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

　　

　　梁 海

　　那一天，一个雪后的下午，村子里的人们都看到格拉突然返身，迎着下冲的熊挺起了手中的长刀。

　　格拉刚一转身就感到熊的庞大身躯完全遮蔽了天空，但他还是把刀对准了熊胸前的白点，他感到了刀尖触及皮毛的一刹那，并听到自己和熊的体内发出骨头断裂的咔嚓声。血从熊口中和自己口中喷出来，然后，天地旋转，血腥气变成了有星星点点金光闪耀的黑暗。

　　以上是我们这部选本中《格拉长大》里的一段文字。12岁的藏族少年格拉，在一个漫天飞雪的午后，跟着几个比他大几岁的“狂傲的家伙”上山去打猎。他的母亲马上就要分娩了。他知道“刚生娃娃的女人需要吃一点好的东西”。这个可怜的女人“有些痴呆，又有些优雅”，所以成了村里轻薄的男人们欺辱的对象。而自出生就根本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的格拉，自然也就沦为那些“狂傲的家伙”欺辱的对象。然而，当这些家伙们“牵着父亲们的狗，背着父亲们的枪”，打伤一只狗熊，慌不择路地奔逃时，格拉却勇敢地引开了狂怒的熊，如我们开篇引用的那段文字，他以一种悲壮的方式过早地完成了自己成年礼。《格拉长大》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西藏，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格拉似乎都离我们如此遥远，但是，恰恰是这种陌生感，可以让我们暂时脱离庸常的生活来反观自己的成长。格拉长大的过程如同母亲的分娩，是漫长阵痛后倏忽间的化茧为蝶，残忍而又美丽。相比之下，我们的成年礼又是怎样加冕的呢？成长是生命中最富有能量的动词，而阿来则在一个藏族少年的身上，阐释了成长的意义。

　　藏族作家阿来所有的创作都以西藏为背景的。他曾说，“我想写出的是令我神往的浪漫过去，与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从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得到了什么和失去了什么？”他要让人们读懂西藏人的眼神，带我们走进一个真实的西藏，而不是如萨义德所说的那个“他者”的，被粉饰、被遮蔽的西藏。阿来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的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里，从小学开始便学习汉语的阿来，童年时代就在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流浪”，产生了文化身份认同危机。所以，建构文化身份实际上已经内化为阿来文学创作的一种自觉选择，借助文学，阿来实现的是自己的精神原乡。从2000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尘埃落定》开始，阿来笔下的一个又一个关于西藏的故事便清晰地进入我们的视野：从20世纪初摇摇欲坠的康巴土司世界，到1950至1990年代经历了时代沧桑巨变的机村，再到新世纪以后由“山珍”引发的骚动，还有那个遥远到“家马和野马刚刚分开”的格萨尔王时代，阿来用传统所能传递的意象及意义的力量，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西藏。

　　收录在这部选本中的21篇作品，包括10部中短篇小说和11篇散文随笔，延续了阿来创作一贯脉络，尤其是小说部分，属于“机村传说”系列，延展了长篇小说《空山》中那个孤独机村的存在维度。《格拉长大》《水电站》《马车》《瘸子》《报纸》《马车夫》等，在故事、人物、情节之间，有着颇具意味的神秘联系，显示出作品的连续性。如果我们将这些故事串连到一起，便是一段机村的发展史。在这个小小的村落里，那些经常被孤立思考的事件彼此交互作用，以互文的形式交织着某种隐喻，由此，通过机村，我们获得了对整个西藏真实而连贯的印象。阿来曾在大连理工大学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为题，做过一次演讲，在我看来，这也是阿来梳理西藏现代性进程的切肤感受和深刻反思。所有的新生事物在人们措不及防之际，铺天盖地地扑面而来，接受是被动的，来不及消化的囫囵吞枣。尽管如此，这个社会还是在被动中被大大地向前推进了。

