在林子里散步”的老父亲,其实是在“我”内心里散步。林子属心境,父亲归秘境,只有夜色“一点一点地渗透”,随心聚散,随声而去。
的确,少君“主体意识”中的“我”呈现出形色各异的“我”,概括起来有这样几个层面:一是“我”一旦属于“暗下决心”的角色,就不再满足于美好的、颇为“顽固”的记忆,而是将“精神深信”的头脑风暴“践行”到底;二是“我”想拥有一张符合人性的、属于“我”的“面孔”:江南的和善,江南的温润,江南的绵长,江南的端庄,江南的细腻成了“标配”。所以,“在江南,很容易就成为一个一个的书生”;三是“我”“从来就安于现状/也从不担心被世间忽略存在感”,就这一点而言,“我”的两面或多面性的“存在感”可修炼成“隐修士”,看似闲庭信步,胜似风起云涌;四是以他为“我”,或以“我”为他,都不过是时光之“客”、人间之“客”,迟疑或抉择都是“客”的化身,“客”的两极;五是无“我”之诗,反而“我”无处不在。因为,自然将“我”外化,“我”将自然内化,外化于形是“云雾”,内化于心是“漂泊”;六是 “我”因自然塑造而成形,“我”因自然秩序而跳脱。所以,“春天,我有一种放飞自己的愿望……”。应该说,少君“主体意识”中的“我”远不止这些层面,尤其是“我”对心灵意识的唤醒,对生命本质的凝望,对繁复当下的反思,对渊远历史的承揽,则是少君的“我”所演绎出的耀眼、眩目、纠结和浓烈的心理现场、自然情结和时代万象。为此,我看重的正是少君的“我”对自然、对生活、对生命、对灵魂的“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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