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素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当我想为60岁的《海燕》写点什么时,脑子里突然就浮现出一个词:温暖。这是我很久以来极少用到的一个词，也许我的生活节奏已经被改变了，忘记去抚摸自己身处的环境有多凉多热，也许我已经适应了电子工具的快捷和坚硬，对柔软的东西已经漠然。总之，我在这个略显陌生的词面前迟疑了一下。

　　关于温暖，书本上有现成的解释。在现代汉语里，温暖首先是一个被程度副词修饰着的形容词，比如：很温暖、非常温暖。温暖也可以成为当主语或宾语用的名词，比如：温暖如春、某某给某某送温暖。温暖还可以做形容词用如动词的谓语，比如：屋子里立刻温暖起来，等等。不管以什么词的方式出现，温暖都未失去词根的原意。然而，在书本之外，我给温暖的定义至少还有以下几种。

　　有一种温暖叫童年。每个人都有无法忘却的童年。即使因为位卑家贫或天灾人祸，童年生活并无温暖可言，可当岁月拉开了你与童年的距离，过往所有的疼痛和沧桑，都可能成了一种咀嚼不尽的温暖。

　　有一种温暖叫故乡。每个人都有一个魂牵梦绕的故乡，即使你的故乡不是以村庄的方式存在，而是在城市的某一个街区，某一条小巷，某一幢楼房，那个无比熟稔的地名或无比亲切的门牌号码，总会被你无数次地写在信封上，即使它们由于各种原因消失了，你仍然会有寻找的冲动，你的内心仍然会升起乡愁般的温暖。

　　还有一种温暖叫文学。在文学里面，肯定有童年，有故乡，没有它们就没有文学。历史向前走，文学向后看。故乡和童年，永远在文学的后面，就像老祖母夜夜烧好的火炕，绵绵地散发着稻草的香味儿，够作家回头看一辈子，也让作家温暖了一辈子。

　　当然，童年和故乡,不是温暖的全部，也不是文学的全部。我只是说，许多的时候，文学带给我的温暖，既与故乡有关，也与童年有关，更与这本名叫《海燕》的文学杂志有关。

　　1954年出生的《海燕》，只比我大一岁。它属马，我属羊。在马和羊的童真岁月，天空还算蔚蓝，草地还算茂盛。可叹的是命运无常，当马和羊一起进入青春期，冷不防就被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狠狠地撞了一下腰。这是《海燕》的前史，也是我的前史。彼时，我和《海燕》还未曾相识。

　　与《海燕》的亲近，开始于1980年代初。《海燕》和我，即将到而立之年，彼此走向对方的时候，既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慨，也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惊喜。因为激动，因为雀跃，互相甚至可以闻出领口里荷尔蒙过剩的气息。

　　我给《海燕》的见面礼，是散文《面鱼儿》。它不是我的处女作，在此之前，我已经在《辽宁文艺》和《旅大日报》发过几篇散文。可是直觉告诉我，它比以往任何一篇都好。我写了故乡，写了童年，写了母亲。

　　我的故乡有一种风俗，姑娘出嫁要在脸盆里放两条面鱼儿。如果说，祈福文化和囤积文化是农耕中国素有的传统，鱼显然是祈福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符号。

　　我的母亲有一个手艺，就是给出嫁姑娘蒸面鱼儿。可以说，从有记忆开始，我就知道母亲心灵手巧，一样的饺子面条馒头，她做出来就比别人家的好吃百倍，村里只要有婚丧嫁娶，习俗里那些带各种讲究的面活儿，肯定都要来找她帮忙。我有个童年的小伙伴，名叫春玲，出嫁的前一天，来求我母亲给她蒸一对面鱼儿。我正好在家，随之想起了许多往事，忍不住就写了这么一篇。

　　直觉是对的，《海燕》果然回赠一份厚礼：1981年《海燕》作品一等奖。记得，在一张纸质的奖状之外，还有一条“虎牌”毛毯。这也是我此生拿到的第一个文学奖。之后不久，我便嫁为人妇，在我微薄的嫁妆里，“虎牌”毛毯自然是最昂贵的一件私房。正因为如此，我要说文学是一种温暖，一大半的原因，就在于这条给了我喜乐和缱绻的“虎牌”毛毯。

