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夫

　　下雪了。

　　雪从十九峰款款地飘过来，过澧水一半跌入河中，淹死了。余下的在随澧水蜿蜒的小街上空慢慢散开，一半钻进人们激情燃烧的怀抱，一半在街心印出一瓣瓣梅花般的湿意。

　　“工联”正杀气腾腾地满街覆盖保皇派的大字报，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的走资派们，清早就从老西门过来，把铜锣敲得街两头都炸人。街上的行人没兴趣注意下雪，一边走路一边欣赏，革命和反革命两种势力如何同时喧嚣小城的火气。

　　雪，不敢放肆，小脚一样扭扭趔趔，走三步停一停。

　　我的目光和天空一道暗下来，里面也快下雪了。我不敢久留，必须今天赶回芭蕉峪去，走慢了怕被雪隔在县城。

　　贫协组长保幺爹派我上县城找叔父的关系买几只喇叭，今天是第三天。喇叭是革命的传声筒，比喉舌金贵，在我下乡落户的高家峪只有高悉萌家里有一只。他是队上的政治辅导员，公社给每个生产队分配一只喇叭，他兴冲冲地抱回来，没跟谁商量就钉在了自家堂屋的板壁上。保幺爹挑水路过，耳朵擦着板壁享受了一会儿，也没说什么，因为高悉萌是老大的儿子。高悉萌除有一只能及时听到最高指示的喇叭外，还有三、五枚毛主席像章，可以轮换别在蓝色中山装上，让人觉得像个辅导员。这喇叭在乡下还有一大好处，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可当电话用。自从有了喇叭，黄发枝再不用派四种分子翻山越岭去送紧急命令，半夜里想起一件事就对着喇叭喊，一直把对方喊出来。这时，全大队都会被喇叭声音吵醒，有人在被窝里骂：又想嫖堂客了。

　　保幺爹当然也想有只喇叭，就派我下县城来，想让我通过叔父的关系买几只喇叭回去。保幺爹脸色和冬天接近，每句话都裹了棉花，一半吐出来，一半存在喉咙里，没吐出来的常常让人觉得像阴河的水后面有股冷气。来到县城，跟叔父说起买喇叭的事，叔父不敢耽搁，第二天就带我找到县广播电台。台长说，仓库里剩两只喇叭，昨天韩县长写条子让人抱走了。原想如果能买到喇叭，哪怕一只两只，就打算在县城多待几天。一听说没货就慌了手脚，唯有赶快回去，回去晚了，怕保幺爹留在喉咙里面的那半句话会走出来。

　　到了湘运车站才知道西北乡正下大雪，班车只能到磺厂，上不去。我顾不得多想，打了票，上了车，含着泪挥手和叔父告别。

　　郊外的雪比城里要下得紧些，纷纷扬扬的雪都收缩到车的周围筛动，本来就拥挤的车箱逼得越来越小，有让雪埋住的感觉。公路两旁的农舍、稻田、草摞树有了些微白，如眉毛上挂的霜。远山渐渐展开翅膀，如轻盈的蝶，稍不留意，就隐入朦朦的雪花。我无心赏雪，心飘泊在乱雪中，不知道是哪一片……

　　午前，班车停在了磺厂车站。打开车门，地面已是白皑皑的一片，一脚下去，雪埋住脚背，足有五寸厚。磺厂是个老矿区，生产砒霜的烟尘已经灭绝了四围的生气，万人坑铺满了一层比雪更冷的白骨。这里是湘西北的丰都，过往的行人很少有在这儿落脚的。下完车，满车人一会儿就从雪地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余下我一个人站在路边的冷风中。凝视灰蒙蒙的归路，心紧了一下。从磺厂到芭蕉峪还有六十多里山路，全是高山，我不敢耽搁。钻进路边小店吃了两碗光头面，买了两双草鞋，一双赤着脚穿上，一双别在军用挂包的外面，望了一眼即将返回县城已经轰轰作响的班车，一个人默默地抛向大雪裹着的群山。

