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父亲，最初的记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是一个夏日的凌晨，太阳还没有出来，天气闷热无比，全家上下嗷嗷待哺，正等着母亲做饭。突然一个噩耗把全家上下吓得惊慌失措：父亲疯了！接着，只见父亲被两个邻居搀扶进家里，眼睛空洞无神里夹杂着恐慌，口角冒出白沫，一副疯疯癫癫的模样。从父亲语无伦次、时断时续的讲述中，我们似乎可以还原当初他的遭遇：连续几天的劳累令父亲精神恍惚，处于崩溃的状态，夜半时分，筋疲力尽的他躺在山坡下分水渠旁边的一棵树下，似睡非睡之际看到一团雪白的东西从他眼前一晃而过，他全身的汗毛吓得竖了起来，神经顿时错乱。
其时，正是全家举步维艰之际，爷爷年过八十，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大姐刚刚高中毕业，小弟只有四岁。父亲的病顿时将全家拖入苦痛的深渊。
在集体经济处于分崩离析的前夕，父亲被推选为生产小队长，也是中国集体经济时期最后一代队长。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父亲担任队长不到一年时间。老实、本分、木讷，是父亲的代名词。原先父亲在生产队担任了三十多年的会计，据说他可以用算盘放在头顶上计算，而且数据丝毫不差。精于算数的父亲对于人情世故却是一窍不通，这也成为他命运多舛的致命弱点。担任生产队长，角色已经转变，胆识、才能却还停留在原地。上任还不到一个月，父亲就遭遇到一顿下马威。那年冬天，队员们纷纷将生产队里的稻秆挑回家里，大队要求各个生产队的负责人必须严防死守，刹住那股歪风。父亲在阻拦队员时，或许是不会见机行事，或许是言语过于强硬，在争执中被一名队员用扁担痛打了一顿。爷爷本来就认为父亲没有能力担任队长，看到父亲挨了打，竟然无动于衷。我们兄弟几个尽管都还没有成年，但都义愤填膺，准备抄家伙为父亲报仇雪恨，父亲却死活不准我们出去闹事，结果这件在外人看来算得上奇耻大辱的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第二年夏日，宋家垅又遭遇大旱，队里的几百亩农田都在潭子根水库的下游，也像我们一样嗷嗷待哺。父亲根本就没有组织能力，没有队员服从他的命令，结果他只能一个人连续好几天吃住在半山腰里，守着那分水口。我难以想象父亲那种独木难支的心境，不过，精神的压力、体力的透支，肯定让父亲苦闷、无助、憋屈。我也难以确定当初父亲是真的被鬼神所吓，还是精神疲倦至极所致。反正父亲的病将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全部打乱。母亲四处借钱，到处寻医问药，为父亲治病。正所谓祸不单行，说起来也奇怪，在父亲病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家里饲养的猪总是长到一百斤左右就患猪瘟病死去，那可是我们全家经济的最主要来源。家里最穷的时候，连我二弟的五元钱学费都拿不出，四处筹借也借不到，读初三的二弟只得辍学去当汽车修理工。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只有大姐和我读了高中——大姐是父亲患病前就读了高中——其他的都是初中甚至小学都没有毕业。
寂寞的夜总是漫长而又充满着困惑。父亲患病时，精力充沛，力大无比，经常暴走，甚至打人、砸东西。晚上家人都害怕跟着父亲睡觉，十余岁的我就承担起那份责任。那时乡村还没有通电，一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通宵达旦地点燃在床头边，父亲紧挨着我睡在里头。有时夜半时分，父亲猛然间坐了起来，用手紧捂眼睛，号叫着：“我怕，我怕！”然后紧搂住我，说：“鬼来了！”我总是被吓得毛骨悚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毫无睡意，看着父亲那张因恐惧而变形的脸，泪水就涌了出来。那时候，我应该将所有的泪水都流干了，以至于后来遭遇到许多打击，比如高考落榜、失恋、爷爷去世，我都没有落泪。有时，似睡非睡中感觉到父亲迅速从我身上爬过，打开大门快步冲出去，我来不及穿鞋，便大声哭喊着跟上去。大院木门上了锁，父亲总是将院子西边的围墙推倒，一股劲地往外冲。我只能用尽力气拉着父亲，等到家人齐来了，才能将他安抚下来拉回家。后来母亲带着父亲到处寻医问药，尽管有所好转，但没有彻底根除，隔几年就会发作。那段时间母亲总要我守候在父亲身边，父亲尽管不喜欢我，甚至讨厌我，但在他患病时，却只有我才能安抚他，用母亲的话说，只有我才能镇得住他——我至今不知“镇得住”是不是褒义词。父亲那因恐惧而变形的脸，眼睛里冒着绿光的神情，时隔30多年，有时我夜半醒来，仍心悸不已。
