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宝光

　　独角戏

　　○谢宝光

　　

　　谢宝光，1990年生，江西南康人。2011年毕业于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有散文集《捡影子的人》。 现居杭州。

　　忽然就剩下我一个人，队伍被严台村的巷子给冲散了。

　　现在，我的左手边是一条薄而透明的小溪，几只金鱼与水交欢的娇喘声替代了嗡嗡耳语。我一个人沿着溪走。两千年前，另一个套在深色宽袍里的人也整日无所事事沿着溪走。在溪面前，我不值一提，我只是走来走去的人群中的任何一个。一个偶然的闯入者，一个忽然在采风队伍中走失的落单者。另一个人则不同，他自觉剥离了与高官厚禄的裙带关系，从邻省的富春江畔翻山越岭逃到这里暂居，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每天研究着溪水的流速和鱼的繁衍进度。溪也每天描画着他日渐粗壮的须髯和唇角不明所以的蠕动。相比这条溪，富春江的确过于宏大，终日款款的拍岸声不时惊醒一位北国帝王的睡眠。对他而言，这是一种没有尽时的危险警报，随时可能被它拽入不可测的江湖漩涡里。唯一的办法便是逃离。顺着江，西行。在野兽和榛莽间走出一条逆行的路。直到，江瘦成了溪，鱼瘦成了虾，一口越音也堕落成了清风明月中的无用摆设。这条小溪，终年叙说着一种无用的哲学，风寒一样感染着一个叫严子陵的人。

　　一个叫做严台的村子，居然找不出一个姓严的人。问了几个村民，都说姓江。血脉上，严台村与严子陵完全切断了联系，没有一个人为了攀龙附凤而更名换姓。一个在这里逗留了十数年之久的人，居然什么也没有留下。子嗣、传说、风流韵事，哪怕片言只语，都没有。山还是那些山，溪也是这条溪，唯一可以追溯他的线索是一座叫富春的廊桥。桥上是终日在一副桥牌上欢快旅行的中年壮汉，背靠梁柱默默发呆的老人，和一些考古队员一样对着椽梁破瓦来回打探的游客。他们走来走去，这座桥也因此负债累累。但这，依然和他无关。两千年了，所有有关的也都被云卷的卷，被风散的散，一位声名显赫的东汉隐士在风声鹤唳的一次次搜刮下瘦得仅剩一个其貌不扬的名字。我在严台村行走的时候，这个名字偶尔会冒出来一下，像一种锈迹斑斑的声响，迅疾又被晶亮的溪声淹没了。

　　和溪声并肩而行。乱石砌的矮院墙，随时可能掉落的瓦片，高傲翘起的檐角，灰竹竿斜斜地搭在窗棂上，几件旧布衣亡魂似的瘫在上面晒太阳。村子里的门都开着，或半掩，有人或没有人门都敞亮着，谁都可以进来。没有什么事发生，也不担心什么发生，这么多年了，该发生的事早发生过了，该来的躲也没有用。也不期待什么，各干各的活，摘菜、浣洗、闲聊、发愣，在瓦楞下支起个砂炉烧水，水壶都烧成黑炭了，一圈圈冒着青绿的烟，没人管，主人上山采茶去了，就让它烧着，烧到柴禾最后一粒火星幻灭。县长在广场上激情洋溢地作着采茶节开幕式的演讲，周围也是零零星星几个人，浮着耳朵，似有若无地听，一些村民甚至家门也懒得迈出去，扬声器里的句子在村子上空趾高气扬地飘着，飘到西边最后一栋房子里，也就混沌一片了。

　　我在这栋房子边发现一个侧门，径直走了进去，感觉被一个虚无的朝代一口吞噬了，一脚滑进了它凋敝锈蚀的脏腑里，印象里只有黑，浓稠湿重的黑，一种掺杂了幽怨与哀伤的黑。我仔细分辨着这黑里的成分：垒成一叠的木柴、东倒西歪的农具和一架长满齿轮的菜籽收割机，我猜想它是如何通过那扇窄门开进来的。这个机械，与房子显得格格不入，它们无声地冲突、博弈着。这栋房子所代表的帝国就是在这样的博弈中沦陷了。我想，如果没有这些机械的介入，房子外是否还将无限循环着严子陵所代言的单调溪声？可牛羊的嗓门终究是要在机械的尖叫声中败下阵来的。一个帝国的真正退场，是从一头老黄牛开始的。只不过，它的退场在严台村明显放缓了步伐，就像这栋房子，仍旧保持着帝国晚期的黑白肤色，甚至，它还有意用墙上的纤微裂缝当做脐带来彰显与这个昔日帝国的母婴关系，这些散落在地的碎瓷片仿佛仍在悄悄拨打着雍正八年的电话，向正在衙门里睡午觉的督陶官年希尧呼救。当然，前来搭救的肯定不是年希尧，而是县博物馆派下来的文质彬彬的年轻考古队员。年岁与朝野的更迭，让它们获得了日常器物之外的另一重崭新身份，以及前所未有的体面和尊严。

