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著名诗人、《人民文学》前主编韩作荣先生，我久闻大名，早读大作，却很晚才认识其人。
他瘦高挺拔，自嘲“郊寒岛瘦”；他沉稳寡言，自谦“笨拙木讷”。也许是太多的内心风暴，给他的脸庞刻上了一道道深刻的皱纹，也许是对叛逆的强烈自我克制，使他的头发不再浓密冲腾，诚如他自己所写，“岁月的风霜在脸上留下的痕迹，那种沧桑感，让人想到雕像和青铜，想到力量，无法摧毁的坚韧、智慧、阅历和成熟。”尽管他给我的总体感觉是神光内敛，沉静笃定，但我还是觉得他像个大侠，间或甚至会在不经意中从眉宇间流露出些许难以掩饰的霸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武侠小说读得多，被潜移默化之故。
当我依照俗常的客套送上恭维时，他用深邃而又孩子气的诚挚目光看着我，仿佛在说，“你所知道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他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如果别人非要认为他是什么，那么，他只愿意他是读者眼里真正的诗人。他对诗歌怀着无比的虔诚和深深的敬畏。
韩作荣的笑容有着可爱的原始的童真，笑声是从心底发出来的，纵情又爽朗，像个孩子，却是个有着何等深邃沧桑的眼睛的孩子！一个阅人多矣的“老道”，能对自己并不太熟悉的人这般忘我地开怀大笑，须具杰出的心灵品质和超强的精神能力。这是一个拒绝灵魂老去的人。他无论作诗做人，都大巧若拙，欣赏简洁与纯粹，寻觅简朴和真实。这丝毫不削弱我对他的敬仰，反倒加深了我对他的尊重。一个人的自我尊严感在深藏于心时是可敬的，在公之于众时是可笑的。
葆有孩童的纯真和哲人的智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写得越来越好的诗人。
文坛充斥于人们眼中的“要人”、“名人”、“狂人”很多，真人则凤毛麟角，有的人往往喜欢把他身边的人搞得神经紧张手足无措，以从中获取心理上的快慰和满足，而韩作荣这位文人兼领导，平和慈祥，不摆谱，不作态，不矫情，对晚生后辈也决无自矜与傲慢，且一再坦言对虚伪的极端厌恶，“我最讨厌虚伪。”“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虚伪更让人厌恶的了。”他说：我是平原上长大的人，就喜欢无遮无碍、一眼望不到边的开阔和平坦。
率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我感受到他心灵的宽广、圆融。
见我目光停留在他被书刊充拥得密密实实的书柜上，他坦率告知，凡能上他书架的，都是他喜欢的书，基本上是自己买的，别人送的多不是好书。这样的坦率、直白，让我一时无语，于是暗自庆幸：幸好，自己历来不喜随意赠书；却也暗自嘀咕：这话打击面未免太广了点吧？他居然还说自己人到中年后，随着阅历日深，性情变得平和冲淡多了呢。
坦诚、机智、简练，是韩作荣的语言风格。不认识时，喜欢读他的诗；认识之后，喜欢听他说话。
话题从书籍扯到诗文上。我说：韩老师，我最喜爱您用白描手法写的《毕节》，那么纯粹透明，那种单纯中的丰盈和深沉，那种铅华洗尽后的真淳，更加摄人心魄，直抵人心，它抵达了艾略特诗歌中“消除所有华而不实的东西，达到结构简炼和词语精确的完善境界”；依我愚见，到《毕节》，您的诗进入了化境，正如您给别人写诗评时所说，“也许，别样的诗是以曲径通幽而到达诗，而这种诗则直接到达。这是一种无烟火之气的炉火纯青之境，或许是为诗最难的境界。”
