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君

　　我能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意外，妈妈说这得感谢我爸爸。1970年，生过三个孩子的妈妈已经37岁了，最大的姐姐比我大15岁，最小的哥哥比我大7岁，她不想再要孩子了，即使是怀上了她也不想要。她背着爸爸偷偷地去了医院，医生说，上一年你已经做掉一个了，这个不能再做了，身体会受不了的。但是她还在纠结。爸爸不乐意了，那一个你就没跟我商量，背着我，难道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不成。这一次如果你再这样，我就跟你离婚。爸爸竟然说出来这样的狠话。妈妈说，其实她也舍不得。

　　我是一个不太好养的孩子，还是婴儿时，一次意外让我差点被毁了容，其实已经毁了，我们家当时下乡在公社，妈妈是生产队的保管员，生产队有什么大事小情都要叫妈妈去。那天妈妈说是生产队死了匹马。等她处理完回来时我们都睡了。她是在第二天早晨给我洗脸时发现了异样。好像嘴里含着什么东西，手指头伸进去一抠就哇哇大哭。一哭发现，眼睛和嘴都不是原先的样子了。妈妈为哥姐是问。姐姐说，她们在点着蜡烛玩牌，我在睡，蜡烛瓶子倒了，砸我脸上，砸哭了，哄哄又睡了。接下去，是一个漫长的治疗过程。妈妈一个人带着我，从乡下来到了城里的姨家。姨家也就一个二顶三的小房子，人家一家五口住着已经不宽敞了，又多出我们娘俩，而且是一个还不会说话只会哭，哭了还很难看的病孩子。姨母姨夫还好。孩子小，嫌弃我，就会给她的姨妈脸色看。妈妈说，这都没什么，就怕治不好，假如治不好，我这一生可怎么过。

　　八岁时一次生病又差点丢了性命。乡村医院误诊。本来是肺炎让他们给当成肠炎治了，到后来我开始不停地哮喘，这时经医生检查发现病情已经发展到大叶肺炎胸膜化脓，必须立即转院，否则将有生命危险。爸爸急三火四地到公社找车，连夜把我送到镇上医院，但是医院已经不收了，说这孩子没救了。不是他们不想救我，而是他们没有能救我命的药。妈妈给医生跪下了。爸爸说需要什么药，你们医院没有，我可以自己去买。就这样，父亲顾不上休息，连夜又跑到相距百里的市医院。就这样，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打了八天八宿氧气，爸爸在外跑药，妈妈就在病房陪护。用妈妈的话说，我是捡了一条命。

　　这是两件比较大的折磨父母的心的事。

　　后来都好了，但是自己也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就觉得这都是父母应该做的。反倒还会因此责怪埋怨父母。

　　但有一点，是深信不疑的，我是家里最大的宝贝。爸爸视我为掌上明珠。三岁就独自吃小灶，下饭馆，没挨过打，没受过骂，生活在乡村，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直到1980年元旦。

　　服毒和精神分裂这两个生词先后来到我的生活中。服毒是从一个陌生男人的口中。那一天我正在家里玩儿，外面来了一辆吉普车，从车上走下几个陌生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大人的事，与我无关，我丝毫不在意。他们要找妈妈，妈妈不在家，我知道妈妈在哪儿。一个叔叔叫我带他去。很快的，我就带着他在邻居家找到了妈妈。回家的路上，那个叔叔和妈妈在前面并排走，我在后面跟，叔叔开口的第一句话是，阿姨，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王小平同志服毒了。接下去又说了什么我没有听到。我耳朵被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堵死了。

　　我竟然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我再也见不到活着的大姐了。妈妈没让我们跟遗体告别，她还想在我们的记忆中保留大姐活着时的样子。可是她变了，足足有一年的时间，妈妈全心全意地想姐姐，别说是给我们做饭吃，就是做好了让她吃她都不吃。她甚至跑到山上的土堆里去挖姐姐，差一点就精神分裂。懂得精神分裂是什么意思吗？就是疯掉，这在当时，我也是不知道的。