　　《水电站》正是以一个孩子的口吻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扑面而来的。在这个机村孩子的眼里，入驻机村的地质队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真是些神气的家伙”。“他们自己带着一队骡子，驮着帆布帐篷，可以折叠的床、桌子和椅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尺子和镜子”。“他们还在一个箱子里装上一些漂亮的玻璃容器，每天，都有人爬到上面，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记下瓶子里装了多少雨水或露水。他们还把一把长长的铁尺插在水里，每天记录水涨水消时，贴着水面的尺子上的刻度。”当然，这些家伙的神气，不仅是体现在吃穿用度和行为方式上，还表现在他们对机村人的态度上，“他们赶着驮着各种稀奇东西的骡子队直接就从村子中央穿过去了，对这么大个村庄视而不见。完全是一种见过大世面的样子”。尽管村里的孩子们被地质队邀请去他们的营地，参加科学主题活动日，但在机村人眼里，这些地质勘探队员依然是难以接近的“神气的家伙”。当机村的大人们也进入他们的营地，“勘探队的人并没有因此摆出要与机村人特别亲近的意思。他们自顾自忙自己的事情”。他们无疑是矜持而骄傲的，在机村人面前有着毫不掩饰的优越感，毕竟，他们的“神气”是有理由的，他们带给这个村庄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光亮”。我觉得，这部作品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文本自始至终在强调地质勘探队员的傲慢与矜持，显示出他们与机村人情感与精神上的隔膜。这让我联想到杜甫的诗句“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的确，对一种新的生活状态的接受，是心灵交融，而不是外在事物的强行介入。所以，水电站所带来的光明是一种怎样的光明呢？它能照亮机村人的心灵吗？

　　与《水电站》类似，《马车》再一次写到了世界的扑面而来。“机村有马，也有马上英雄的传奇，但没有车，没有马车。其实，哪里只是机村，方圆几百里，上下两千年，这个广大的地区都没有这个东西。”然而，忽然有一天，当农业合作社的社长去乡里开会回来，便带回了一堆奇形怪状的东西，这些东西最后被木匠南卡组装成了一辆马车。藏语中是没有“马车”这个词的，于是，已经夹杂了很多汉语的藏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名词“马车”。在我看来，外来文化的侵入往往是以语言为表征的。大量新名词的诞生，标志着新的文化与文明正在悄然兴起。所以，尽管机村人从未见过马车，但当“马、车。这两个音节在喉、舌和齿的联合作用下，艰难地从机村人的口中吐了出来。他们就相信这个名词所指称的东西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了”。于是，佶屈聱牙的“马车”在人们猝不及防中载着机村滑入了现代性的轨道。然而，另一方面，新名词的大量涌入也势必遮蔽，甚至消弭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旧名词”，新旧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新名词搅乱了人们的神经，吞噬了他们固有的认知模式，最终剥夺了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世界的能力，由此导致现代性的强行介入与当地传统文明之间“水土不服”引发的错位。这一点，在《马车夫》中得以形象的阐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马车夫》看作是《马车》的续篇。当机村有了马车之后，“一直蜗行于机村的时间也像给装上了飞快旋转的车轮，转眼之间就快得像是射出的箭矢一样了。”而一度默默无闻的麻子也因擅长驾驭马车而得意到一脸坑洼闪烁着红光。然而，谁料想，“马车这个新事物在机村还没有运行十年，就已经是被淘汰的旧物了。”而麻子还有他引以骄傲的马也自然被人们遗忘。在此，我想到了阿来的长篇小说《空山》中所描绘的：大量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新话语涌入机村，机村人在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中，用新的话语埋葬了自己的过去。显然，阿来是深刻的，也是善于思考的，他以文学的形式还原了世界“扑面而来”时的历史现场，让我们看到在人类整个现代文明的进程中，西藏所经历的蜕变与阵痛。这种阵痛往往是悲壮的，一如少年格拉的成长。但有时，又会流于荒诞，呈现出新旧文明摩擦出的变异色调。《报纸》讲述的就是，一张报纸，却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报纸刚到机村头一两年，那可是高贵的东西。那时，机村人眼中，报纸和过去喇嘛们手中的经书是差不多的。”可是，随着机村人渐渐见多识广，他们便不再把报纸当回事，开始用来卷烟或包裹东西了。然而，一天，倒霉的扎西东珠无意间用鸟枪把报纸上“领袖的下巴、额头和腮帮子都打坏了”。结果，他被宣布了两项罪名，“一项叫反革命恶攻，一项是非法持有枪支。”更为荒诞的是，等到十多年后在监狱服刑期满，他出狱时的行李依然是用一张报纸包裹的。

