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宏越

　　浪漫自负与平和中正
——解读闻一多与朱自清

　　姚宏越

　　

　　姚宏越辽宁沈阳人。业余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有相关文字散见于《博览群书》《山西文学》《开卷》《世纪风采》《编辑之友》《出版广角》《全国新书目》《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藏书报》《天津日报》《青海日报》《太原日报》《青岛日报》等报刊，编有《话亦有道》一书（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现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工作。

　　许纪霖在《朱自清与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一文的开篇便写道：“朱自清留给历史的，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是写了《背影》、《荷塘月色》这样经典名作的白话散文大家，另一个是毛泽东亲定的‘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现代伯夷’。我知道，这两重形象一个代表着朱自清的早年，另一个象征着他的晚年，但我依然被他们之间的巨大反差所疑惑。”事实上，这种疑惑在闻一多身上表现得同样明显。

　　闻一多与朱自清均终于清华，但二人在清华的背景却大不相同。闻一多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他是著名的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编辑，也时常在各种重要的校园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谢泳：《血色闻一多》，同心出版社，2005年3月版）《吴宓日记》中也曾提及闻一多在当时所参加的校园活动。也就是说，闻一多是典型的“清华出身、校园文化”的代表人物。

　　朱自清则毕业于北大哲学系，是胡适的“正牌的学生”（韩石山语），也不辱恩师使命，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的散文在今天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他曾是新潮社成员，参加过邓中夏发起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后来又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但比起闻一多在“校园文化”中的活跃表现，朱自清则显得更像是一个边缘人，在任何社团或协会中，他似乎都没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者曾列举了新潮社比较稳定的社员，如毛子水、俞平伯、孙福源、康白情、傅斯年、杨振声、顾颉刚等三十余人，其中并无朱自清。（张晓京：《近代中国的歧路人——罗家伦评传》，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

　　另有一事同样可以说明朱自清在“校园文化”中的角色。在由北大学生占主导的五四运动中，作为北大学生的朱自清是默默无闻的，而地处京郊的清华学生闻一多，却耐不住寂寞，连夜抄写岳飞名作《满江红》，贴于清华。孙伏园是新潮社中的主要人物，他曾在回忆朱自清时说：“佩弦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虽然那时我们都在二十左右的年龄。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对于事业的成功有实际的裨益，对于分歧的意见有调解的作用，甚至他一生的学问事业也奠基在这种性格。”而关于闻一多，谢泳认为“是一个有浪漫气质的人，这样性格人的特点是容易冲动，同时也有些自负，处理事情常常易于激动，因而也多有简单的倾向。”一个浪漫自负，一个和平中正，闻一多与朱自清的性格可谓大相径庭。

　　然而朱自清既没能像他的同学康白情那样捞到一个留学的公费名额，又没能像另一位同学顾颉刚那样被留在北大任教，而是在毕业后，经北大校长蒋梦麟推荐，回到扬州，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

　　从起点论，纵使闻一多并没有获得任何一所美国高校的学位，但毕竟曾在芝加哥、科罗拉多、纽约等处的学校辗转数年，有了留学背景；同时在美国期间，闻一多将他在清华时养成的“校园文化”兴趣又施展于美国留学生中，与日后众多学成归国成为中国文坛重要人物的学友结成了友谊，所以回国后很容易便经徐志摩的介绍，直接担任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务长。可以想象，如果不是闻一多性格上的缺陷，闻一多在政学两界的地位只会更高。但是，也正是因为自青年起便给周围朋友留下了这种爱发脾气的印象，对于闻一多，身边的朋友们还是能够给予理解和容忍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敬畏。因为有了青年时代打下的心理基础，所以日后闻一多无论是寻觅教职，还是与新月社的一帮朋友交往，从其他人的角度讲，都是较为帮忙和容纳的。这样比较而言，最初在中学教书又没有留学背景的朱自清无论从哪个角度较之闻一多都显得相形见绌。

