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父亲的电话像一条活蹦乱窜的蛇一样突如其来，幸亏我手机来电设置成振动模式。虽然没有发出惊恐的嘶鸣，却在我手里呜呜地挣扎。

　　我没时间接听，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再等着我。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会议室，领导已经开始喝茶润嗓子，准备发表重要讲话了。

　　机关里，很多小年轻都买上私家车了，我还在为还房贷而奋斗。为此没少挨李春艳的数落。先前上下班机关有班车，前段时间由于坐班车的人越来越少，班车就停了。若是改乘公共汽车上班，除了拥挤时间还不好掌控，一头一尾，也得走一段。我只好改成步行上下班，大家都夸我生活方式好，既省钱又锻炼。我哭笑不得，不这样，有什么办法？从家到单位，得走五十多分钟。知道今天要开会，特意提前了十分钟。哪晓得领导也提前了。我十分恼怒父亲的那个电话。

　　等领导开始发表重要讲话，我装模作样地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字之后，才悄悄摸出手机。领导十分反感开会的时候使用手机，有一次，他正在激情澎湃地做重要讲话，突然停住话头，高声喝令台下的某某放下手机。不久，某某轮岗到一个下属单位。

　　我像做贼似的用颤抖的手编了条短信，给父亲了发过去：开会，会后电话。

　　父亲七十多了，还在老家黄桷坪。黄桷坪在山沟里，手机信号不好。父亲的信息很快回过来：知道你开会，大干部不开会还叫大干部？

　　我哭笑不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家的乡亲，包括父亲在内，都叫我大干部。其实，我连科长都不是，只是某省级机关办公室主任科员。不过，在黄桷坪，像我这样在省级机关工作的，倒是绝无仅有。我所在的单位，不是什么要害单位，向别人宣讲，要费很多口舌，说得口干舌燥，人家还是不知究竟。但每次回老家，乡上的书记、乡长都要到家里来看我，还要请我到乡里最好的饭店吃饭。我一概婉拒，每次等书记、乡长走了以后，我都会严肃地对父亲说：下一次，如果将我回老家的消息告诉书记、乡长，我就不回来了！父亲一脸无辜，悄悄嘀咕：乡里乡亲的，好大一个事情嘛！

　　父亲很快又来了短信：我要进城住几天。

　　我愣住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父亲要进城住几天？我和李春艳按揭了一套三居室。那间十平米的小屋，就是专门为父亲准备的。母亲前年去世，把母亲送上东山坡，我就开始替父亲收拾东西，准备把他接到成都来。父亲坚决不来，他说他要在老家乡下陪母亲、陪祖父、陪祖母，人都走了谁照应他们？我十分恼怒，已经睡在泥土里的母亲、祖父、祖母需要照顾什么？春节、清明，到他们坟前，燃一些香烛，烧一些纸钱，再加几挂鞭炮，不就行了？李春艳对父亲不到成都来居住没有一点意见，她很快就把小屋规划成书房。

　　会议结束后，我正准备出去打电话，主任叫住我，把我叫到办公室。主任对我没有好脸色，还有一些恨铁不成钢。指责我不该在领导讲话的时候用手机，主任看得一清二楚，领导的眼睛好得很。主任的手指有力地敲打着办公桌：领导的脾气你还不清楚？主任叹着气说：花了好多工夫，厚着老脸，反复向领导推荐，领导才同意你作为科长人选。过段时间，就要研究了，说什么也不能够在这节骨眼上缺胳膊少腿。为一个电话，丢了快要到手的科长，值吗？

　　主任还说，至少有三个人在盯着这个科长的位置！

　　我一脸懊恼，没向主任做过多的解释。

　　我没有马上给父亲打电话。得把情况搞清楚，做到心中有数。我给堂弟打了个电话，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

　　2

　　李大伯炖了腊猪脚，杀了叫鸡公，到我家老屋请父亲去喝酒吃肉。父亲不去，说挨邻隔壁的，有什么事情你就说！李大伯不走，说饭菜都整好了，不吃，可惜了！父亲说，可惜啥哟，你们自己吃嘛！李大伯回家，把炖好的叫鸡公、腊猪脚，还有一瓶泸州老窖，一起拿过来。父亲惊叫，要干啥子哟？父亲叹着气，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嘛！

