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波

　　众所周知，在现代性诞生之后，人的平凡品格被抬升到万物灵长的高贵地位，人超出了万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级人物皮科就曾经断言，上帝决定了人是本性不定的生物，并赐给他一个位居宇宙中央的位置，“亚当，我们既不曾给你固定的居所，亦不曾给你自己独有的形式或特有的功能，为的是让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按自己的判断取得你所渴望的住所、形式和功能。其他一切生灵的本性，都被限制和约束在我们规定的法则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交与你的是一个自由意志，你不为任何限制所束缚，可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你本性的界限。”人类从此衍生出的有关自身主体特权的信念，那就是人类是上帝特别眷顾的受造物，人类优越于动物、蔬菜、矿物质，并且从上帝那里取得了统治自然和自己身体的特权。人忘记了自己和其他生命形式一样，仅仅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分子，而绝不是其统治者。万物与人一起构成的是一张复杂而生动的、充满了交互作用的生命之网：“每个生物种群也与很多其他的种群发生着联系。这些联系的多样性使人眼花缭乱，它们的错综复杂的细则又使人感到奇妙。一个动物，如一只鹿，可能是依靠植物得到食物的，而植物又是从土壤细菌的活动那里获得营养的，反过来这些细菌又是靠生活在土壤上的动物所排泄出来的有机粪便生存的。同时，鹿又是山狮的食物；昆虫可能以植物的汁液为生，或者从植物的花那里收集花粉为食；另外一些昆虫则吸吮动物的血液，细菌可能靠动物和植物的内部组织生存；真菌腐蚀着死亡的植物和动物的机体。所有这些，都是多次重复着，种群之间彼此建立起复杂而严格的关系，从而组成了地球上的巨大的生命之网。”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已出版著作有《中国的匈奴》、《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丝绸之路》（中英文版）等多部，主持出版12卷本《散文中国》、11卷原生态散文书系等书籍。作品入选中国当代最新文学排行榜，并多次被各类选刊、年选和选集选载，先后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首届“QQ作家杯”散文特等奖等数十项。现居成都。中国作协会员。

　　

　　追求万物与我齐一需要的是谦卑，其前提在于对我执的破除。破除对自我的实体性理解，转向过程化的自我，从封闭的单子化自我朝向向他者开放的自我，才能真正地确立起我们的主体性。德日进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个人或种族的自我主义都是由一些人所激引，他们把忠诚的对象从生命转移到一些不可交通的极端或排外性上面去。他们自以为是。他们的过错就是把个体性和位格性混淆了，而这是致命性的错误。他们要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出来，结果是把自己个体化了；这是他自甘堕落，还要拖人下水，把世界打成粉碎，还原成物质。说来可笑，他不仅消灭自己，而且失落了自己。实际上，若想实现真正的自我，那么就要走相反的方向，走在与他人共同汇聚的方向，以便奔向‘别人’。”

　　然而，启蒙理性所培养出来的现代人已忘记了谦卑。殊不知，人往往把自己放到最低，才最有力量，最强大。正如真正强大者在最低潮的时候，往往更坚强。更为恰当的“自我实现”有别于个体主义的理解，而强调整体与联系性的观点，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本无固定的本体论划分，而是将自我实现视为自我省悟，以理解自己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是与自然界相联系的自我。正如德维和塞申斯所总结的：

　　在保持世上宗教的精神传统方面，自我实现的深生态学准则远超过现代西方思想中自我的定义。现代西方定义的自我主要是力争享乐主义满足的孤立的自我，这是一个社会程序意义上狭义的自我。社会程序意义上狭义的自我或社会性自我脱离了我们原本应定的自我，它让我们追随时尚。只有当我们不再将自己理解为孤立的和狭义的相互竞争的个体自我，并开始把自己融入家人、朋友、其他人最终到我们这个物种时，精神上的升华或展现才会开始。……自我的深生态学意义需要进一步成熟和发展，要认识到除人类之外还有非人类的世界。