要描写父亲，我的祖父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我一直认为懦弱的父亲的暗疾应该就是来源于我的祖父。祖父过于刚毅，曾经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1927年，27岁的祖父以游击队长的身份，陪伴同家族的、时任莲花县第一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仁堪拜会过毛泽东。1929年，就在祖父准备陪刘仁堪去井冈山时，刘仁堪被捕，最后在行刑时用脚趾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祖父自然也在追逃之列。听祖父不止一次讲述，刘仁堪被捕后的第三天晚上，在一座桥上，两头都是好几个捉拿祖父的人，好在祖父会武功，一下子就撂倒几个在河里。1933年，我的曾祖父被国民党杀害，就在安葬完曾祖父的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国民党靖卫队又来捉拿祖父，祖父赶忙带着祖母从老屋后的竹园逃走，并在永新县的深山里躲了将近两年，直到1935年我父亲即将出生，家里风声也渐渐松了，他们才回家。后来，日寇进入莲花，逃难中，祖父接二连三地失去了三个儿子。他也许想保存自己唯一的香火，决定不让我的父亲离开他身边。祖父对父亲很是强势。父亲的命运总是掌握在他的手里。据说父亲当初在县办莲花中学读书时总是考全校第一，第二的不服气，要求校长当场出试卷，由全校师生监考，结果父亲还是第一。但是，在大革命中失去三个儿子的祖父，不想让唯一的儿子远走高飞，于是跑到莲花中学，将父亲的生活用品全部挑回家，父亲从此终身成为农民。后来政府考虑到我曾祖父和祖父为革命所作出的牺牲，要我父亲脱产去政府部门工作，祖父总是将父亲的脱产指标让给别人。而父亲总是逆来顺受，毫不反抗。就是父亲四十多岁时，常常还会因一言不合遭受祖父的痛打，而祖父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了。
有时，懦弱的父亲或许想在后辈面前证明自身的存在感，或者权威，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上面有祖父、母亲，我们很少听命于他。七个兄弟姐妹中，尤其是我的性格也如祖父一样，嫉恶如仇、刚毅倔强。以至于一直和父亲格格不入，两个人经常发生争吵。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二舅的大力支援下，家里在一座荒山上建了一栋砖瓦结构的房子。毫不夸张地说，建房子时我付出的汗水最多，我经常和父母一道劳动，制作土砖、烧窑、挑沙。房子建好后还没有装修，晚上需要人去照看房子，其时我正读高中，家里人多不方便读书，于是照看房子的任务就落在我头上。一次吃晚饭时，大家在一起商量安装纱窗和玻璃窗的事，由于我一个人住在新屋里，晚上害怕出去开关窗户，于是就建议将玻璃窗安在外面，纱窗安在里面。父亲听后瞬间变脸，将我骂了个狗血淋头，并说新屋没有我的份。我自然不甘示弱，说道：“我如果住了你的房子就是一条狗。”当天晚上，我流着泪拖着板车将书和铺盖运回老屋里，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逃出这个家。之后好多年，我与父亲总是若即若离，甚至可以说是形同陌路。
父亲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无为。父亲的无为让我们尝尽了生活的酸、辣、苦、痛，尽管现在看来那份经历对我们的成长大有裨益，甚至是弥足珍贵，但是当初我们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心情是多么复杂、无助和痛苦。父亲的无为不是没有能力去“治”，而是根本就不想治。父亲对什么事情都抱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那时家里一穷二白：没有钱，孩子们无法完成学业，父亲不管；新年孩子们不能缝制新衣，父亲不管；家里没有粮食吃了，父亲不管。2000年初的时候，村里羊栏坪山场里的油茶山全部被征收建设工业园，母亲生怕自家吃亏，要我和大哥到山场上去点数。