　　李大伯给父亲夹了一个大鸡腿，连敬了三杯泸州老窖，开口说话：你给小明说一声，让他给县上说一声，把我大儿子放了！小明是省里头的大干部，他发话，县里头要听。

　　李大伯的大儿子名叫李高粱。原先在广东打工，挣了一点钱后回家创业。承包了数十亩抛荒的土地种柠檬，在柠檬下面又套种了冬瓜。李高粱的柠檬、冬瓜长得很好，天天都在想着好收成卖好价钱。这一天，刚从地里劳作回来的李高粱一边坐在屋里洗脚一边看电视。电视里的主持人正在义愤填膺地播报：某地，数十匹马吃了毒豆子，全死了。毒豆子倒不是有意投毒，是种大豆的农民，在收获的时候打了一种农药，农药就跑到豆子里面去了。

　　李高粱越看越不对劲，他想到了昨天卖出去的那车冬瓜也打了农药，不是给冬瓜打农药，是给柠檬打，冬瓜睡在柠檬树下面，那些农药的雾剂，说什么也要喷洒在冬瓜上。使用说明上，说得很清楚，必须要在柠檬收获前半个月使用，李高粱就是卡着这个时间点给柠檬打，怎忘了下面有冬瓜啊！那些卖出去的冬瓜，不是马吃，是人吃。李高粱越想越害怕，如果死了人，要坐监狱。李高粱惊叫，连脚都没有擦，趿拉上鞋就往外冲。

　　李高粱来到派出所，接待他的是一位才从警校毕业的年轻干警，听完李高粱上气不接下气地叙说，也觉得事情很重大，赶紧向所长汇报。最终经过逐级上报，最后报到“省食安办”那里，

　　通过追查，那车冬瓜的具体流向是本市和周边的三个市。省里要求，彻查清楚，马上组织检测。

　　三天不到，检测结果出来了，那车冬瓜没问题，检测结果合格。专家的解释是，李高粱打农药飘洒在冬瓜上可能是真的，检测出来冬瓜无问题也是真的。从打农药到检测要好几天，飘洒在上面的农药，应该挥发得差不多了。

　　但县领导还是十分光火，说什么也要治一治李高粱，让县公安局给李高梁抓了起来。

　　李高粱就这样在县公安局的看守所里住下来。李大伯找父亲，要父亲找我，让我找县领导，给他们说一声，把李高粱放了！

　　3

　　让我找县领导放人，我是谁？是省领导吗？我有那么大的本事？我对父亲有些不满，就喜欢揽一些破事，真以为他儿子是什么大干部啊！

　　父亲的电话很快打过来，隔着遥远的电波，都能够看到他一脸的讨好。父亲问我，会开完了？

　　我没好气地说，开完了，马上又要接着开。

　　父亲吃惊得很，马上就要吃中午饭了，还要开会？父亲一定是站在老家的山坡上给我打电话，那里信号要好一些。父亲在电话里嘱咐我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要把身体累垮了。我差一点就回敬他，只要你老人家不给我揽破事，身体肯定好得很。我故意不问他有什么事，绝口不提李大伯。

　　父亲陪着十二分的小心，像是怕有什么闪失，那根长长的无线电波就突然断掉了。我俩的角色似乎彻底颠倒了，他成了儿子，我成了父亲。父亲像是站在薄薄的冰面上，问：我给你发的信息，收到了？

　　我故意停顿了，不说话。父亲显然着急了，继续问我：你不是老让我到成都住几天嘛？

　　如果不是父亲有求于我，按他的脾气，早就骂骂咧咧了。父亲要到我家中住，我高兴得很。问题是，他不是来住，是要我替他办事。我装出万分抱歉的样子，告诉他，实在不凑巧，明天一早，要随领导出一趟差。父亲显然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焦急地问，什么时候回来？我一点也不着急，慢条斯理地回答，八九天。