　　因此，返回无名就是意味着返回存在的本源，返回存在整体，从我们长久以来形成的二元分立的思维惯性中解放出来，从孤立的自我和片断中解放出来，感受与整个宇宙的休戚相关。从强调孤立的自我到知道整体；从强调个人英雄般地与世界斗争，到协同进化与合作；从视自然为孤立个体的集合，到感知我们是自然组织的重要方面；从观察者与对象的分离，到意识到观察者总是观察对象的一部分；从专门强调逻辑、分析，到审美式的推理，不放弃分析但承认分析的局限；从执着于控制和预测，到对事物的涌现和变易变得敏感。利用我们微妙的影响力，成为地球这个蓝色星球的参与者而不是管理者。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摒弃文艺复兴以来对个体的认识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和技术的进步，而且使每个个体形成的集合具有崭新的意义，用混沌理论的属于来说，那就是成为“表述整体的隐喻和分形”。

　　那么，写作，作为将理性审美化的必要方面之一，就逻辑地导向这样一个觉知：谁写下了诗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诗歌”。一个无名的文本摆脱了过多的主观性，从而进入了一个现实的空间。即使不是荷马，也总会有一个人来写下奥德修斯的流亡。即使但丁不曾生活过，地狱也同样存在。一个唯名是尊的时代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可悲的是还是有太多的人把写作当做自我表现的工具，而不是通过写作将自身纳入更广阔的人类历史与生活中，从而与他所写下的事物同在，从而和宇宙的沛然之气贯通。对于体察了写作奥秘的人来说，他恰恰是通过对自我地狱般的深入，在地狱最底端找到通往炼狱的出口，这也就是对自我的深入和超越。诗歌最终只能是忘我。博尔赫斯有言：“一首诗是不是出自名家之手，这个问题只对文学史家显得重要而已。……一旦我写下了这一行诗，这一行诗对我来说就一点也不重要了，因为，正如我所说过的，这一行诗是经由圣灵传到我身上的，从我的潜意识自我中浮现，或许是来自其他的作家也不一定。我常常会觉得，我只不过是在引用一些我很久以前读过的东西而已，写下这些东西不过只是重新发掘。也许诗人都籍籍无名的话，这样子还会好一点。”

　　同样，里尔克曾明确表示，面对存在隐匿的贫乏时代，诗人惟有应和存在的召唤，赞美一切卑微无名的事物——

　　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我赞美。

　　但是那死亡和奇诡

　　你怎样担当，怎样承受？——我赞美。

　　但是那无名的、失名的事物，

　　诗人，你到底怎样呼唤？——我赞美。

　　你何处得的权力，在每样衣冠内，

　　在每个面具下都是真是？——我赞美。

　　怎么狂暴和寂静都像风雷

　　与星光似的认识你？——因为我赞美。

　　对无名的渴望要求我们在倾听自己内心的同时，倾听到天籁或神启，换句话说，便是倾听自然和世界之声。里尔克在其著名的十四行诗的一开始便确立了这种“倾听”对于万物归家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那儿立着一棵树。哦纯净的超脱！

　　哦俄尔甫斯在歌唱！哦耳朵里的大树！

　　于是一切沉默下来。但即使沉默

　　其中仍有新的发端、暗示和变化现出。

　　对于动物来说，俄尔甫斯的歌是“树”，是它们的家，是它们的存身之所，它们的归宿。这个家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巢穴，而是精神。同时，这种“倾听”使得诗人在对自我和世界的双重超越中完成语言的转化，在语言中变形成“另一个”，和他所赞美的万物一样回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园。倾听大地不但让我们作为人与自己的根系关联起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也有助于让我们明白，其他物种也是要在这个星球上与我们共同生存的。倾听不但为我们提供了对身体、大脑和灵魂的治疗，因此有益于我们自身和周围一切。这种倾听事物之声的能力在当代土著部落中依然存续着，我们的祖先也曾经拥有过，而我们大多数人在现代文化的进展中已经丧失殆尽，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人类世界之上，自然的声音被淹没和遗忘了。而实践这种谦卑、耐心、虚己的倾听，将使我们与更伟大的源泉接通，重新思考我们自身在自然与宇宙中应有的位置，进而改变我们的生命和未来。正如远人在其组诗《山居或想像的情诗》中之第八首所写到的那样，这种倾听能让人重新参与到自然的伟大进程之中，亦即看到“太阳强硬的光正在把每一片树叶锻打成黄金”：