父亲却坚决不要我和大哥去，说他是会计出身，这一加一的算术，不在话下。谁知道等快要清点到我家山场时，已经将近十二点钟了。每天在家里准时十二点钟吃饭的父亲不耐烦了，他撸起袖子看看手表，说道：“马上十二点钟，我要回去吃饭了。”于是他要乡干部自行清点油茶树，自己下午过来领钱就是。结果，同样是十口人家的油茶山，左邻右舍们要比我们多出好几百株油茶。每株油茶五元钱，上千元钱可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后来有熟悉的乡干部得知那个老头子是我的父亲后，大笑不已，说从参加工作以来还没有见到比我父亲还好说话的群众。最后他还说我与父亲一样厚道。至今我还不知道那是对我们父子的嘲笑还是表扬。
父亲的口头禅是“儿孙自有儿孙福”。实行责任制后，父亲的农活主要就是耕地，他在干农活时也总是蜻蜓点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怜悯牛，隔一行耕一行，这可苦了我们莳田的人，一天不到手指头就红肿了。夏天遭遇旱情，为了争夺那贵如油的水，邻里间红脸争吵，甚至打架斗殴的事情常有发生。父亲几乎没有和别人争吵过，看到别人在分水时做小动作，父亲便自动扛起锄头回家。父亲种地几乎不打农药、很少施化肥、更不拔稗子。他常去宋家垅转悠，但很少做实际农活，到了饭点就准时回来。我参加工作之后，父母还种了几亩水田，有时我到宋家垅去看看，干活的人几乎都会笑着告诉我说，庄稼最矮、稗子最多的那些田就是我父亲种的。家里每年的收成可想而知。小时候，尽管家里种了16亩水田，产量却不高。父亲首先就是将公、余粮的任务足额缴纳完，每年乡里评选的纳粮积极分子中总有父亲的大名，他总是把奖状和铁桶、脸盆之类的奖品视为无上的荣耀，要沾沾自喜好一段时间。完成公粮、余粮、教育附加费、生猪屠宰费等任务后，家里的粮食已所剩无几，来年总要去亲戚家借粮食度过春荒。所以，大家都笑我父亲种的是“说谎田”。而父亲或一笑了之，或强调他种的是环保田。
好在多数时候父亲是清醒的，他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尤其是患病以后，家里的事务基本由母亲做主，父亲心甘情愿地做母亲的帮手。夏秋，父亲常常跟着母亲去离家十多公里的山上砍芦苇秆运到县里的造纸厂；冬天就去砍柴，或卖或自用。有时一天下来，只能卖几块钱。午饭自带冷饭、腌萝卜就着山泉水解决。我宁愿相信父亲那段时间是快乐的。出发时，大多数是母亲用板车拖着父亲，归来时母亲就坐在满载而归的车上，父亲在前面小跑着。有个周末，我放学骑车从县城回家，正好碰到父亲拉着母亲去造纸厂卖芦苇秆。也许是怕造纸厂下班后芦苇秆无法卖掉，也许是怕增加我的心理负担，父亲头也不回，一路小跑着往前赶。我在黯然神伤的同时，竟然产生一股莫名其妙的情感，羡慕父母的感情以及他们那简简单单的快乐。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父亲仅当了不到一年的生产队小队长，是最后的也是任期最短的生产队长。父亲在其任上，甚至也是一生中做得最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将生产队的“狗尾巴”水牛炸死。“狗尾巴”水牛是整个大队里的牛王，它高大威猛，尾巴粗壮有力，大有横扫千军之势。一天能够耕五六亩地，胜过一般耕牛的两三倍。不过驾驭过它的人都躲避不了它的尾巴，和那一对硕大而锋利的牛角。尽管后来村民残酷地把它的尾巴砍去三分之二，并称它为“狗尾巴”，它依然不知道悔改，甚至变本加厉。以至于后来没有人敢驾驭它耕地。“狗尾巴”热衷于干架，它就像牛王国里的斗牛士，许多对手纷纷倒在它的脚下。父亲作为一队之长，只能义不容辞，他或许渴望通过征服这头牛去证明自己的能力，结果在一次企图驾驭“狗尾巴”耕地时，被牛角挑中，人瞬间倒地，裤子被撕破，在大腿根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要不是“狗尾巴”角下留情，父亲的命根子估计就没有了。老羞成怒的父亲不顾祖父和母亲的劝阻，在那些饥肠辘辘的社员们的怂恿之下，决定了结“狗尾巴”的性命，让社员们分享美味佳肴。一个秋日的清晨，在“狗尾巴”经常吃草饮水的小溪边，父亲亲手把装有炸药包的竹篮挂在牛角上，转眼，它的头颅就被炸得粉碎。如今，我对“狗尾巴”肉味的记忆早已荡然无存，留在脑海里的是母亲不止一次的埋怨——半年之后，父亲就患上神经病，经常头痛欲裂，这使母亲的埋怨有了最好的注脚。