　　然后我故意问父亲，还有事情没有，如果没有就挂了。等我出差回来找个车子去接他。

　　父亲赶紧说，确实有事情要找我，电话里说不清楚，见了面才说得清楚。

　　4

　　我对父亲好管闲事很不高兴。

　　去年的一天，书记、乡长把父亲请到乡上的酒馆喝酒。书记、乡长一边劝他喝酒，一边赞扬他老人家是如何如何地会教育孩子，培养了一个在省城工作的大干部，以后乡上写乡志，不但要写我也要写他。他们用酒把父亲弄得迷迷糊糊的。书记、乡长甚至还说，过一段时间，乡党委和乡政府准备在乡中学开一个全乡家长大会，书记、乡长亲自参加，请父亲到主席台上做报告，就讲优秀儿子是如何培养的，都是乡里乡亲，千万不要藏着掖着，让乡里培养出十个百个曾小明这样的优秀人才好得很嘛！父亲竟然答应了，还要准备讲话稿。

　　两瓶泸州老窖见了底，书记、乡长摊开底牌：乡上有条路，就在黄桷坪边上，早就该修了。乡上没钱，有钱早把路修了。小明是省城的大干部，关系广门路多，这个忙无论如何都得帮，你老人家无论如何要出马，让小明替老家要一些修路的钱款。

　　父亲二话没说，钻进书记、乡长的小汽车，陪他们来省城找我！

　　我对父亲擅自拉着书记、乡长来找我很不高兴。我们那个单位，既不管钱，又不管物，我去找谁？

　　父亲把我拉到一边，根本不管我高兴不高兴，很严肃地对我说，黄桷坪的事情不找你找哪个？谁叫你是大干部！

　　我直接蹦出粗话：屁大干部，我那个官，起球用！

　　父亲提醒我，修路建桥，积德行善！这种事，得办！

　　我没好气地说，关键是要有那个能力。

　　父亲虎着脸，说，至少你比他们好办。父亲敲打我：你家伙不能够忘本哈！随便你家伙走好远，都是黄桷坪的娃哈！

　　在我单位不远的一家饭馆，父亲喝着啤酒，嚼着回锅肉，把胸脯拍得砰砰响，他要书记、乡长吃了饭就回去。乡上多少事情啊，哪里等得起。父亲就自告奋勇，说他就不走了，住下来，什么时候把钱要到了，他就回家。

　　书记、乡长连声叫好，一连敬了父亲好几瓶啤酒。我哪里经受得起父亲的死缠烂磨，只好“翻箱倒柜”找门路、托关系，连李春艳那边的关系也掘地三尺。折腾了将近一个月，总算有了眉目，为老家要到50万元修路款。父亲像喝了蜜，当场抓过我的电话，把好消息报告给书记、乡长。在书记、乡长那里受了表扬的父亲不住地对我说：省城就是好办事嘛，只要你肯干，哪有办不成的事情嘛。

　　父亲真把我当成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了。为了那50万元修路款，我厚着脸皮，不知道磕了多少头，作了多少揖。

　　事后，父亲告诉我，书记特意给他买了一双皮鞋。书记和乡长坐着乡里的小车，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亲自把皮鞋替父亲穿上。从那以后，父亲赶集，每次都穿那双皮鞋。逢人就说，是书记给我买的呢。

　　我给父亲打电话：以后，再不要找我办事情了，我给你买一百双皮鞋！

　　5

　　入夜，下了一场透雨。是一个很适合睡觉的夜晚。我和李春艳相拥而眠，畅快的鼾声，像美妙的夜曲，飘荡在屋子里。我被门外地动山摇的敲门声惊醒。我猛然从床铺里跳起来，李春艳也跳起来，开门后发现是父亲。