　　在林子里走过之时，我们同时听到

　　一阵时断时续的声音传来。我觉得

　　那是一个伐木人在里面伐木；不对

　　你说，那是啄木鸟在啄树木的声音

　　当我们一直穿过林子，路上没看见伐木人

　　也没有在那棵树上，看到一只站着的啄木鸟

　　我们回过头看见，太阳强硬的光，正捶打

　　树叶，它要把每一枚树叶，都锻打成黄金

　　这就要求我们放下己执，认识到伟大诗歌产生的必然前提是其作者的消失，只有这样，它才具备和万物一样自在具足的客观本性。这里的“作者之死”和解构主义者的含义不同，它不是在文本互文性的背景中产生的。它要求诗人从舞台式的垂直姿态下降为一个普通观众，要求去除个人的骄傲和执着。这正如一个好演员，他塑造角色的成功在于让我们忘记他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和名姓。他已被角色本身所抽空和占有。伟大诗歌的客观属性容许我们这些平日充满令人头痛的自我意识的人通过它进行真正平等的交流，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对象，它是超乎我们的观念差异之上的整体，一个中介。福建女诗人伊路在2005年的一个访谈中也触及到这种认知，她说：

　　以前看事物总要加入自己的见解，把物拿来比照人，为表现人物服务。如，以前看到康乃馨花瓣的齿状边缘即可就和人的情感联系起来，就说“谁注意过康乃馨花瓣边缘的锯齿/谁知道这温馨名字掩盖的血性//一朵花从什么时候开始磨炼利器/一朵花怎样在自己的生命力设了栅栏/说过一千次不要……”现在就会这样想：这齿状边缘是多么不同寻常啊，有多少因素的参与才能使它长成这样子呢？这锯齿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柔嫩的锯齿了，蝴蝶的脚停在上面是不会被弄疼的，这锯齿本身就是花瓣……就是更注重事物本身，它们本身有很丰富的内涵，很深广的联系和隐秘，它们是独立的，它们和人的关系是那种更轻松自然的相处。当然以物喻人是难免的，没有必要去回避，只是不会像以前那么可以了。懂得人和事物都是一样渺小的，相反说来，没有什么特别渺小，彼此应互相尊重。

　　美国女诗人丹尼丝?莱夫托芙（Denise Levertov）的一首诗中清晰地表达出同样的思考——

　　《看，走，在》

　　“世界不是要看的东西

　　而是要在里面的东西。”

　　——马克?卢德曼

　　我看了又看。

　　看是一种在的方式：一个人有时，

　　变成了，一双走着的眼睛。

　　走在“看”带去的任何地方。

　　眼睛

　　挖掘并探索着世界。

　　它们触摸

　　喇叭声，号叫，小曲，喧闹。

　　世界和它的过去，

　　不仅仅是

　　可见的现在，固体和影子

　　看着一个人在看。

　　而语言呢？

　　回声和中止的韵律？

　　那是

　　一种呼吸。

　　支撑着看的

　　呼吸，

　　走着看着，

　　穿过世界，

　　在它里面。

　　当代汉诗中，从“看”到“听”的转变，意味着诗人对待事物的态度已经从“观照”的对象化转向了“倾听的”共在化。我来南京后写下的《早晨和夜晚的鸣鸟》《白色鸟矢》《八哥你好》《像鸟儿原谅了冬天荒凉的打谷场》《今天早上我是一只鸟》《晨鸟鸣叫》《玄武湖遇春鸟》《为鸟声驻足》《一只黑鸟引导我》等一系列“鸟鸣”诗，就集中体现出这种超前意识。

　　这种谦逊地置身万物的伟大静息之中以回归存在整体，有效地制衡了主观对客观的侵吞、剥夺和改造，保证了爱与认识的内在同一，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认为的，极大的谦逊，对于个人本性有限的更多认识，而非一般人的本性，是认识的必要条件，这就是“有学问的无知”（Docta ignorantia）。 具有有限经验的人一旦以自己有限的经验为傲，并将这种有限性引为通则，就会产生“中等常规认识”的暴政，这种“中等常规认识”否定精神经验，否定奇迹的可能性，把自然世界当成惟一实在，从而自满而自信地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从而沉浸在自我个性的封闭经验之中，与无渚无涯的存在整体分隔开来。因此，返回无名就是返回伟大创造的本源。在那里，个人的情志都是多么微不足道，你独自倾听天籁，等待一个超越个人存在的时刻，将自己融入那无渚无涯的存在本身。里尔克也是自觉地将这种对“无名”的尊崇纳入自己的诗歌创作当中，他曾经说道，所有的伟大诗人都试图做出这样伟绩，那就是把自己的伟大与自己的名字分开，使它成为无名的东西，“如果他发现一件伟大的工作的默默的，无意识的合作者，他就把这种伟大分派到无数无名的东西上面，这件伟大的工作乃是人类惟一真正的工作，简言之，就是‘真理的探求’。” 这样的诗人才能将人类的普遍使命作为自己的使命和憧憬，并因此使自己的生活具有更为广阔的意义和目的。