　　不止这些瓷片，还有它的前身高岭土，以及已经绝迹的麻仓土，烟枪，温酒壶，稻风车斗，梁上的雕花，账房的老算盘，等等，都在紧紧抱住旧帝国的裤脚，为它们的非日常化命运作最后一丝无力的抗争。我知道，当我的手机闪光灯一亮，它们就已经输了。像一块块砧板上等待凌迟的鱼肉。整个严台村也输了。在我们鱼贯而入的时刻。严子陵输给了富春桥，溪声输给了扬声器，黄牛输给了收割机，画笔输给了相机……但，在我面前的一条木质楼梯还不肯认输，它固执地坚持着自己存在的理由，并用嘎吱作响的音乐律动向我作了近乎完美的解释。脚下镶嵌的一块块木头，有些已经霉掉了，我小心翼翼走着，木头在脚底隐隐呻吟，像一种深切的自我哀悼。或许，对于它们，在沦为朽木之前，连疼痛都是可贵的、弥足珍惜的。至少，这意味着发声，意味着它们仍垂死握着发声的权力。

　　这时，木头的喊叫忽然在一阵急促有力的马蹄声中衰弱下去。转到墙的侧面，就看见了声音的源头，是一台二十寸的老式彩色电视机，架在高高的神台上。和我同时追逐这马蹄声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他斜躺在一张竹椅上，保持着舒适的出神姿态。我的忽然闯入，不，不是闯入，这个词存在表达的逆差，从他的视角来说，我是从里屋逆光出来的，从里屋出来的一般都是自家人，而我不是，我是一个来历不明、形迹可疑的陌生人，在一个日常的上午，忽然从他家的里屋踱步而出，和正在看电视的主人迎面相视，而这，竟然没有诱发他丝毫的警惕！他的眼神只是在我身上蹭了一下，就转向了电视机，继续追踪那匹在节目里哒哒奔驰的骏马。鞍上跨着一名荷着大刀的八路军，刀柄处垂下一条红缨带子。四周是被雪覆盖的荒凉的沟壑，这条带子是茫茫苍原唯一的红，也是这栋房子里唯一的红。这点红，在刀柄上蓄势待发，沿着荒岗延伸的方式，沿着河流奔跑的方向，沿着云朵飞行的方向，一点点浸染了整个华夏大地。包括严台村最边缘的这栋老房子。房子最初的主人并非这个中年男人，而是一个大地主。地主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它掩去了具体的肉身。推翻这个术语原有面貌的是那一点红，现在，当初那茫茫荒原中的一枚星火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拥有了呼风唤雨的巨大号召力。它乘着西伯利亚的风呼啸而下，对正在账房里拨着算珠清点岁末余账的地主老爷下了驱逐令。六十八年后的一个上午，一个中年男人正悠闲地斜躺在地主老爷曾经躺过的那张竹藤椅上观看一部抗战剧时，另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从里屋缓缓走出来，并向他追问这栋房子的历史。他说，这里就是当年地主叉着腰向他爷爷收租的地方。他身后的账房里，一把锈蚀的算珠仍在孤独地清算着历史余债。

　　这个来路不明的青年像一颗硬核被房子咳了出来，他从一间发霉的历史仓库撤回到了阳光下。他想，这个世界，也许只有阳光的质感是永恒不变的，尤其是当它和着四月的春风，在他发丝、鼻翼和肩上踮着脚尖欢唱时，简直像是神的莅临演说。这时，他才恍然意识到，这条青石路上只有他一个听众。其他人去哪了呢？他所属的团队呢？他们人在哪？他们又是谁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他前一晚才刚认识，他甚至还来不及将名字与具体的脸一一对上号，他们从四面八方而来，风一样忽然在一个叫严台的小村聚拢。一小时前，他们还是一个整体，一个由诗人、散文家和编剧构成的二十多人的采风团队。一辆大巴载着他们飞奔，坐在车尾的一位男作家，舌尖机翼似的从诗经一路滑到了当代先锋诗，他则一路瞌睡，偶尔睁开眼，打探一下窗外的世界切换到了什么频道。当车子停下，他发现自己睡过了一部皇皇诗歌史。