　　提到朱自清，就不得不提及他与俞平伯的交往。俞平伯生于书香世家，其曾祖父俞曲园，乃经学大师，父亲俞陛云，是光绪二十四年的探花，官居翰林院编修。这样的出身使得俞平伯的求学之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朱自清不同，家境较好的俞平伯获得了自费留学的机会，1920年初，俞平伯与傅斯年一同坐上了赴英的邮轮。但是很快俞平伯就返回了国内。回到国内的俞平伯也是由蒋梦麟推荐，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这样成为同事的朱自清与俞平伯此后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25年，清华学校初办大学部，请胡适为其寻觅国文系教授，胡适当时找到了俞平伯，俞平伯自己未同意，却向胡适推荐了好友朱自清，因为就在此前朱自清曾有信托他在北京留意工作的机会。也就是说胡适为清华的大学部聘请了一位既没有留学背景也没有显著学术成就的中学教员。抛开俞平伯的举荐不谈，这里面是否有胡适自己的私心就不得而知了，毕竟朱自清是自己“正牌的学生”和新文化运动的骁将。

　　由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一跃成为了大学教授，我们不得不说朱自清的这次飞跃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甚至在此之前，短短数年中，他就先后在杭州一师、扬州八中、中国公学中学部、台州六师、温州十中、温州十师、宁波四中、白马湖春晖中学等校任教。走马灯一样地频繁换校，使朱自清甚至有放弃教职、借叶圣陶之力进商务印书馆的想法。所以在确切得知自己将成为清华学校大学部的教授后，朱自清需要做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向介绍他入清华的胡适致谢；二是精心给学生们授课。前一件事，查《朱自清全集》有信为证，朱自清在1925年9月4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适之先生：承先生介绍我来清华任教，厚意极感！自维力薄，不知有以副先生之望否！”后一件事更有此后朱自清在清华国文系二十多年中时刻的努力为证。

　　再回看闻一多去清华之前的执教生涯。前面已经说过了闻一多从美国归来后，经徐志摩介绍直接担任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务长，并兼代油画系主任。1926年9月他受聘于张君劢担任校长的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任训导长。两个多月后因为女儿闻立瑛夭折，闻一多回到了浠水，待他回来之后，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政治大学已被查封。1927年2月闻一多应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邀请到该部任艺术股股长兼英文秘书，由于不习惯于军中生活，到任一个月后即告退。1927年7月闻一多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8月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即后来中央大学）聘闻一多为副教授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28年9月武汉大学聘请闻一多任该校文学院教授兼院长。1930年8月负责筹建青岛大学的杨振声聘任闻一多为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较之朱自清反复在中学辗转，闻一多虽然也是频繁地换校，可每到新一所高校，都被委任要职。

　　但是，和朱自清离开学校的情况不同，闻一多的频繁换校有一个很特殊的问题，即很多情况因校中闹有学潮，并多与闻一多有关，被迫离开。这一事实，因为日后闻一多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又一位旗帜性人物而被人们所淡化。有人就曾写道：“一九五七年《红旗飘飘》创刊，邀约写篇纪念闻一多烈士的文章，表彰毛主席、周总理所树立的一位知识分子……”（王康：《闻一多传?后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除了被停办的政大和不适应的军中生活，无论是在北京艺专、南京第四中山大学，还是武大、青大，均是如此，区别只是程度不同。

　　实际上，这种事情发生在闻一多身上并非偶然。如果说校园文化是指学校中的各种学生社团活动，那么社会文化无疑是指带有党派性质的政治活动，因为早年驰骋于“校园文化”的健将，成人后都很可能有一种古人所说的“学而优则仕”的想法，除非对于中国的政治环境到了绝望的地步，比如闻一多的好友罗隆基。而直到李公朴被害，也没有迹象表明闻一多失去了对于政治的热情。当时主张国家主义的李璜曾说：“我于民十四之秋到北京后，一多时在国立艺专任教职，他是看见《醒狮周报》登出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的发起广告，而同着余上沅找上我的门来的。他一见我，说明代表美国同学主张国家主义者所成立的大江会，特来参加联合会后，而慷慨激昂的说：‘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宗旨不错，但得要真正的干一番，你怎样干法？’我答：‘先行团结爱国分子，大家商量着干罢。’他说：‘好！’停一下，他又说：‘现在北京的共产党就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我看老兄是个白面书生，恐不是唱花脸的罢！’我笑道：‘花脸就让你来唱罢！如何？’”（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此事足以表明闻一多对于政治的热情，甚至可以说得上是“野心”。

