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甲仁

　　对整个中国而言，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有精神高度的时代。对喜欢文学的人而言，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是亲近文学；对喜欢诗歌的人而言，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是读诗与写诗。

　　当今时代，能改变人之命运的重要元素是权力和财富，有权有势多金多银，便可人模狗样地成为人上之人；甚至出身即命运，出身官家便可成官二代，出身富家便成富二代。而当年是知识改变命运，文学是有知识有灵性的人干的事，自然也能改变命运，如果你有幸使一篇短文或一首短诗变成铅字，便可名震一方甚至名满天下，进而使自己原本灰暗的生活立马绚烂起来，使自己原本平庸的人生旋即精彩起来。

　　对于曾经狂热追梦于文学的我而言，正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与《海燕》结缘。

　　1982年前后，我在海军上海基地服役。哲学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大连走向上海进入军营的文学青年，有三份文学期刊是每期必看的：一是家乡的《海燕》；二是部队的《解放军文艺》；三是服役所在地上海的《萌芽》——看得久了，便萌生了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想法，而稿件的最初投向，也自然是上述的三家期刊。那个时代的文学是干净的，作者与编辑之间的关系也是干净的。当年《海燕》的诗歌编辑是高云老师。1982年的五月，我借回家探亲的机会去《海燕》编辑部拜访了高云老师。当时彼此交流了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高云老师待我的神色一如诗歌般明净而纯粹，态度极为亲切和蔼，绝无任何轻慢新手的俯视与敷衍。简单的交流之后，我留下几首诗歌习作便离开了。记得送稿留的是父亲所在部队金州亮甲店高炮74师的地址——那个年代如果稿件不用，编辑一般是给退稿的，且大都会附上评语。因此我想，不管用与不用，假期内在家乡大体会得到回音。但近一个月的假期内没有回音，后来我便返回了部队并忘了此事。大约当年9月份前后，父亲便先后收到了《海燕》编辑部寄来的用稿通知、刊登我一首短诗的杂志和稿费。据父亲说，此事在父亲的周遭引起很大的反响与震动，很多亲朋熟人在对我刮目相看的同时也对父亲刮目相看，文化不高的父亲能培养出发表作品的儿子自然非同一般。更为积极的效果是，由于这首短诗，使很多人看到了老孙家那小子前程的不可限量，因而熟人中为女儿托人做媒或主动为女儿求嫁者众。据说那段日子，一向面孔严肃冷峻的父亲，人前人后，便常有一种春风得意心花怒放状。这便是那个时代文学的作用和力量。此后不久，《解放军文艺》《萌芽》等杂志也陆续登出了我的诗歌、小说等作品，然后我在海军上海基地、东海舰队乃至全海军便渐渐有了些名气，再以后便由海岛的基层连队调入吴淞水警区机关以至最终调入海政文化部——不用说，这一切注定与我发表于《海燕》等杂志的那些文字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海燕》无疑是我文学之路的起点，《海燕》发表的那首诗歌处女作，便是我命运的转折点。《海燕》对我人生的重要，还需要做别的表达吗？！

　　上个世纪的整个80年代都是文学的时代。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上半段也是文学的时代。我纵情挥洒着自己的文学之爱，而《海燕》以她宽厚的胸怀，始终无私包容并接纳着我笨拙的文字。不仅仅是诗歌，我小说中的一些较为重要的篇章，也大都发表在《海燕》上。1992年，小说《七色潮》以自然投稿的方式，被责任编辑王桂芝老师看中，然后经副主编沙仁昌老师、主编毕馥华老师之手一路绿灯，作为头题刊发，然后被评为当年《海燕》七一征文短篇小说一等奖，随后又被评为两年一度的大连市短篇小说优秀创作奖。我想说的是，所有的结果皆自然而然，没有人告诉或暗示你如何参与过程。这便是文学的干净，这便是《海燕》的纯粹。于今，文学干不干净已经不好说了，因为纵观所谓的文坛，不但作品的内容有了种种的堕落，其艺术形式也开始堕落与不堪，比如某种比打油诗更“打油”的作品也可得国家级大奖等等。但极为难得的是，《海燕》的纯粹传承了下来，如果不带偏见，人们从一期期刊发的质量上乘的各类作品中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能成为什么样的人重要的是取决于它的基因，一本期刊、一支编辑团队也是有基因的。我们欣喜地看到，《海燕》那种纯粹的文学基因始终未变，并且继续在优化之中。

　　责任编辑 曲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