　　蝴蝶的雪稀疏了，面前是直立的雪，从铅云中挂下来。公路折叠成一个个的“之”字，在山涧和山腰盘旋，人要描着这些“之”字画来画去。雪光站起来逼着你，透视出心中的苍凉。在没有落日、没有孤城的千嶂里，唯有可以产生些想像的，就是我脚下正在蹚着的一片冷雪。偶尔可以遇上从清官渡方向开来拉磷矿的车，前后车轮都捆着铁链，从身边经过链条甩得咔嚓、咔嚓的响，听到金属的声音，身上添了几分阳气。想见到人又怕遇上人，人少的地方遇上人更可怕。我只想用单调的、发冷的脚步声把一座座山快一点踩到脑后去。

　　能让我周身回暖的是上完泉坡公路边的那栋两层的土砖屋，那里是湖坪供销社，父亲就在那里工作，我要路过那儿。解放前，磨市镇除了出产桐油、木籽外，老街上还出了几十家江西人的商号。这几十家商号硬是把渫水边的一个小码头伺候成了“小汉口”。土改时，一夜间就把那些紫色的、蓝色的、黑色的瓜皮帽，从这些怀里抱着水烟袋的人的头上揭了下来，换了一顶小商、小贩的帽子。大跃进浪潮一来又一个不留地从老街浪到山区供销社。父亲在这山凸上一待就是十一个年头。父亲平时对群众好，从不缺尺少秤，全社的男女老幼都喊父亲“张伯”，“张伯”成了供销社的代称。每年寒暑假我都要翻上九里坡，在父亲这儿住上一段，不到开学边上舍不得下山。供销社旁边有家饭店，每天中午都要用老天锅熬一锅粥，粥煮好了，就掏几勺子红薯糖放进锅里一搅拌，中午站在灶边等粥吃，掌勺的蓄短发的女人每次都要给我碗里多装半勺。至今回忆起来嘴上还沾糊，想不出今天有什么东西比那钵粥更好吃。马上就要见到父亲了，父亲是非常喜欢雪的，他一定正站柜台边看雪。

　　离供销社不远，无意朝脚下瞟了一眼，草鞋的耳子快磨断了，忙从挂包上摘下新草鞋套在脚上，我想让父亲看到我很精神。

　　刚走到大门边，小匡就在柜台内发现了我。小匡是津市下放的知青，因不安心在山区站柜台，多被人歧视，常常只念父亲疼爱她们。小匡突然见我从雪地里冒出来，圆着眼睛愕然了好一会才想起给我倒茶，压低了声音告诉我：“张伯到木瓜去了。”这么大的雪到木瓜去干什么，小匡没有说。我也不想问。我怕问出尴尬来。这几年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强化训练，我的嗅觉已经早熟了，书没有深入下去，看世界的眼珠却深入下去了。除今天在深山偶尔和雪遭遇，撞上一片宁静外，天天在你眼前翻滚的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或公牛般斗得鲜红的眼睛，或者是高帽子从这个头上跳到那个头上……父亲没有给别人戴过高帽子，但他那顶旧瓜皮帽，只要某个造反派司令向右摆一下头，人立刻就倒向了右边，被罩上资本家的高帽子，成为造反者们的嗜好。我不想久留，想马上离开这儿。正在厨房忙晚饭的龚女牙听说我来了，赶过来留我住一晚，说张伯应该快回来了。我不愿待在这儿，径直走了，我要尽快回到雪里面去，用不曾沾污的雪摩擦我的周身，让刚才麻木的表情醒过来。

　　沿着公路上完一面坡，是一处没有人烟的地方。公路凿在半壁腰，站在公路边上可以俯视幽深的渫水河，云荡过来人要赶快缩回去，眼睛一闭，身子有飘动的感觉。就是这个地方，传闻经常有鬼出现。走着走着，前面的影子就突然不见了，任凭后面的人高声的：“喂！喂！”也不回应。供销社的张会计探亲回单位，走到这儿天刚抹黑，还没来得及紧张就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和他不远不近地走着，张会计“喂！喂！喂！”连喊了三声没有回音，忙勾下腰在公路上胡乱地摸了块石头，抬起头就再也见不到人影了。跌跌撞撞跑回供销社，浑身是水，满脸都是鬼气，弯着腰用手把胃捂了三天。