提到《毕节》，立刻勾起了韩作荣的美好回忆，他脸上浮现出心驰神往的光辉，情不自禁口无遮拦起来：“那是我三十多岁时一次坐火车的经历。坐在我对面的女孩，眼睛是那么单纯，干净得没有一点杂质，声音也特别清纯。当时我的心真动了一下，但一直没有跟她说话。车到毕节，她下去了，我一下感到怅然若失。二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我对当时的情境还记忆犹新。那年在家躲非典，有时间写点东西了，那个女孩的形象、声音立刻浮现脑海，就一气呵成了。”
“您当时为什么不跟她寒暄寒暄呢？”我很是惋惜，出语一时忘了顾忌。
“不敢。”
“为什么？”
“可能还是纯真吧。”
“三十多岁了还能这么纯真，真是难得。”话刚出口，我就知道愚不可及，但覆水难收。
他怔了怔，然后对我语气很冲地说：“我现在也还很纯真啊！”
我深深地惭愧。我曾经写下过：纯真与年龄无关，它是人生的一种境界，是思想的一种深度，是灵魂的一种状态。现在的我，已然改变了吗？
韩先生将一支烟点燃，猛抽完，又点上一支，搁下，顺手端起夫人递上的烫得灼手的热茶，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完一壶，随即又叼上方才点燃的烟。然后，他总算打开了话匣子，追忆起年幼无知时种种的淘气，怎样令老师切齿被母亲责打。他说起年少轻狂时的顽劣：第一次醉酒，与哥们（这个称呼让我莞尔）一同路过菜园篱笆，一边把头费力地伸进篱笆孔内，一边呼喊着“我就不信我钻不过去”，自然成为笑柄。他讲述年轻气盛时的莽撞：第一次滑雪，不管不顾地让躯体腾空，身不由己之下，干脆让四肢松散，眼睛一闭，暗叹一声“随他去吧”，把自己整个交给了莫名其妙，于是摔得头晕目眩。
多性情的一个人！彻底颠覆了我及一些年轻作者对其“很难接近”的先入为主的看法，我居然忘乎所以地哈哈大笑起来。还好，他并不以为忤。
聊到老之将至，他说：我本是俗人，什么都可以做，养家糊口，卖苦力也活得下去；当我老了，蹲在墙根下晒太阳，也会觉得这个世界对我还有热情。
好不豁达、超脱。
“或许诗人的一生只能是悲剧的结局。深入地理解世界而不被世人理解，远离媚俗却只能被世俗纠缠”，韩作荣喟叹。正是这种心灵的孤独，使他在喧嚣中表现为沉默，在寂静中倾诉于诗行。“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歌，是文学艺术的精灵，是情感最为浓烈的文学样式，以诗来抒写性灵、表达心境，自然更为便捷、含蓄、美感、热烈，此所以韩作荣更多地选择以诗歌来写心之所动、情之所钟、身之所历、体之所验吧。
韩作荣的诗歌风格大气、深邃、丰厚，诗篇或苍莽雄浑荡气回肠，或情真意切缠绵悱恻，豪放婉约浑呈，致广大而尽精微。他的诗多为短章，主要为两种艺术风格：一种跌宕起伏，一种平和朴实，二者形成鲜明对比，语言却同样鲜活、优美。于诗歌而言，短章更见作者的功力。
人的性情和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故乡，是永远缠绕韩作荣的一个情结，《家》《火域》《距离》都抒发着他对故土的深深怀念，“大豆、玉米和高粱滋养了我，命名着我”，“我永远走不出粗野和空旷”，“永远走不出童年的声音”。东北的黑土地，赋予他坚硬的质地——无论品格还是性格。
“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现实秩序，就让我们颠覆语言秩序吧！”四十三岁那年，愤世嫉俗的韩作荣写下四十三节长诗《重叠的水》，身体力行着罗兰·巴特的激进宣言。《重叠的水》情如井喷，气势摄人，既绝顶豪情，又高致精微，那种沉郁、痛切、忧伤、孤愤、悲怆，那种混合着激情与痛苦的内心的挣扎、灵肉的碰撞、生命的激荡、宿命的悲剧，暗合着天地间浩大的悲伤，简直能把人击穿！
外表平和冲淡的韩作荣，内心从不曾停止过激流暗涌，他说，“其实在生活中我挺激烈，说得上喜欢冒险”。他以前一见水就不管不顾地往下跳，几次在海里都游出了拦鲨网，还有过横渡瞿塘峡的壮举。瞿塘峡有一段水流特急，那段水面船夫都不敢游，但他不愿回头是岸，硬是闯了过去，当地人都吓坏了，说他命大，遇到水泡的话谁都救不了。他说，事后想想也有点后怕，但还是无所谓，看来自己命不该绝。