　　毋庸置疑，它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床上用品，也是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买得起的奢侈品。红白相间的花色，纯毛的质地，虽是机器编织，却厚重而结实。在此后的岁月里，它像亲人般陪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天，即使后来家中有了比它更时尚的拉舍尔，有了国外进口的高档白鹅绒，在我的心目中，没有谁能替代了它。

　　我曾经想，如果将来《海燕》自己有一间博物院，并且向我征集展品，我一定把这条带着我体温的“虎牌”毛毯当作文物献给《海燕》。在这里，我绝对没有炫耀的意思，只有对《海燕》的感恩之心。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只要看见它，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海燕》，然后就是南山街10号那幢欧式小洋楼，就是1980年代与我一起纠缠着文学的同辈们。

　　1980年代，曾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复兴时代。1980年代的《海燕》，曾是大连的文学高地，在中国文学类杂志中堪称翘楚。即使是普通市民，也都保持了文学阅读的习惯，没有人不知道《海燕》，而且大都买过或读过《海燕》。对于1980年代的大连籍文学青年，《海燕》以及《海燕》所在的南山街10号，不啻是那一代业余作者心灵的伊甸园，文学的梦工厂。可以说，整个80年代，我和我的同辈们都在为文学而沉醉，整个80年代，我和我的同辈们都在享受《海燕》给予的温暖。

　　我和我的同辈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因为大连有个《海燕》，那些刚刚获得自由的著名作家就有了来大连做客的理由。他们总是几个人相约，一拨一拨地组着团来，而且每个人的名字听起来都震耳欲聋。比如，有一次是茹志鹃和王安忆一起来的，有一次是谌容和张抗抗一起来的，有一次是陈建功、李陀、郑万隆、张暖忻一起来的，有一次是姚雪垠带着家人一起来的，等等等等。每有名家来访，我和我的同辈们就会被《海燕》叫去，任务是陪着他们观光，或者与他们座谈。所谓的座谈，其实是给我们吃小灶，南山街10号坐不开，于是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南山市委大院的237会议室。

　　与名家座谈，只是交流方式的一种，还有一种是举行大报告会，地点多在人民文化俱乐部。有一次，丁玲、陈明、李国文一起来大连，并且是给全市的文学爱好者作报告。记得那天，来听报告的人特别多，把整个俱乐部都坐满了。报告之前，文联和《海燕》让我代表全市的文学爱好者上台发言。只记得当时是照着稿子念的，却记不清我胡说了些什么，也记不清为什么要我代表发言，也许是因为我刚刚得了《海燕》一个大奖吧？

　　1980年代，文学界最流行的一个词是“笔会”，几乎所有的文学杂志都办过笔会，《海燕》也不例外。事实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小灶，因为参加笔会需要资格，这个资格就是你得发表过有一定影响的作品，而且认为你以后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于是，能参加笔会的作者极少，只要接到了通知，既骄傲无比，又压力山大。

　　在参加《海燕》的笔会之前，我已经参加了一次《鸭绿江》笔会，地点在海洋岛，参加者都是省内的地方作家和部队作家。笔会结束后，我被北京作家浩然邀到大长山岛，始知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在这里举办黄海笔会。有许多朋友知道，在文学之路上，浩然是我的恩师。那是1972年冬天，在一所乡村中学毕业回乡后，我当了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万念俱灰之际，读到了浩然的《艳阳天》，于是灯下执笔，写信求教。而他的一封亲笔回函，震动了我当时所在的乡野，我也就此摇身一变，成为公社报道员。想不到，浩然并没有忘记当年给他写信的小村姑，来到大连就开始叫人找我。于是在大长山岛，在黄海笔会上，我见到了只通过一次书信从未谋过面的崇拜对象。浩然的女儿春水也在，他们父女叫我留在大长山岛。此间，浩然一边写，我和春水一边抄，这是一部6万字的中篇小说，《姑娘大了要出嫁》，后来出版了单行本，浩然在扉页上签了名之后，还给我寄来一册。

　　黄海笔会的与会者都是国内的大腕儿，除了浩然，还有林斤澜、从维熙、邓友梅、张长弓、程树榛、叶辛等，大约有二十多位名家。饭后去海边散步，简直是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彼时，我还是师专的留校生，正因为认识了这些名家，当我调到报社星海副刊当编辑，他们就成了我铁杆的约稿对象。好在当年的名家，大都没什么架子，每次向他们约稿，都答应得非常痛快，以至于我与他们成了忘年交的朋友。只是当年的名家如今大多不在了，比如浩然、林斤澜、从维熙、张长弓。几位健在的名家，则与他们仍然还有联络。

