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春天，我来到北京，租住在西城区的一幢高楼里，22层，很高；8.7平米，很小。这个空中的蜗居是我临时的家，安放流浪的身躯，也安放文学的梦想。

　　我的房间有一个奇怪的阳台，没有出入的门，进出阳台必须从窗户里翻爬出去。

　　我中年发福的身材其实已经不适合翻爬窗户了。刚刚入住 的几天，我看着高高的窗台，为难极了。我有些担心，怕窗户太窄，爬的时候会卡住；怕自己动作笨拙，上了窗台下不来；又有些隐隐的羞怯，总觉得这个年纪了还在攀爬窗户，有失端庄与体面。每次爬窗户的时候，我都要关好房门，免得让人笑话。

　　也许，任何技能都是用进废退吧，爬了几次，我发现自己其实很会攀爬。远古的祖先把攀爬的技能以隐秘的基因遗传给我，我却一直不知道去运用，年深日久，几乎忘了自己还会攀爬。祖先也曾遗传给我适宜攀爬的身形，而我，漫不经心，与时间共谋，放任身材越来越松散慵懒。如今，出于进出窗户的需要，我不得不像猫鼓起胡须丈量洞口那样，计算起身躯与窗户的比例。我重新练起瑜伽、游泳，还特意买了体脂秤，用尽各样方法，试着缩小自己，以便更加自如地进出窗户。每有懈怠，我都会告诫自己——再胖下去，这个窗户你可就爬不出去了。

　　爬着爬着，我的身手越来越敏捷，轻而易举地就爬了出去。一只会攀爬的猴子沉睡在我身体里，现在我把它唤醒了。爬着爬着，我欣喜地发现，这个房间不是8.7平方米，而是11.7平方米，平白多出的3个平方，是我靠攀爬换来的。我把很多物品都放置到阳台上的大储物柜里，需要取用时，腿一抬，就爬出窗户，到了阳台上。在会攀爬的人眼中，窗户仅仅是一扇安在高处的门。

　　爬着爬着，我常常忘记自己已是中年之龄，钻出窗户的那个人，似乎仍在少年时，淘气、鲁莽、轻捷、机敏，没有体重的负担，不用顾虑他人的目光，无畏无惧，无拘无束。

　　爬着爬着，我对攀爬窗户居然上了瘾。北京的春天来得很早，天气日复一日地晴好着，太阳射进22层的窗户，光鲜，直白，像一声响亮的哨音，很轻易地就能把人从情绪的低谷，一下子拽到高亢明亮的空中。那阳光，带着暖意，日日诱惑着我——到阳台上去，到阳台上去，捧一把阳光抱抱，或者让阳光抱抱。

　　爬着爬着，我一天比一天快乐。我仿佛不是从一个窗户里爬了出去，而是爬出了安稳和惰性织成的包围，爬出了数十年来层层捆上的束缚。爬过窗户的我，听到自由的风在身体里回旋。

　　我由此而欢喜，似乎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就是为了与这个窗子相遇，就是为了爬出这个窗子。在那个呆了二十多年的环境里，每一个新的日子都是昨日的克隆与重复，每一天的节奏都是固定的预设与编排，曾经扬起的帆已经落下，在既定的航道里，我正在安安稳稳地驶向预知的终点。

　　可难道这就是我的一生吗？

　　我还没有与属于我自己的文字相遇，还没有与属于我自己的作品相遇。她们，正安睡在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等着我去寻觅，等着我去挖掘，等着我把她们轻轻唤醒。

　　很多年来，我一直在一个小圈子里写作，不愁题材，也不愁发稿，常有文章见报，常有稿费可领，便自以为正行进在文学的路上。直到2017年的某一天，我来到北京，见到文学真正的样子，终于醒悟，以往堆积的文字只是一些行业的宣传和记录，离文学还差得很远。

　　从此，我便有了渴望，有了远方，我想走出原来的圈子，与文学近些，再近些。在心的躯动下，我来到了北京，来到了这个需要攀爬的窗户前，来到了22层的阳台上。

　　站在22层的阳台上，我看见高远的蓝天，绵软的白云；看见昆玉河婉转回绕，春水含情，岸边的杨柳新绿吐露，随风摇摆；看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园的操场上，学生们你追我赶，生命的元气从他们年轻的身体里迸射出来，美好得让人敬畏。我用目光一寸一寸抚摸眼前的所有，这一切无不让我心生欢喜。

　　站在22层的阳台上，我看见了一座山。那座山，连绵不绝，耸立在天与地交接的远方。

　　我不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名字，我只是日复一日地眺望着她，在清风骀荡的早晨，在阳光灿烂的午后，在文思枯竭的午夜。看久了，这座山就成了我心中的图腾。

　　我常常想，我看见了那座山，终有一天，我要爬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