　　父亲一生对鬼半信半疑，但他从不怕鬼。一次，他去二十里外的麻立供销社开会，吃了晚饭打着手电筒回单位，走到半路好心的群众提醒父亲：“张伯，那个地方你知道不？”父亲点点头，笑了笑。已经半夜，父亲走到这个“鬼”地方，他特意地在公路外侧找了一个石磴子坐下来，掏出烟，划上火，慢慢地吸起烟来，手上紧紧握着手电筒。公路对面是一板几百米高石壁，黝黑。朝上望仿若会倒下来。人在暗处坐久了，公路上渐渐清晰起来。听前面有梭梭梭的声音，用手电筒一照，是条竹叶青横过公路。下弦月已被渫水河的风擦亮，正从河谷上空慢慢挪步过来，靠近悬崖边，靠近父亲。父亲要证明一下这世上到底有没有鬼。父亲忘了，这世上即是有鬼，鬼也是不敢靠近父亲的。后来，父亲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坐在悬崖边，什么也没看见。问父亲怕不怕，父亲说，他不怕死鬼，只怕活鬼。为了防止活鬼，坐在那儿是提足了神的。

　　我只顾回忆，前面来了个挑箩筐的人，我眼尖，认出是父亲。他走得不很稳桩，两只箩筐前后不停地摆动，扁担在两只肩上转来转去。我立刻快步跑上去。这时，父亲也看见了我，一惊喜，朝前踉跄了几步。父子俩相逢在这个传说中经常出鬼的地方。但不是夜晚。是白天大雪中。父亲挑的是担小箩筐，脚穿一双黑色深筒套鞋，上身棉衣敞开，头上哈着白白的热气，箩筐里装的是二十斤大米，他是去十里外的木瓜粮店为单位买米转身的。米上面一头放着顶蓝色的呢子帽，一头放着件红色的毛线衣。父亲两只手可以把算盘打得呱呱地响，两只肩膀却从没有搁过担子。箩筐在肩上不听使唤，挑二十斤米已经很吃力了。我不想问父亲这到底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也无须问，我只告诉父亲，我是上县城买喇叭转身的。听说叔父身体还好，他笑着点了点头，他一世惦记兄弟，常常忘了自己。平时我们父子相见有说不完的话，今天想说的话都给冷风冻住了，悬在嘴边。至于当时说了些什么早已经清晰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我们都朝公路外侧身站着，似乎在漫不经心地赏雪。公路外一面陟峭的坡，一直梭到渫水河，坡上见不到一棵大树，全是灌木，山竹，被雪盖得严严的，不时有斑鸠从下面射出来，自作惊慌地从翅膀上抖落下若干碎银般的雪花。悬崖边一根让雪压弯的山竹，倏然弹起来，溅了我们一脸的雪花。雪在代替我们父子说话。父亲是从不言苦楚的，一脸红光被雪抛得发亮，给我周身折射了一股热气。我还有很远的路，父亲催我赶路，分手的时候，父亲对我说：我也打算回来，父子一道有苦同当。父亲是爱我们的，他不忍心看到我们受苦，却忘了自己正在更大的苦难中挣扎。

　　天很暗，在催人。父子俩匆匆话了别，背靠背向各自的方向走去。这是我们父子俩平生相处最短暂的一次。走到转弯处，我们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父亲挑着箩筐一边侧着身子，一边朝我招手；我倒退着，看着父亲渐渐消失在雪的尽头。雪地里留下两行深深的倒着走的脚印……

　　父亲一生谨慎，怕坏人推下悬崖，到底还是遇上了坏人，被坏人推了下去。他一生不怕鬼，也不曾遇上鬼，却让一些比鬼还鬼的人变成了“鬼”，恰恰在这个传闻鬼出没的地方，在雪光耀眼的大白天，让自己的儿子给撞上了。我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赶上那个年代，注定我要撞上更多的真正的鬼。