　　《海燕》组织的笔会，我也参加过几次，且都在80年代。记忆最深的一次，笔会地点在大连陆军学院。带队的是《海燕》副主编沙仁昌，住宿在学员宿舍，吃饭在学员队食堂。大家两个人一屋，白天趴在房间里写作，晚饭后则聚在一起唱老歌讲故事说笑话。最能说笑话的是邓刚，最能讲故事的是唐浩，最能唱歌的是杨道立，听众都属于笨嘴拙腮，有张福麟、宋学武、梁淑香、孙惠芬和我。大部分都是40后，只有我和孙惠芬最小，一个50后，一个60后。40后们会唱许多老歌，尤其是苏联歌曲，我们俩一句也跟不上。所幸我会唱《绿岛小夜曲》，晚上散步的时候，40后们走在前面唱老歌，我就在后面哼《绿岛小夜曲》，最后把孙惠芬也给教会了。

　　有一次更令人难忘的笔会，我虽然没有参加，却对此次笔会的花絮耳熟能详。这是一次旅行笔会，《海燕》把地点定在江南的几座美丽之城。参会者有高满堂、徐铎、孙甲仁、刘汝达、安端等，这一干文人大都好酒，才子们喝了一路，乐了一路。现在凑到一起喝酒，脸上皱纹一大把了，记性也不那么好了，仍还像孩子似的，拿当年集体制造的花絮取乐。我是听众，也是看客，他们每次说到那次笔会，我都在想当年的《海燕》，想它曾经有过的辉煌，想它为培养文学精英所做的一切。

　　马年春节前夕，诗人孙甲仁作东，我们几个文学老青年又聚了一回。坐下来方才看清，年终岁尾的这场饭局，其实是宴请《海燕》编辑部的全体编辑。老主编沙仁昌一星主二，既是文学前辈，也主《海燕》老人儿，新主编李皓还很年轻，几位责编的平均年龄也很年轻。于是我们这些文学老青年都明白了，自己今天不过是个陪客的角色，却都不介意，反而觉得这是一场大连文学的全家福，这场聚会让人有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穿越感。是的，从前也是这样，《海燕》的作者，经常就会跟《海燕》的编辑们坐在一起喝酒，喝酒是为了更痛快地写作。

　　于是，酒不过三巡，坐在编辑对面的文学老青年们就刹不住闸了，争着抢着去怀那一次南方之行的旧。这就是《海燕》，只要它在这个城市，它就是文学老青年们绕不开的话题，俨然是生死相依了。

　　有人或许会觉得厌烦，通篇文字，充斥着我对80年代的怀念。没有办法，因为那是一个非常文学的年代。不过，我和我的同辈们并未与《海燕》有须臾的分离。若是不信，就请翻开它的目录，自80年代至今，我们这群文学老青年何曾消失过沧桑的踪影？

　　文学需要坚守。显而易见，我们这一代文学的信徒已经为它守到两鬓斑白。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毕竟，这是一个众声喧哗、众神狂欢的时代，一个写字的人越来越多、被写的字越来越少的时代，文学创作早已被列入刀耕火种的田园牧歌，真正的作家也已锐减为稀有人种。如果我们不想自生自灭，那么，谁想当作家，谁就得有恐龙化石一样的硬度，谁要办文学杂志，谁就得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劲头。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自90年代以后，《海燕》和我们这些文学老青年一样，被商业大潮时代巨浪无情地冲到了主流之外，能挣扎到现在，一是造化不舍，二是良知使然。

　　百岁大连，花甲《海燕》，其实都还年轻。可是，看到这个城市拆百年老街不留片瓦，拆百年老厂不遗一物，拆百年老楼不假思考，我还是心有余悸。《海燕》是纸质的建筑，它的唯一性，让它成为这个城市的文学地标。如果不是总有那么几个坚守者为它呼喊，也许早就灰飞烟灭了。如果有一天，它也被印上一个粗暴的“拆”字，大连的城市史就会塌陷一角，大连的文学史就会断了线头。也许我过于悲观，可这是我最心疼的隐忧。

　　最后，献上我的祝愿：

　　《海燕》高飞！

　　《海燕》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