父亲的病还没有痊愈，又要承担生产队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重任。这无异于在父亲还没有愈合的伤口上撒了把盐。眼睁睁看着队里的山场和田地被分割完毕，就连耕牛、打禾机等也都分得一干二清，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欣喜还是难过。后来他牵回了那头队里最笨拙的老耕牛，队里的人都喊它为“扁角”。以前队里的人都不愿意拉它去耕田，就连我们这些负责看牛的孩子也因为它没有战斗力不愿意照看他。而父亲看到抓到阄的队员不愿意要，就主动用自己的好牛去换。我们全家私下里不知道为此嘀咕了多少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抵制这头扁角。没多长时间，扁角就老得不能耕地了，父亲只得把它卖了，再贴补些钱买了一头年轻的母牛。母牛不仅能耕地，后来还陆续生了几头牛犊子，这些牛犊子成为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父亲好像从中得到了启发，家里前后几头耕牛都是母牛，看牛也基本由父亲一人负责。
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是十分高兴的，尽管他的生活十分单调。他在家里几乎什么家务事也不做，但对于耕牛，却照看得无微不至。入冬前，父亲就精心备好薯藤、青菜、稻草等牛越冬用的东西。天刚麻麻亮，父亲就在一楼大声唱歌，说是歌，其实都是不成调的曲，让人啼笑皆非。在父亲的歌声中，经常夹杂着母亲的抱怨声，甚至责骂声。母亲一是怕父亲吵醒我们——尤其是怕吵醒我的儿子，他一直跟着母亲睡在一楼；二是父亲把炉火占据了——父亲要将干薯藤煮烂，需要很长的时间——影响了母亲做早餐。父亲在和母亲争执的空当，依然不会停止他的歌声。一听到父亲的歌声，睡在二楼的我就知道天差不多亮了。歌声消失后，我就知道父亲去给他的耕牛送早餐了。
2010年冬天，没有任何预兆，父亲突然把那头自己视若性命的黄牛以极低的价格卖了。没有和母亲商量，就连我那还有三分之一股份的大哥都不知道。卖了牛的父亲总喜欢在家里出出进进，整日无所事事。想不到从来不赌钱，也憎恶赌钱的父亲在晚年竟然加盟到赌博的行列，而且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以前，父亲从来不管钱，也很少买东西，即使逢年过节我们象征性地拿点钱给他，他也是第一时间都交给母亲，口袋里常常空空如也。爱上赌钱之后，父亲的钱就不再上交了。父亲不打麻将、扑克，喜欢简单明了的“押宝”或者“勾豆子”。父亲说开始时只看不押，等到认为掌握了路子，他就将身上带的钱分成三份，输赢就是三下，据说还常常有所斩获。赢了钱后，父亲总是兴高采烈，或买下酒菜或交一部分给母亲，要不就偷偷地藏起来——在父亲患上老年痴呆症之后，母亲在父亲的衣服里找到了一个小钱包，里面严严实实地包着一百多元钱。父亲赌钱的历史不长，却也制造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一次他带着我那还只有三四岁的儿子去赌钱，想不到中途派出所干警来抓赌，赌场里的人都逃之夭夭，现场一片狼藉。父亲头上的烂草帽子被撞掉在地上，父亲竟然不顾身后吓得号啕大哭的孙子，也不管眼前的警察，而是大步向前捡起地上的帽子，然后才抱起孙子逃走。父亲回到家被母亲责骂后还振振有词，说怕人们把帽子踩坏了。有一年正月初二的中午，父亲陪着我大姐夫多喝了几杯酒，酒后立即兴冲冲地来到赌桌上，第一次押五十，第二次押一百，第三次把剩下的二百多元全部押上。除夕我们孝敬给他的几百元钱就这样进了别人的腰包。输得一干二净的父亲垂头丧气回到家里，不停地责骂大姐夫不该把他灌醉了。
2011年正月，家里有人提出要照一张全家福。其时四弟正准备生二胎，我们都计划等弟弟生完二胎后再照，但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于正月初八将各自的儿女都叫来了。要一下子将29口人都叫齐，确实有一定难度。不过，那一天，全家竟然都齐聚在一起，照了父亲在世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不久后，村里修路，家族房下的老祠堂要拆，父亲在房下是年纪最大、辈分最高的，在众多叔叔的支持下，父亲出面去阻挠。由于情绪过于激动，更由于对祠堂的那种情结，加上受了风寒，父亲竟然中风，人事不省。庆幸抢救及时，没有大碍，不过从此父亲记忆渐失，后来越来越严重。不单单是老年痴呆，更夹杂着神经错乱，除了经常将屎尿拉在身上，还会乱打人砸东西。母亲不知道挨了他多少次拳打脚踢，家里人都不敢近身。不管白天黑夜父亲都在村庄里四处乱跑，累了饿了又会自己回家。当初我们以为只是神经错乱，将父亲送到市里专门治疗精神病的医院，全身体检后，医生说是脑萎缩、脑中风、神经压迫等各种症状纠缠在一起，而身体其他指标相当正常。我们本来想安排父亲住院，全面检查一下，医生听说父亲不懂屎尿，赶忙拒绝。于是只得拿了一点药带着父亲回家。