　　又开始飞雪花了，又一片雪花飞入我的眼帘，很快就滚出来，滴落到雪中去……

　　正是风雪夜归人的时候，我走近了狗二那栋漏风的土砖屋。在水井湾遇上了挑水的保幺爹，听说我没买到喇叭，脸上顿时速冻下来，我不敢看他，不知道当时他的脸是怎么深凹下去的。他挑着水朝前走了十多步，背对着我，搁在喉咙里的那半句话终于滚了出来：“这三天出勤只能打两个圈。”

　　天空，只顾肆虐着无边无际的飞着雪，一锹比一锹掀得急，我站在下面，任凭雪一寸一寸地活埋……

　　赶猪

　　母亲央求在珠宝街食品站的幺舅给我们找点事干，耽心会玩野。

　　学校停课闹革命，除学生会几个造反派头头还守在校园里油印传单外，大多数学生都回到自己家里去闹革命。回到磨市镇上，我没有和大福大队的几个贫下中农去革那些老铺子的命，而多半时间守着桥舅爷翻古。或不时读几页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再不就和舅老爷穿着短裤、背心上沈楚书家串门，把眼前发生的或远处发生的事议论一番。这在当时是归于保皇派之列的。

　　桥舅爷其实年龄不大，也不姓“桥”，排行却高出我几辈。全街的人喊顺了口，称他“爷”。他昂着头走路，没提防脚下使绊腿的人，从外地一所中学一跤跌回老家。不是半挑书打发日子，也闲得无聊。“爷”听说有事做，来了兴趣，他想挣点钱，把柴米买回来。

　　不久邮局喊接电话，是幺舅从珠宝街打过来的。说珠宝街食品站有几十头猪要赶到街上来，明天就要去。当晚商量好，由舅爷带我和弟弟三个人去赶猪。第二天，我们不慌不忙吃过早饭，每人戴了顶麦草帽，光手光脚出了门。

　　磨岗隘到珠宝街有十多里山路，要在镇头昌溪潭过河，过了渡顺昌溪潭上一面坡，直到峡谷尽头。山顶上是片丘陵，路两旁错落地叠着红砂岩，红砂岩中间夹杂着小块的包谷地和水稻田。正是六月天，昌溪潭的风迎面卷过来，仿若拌了凉粉，泼在腿肚子上，爬坡有劲。一路上我们只顾玩得快活，听舅爷说一些宋仁宗叫柳永“且去填词”之类的话。遇上山泉跑上去用手捧几口，喝饱了就爬上红石砂等凉风过来。早忘了赶猪这件事。

　　午前，我们说说笑笑来到了珠宝街食品站，幺舅正好从院子里出来。我一声“幺舅”没喊圆，幺舅就大声炸起来：“你们简直就是三头猪，怎么才来，六月的猪半夜赶。”幺舅兜头一盆凉水，把我们全身泼凉了。舅爷哪里还有爷的样子，身上扭着短裤、背心，笔挺挺地和我们一起瘦成一排，恭听幺舅关于猪的训话。

　　幺舅是公私合营过来的人，在食品站和猪滚了十余年。说到猪他是圣旨。派购猪送上门，他只要张开手掌，一下、两下……量量猪的腰围，然后又一下、两下……从头到尾量量猪的身长，再摊开手掌朝上托几下猪的肚子，头也不回地就向记账员背起来：毛市143斤半，除食7斤半，净重136斤半，超派购6斤，合格。用秤复一下，几无差数。如有遇上不买账的，硬说猪肚子内9斤半食扣狠了，当众把猪杀了，掏出猪肚子，翻出猪食一过秤，不多不少11斤半，送派购猪的自认倒霉。其实，是幺舅心善，他心疼老百姓一桶一瓢地给国家喂派猪不容易，猪除食时每头有意少喊了两斤。后来领导知道了，站里开他批斗会，说他拿公家利益讨好群众。喂派购猪的群众都念他的好，亲热地喊他“黄伯”，其实看上去幺舅还不上四十岁。乡下习惯交派购要看日子，看日子就是摸准黄伯这天是不是在站内。