　　只有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整体与个体自我的渺小和有限，才能保持对存在奥秘的谦卑，才有可能破除一己的执着，把自己降低到万物一员的状态，倾听到“天籁”。在与世界的搏斗中，诗人必须以个人的失败来成就诗歌的伟大。必须学会让沉默发言，让诗歌自己去言说，而不是为诗歌代言。必须像但丁那样，在看见炼狱山更高的景象之前，用灯心草系住自己的腰。在《神曲?炼狱篇?第27歌》中，维吉尔在引导了但丁的游历之后，曾如此感人地说道：

　　儿啊，现在你已看过了

　　现世的火和永恒的火，也走到了

　　一个我无法再实战眼力的地方。

　　我已用智力和天恩把你带到这里；

　　此后让你自己的欢乐来引导你；

　　你已走出了险峻和狭隘的路。

　　能够意识到自我的有限性，乃是智慧的开端。果能如此，我们惯常所持的诗歌乃自我表达的观念，就变得非常愚蠢和渺小了。就是在这样的启示中，博尔赫斯的《界限》显得如此动人：

　　有一句魏尔兰的诗我已回忆不起，

　　有一条就近的街道却是我的禁区，

　　有一面镜子最后一次照见过我，

　　有一扇大门已经被我永远地关闭。

　　我的藏书(我正望着它们)当中，

　　有的我再也不会翻开。

　　今年夏天我将年近五旬，

　　死亡正在不停地将我消磨。

　　也许，正是人的有限，才促使渺小的人以诗歌的无限来达至存在的增殖和圆满。荷马在《伊利亚特》里说，“世代如落叶，我们也是如此。”博尔赫斯则说，“我也会像玫瑰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难免一死”。这似乎是常识，而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使用而被遗忘和磨损的常识，却往往有着难以测度的裂缝。能够对习见之物保持警觉的人，必定是有所觉悟之人。可以说，博尔赫斯和艾略特式的谦卑，正是当下汉诗所缺乏的必要品质，是当代诗人还没有培育出来的成熟心智之一。正因为我们不懂得谦卑地尊重存在，我们才有了诗歌语言中的暴力情结，才发生了诗之外的种种令读者不齿的争端，才有了抢夺权力话语的急迫野心，造成了当下诗坛乃至整个人文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因为我们还没有像博尔赫斯那样，学会把我们的自我隐去，甘心做存在的“耳垂和喉咙”（希尼语），还没有学会沉默，让事物自己言说。

　　让事物自己言说的前提，是主体腾空自我。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提告诫我们，在观察事物，比如说树木时，你的内心不要有任何的遐想，也不要出现以前灌输树木的任何记忆，你的内心应该是平静的，不存在任何的主观偏见、个人判断，脑子里也不要冒出关于树木的任何词语，以免它们干扰你观看树木。要用你自己、用你全部的能量去观察树木，这时你会看到什么呢？你会发现，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观察者，有的只是自己的专注。之所以会出现观察者或被观察者，是因为你其实还没有做到专注。 心理学家弗洛姆曾经写道，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通常所见到的树都没有个性，而不过是一种抽象物的表达。我们看一棵树时，将是有关它的“知识”全然抛开，光看一棵树的独一无二之处：它独特的树干造型，它的树结，它的盘根错节；它在空中摇曳，叶子闪烁着光芒，此时，我们见到的才是树之真理。按照混沌理论的说法，只有远离普遍认可的结构，创造性的自组织才成为可能。系统从混沌中自主形成秩序，就是真理，也就是将我们与产生我们的神秘整体世界联系到了一起。