我们兄妹七人，每个人都要为生计而奔波，照顾父亲的重担都压在了母亲肩上。这可苦了母亲，要照顾父亲一日三餐，要为父亲换洗衣服，要寻他回家，常常还要挨打。挨打还是小事，最令人担忧的是父亲精力十分旺盛，经常暴走，房前屋后菜园里的围墙根本抵挡不住他前进的脚步，他健步如飞，在菜园里如履平地，一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怜我那患有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的母亲哪里能够跟上他的步伐。有时，父亲走到邻村，不知道回来，母亲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我们，要我们赶回去拉他回来。有一次，下雨天，父亲在离家四五公里远的地方被我们找到了，他衣服全淋湿了，却怎么也不愿意跟我们回家。后来我们耗费了两个多小时才将父亲连拉带拽地弄回家里。有段时间，县里出现过几起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出走后再也没有回来的事件，母亲生怕父亲也一去不回，于是决定将父亲关在房子里。想不到关在房间里的父亲犹如一头猛兽，一天的时间里就把房子里的衣柜、桌子全部掀翻、打烂，吊扇、电灯的电线都扯断，并使劲地打门，大有踏平坎坷成大道的气概，吓得母亲赶紧把他放了出来。
日子又在恐慌之中度过，不知何时是头。将近六年的时间里，尤其是晚上，我最怕的就是母亲或大哥来电话。他们的电话十之八九与父亲有关。好在我的工作比较清闲，所以我成了母亲最主要的得力助手。为父亲理发、洗澡、剪手指甲脚趾甲等活基本上都是由我完成。每次为父亲洗澡，我都要像哄小孩子一样哄他配合着脱下衣服，他神经错乱时也会使劲地打我。这些年来，帮父亲洗澡时，为了缓解那种沉闷、苦楚的气氛，我总是把父亲当做少不更事的孩子，经常会拍着他的屁股，和他开着玩笑，而他也总是懵懵懂懂地傻笑着。有一次，我接到电话有事要回单位处理，可父亲一个多小时都不配合脱衣服，我实在忍无可忍，就对着他那攥着裤子不放的手狠劲地打了一下。挨了痛后，父亲终于松开了手，只见父亲板着一副脸孔，两行老泪流了出来，歪着头不理我，完全像一个受了巨大委屈的孩子。
父亲渐渐老去，但身体机能依然很健康，我不知是喜是忧，内心矛盾至极。有时我想，一个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对他的家人是不是一种折磨？死亡是不是一种最好，也是最后的解脱？如果父亲知道自己以这样一副姿态行走于人世间，会不会觉得是一种羞耻？
父亲经常傻傻地看着我，就是在他去世几个月后，他那双浑浊、空洞、无神的眼睛还经常出现在我的面前。2007年9月15日的下午，我回到家发现好几天没有吃饭的父亲竟然拉了许多屎尿在裤裆里，立即与母亲一道准备帮他洗澡换衣服。我意识到父亲的身体明显不对劲，于是决定晚上陪父亲在一起睡觉。那晚，在武汉读书的儿子要与我视频聊天，得知我在老家，他要我把手机对着他爷爷，看看他睡得如何。儿子说，以后我老了，他也会这样照顾我。儿子的话让我潸然泪下。我彻夜无眠，不时拿手电筒照看着父亲，生怕他突然离去。
他终于还是离去了。第二天，我发现父亲竟然又拉了屎在裤子里，于是决定在离家前再次和母亲一道为父亲洗澡换衣。一切完成之后，我将父亲抱起来放在厅里的靠椅上，并大声地喊道：“爹爹，我下完乡后马上就回来，好不好？”父亲竟然满脸灿烂地看着我笑。没想到刚走不久，母亲就打电话过来，说父亲快不行了，要我和妻子赶紧回去。等我和妻子赶回去时，父亲已经被大弟媳和小弟扛放在床上。我立即跳上床，把父亲搂在怀里，大声喊着父亲。父亲只有微弱的出气，眼睛也慢慢地闭合起来，身体慢慢地变凉，但面目安详、平静如水，丝毫没有痛苦的样子。父亲就这样在我的怀里，在我们的哭喊之中，离开了这个他生活了八十三年的世界。
父亲在我怀里，但是我没有哭泣。我突然感觉到父亲晚年的生活就像一个逆生长的婴儿，那个婴儿是我，而我就是当初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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