　　幺舅关于猪的三言两拍，后来成了醒世恒言。只是恨歪脖子唐老师讲了两期生物课，为什么就没讲过六月赶猪要半夜里赶。害得我们跑十几里山路站在这里听训话，忍不住就顶了幺舅一句：“你怎么不早说。”

　　哪里还顾得上幺舅要我们快去后面食堂吃钵饭，每人找了根竹篾片，向后院猪栏跑去。

　　猪正躺在猪栏里的水泥地上，放翻了身子歇夏。正好睡。保管员站在栏外，当着我们面点了数，共二十三头，一色的本地黑猪，全是杨柳公社社员交的派购。

　　打开猪栏门，三人钻进猪栏就用竹篾片往猪身上乱抽，嘴里不停地大声地喊：“起来！起来！”猪睡得正香，轻轻哼了几下，全然不理睬。舅老爷勾下腰去拉脚边一只猪的耳朵。猪最反感拉耳朵，一声惊叫，前肢猛然撑起来。舅老爷以为猪要咬人，吓得倒退几步，一屁股坐在水泥地上，抓了两手猪屎，轻狂得比猪的声音还嚎。满栏的猪犹如听到悦耳的冲锋号，嗖地一下全部站起来，昂着头，竖着耳朵，翻着鼻孔，嘴里一边吼，一边打着圈乱窜。三个人被突然爆发的混乱紧紧夹住，挤得东倒西歪，脚被猪踩得生痛。恐慌中三人一齐举起竹篾片没头没脑地使劲乱打，猪终于让暴力逼到栏的一角，一个个轮圆了眼睛，敢怒不敢言，知道遇上了狠人。

　　猪终于赶出了栏，赶出了食品站。

　　出食品站不到二百米，前面横着一条小水沟，沟里边各种乱石、水稻田，还有口水井。走在最前面的那头猪突然停下来，侧起头鼻孔扇了几扇，眼睛一亮，就朝路边的水稻田里钻。后面的猪跟着学坏，有的跑下水沟，横在溪水中；有的钻入稻田，卧进污泥里；有的挤进石头缝，外面留根尾巴。一头四蹄雪白的猪，竟然悠然躺在水井里，头搁在井沿上，身子在里面几拱几拱，井花成泥塘。才出门队伍就带散了，三个人干瞪眼。我笑舅老爷每天把郭沫若读多了，不如读点《农经》，也许今天不会让幺舅骂。后来才弄明白，原来猪生性怕热，走路时习惯嘴筒子擦着地面，伏天的路是从热锅里捞出的油条，烫脚，猪的鼻孔对着六月滚烫的地面几缩几缩，不要几步肚子里就填满了火气，嘴里开始翻白泡。是猪不聪明呢？还是我们太“猪”？总之，让太聪明耍了一回。

　　望着这群肥痴，三个人一时想不出高招，就举着竹篾片，扮出恶毒的样子，分头跑下沟、跑下田，见到猪就打。“懒”着不动，是猪的绝招。哪知猪越打越耍赖，最后连哼都懒得哼，没治，无奈，鞭笞不灵，我们就使蛮劲牵耳朵，拉尾巴。猪和蛇一样最怕拉尾巴，越拉越往水稻中间钻，水稻田挤出了一条浪，一松手，尾巴甩过来，泥巴糊了一脸。正午安静的山林让我们弄出一片混乱。

　　我们正喘粗气，前面来了个赶猪牯的，赶的是头白色的公猪。高蹄。长腰。精瘦。脏兮兮的。眼睛凸出来，看人有杀气。屁股下面一大一小两粒肉丸，夹在大腿间左右晃荡，如舞铜锤。那是猪牯的战斗力。猪牯的骚气很诱惑，耍赖的猪们嗅到腥味，纷纷撑起前肢，打开鼻子一收一缩。即刻又卧下去，这群猪们的主人早就强迫它们做了“太监”，已经兴奋不起来，只知道在泥团里打滚最快活。看到我们三个狼狈样，赶猪牯的向我们传授了猪经：把前面的那头猪用索牵起走在前面，赶猪只打屁股。

