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庞泽云是一位起点颇高的作家，他1984年开始写作，1985年发表了《夫妻粉》，随后斩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80年代文学’被称为继20世纪30年代后的又一个文学的‘黄金十年’，而它最重要的标志是‘1985年’”1985年还被看做是“80年代文学”的“分界点”，被誉为“构成了当代文学继‘1949’‘1979’后的另一次重要‘转折’”。值得一提的是，同获得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还有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扣上的魂》（发表于《西藏文学》1985年第1期，后又发表在《民族文学》1985年第9期上），这篇作品发表一始就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一个迷人的文学现象” “西藏新小说的开端”另外，《冈底斯的诱惑》（马原）《你别无选择》（刘索拉）《小鲍庄》（王安忆）《透明的红萝卜》（莫言）《爸爸爸》（韩少功）均发表于1985年。与这些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作品相比，《夫妻粉》在喧嚣的年份里显得太沉静了些。

　　如果给它归类的话，这篇《夫妻粉》可归到市井小说的范畴。市井小说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倾向，可以追溯到邓友梅的小说《话说陶然亭》（发表于《北京文艺》1979年第2期）。顾名思义，市井小说写民俗风情，逸闻趣事，但写北京、苏州、天津、上海的居多，却鲜有写四川的。不仅如此，当时“‘现代派’文学在80年代（尤其是1985年以后）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标准，并以此来区分‘先进文学’和‘落后文学’，甚至是‘文学’与‘非文学’。在……似乎在一夜之间，‘现代派’文学成为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最新的也是最成功的一种‘方向’”。庞泽云并没有被“现代派”大潮所挟持，也没有被纷繁的文学方法所困扰，《夫妻粉》写得很从容，甚至保守。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作品主要围绕部队生活和故乡四川展开。如果说，军营是他当时生活的现实场域的话，那么，故乡四川不仅是他出生的“血地”，更是他心灵的栖息地。《夫妻粉》的开头写道“蜀中小吃多，什么‘龙抄手’‘赖汤圆’‘麻婆豆腐’‘担担面’……看得人眼睛发花不说，喉咙管里都能伸出爪爪来”，这种独具一格的四川方言把馋虫写的如此形象，而这个喉咙管里伸出的“爪爪”表面上看是对“吃”的乐趣，或者说是热衷，其实也是一种“欲”，而这个“欲”中包含的不仅仅是寻常的贪欲、口腹之欲，还是标尺、是联系，这种联系是建构在人的肚子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桥梁，细若游丝却又坚韧无比，是微妙的，是脆弱的，也是最顽固的，它把鲍大勺和袁老头这两个并不相干的人捆绑在一起。

　　事实上，《夫妻粉》明着写“粉”，实则写人、写人心。因为篇幅的限制，作者并没有渲染纷繁相扰、光怪陆离的社会景观，而是集中在一个小摊，追溯到光绪年间，从得名开始，到每天只开半天……庞泽云书写一碗粉条带来的“安逸”，文本在默许的温和和宽容的道德感中缓慢推进，这个在部队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并没有在叙述、语言、形式上标新立异，也没有那种高于普通民众之上的知识分子叙述立场，他更接近于宋元话本的叙述风格，铺垫、转承、娓娓道来，更多地是从生命的本真，从自我的感受出发去书写作品。结合陆文夫创作于1979年10月的《小贩世家》，二者在题材上有相似点。但是前者更接近于反思文学的范畴，它更多的是把小贩放在历史的洪流的变迁当中，展示人物在时代大潮中无处转圜的渺小，反思特定历史对人造成的伤害。而《夫妻粉》更多的是展示某个特定的时间节点，而且比较关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与描写藏污纳垢的世间百态的小说不同，夫妻粉当中的时代背景的变迁，似乎只是为了衬托或者考验主人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似乎每个时代都有“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议论。文本更是用夫妻二人的思想观念的强烈反差和碰撞，展示传统在新的生活中如何突然崩塌，虽然作者没有直接书写乡村，也没有刻意描写乡土，但通过娃娃椒这一味调料，传达了商品经济大潮在乡间躁动的足音。鲍大勺的转变或者说是堕落也因此开始。之前，虽然连老婆都不理解他，但他却一直坚持“做食道的不能背了祖训去欺人”，然而当“夫妻粉”中必备的两种底料之一“娃娃椒”价钱比之前“整整多了五倍”，这摧毁了鲍大勺对祖上规矩的坚持。他想不通自己没有“因为有块金招牌，就黑起心肠要食客的高价”，而“熟人熟事”椒农们却“厚起脸皮说出那么高的价”。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根据供求开始建立自己的经济法则，市场主体以买者、卖者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鲍大勺和椒农作为买卖双方，是经济关系而不是传统意味上的亲朋故交关系，而主人公鲍大勺没有变，他不能接受，“很伤心”。究其根本，源于古老的乡村秩序与城市价值秩序的错位，作者写的是城镇，但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分裂，并不是城乡地域上对比所致，而是时代发展与民族文化之间的断裂所致。本质上鲍大勺是一个城镇里生活的乡村人，他身上背负的不仅是传承多代的“夫妻粉”，还有绵长农业社会所遗留下来的“重义轻利”“重精神轻物质”道德意识。故而，椒农提价的做法在鲍大勺看来是不合理、没有人情味的。甚至隐含在文本背后的作者，也支持他的“伤心”，进而默许了鲍大勺的乡土观念。