　　在上述几个短篇中，阿来是在讲述一个村庄存在和即将消失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来自村落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力量的汇集和冲撞。这样看来，机村，既是一个具体的村庄，又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的隐喻体。尤其是，呈现了在一个荒诞或者说是多元的年代里，一个村庄在遭遇社会政治、现代文明的浸入时惶惑的神情。其实，阿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现代性的思考，这一点，或许与他的民族身份有关。毕竟，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藏民族文化处于边缘地带。因此，在文学中塑造一个真实而富有历史感的西藏形象，让这一形象承载西藏的文化，以及这一古老文化面对现代性、全球化等世界文化格局变化所作出的反应，便成为阿来写作的文学自觉。阿来曾说：“我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记录自己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她的运行，她的变化。文化在我首先是一份民族历史与现实的记忆。我通过自己的观察与书写，建立一份个人色彩强烈的记忆。”

　　当然，这份“个人色彩强烈的记忆”不仅是对历史的追溯，还有对当下的思考。创作于2016年的“山珍三部曲”——《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书写的便是当下消费主义时代，欲望的悸动和精神的浮躁，即使边远的藏地也无处藏身。阿来选取了藏地三种稀有的山珍：虫草、松茸、岷江柏，以它们被人类疯狂掠夺的命运，折射出物性正在无情地吞噬着人性。阿来说，“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边疆地区不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遗忘。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是有一些特别的物产，比如虫草，比如松茸。”所以，《三只虫草》里的那个藏地小镇，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被都市人遗忘，而在采摘虫草时节，却裹挟在城市的欲望中。当一年一度的虫草季到来的时候，小学生桑吉偷偷逃课跑到山上采摘虫草。毕竟，“一家人的柴火油盐钱，向寺院作供养的钱，添置新衣裳和新家具的钱，供长大的孩子到远方上学的钱，看病的钱，都指望着这短暂的虫草季了”。然而，虫草对于这个孩子来讲“的确有点纠结。是该把这株虫草看成一个美丽的生命，还是看成三十元人民币，这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对这片草原上的人们来说，常常是一个问题”。显然，生活在这片古老草原上人们的思维有着“独特性”，春暖花开，斗转星移，一切自然的律动都融入他们的血脉，即便是拜金主义的狂潮也很难从根本上彻底割裂他们生命中的自然之根。所以，面对扑面而来的世界，他们难免困惑，难免纠结。但外部世界是如此强大，就连生长在雪域高原上的虫草，也命中注定要“走出”草原，更何况有着七情六欲的人呢？文本中的桑吉是学校最爱学习的学生，还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他能从母亲纺羊毛线团时，领悟什么是“纠结”；在去山上采虫草抽签的关键时刻，他能立刻用上数学课上学过的“概率”；他甚至已经模模糊糊感受到哲学的妙趣。这样的孩子必定是志向高远的，所以，当他第一次看到《百科全书》时，一个无法想象的广阔世界进入了他的视野，再回望他生活的小村庄，心里便生出一点点的凄凉。文本的最后，凝结着桑吉爱心的三只虫草，在被算计和欺骗中开始了它们通往外部世界的旅行；桑吉必定也要会走出草原的，因为，算计和欺骗已经让桑吉获得了无比强大的内心。