　　如果说朱自清的死心塌地扎根清华是必然的话，那么闻一多能在清华执教十多年应该说与朱自清任系主任及三校南迁等事情的发生是分不开的。客观地讲，通常过去人们印象中的闻朱“知交”关系，是经过美化后的。比如我手边有一本《闻一多评传》，就写道：“1932年8月，闻一多又到了北京，就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朱自清亲自到城里去迎接。”（刘烜：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而实际上该年9月3日朱自清才成为清华国文系的系主任，此前清华本想聘闻一多为系主任，但被闻一多拒绝了。关于这件事，谢泳的解释是：“清华原来计划聘他为系主任，但因为有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的经历，闻一多没有答应。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说：‘学校要我做国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后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闻一多当时在清华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在当时国文系做教授的那些人多数是北大出身的，国文系六个教授当中，除闻一多外，还有朱自清、俞平伯、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都是国学大师。六教授中，只有闻一多一人是清华出身，而且还不是中文本科毕业。闻一多的这个背景影响了他在清华时期的整个精神状态。那时闻一多虽然发表过不少文章，但他最大的名声还是诗人，以诗人名世，而来清华教授古典文学，心理上总是有一些压力。闻一多一生的学术成就大部分出自清华时代，就与他的这种心理有关。”（谢泳：《重说闻一多》）从出身和学术上对闻一多与当时清华其他几位教授相比并非不可以，但是以当时闻一多所取得的成就，未必落于朱自清和俞平伯，此前他不仅在武大时完成了《庄子》与《杜少陵年谱会笺》，而且已经对《诗经》《楚辞》有过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闻一多的拒绝出任系主任，不是与因学术成就而产生的心理压力有关，而是由于此前在教务长、院长、系主任等职位上的不成功经历。这种拒绝看似是闻一多在努力与行政、政治断绝，实际上只是一种退位思考的结果，并不能表明他将从此远离政治，专心学术。

　　闻一多与朱自清，应该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这一点只要熟读朱自清日记便能有深切体会。之所以常给人以密友、“知交”关系的印象，笔者认为这依然与二人经历性格等因素有关。前面说过“因为自青年起便给周围朋友留下了这种爱发脾气的印象……所以日后闻一多无论是寻觅教职，还是与新月社的一帮朋友交往，从其他人的角度讲，都是较为帮忙和容纳的。”最典型的是徐志摩与闻一多的关系，现在几乎已经可以肯定闻一多是对徐志摩有不满的，可徐志摩还是约闻一多写稿，这除了说明徐志摩的宽容性格外，闻一多的能够做到当面的隐忍也是原因之一。无论如何，闻一多也算得上是“人人的朋友”，即使他敢于当面指责他的朋友。是他的朋友，但也知道他的性格，又知道朱自清是他的上级，这样的人也难免不对朱自清产生好感，觉得他是一个容易相处的好好先生，事实也确是如此。更进一步讲，闻一多的存在，对于朱自清的中文系主任位置是有好处的，当然前提是容纳闻一多。黄波先生在文中谈到了梅贻琦因闻一多发表憎恨清华的言论，而欲将其解聘一事，而朱自清则表示反对，促成了闻一多的留任。其实可以这么讲，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说第三者的坏话，未必会给自己增加好的印象；但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说第三者的好话，一定会为自己增加好的印象，尤其这个第三者还是闻一多这样的人。

　　关于最容易表现闻朱关系的“朱自清担任‘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的召集人，亲手为《闻一多全集》拟目修改《年谱》，为全集负起总纂之责”一事，韩石山曾有过分析：“闻先生是中文系的教授，他是中文系的主任，本系的一位教授死于非命，他能不表示自己的愤慨吗，他能不主持为之编全集吗？这里没有什么个人关系，只有本分，只有职责。对朱闻两位都知之甚深的王瑶说过，‘在生前，闻先生和朱先生的私交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深’。”一件普通的事情，之所以被后人美化得如此深入民心，唯一的理由只能是如前所说，“闻一多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又一位旗帜性人物”，而朱自清也是。

　　我想闻朱的关系，大概是如此吧。

　　责任编辑 曲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