有着这般强大心理结构的韩作荣，的确是个大侠，印证了我对他的第一观感。他在诗歌艺术上的探求一直十分激烈，令很多年轻新锐自叹弗如，我以为，这一切就缘于他生命中的冒险精神。
“我激情的时候写诗，理性的时候写随笔”，韩作荣说。我的阅读感受是：他用心灵写诗歌，用心智写随笔。他的随笔语言精辟，思想深刻，而情趣理趣雅趣旨趣皆贯注其中。清代文学家刘大魁极力主张文笔简练，“凡文笔老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大概受其影响，他至为信奉“文贵简洁”，行文谋篇大多短小精致，驭繁于简。
阅读韩作荣的随笔是惬意畅快的。文中没有正襟危坐的道德训诫，没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自得自恋，没有对荣誉功名的夸耀凭吊，没有云遮雾罩的玄思，没有故作深奥的浅薄，只有对人性和事物的洞见，对世界的感触和认识，对心灵感受的磊落袒露。
譬如他写《冬枣》，对北方水果大抒其情时，顺便把南方水果损上一通：“在我看来，香蕉香得不大正经，内里浮滑；芒果、椰子味道怪怪的，味中有味，令人难以忍受；木瓜够木的了；杨桃则淡得无味；菠萝难剥；蛇果皮厚；柚子难缠；火龙果披着粉红的外衣，满身触角，却包着一团虚假无味的套话，令人生厌；这些水果是让人看而不是让人吃的。而龙眼、荔枝，虽清香但也有异味，且内核过大，果肉轻薄。至于那皮上生满细卷毛状触须的果实（记不清名字了），则带着几分妖气……”这些幽默智慧的诗意文字，既显示出他东北人的爽直，也流露出他恶作剧般的“蔫坏”，既令我这南方人不爽，又让我忍俊不禁。
“我是个灵与肉的统一论者。譬如那种透骨及髓的爱情，血液的迅速流动，身体的抖颤，和精神的依恋该是一致的”——写爱情，他以一贯之的狂放、率性、奔突。
论及友情，如同他在朋友面前，不加掩饰，无所保留：“我是那么喜爱给我美好时光的人。把自己交给另一个人，就是交给自己灵魂的居所，那是心灵、诚挚、所思所想的融合，如同水和水的相遇。即使世上所有的人都指责他，也丝毫动摇不了我对朋友的信任。”
“即使世上所有的人都指责他，也丝毫动摇不了我对朋友的信任”，这是大有渊源颇有深意的。关于韩作荣对朋友和下属的侠义，甚至说得上两肋插刀，我听到过不少事例，最感动我的一件事情是，他的一个朋友落难了，随之而来的是职位不保、生计窘迫、亲友疏离……总之，一时间似乎全世界都要抛弃他。他倒在了医院。韩作荣则一如既往待他，且率领挚友们慷慨解囊相助，不仅如此，他善良贤惠同样侠肝义胆的夫人还每天为该友精心烹饪，之后骑车把饭菜送往医院。他是个内心有光明有承担的人，性格刚正，仗义执言；对弱小，他菩萨低眉，能护佑的尽力护佑，对强权，他金刚怒目，须担当的独自担当。无欲则刚，无私则正；惟厚可以载物，惟宽可以得人。宽厚与威严兼融的韩作荣，自然口碑甚佳，人望颇高。
不仅仅以诗歌和随笔笑傲江湖，报告文学也曾给韩作荣带来很高的声誉：在人们为文学疯狂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纪实文学《大兴安岭森林火灾》，被评为“人民文学读者最喜爱的作品”；体育题材报告文学《马家军的奥秘》、工业题材报告文学《白火》，都曾洛阳纸贵，引起过很大社会反响；描写长沙风物的长篇报告文学《城市与人》，冶历史、社会、地理、人文、宗教、哲思于一炉，学养深厚，睿智深刻，文采焕然，使无数读者成为其拥趸，在当地更是引起轰动，人们争相传诵。《城市与人》与其《自选诗集》同时入围首届鲁迅文学奖，二者夺冠呼声不相上下，无奈其诗作蟾宫折桂，报告文学只好受委屈了，如果《城市与人》有知，恐怕也该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
有道是“诗伤学”，不知道他是怎样调理这两者矛盾、处理这两难问题的。