　　而作者却本着写实的传统，并没有一开始就让两种文化心理在改革大潮中搏击，而是选择了妥协，鲍大勺在新一轮“夫妻粉”的制作中，换掉的底料，换掉的棚子，这些都是旧传统解体的实物表现。而主人公并没有表现出对“新”的 “期待”，对滚滚而来的金钱的 “喜”，他改变原材料是因为“不得不”，是源自对世道人心的失望。故而，鲍大勺的屈服并非意味着潜层的传统文化心理在城市改革大潮下趋于瓦解，相反，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在温和的表象之下却有着对传统的执拗，在这点上说《夫妻粉》比起同时期的寻根小说要宽容得多。直到袁老头因“夫妻粉”味道改变不再来吃粉，鲍大勺内心的“空”“烦恼和惆怅”得以全面爆发，这种“空”是传统的幻灭之空，是失根之空，金钱不但没有弥补这种空，反而是制造空的罪魁祸首。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联想到1991年发表的《一地鸡毛》（刘震云）中的知识分子小林，他为了每天20元钱勉强同意帮助朋友卖板鸭，从开始感觉像接客的“娼妓”到渴望“长期卖鸭子”进而多挣钱的过程。这两个文本的差异不仅展示了两名作者不同的文化立场，还在侧面反映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金钱不同的态度，或者说身处于20世纪80年代的鲍大勺并没有完全世俗化。

　　但我们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小说中另一个被着力书写的主人公——“深知其味”的袁老头，他身上的名士气，那种坚定与执着，是作者在喧嚣世界保留的良知。“夫妻粉”和袁老头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呼应的关系，有着传统文化中“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文化情致。这种充满温情的人际关系，更多是精神层面的共鸣，在袁老头对“味道”的执拗的追寻中，帮助鲍大勺完成了在社会经济大潮中的自我蜕变。然而，作者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个人意趣和对传统文化的眷恋而建构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文本中，袁老头的身份是退休的人，“退休”是过去时态，意味着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没有他的位置。虽然文本的结尾是满怀信心地回归到文化传统之中，但作者依然用了“兴许还会出几个袁老头儿，也未可知”，这种不算乐观的语气作结。细细读来，袁老头孤身一人，“夫妻粉”没有孩子，食客和店家都没有后代，都无人传承。虽然，作者一直在世俗人生中积极寻找生命的意义，坚定地守护和传承文化传统，但作者忠实于现实的书写态度冲破了作家乡情的局限，出现了文本的双层结构，赋予了文本更为深刻的内涵。

　　注释

　　①孟繁华，程光炜，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6。

　　②杨庆祥等，文学史的多重面孔——80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

　　③孟繁华，程光炜，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6。

　　④张建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第六卷（1985.1-1989.12）[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7。

　　⑤杨庆祥等，文学史的多重面孔——80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