　　阿来在《三只虫草》中讲述的既是虫草的命运，也是人的命运。实际上，在对待世界扑面而来的问题上，阿来并非抱以一种二元对立的决绝态度。他在谈到《尘埃落定》中傻子的形象时曾说，现代性就像一列突然加速的列车，通常人们会作出抵抗性的反应，由此重新获得一种平衡，但加速度会重创这种抵抗性，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失败；而傻子的态度却是顺应，这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抵抗。我认为，这也是阿来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当然，顺应并不意味着必须割断自己民族的根，尽管现代性与民族传统之间有着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但阿来在他的文字中，重新复现了一种有关故乡、生命和存在的精神记忆，其中所蕴藉的，远远不是个人记忆所能承载的异常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是关乎一个民族或者整个人类的沉浮与兴衰。这使得阿来的文字是深沉的，又是富有诗意的。

　　当然，这样的诗意也播散在他的散文中。这部选本中的散文，有不少是描写各色花卉、植物的，如《腊梅》《丁香》《玉兰》《芙蓉》《桐》《李》，等等。它们大多选自阿来的散文集《草木的理想国》。2010年，阿来生病住院，手术后一时无法上高原。于是，热爱大自然的阿来每天在成都市区那些多植物的去处游走，当时正是腊梅开放的季节，阿来被那些馨香明亮的黄色花朵所吸引，带了相机去将它们一一拍下。拍过腊梅后，玉兰、海棠、梅、桃、杏、李次第开放，阿来便一发不可收拾，决定“要把自己已经居住了十多年的这座城中的主要观赏植物，都拍过一遍，写上一遍”，于是，便有了《草木的理想国》。在这个“草木的理想国”里潜藏着两个阿来。一个是痴迷而狂热的植物学家，他用高像素的相机拍出每一株花朵细微区别的色彩和层次变化，从中我们甚至可以嗅到泥土和种子诱人的气息。他可以辨认并说出一千种以上的植物名字或习性，为了获悉一种未知植物的知识，他不惜花去大量时间查阅各种资料。这个阿来让我联想到美国电影《回到未来》中，那个痴迷于各种机械的癫狂可爱的科学家布朗博士。另一个阿来，则是诗人兼哲学家。在他的笔下，玉兰花“像是一朵朵将要向着那淡蓝的天空飞升，顺着倾泻下来的明亮光线向天空飞升……就是这样，极致的美带来一种怅然若失的伤感”。芙蓉则是“在树上，每一枝头顶端，都有更多的花朵正在盛开，或者即将盛开，还有更多的花蕾在等待绽放。芙蓉的花期还长，而蜀地成都的秋天也一样深长”。还有热烈的梅花，“当阳光驱散薄雾，下楼就望见那团红云更加浓重，步步走近，那红艳并不消散。因此知道，这一树红梅花真的开了。的确是长得好看的那一树热烈的开了”。这些文字让那些在我们日常的匆匆步履中被忽略的美一下子绽放出来，如此绚丽！如此诗意！令我们内心生发愧疚，惭愧自己因各种无谓的忙碌践踏了良辰美景。可以说，阿来欣赏存在的一切事物，而且尊重所有现象无尽的可能性，这使得他的散文获得了一种从容和安详。

　　卡尔维诺说过：“大自然是外在于人性的东西，不过它跟人类心灵的最深处也是不能分开的，其中存在着人类的梦想字符及幻想密码，若是没有它们的话，我们不会有理想，也不会有思想。”所以，阿来“草木的理想国”带给我们的绝非仅仅是良辰美景，还有很多深度的思考，关于自然，关于人类，关于历史，这些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以如此轻盈的方式，滑进我们的内心深处。其实，阿来始终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作家。谢有顺曾说，“阿来的散文，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多维度交织的散文，一种有声音的散文，也是一种重的散文。它的重，就在于他那干净的文字后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世界、人生和存在的追问”。像本书中所选的《我只看到一个矛盾的孔子》《善的简单与恶的复杂》《三思〈阿凡达〉》等均是如此。

　　阿来为我们营造一个如此丰盈的文学世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用心地阅读呢?他的文学创作，让我们看到大地阶梯之上的那一片雪域高原。其实，一位作家的全部努力，正是在整体的文化脉络中获得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