　　二姐接了大姐的班，要到城里去上班。为了她，我们全家从乡下搬到了城里。我在陌生的城市里，在家庭巨大的悲伤中感知着童年。这个意外让我对童年有了别样的理解，童年并不都是色彩绚丽无忧无虑的。我曾经天真地想，并且也把这种想法说给了我远房的大姨。那年春节，她来我家串门。我记得那天是正月十五，哥哥姐姐都出去看花灯了。妈妈没心思看，爸爸也不能看。他们之间也不说话，我也无话可说。晚饭的时候，爸爸照例倒了二两酒，我那个大姨也喜欢喝点小酒，他们喝酒也不说话。我快闷死了，这种日子都过了几年了，每次跟着他们眼巴巴地从电影院走过，他们不说看，我想说也不敢。路过花灯街，他们不停留，我也只能跟从。还有不间断的哭泣和埋怨，就像今天，从早晨到现在，他们都不说话，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的气氛就会格外沉重。即使什么都不说，也不好受。我不能再沉默了，我必须要说点什么，看着他们喝酒，我把压抑在心中很久的话说了出来，如果这世界上有一种甜的水喝了能让人死的话，我就喝了。说完了，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好像这都是在他们意料中的一样。停了一会儿，倒是我那个乡下的大姨叹了口气，她说，看你们把孩子逼的，看你们把孩子逼得都什么样了。大姨抱住了我，哭了。

　　1987年是我生命中的又一个意外，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又认识了个词。肿瘤，恶性的。长在爸爸身上。当哥哥把这个诊断告诉我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我也不知道这个就是给一个人判了死刑。我当时只知道癌症，但是没有人告诉我恶性肿瘤就是癌症。我也没有问。从家人的表情我知道这个病很严重，但没有想到会严重到夺去生命的程度。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把爸爸生病住院的八个月时间过去了。那个时候我正是青春期，叛逆期。不爱说话，爱看琼瑶，岑凯伦，几乎都看遍了。看得流泪，看得废寝忘食。没有想到，父女间今生相伴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1987年冬天是我一生中最寒冷的冬天。那天也是那一年中最寒冷的一天。我的命运，我的人生，在这一天再度被改写，不再按照爸爸为我设定的方式。在他的人生计划中，是要给我盖一栋楼的。而现在，只有一份嫁妆钱。他并不要求我出人头地，只要做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好人。

　　1990年，意外的，我收到一份“辽宁文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从爸爸去世后，我们家好久没有收到什么好消息了。妈妈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可是同时，这也并不完全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要交学费和生活费。爸爸去世后，我们家里并不富裕，哥哥当兵复员后在家待业，嫂子刚被我家娶进门儿，工资一分不交，一家四口的生活开支就是靠妈妈一个人每月不足百元的工资。接到文学院录取通知书时，妈妈先是高兴，然后是叹息。我知道妈妈的难处。我认认真真地说：“爸爸去世时不是留给我一份嫁妆钱嘛，就用它供我上学吧。以后我就这么一个人，别人爱要就要，不要拉倒。”母亲自然是支持我的，她是否用了我的嫁妆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送走我以后，她有一个星期没有去菜市场。她把家里用做生活的那份费用也给我带上了，一分不留的。

　　但我确实还记得在我将要踏上行程的时候，妈妈跟我说：“你喜欢文学，在学校如果遇到合适的男同学，就找一个。”我毫不犹豫地给她否决了：我不喜欢搞文学的。我不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

　　其实我当时半明半暗处了一个男朋友，之所以说半明半暗就是因为家人不同意。这个人除了个头和长相与我相配之外，其他的条件就都很一般，并且父母不在一个家里。妈妈和哥哥等人不同意主要因为这个。他们认为我应该找到更好的。我当时反驳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他对我好，嫂子嫁哥哥不也就是因为他对她好嘛。四姨不是也说找个对你好的比什么都重要嘛。

　　妈妈把家里仅有的钱都用来给我交学费了，我觉得文学的这份担子好重。那个他也为我高兴，他倒是不懂文学，但是他懂我，他见我高兴他就高兴。但同时他也不乏担心，担心我到了省城到了学校以后遇到了我妈妈说的那样有共同语言的志同道合的人会变心。走之前那段时间他加倍地对我好。他的好也就只是表现在拿出整夜的时间给我剥瓜子仁，剥好了用手绢包着，第二天见面时给我。他越是对我好我就越是高兴不起来。你要是真的爱我就不要对我这么好。我感觉自己被拴在了一条绳子上，一头是梦想，一头是感情，而中间是母亲为我交付的学费，虽然只有不足三千元，可在当时，抵得上万两黄金了。最主要的是这里面有母亲为我寄托的希望。这个是无价的，而这希望中是没有他的。就这样，带着能说得清的心情却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上学了。而在当时，这些话都是羞于出口的，不能说，说了要丢人的。