于他自己而言，诗、文都不足称道，编辑，才是他在和平年代的理想主义事业，他对其报以最大的敬畏，把几十年的热情、忠诚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它，把最大的才、智、胆、识都贡献给了它。他无怨无悔，且因能做喜欢的事情，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是幸运幸福。
在 “领导信任，群众拥护”下，韩作荣终于在有着独特历史和文学地位的《人民文学》得以大用。
古人云：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然而，作为毛泽东亲笔题词的新中国第一本综合性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地位正如著名评论家吴俊教授所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共和国文学）的历史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创刊迄今的《人民文学》，无疑都堪称最为重要、最为突出也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学刊物”。因而，感到责任重大的韩作荣不敢掉以轻心，时刻提醒自己：“要记清楚杂志的使命，人民文学是人民的文学，绝对不能有丝毫懈怠”，政治导向和艺术品位，他“两手抓，两手都硬”。
在今天的条件下办刊物，经济压力，是压在他头上的一座大山——办刊经费、离退休人员工资，是以往历届主编都不必操心的事情，在他上任后，却大都须靠刊物的经营来支撑。刊物在困境中求生存求发展，是他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为使《人民文学》这座文学殿堂在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依然屹立，为了大家的生计，他这个一碰数字就头晕的人、“君子不言利”的奉行者，被逼成一个精明的经济学家。他从此很少写诗，却四处“化缘”， 并呕心沥血地为刊物的财神爷们写文章。
他的宽厚、辛劳和奉献，得来治下的仁厚之风、清和之气。《人民文学》连获“全国期刊金（银）奖”，恪尽职守的韩作荣，也以其出色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艺术，成为“庙堂精英”。
对于坊间称“各省的作协主席大多是《人民文学》培养出来的”，韩作荣表示，“好作家不是谁培养出来的，如果说培养，也是整个社会及人类文化的培养，编辑，充其量也只能是个发现者”。这是如水之德，“上善若水，水善万物而不争”。在韩作荣诗歌的理想王国里，“水”，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物象，出现于大量诗作中，其诗歌代表作就名为《重叠的水》。“命运重叠在水之上，火焰之上”，他写道。愚钝如我，难能揣度其中深意，只是臆想，也许他终生都对纤柔、净洁、绵软、坚忍、奔腾、浩淼的水，无比虔敬和向往，永远追求大海的境界：不满不盈，处于下位，以纳百川；而火焰跳跃、闪烁着，明亮而温暖，热烈而欢快，无私无畏地燃烧自己，无怨无悔地把全部的光和热奉献给世界，同样吸引他，并引领着他一步一步走向人生的绚烂和辉煌。
“命运重叠在水之上，火焰之上”，在我看来，韩作荣先生瑰丽多姿的人生，恰似江河海洋般波澜壮阔，丰赡激荡，诗歌和爱情，则是重叠着跳荡在他生命之舟上的最明亮的火焰。
责任编辑︱孙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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