　　进屋后，父亲抱怨我们睡得太死。开始，他轻轻拍打防盗门，拍了将近十分钟，根本没动静，才开始用力。我还没从睡梦中回过神，没好气地说，这都什么时间了。

　　父亲抱怨，以为晚上十二点以前能赶到，哪晓得快两点了才到。父亲问我还有没有剩菜剩饭，为了赶路还饿着肚子。

　　李春艳赶紧去给父亲煮面条。在父亲的身后，还跟一个小伙子，是李大伯的外甥。父亲是坐小伙子的面包车，花了十多个小时才赶到我家里的。

　　父亲听说我明天一早要陪同领导外出，十分着急，当即和李大伯商量，马上赶到成都找我，等我出差回来，不是黄花菜都凉了嘛。幸好李大伯的外甥有一辆面包车，在乡上跑运输，父亲和李大伯一商量，马上要李大伯的外甥开着面包车送他到成都。父亲要李大伯一起来。李大伯觉得，他来碍手碍脚的，还是父亲来好说话。

　　用得着这样火烧房梁的样子嘛！电话里说不行嘛！万一在路上有个三长两短如何得了？我连珠炮似的向父亲发动攻击。

　　父亲一边吃着面条，一边小心地讨好我：你明天一早要陪领导出差嘛。

　　李春艳狐疑地望着我，不知道我在搞什么鬼。

　　我赶紧把李春艳往卧室里请，也把李大伯的外甥往另一间小屋里请，父亲也要李大伯的外甥抓紧时间打一个盹。

　　我想和父亲单独谈，估计父亲也是这个心思。我装作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的样子，问他倒底发生什么事了？老实说，望着他那一脸的倦容，我既生气，更心疼，我开始为编那个随同领导出差的谎言而自责、羞愧。

　　父亲说，这个忙你一定得帮！父亲一股脑儿地向我倾倒李高粱的事情。他害怕被我打断，或者是怕我不让他说。他说得特别快，特别急，就像是端着一大盆洗脚水，一下就砸在了我的脑袋上。父亲说，天一亮，你就给县上领导打电话，让他们把李高粱放了。

　　火气差一点就冲破我的脑门，我打电话人家会听我的？

　　父亲似乎没有看到我生气，以为我不愿意帮忙。他心平气和地劝我，做人得讲良心，李大伯救过你的命！做人千万不要忘本，忘了本，就是一堆臭狗屎，除了臭，什么都不是了。

　　我是忘本的人吗？是我做不到，我耐心地解释。

　　父亲笃定地说，只要你愿意，还是有办法的。去年要修路款，你刚开始不也说不得行嘛，结果怎么样？一下工夫，还不是没有难倒你！只要肯干，哪有办不成的事情？

　　一提起要那50万元修路款我就来气，我不能在父亲面前谈我去磕头作揖如何找关系，但有些话我必须告诉他。我故意压低声音，做出害怕卧室里李春艳听到的样子：为了要那50万元修路款，瞒着李春艳，我自己掏了一万多元请吃请喝，如果让李春艳晓得了，肯定要和我离婚！

　　父亲紧张了，他一向对李春艳这个儿媳很满意。他赶紧说，千万不要告诉啊。

　　父亲问我，究竟用了多少钱？一万多，多多少？

　　我告诉他，一万二千多，具体是多少，我也记不清楚了。

　　父亲说，钱的事情他来想办法。

　　他哪有钱？如果有，我贷款买房子时早给我了。对此，父亲十分内疚，他多次向李春艳表达歉意。他在李春艳面前表达歉意的那个样子，让我十分难受，他的腰，恨不得弯成一张弓，他的头，恨不得钻进裤裆里。

　　我赶紧制止他，招呼打在前面，千万别去乡上要钱啊。

　　父亲生气了，笑话，找乡上要什么钱？我会吗？

　　6

　　顶着沉沉的夜色，父亲坐李大伯外甥的面包车回去了。

　　三天后，父亲寄来一万二千元。他把自己的柏木棺材卖了。

　　父亲的电话也很快打来了，他告诉我，帮李大伯，该花的钱尽管花，他会一分不少地寄过来。

　　我十分后悔，原本只是想用钱来吓唬吓唬他，没想到他竟然把自己最珍爱的柏木棺材卖了。我赶紧告诉他，钱千万不要再寄了，李大伯的忙我一定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