　　辽宁文学院坐落在省城沈阳市的郊区西瓦窑。一条有几十里的黄泥土路拉开了它与城市的距离。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菜地。从学校的地理位置，到进入学校的大门，到操场，到花坛，到宿舍楼和教室，一切的一切，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在我的眼中，它地上的尘土都是散发着香气的。因为被赋予了这个名字，它的一切都散发着神秘的无穷的魅力。伫立在校门口的那个牌匾前，就好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面对教堂上空高悬的十字架，别看它只是个十字架，它不仅仅是个十字架，即使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那五个黑字也熠熠生辉。

　　在文学院我年龄最小，但是却丝毫没有自豪的感觉。反倒是自卑。当时我只是在市级的小报上发表了几首诗歌，名不见经传。而同学，我所知道的同学，都是大作连篇了。总之，在当时，我看谁都是大师。记不清在哪了，王宁院长有一次问我，都看过什么名著？琼瑶的书我全看过了，可这能说吗？我真是羞于出口。每每想起我的理想，我的眼前一片迷茫。每天看着同学们疯狂地交换作品，分享阅读感受，哪怕是简单的一声问候，寒暄都能撩起我从未有过的孤单和寂寞。我以为有共同语言的同学们啊，怎么见了面除了吃饭打水之外找不到一句共同语言啊。

　　每天黄昏是我最难过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想家的心情便会登峰造极。为了不让同学发现，我就跑到学校外面，趴在墙上哭，每天如此。这种状态大概持续了有一个星期。后来不知怎的，这件事被陈蓉蓉老师知道了，她找到了我。我记得特别清楚，她说：你想家？我点点头，眼泪就出来了。想什么呢，家没有变，还是你走时的样子。我心里也知道。可就是想。陈老师见我一声不吭，接着说，实在想家，你就回去吧，一直住到住够了的时候再回来。当时我心里还有些担心，不会因此就不要我了吧，这可是学校啊，怎么会让我在家里住够了呢，怎么会住够了呢？

　　得到了老师的特赦，我回家了，确实像陈老师说的那样，住到了住够了的时候，大概不到一周，我开始想学校了，于是我就返回了。返回学校一个最大的变化是确实不再想家了，我在心底佩服和感激陈老师。

　　文学院唯一的同龄人是小胖。其实她并不胖，至少不是那么胖，因为个子矮，所以就显得胖。不知道我们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直到被大家发现，当作一道风景去谈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除了年龄相等之外，我和她其他所有的方面都存在不可忽视的差距。首先说身高，她矮胖，我细长。再说性格，她开朗，我内向。但是既然走到了一起了，也不能因为别人说什么我们就分开。

　　我第一次去北陵就是小胖带的路，因为她家住在苏家屯，也就相当于北京和顺义的关系，在沈阳，我领受的是地主之谊。一道轻车熟路。嘻嘻哈哈，给我的感觉她已经去过无数次了。那是夏天，我们进入大门顺着主路人流一直往前走，两边是绿葱葱的参天大树，幽静的树林，反正这种意境是我喜欢的，我开始改变方向，向着树林方向的岔道，刚走了几步，就被小胖拦住了，老姐，咱不能去那边。为什么，我想去。那里闹鬼。大白天还会闹鬼？是的。小胖一脸的严肃和坚决。信不信我没想，反正我是没再往前走。

　　到第二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感情有了更深的发展，她陪我度过了十九岁的生日，并且还以情人胖自称给我写了首很直白的诗。但是那个夏天，我们俩因为什么在一个大雨倾盆的深夜一起跑出去，跑过花坛，跑过操场，一直跑到大门口，双双趴在墙上大哭，我说我很不幸，我没有父亲。小胖说啥我不记得了，反正她是和我一样哇哇地大哭。在雨夜里，两个十九岁的女孩子的哭声之大，惊动了楼里的作协领导。据说第二天，那个领导找到我们院长问那天晚上谁趴在墙上哭，为什么哭。现在回想起来，我能说出的理由只有一个，因为在一次听课中，我听到老师讲，生活中的不幸，往往会成为作品中最大的幸运。那天我们足足哭了不下十几分钟。这个自称情人的胖在那之后不久就成了时尚时髦的韩燕燕的跟班儿。只有早晨起床和晚上睡觉才能看到她。这是我们疏离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后来发生的一个意外的事。