　　因而，以主观的聒噪扰乱物之本性的人的言说，恰恰是我们所要警惕和加以限制的。要学会“单纯地聆听，不掺进任何过去的成分，不让过去的记忆干扰你，试着做到在聆听的时候不寻求解释、不相互比较、不妄加判断、不进行任何评估”。 这种倾听的态度来自自我的暂时搁置，济慈所提出的“消极能力”（nagative capability）中就包含同样的意思，这种感受力是一种物我合一的能力，既没有自我，又必须有自我意识，亦即“能够处于含糊不定、神秘疑问之中，而没有必要追寻事实和道理的急躁心情” 。在济慈看来，自我的旁位就是诗人的非个性化，他不赞成华兹华斯式的崇高或自私的自我，认为那样的自我是孤立的事物并孤立地存在着。诗人为了纳万物于自身，为了体察世间诸般情感状态与事物，就需要使自我不成其为本身，而是要无自我。他说：“它是一切事物，又什么都不是——它没有性格——它既欣赏光明，又欣赏阴影，它尽情地享受生活，无论清浊、高低、贫富、贵贱——它以同样的兴致塑造一个伊阿古与塑造一个伊摩琴。令道德高尚的哲学家瞠目结舌的，正是令变化万端的诗人所欣喜的。它既喜好事物的阴暗面，也欣赏事物光明的一面，二者对于它都没有什么害处，因为它们都以思考而告终；诗人是所有存在物中最没有诗意的，因为他没有个性——他在不断地（带来信息）供给其他主体——太阳、月亮、大海、男人和女人，这些都是冲动的造物，都具有诗意，他们周围都有一种不可改变的特质——诗人却没有；他没有个性……” 济慈的“消极能力”和诗人无个性的说法，直接导向了艾略特的“非个性化原则”。其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完全可以一反文学是人之内心表现的主观化文学观，而建设一种新型的客观化的文学。我们完全能够按照“世界的尺寸”创造那样的诗歌，条件是，我们必须善于感觉到处于其“另一个存在”即陌生状态之中，因而摆脱了人的意图和需求的外部世界，亦即不是仅仅生活在自己内心的另一个世界里，而是让另一个世界作为他者自由呈现自身。需要既强化我们自己在事物中的存在，同时又要消除它，要好像没有感觉它似的感觉世界，要为大自然表面上的无目的性感到高兴：要为缓慢流动的河水、从远处传来的孤独的鸟鸣、甚至为没有被人的眼睛看见过的花的美丽而高兴。在这方面，在自己所臆造的言辞世界打转的所谓诗人们，反不及梅特林克反复赞美过的那些安静的“无名者”：“在星期日不去酒店喝个醉，却安静地待在他的苹果树下读书的农民，厌弃跑马场的纷扰喧嚣却去看一场高尚的戏或者只度过一个宁静午后的小市民，不去街上唱粗俗的歌或者哼些无聊的曲子，却走向田间或者到城墙上看日落的工人；他们全都把一块无名的，无意识的，可是决不是不重要的柴薪投进人类的大火之中。” 所以，这种“无名者”对存在的安静“倾听”，更胜于人类言辞的喧嚷聒噪，尤其是那些喃喃于自我欲望的所谓“诗的言说”。这个星球并不属于我们，并不仅仅属于我们人类，相反，我们属于这片土地，这个星球，这个宇宙。正如下面这个有趣的故事中所表明的那样——

　　有一天，一个地主把田地留给一个男人去照看。这个男人把地照看得很好，耕地、播种、种植、收获。地主回来，他对这个帮他照看土地的男人说，“现在把地还给我。土地属于我。”

　　另个男人说：“不，我不干。土地属于我。你是地主，可这段时间是我一直在照看土地。土地是我的。”

　　他们开始争执起来，最后邻居出面，把他们带到法官那里去解决争端。两个人都坚持土地是自己的，土地属于自己。

　　法官走到那片地里，躺下来，把耳朵靠近土地。“你在做什么，法官？”两个人问。

　　“我在倾听。”

　　“你在听什么？”

　　“倾听土地。”

　　两个人嘲笑起法官来：“倾听土地？倾听土地？土地有什么要说的呢？”

　　法官抬起头说道：“土地说，你们都属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