　　我们照着赶猪牯说的去做，还真灵。同时，我们也逼出了些聪明，革除些暴政，走上一段路，就找阴坡让猪歇歇，自己找水喝，啃啃青草。然后，又牵着，哄着，敲钵鱼般慢慢地敲着屁股一步步朝前挪……

　　太阳快落山时，我们把猪赶出了红砂岩。

　　站在昌溪潭北坡顶上，借落日的余光，遥望老街，有红军过了草地，遥望陕北的感觉。

　　天渐渐暗下来，心开始发慌。脚下是昌溪潭，黝深得可怕。山雀子一声声把潭里的冷风抬上来，削薄了岩凸上的火气。渡船上木桨叩打船舷的声音，行人喊渡船的声音，拌在河风中比烤红薯还香。

　　老街弯在河洲边，一盏盏在擦亮火星。夜，网下来，慢慢收紧，人逃不出去。

　　猪，是彻底地困乏了，卧在路两旁的草丛中一动也不动，再叫它们走路已经不忍心。

　　不远处有户人家，我摸上门喊了声“大嫂”，借了根杉木杠，跑到塌坎草摞树下绾了几股稻草索。猪任凭我和舅老爷把稻草索兜在猪的前后跨下，穿上木杠子，和舅老爷把猪一头头往山下抬。两只肩膀从小没挨过杠子，猪是死死的沉，加上天黑看不清路，两腿绞过来绞过去，捉不住。都是石台阶，索一长，猪蹄拖在石板上，叩得清响。遇上乱动不听话的，停下杠子，跑上去在猪耳根子上就是一猛掌，一声惨叫，猪安静了，任凭你继续拖着，吊着。我们上上下下来回地跑了二十多回，人全身被搜刮得筋疲力尽。自怨平时吃多了温庭筠“梳洗罢，独倚望江楼”那些软绵绵的句子，肩上本无余力，却向秤砣般的猪讨差事，三家滩的水都静下来了，我们还在荒凸上替这群猪抬轿子。

　　渡口对面射过来一道电筒光，有人在喊“对面是雷老师吗？”镇上食品站的屠夫覃事贵来接我们了。他坐渡船过来，用手电筒朝河边上横七竖八躺着的猪看了一眼，接着“猪——儿”连续几声悠长的呼唤，猪们突然得到关怀，一个个哼哼叽叽攒劲撑了起来，乖乖地上了渡船。猪，拜给杀猪佬，没说错。我嘘了口气，肩膀塌了下来。能及时救难的就叫菩萨，覃事贵及时救了难，我们心里拜他为菩萨。

　　猪终于进了食品站，一点数，发觉少了一头。不敢耽搁，连夜打着手电筒折身去渡口密密的踏了一遍，没有猪的下落，一夜没敢放心地睡。

　　第二天，吃过早饭再匆匆来到渡口，渡船行到河心，看到从昌溪潭里面出来只划子，上面堆满了柴，老远就听见划船的朝这边喊：“昌溪潭里面河坎上躺着一只大野猪……”

　　赶猪的梦还没有清醒，我就被召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去了。回到学校，课没复，打倒走资派的烈火又复燃了。后来听说，磨岗隘街上裹小脚的革命者们，也在互相嘶咬。神州大地几亿人都被少数头头们，和少数造反有理的人猪一样地驱赶着……

　　赶了一趟猪，心里亮堂了许多。猪，其实并不像人说的那么愚蠢，它只是碰上比它更愚蠢的聪明人，猪，才真正愚蠢起来。

　　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杀伐，已经找不到鲜血一样正派的真正的革命，和刀剑一样掷地有声的真正的“造反有理”了。普天下都让比猪聪明的人，没头没脑地赶过来，又赶过去……直到一九七一年姓林的从天上一头栽落在温都尔汗。这一年我从下放的芭蕉峪招工进了钢铁厂，从此我身体上的大部分肌肉都集中到“我们工人有力量”上去了。

　　这年是辛亥年。猪年。属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