　　就在我过生日那一年，临近暑假的时候，同宿舍的王大姐丢了一条金项链，找小胖询问未果之后，她报了案。那会儿大部分同学都走了，当时我们同宿舍的只剩下王大姐和小胖，门锁都没有损坏，宿舍里也没有其他人，小胖理所当然被怀疑是小偷被派出所带走了。后来听说她从派出所不知怎的跑了，后来听说项链又找到了，后来她又回来了。这些我们都是回到学校后断断续续听同学说的，但是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并且同学们也都在回避着谈这件事情。但是，我真正和小胖疏远就是从这件事开始，主要是小胖不再像以前那么活泼爱闹了。

　　就是在刘洪波大哥彻夜未眠，写诗到房顶上念的那天晚上，我也一夜未眠。我一晚上写了一万两千字，《家庭报告文学》。可是后来，我竟然把这个东西毁掉了，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悔，那种感觉那种文字是无法再复制了。和那一起毁掉的还有几个日记本。主要想忘掉一些东西，可是事实上，有些东西是注定要一生跟随你的。无论你在哪里，你和谁在一起。

　　某天在群里看同学们发的黄波的照片，我也是前年才从我们文联的文友中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十分震惊。他比我大一岁，我们也算是同龄人。他用自行车为我送过站，因为这事我还挨过夏青批评，特意为这事在操场叫住我，一脸的严肃认真，人家黄波骑着自行车跑那么远的路给你送站，你怎么回来了见到人家连招呼也不打。就凭着这句话，我认为夏青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就因为这句话，这些年我对他一直没忘，虽然他有些个性。也通过他的老乡打听他，但是真的没有想到，他也走了。毕业时黄波在我本子上写下的留言是，“同在一方水土，只愿来日方长。”没有想到，来日并不方长。

　　那个给我剥瓜子的，坐十个小时去学校看我的男朋友没能等到我第一个暑假开始就失踪了，暑假放假我去他家找他，他爸爸说是因为打架，当时正赶上严打。判决已经下来了，三年。

　　后来很长时间过去后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他说你是某某的女朋友吗？我是某某监狱的，他从进来之后情绪一直不好，我们了解到你是他女朋友。想请你来看看他，做做他的工作，鼓励鼓励他。

　　我真的去看了他。一个人，谁也没有告诉。一个人坐火车去到了相隔300多公里的地方。那天下车时就赶上下暴雨，我深一脚浅一脚在雨中行走，在车站等车时不小心踩到了下水井里，留下一道抹不去的伤疤。

　　见了面，他没说让我等他，也没说让我不要等他，但是从他的眼神里，我知道，他对我已经不报什么希望了……回来之后，我写了那篇《归去》，三千字，结尾是那首歌，那句是：看那杜鹃在林中轻啼，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我的小说处女作。

　　去年底文学院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把我也拉进去了，那时候正赶上我骨折拆钉在家休息，每天都要进去观看一番。同学们纷纷晒昔日的校园照，各种，以自己影像唤醒别人的记忆，有合影，有个照。看着那一个个熟悉的陌生的场景，我突然有种置身事外的感觉。我好像成了一个异类。

　　她们当初那么开心啊，她们怎么那么开心啊。雪地，菜地，陵园，操场。文学院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对父亲的思念。对母亲的牵挂。对未来的茫然。和对所谓爱情的失落 。但是，那确实是我的经历，关于照片，我努力回想，我记得李长江在毕业时要求与我照一张合影，可是我竟然说，我长这么大，除了和爸爸哥哥之外，从来不跟异性单独合影。他说，同学之间，照一张合影有什么关系，现在想起来，是啊，有什么关系啊。我怎么活得那么拧巴啊。遗憾，但是有些遗憾并不一定要用后悔去填补。相信，都是命中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