　　车门打开，阳光闪了一下他的眼睛，他混迹于队伍间，向一座廊桥走去。现在他不是一个人，而是队伍的一部分。他不能够信马由缰，任性乱来。团队有团队的规则。他不能像严子陵一样一言不合就放皇帝的鸽子，躲进深山老林，过自己一个人的逍遥日子。为此，他自觉地修正了头颅里耸动的自由主义苗头，与团队保持着匀称合理的距离，既不独立其外，又不刻意靠拢，像一条鱼游离其间。

　　始料未及的是，一下车，整个团队立马被严台村的飞檐翘角给瓦解了。瓦解是相互的，团队瓦解了他，他也瓦解了团队。现在，他重新夺回了属于个人的基本权力，可以独立自主地对自己发号施令了。他可以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可以随意释放嗓子里挤压多时的欲望，引吭高歌了。可是，当他的嘴巴、耳朵、眼睛、鼻翼和大脑神经在一栋老房子里一个个宣读完自由纲领后，却忽然感到一阵不知何来的被遗弃的惶恐与不安。这简直不可思议，一个刚刚品尝完自由甘露的人，居然缅怀起了被管治的感觉。何况，那仅仅是一个刚成立的临时团队。他甚至还未来得及熟悉其中每个人，他们的名字、来历与秉性，一无所知。他仅仅知道，现在他是团队中的一员，他无法割断与他们的联系。

　　而现在，他就像一根断线的风筝，一时竟不知飞往何方。当务之急就是找到团队的源头——那辆停在村广场边的大巴车。找到了车就是找到了根据地。他沿着溪边小路往前走，溪声牵引着他，广场上的扬声器也在召唤他。他到了广场，找到了那辆大巴，车门紧闭，一个人都没有。县长的讲话仍在村子上空热情地飘扬，说欢迎作家们远道而来。于是他调整视线，往主席台下搜索，试图从一张张陌生的面孔甄别出几个来，可是台下除了一些着装统一的采茶女，就是村民了。这些人里，没有一个县长所提到的作家，他们都消失了，被巷子吞噬了。团队像一个瓷瓶一样碎掉了、分解了、没有了，他的根据地顿时成了一个空壳，一个乌托邦似的虚无空壳，他守在这个空壳边，像一个落寞的前朝遗老。

　　守望过程中，他再次深切体会到，时间是一种弹性极大的物质，可以被任性压缩与拉伸，并往一个方向奔至极限。他预示到了时间变形后的危险性，它在拉伸的过程中正逐渐成长为一枚尖而长的刺。必须马上予以阻止。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改变时间的形状。他不能再在大巴车边守株待兔，得起身，走进那些迷宫似的巷子里，主动寻找团队的身影。他穿过广场，走到门楼下。上刻“嚴溪鎖鑰”。村民说，锁钥就是用这条溪、这栋楼锁住整个村子。他想，他的团队肯定是被锁在里面了。可是，他不打算守在楼下等，而是直闯而入，渔夫入海似地去打捞他的队员们。他沿着巷子一点点深入，被诱导至一座半山腰的廊亭下，亭子被房檐遮住了，只见一个角。不过，它没法遮住声音，一串玲珑的笑声绕过房子爬了过来，钻入他耳朵里。他把这串声音当做一根绳子，用力拽住它，攀上了山腰上的亭子。可是，并无团队里任何一人，只见几个游客。游客看到外人介入，立马知趣地离开了。亭的位置绝佳，可俯瞰整个村子。但视线没办法穿越瓦片和墙体制造的重重阻碍，他只能下山，回到村子里去。

　　他知道，每一个巷子拐角、每一扇门后，都可能藏匿着他的队友们。就像小时候的捉迷藏游戏，童年的冒险精神在他身上忽然复活了，他怀揣着理想主义的信念，汇入了纵横交错的巷弄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项游戏背后的荒诞成分，那就是整个团队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找他们，这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他的存在。就像他也未来得及了解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存在一样。那么，他在风尘仆仆、挥汗如雨地寻找着什么呢？如果终于被他寻找到了，意义又在哪里呢？如果毫无意义，他是否应该立即停止这项游戏？可当游戏停止，他又该干点什么？他为什么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一场走马观花式的所谓考察吗？这里又是哪里？这个村庄和他的村庄有什么区别吗？他为何对别人的村庄感兴趣，而对自家村庄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衰败没落熟视无睹？他又是谁？他为何没有直视自己灵魂缺陷的勇气，转而使用第三人称呢？

　　我不知道。

　　我的耳朵被黄蜂们洪水般的声音包围了。退出游戏后，我在村子尽头的一棵苦槠树下重新回到了自己，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和双腿，此刻，只为我一个人服务。它们不再隶属于哪个团队。不再听从集体主义的召唤。自由主义在我的头颅里重新恢复了生产。就像头顶这棵枝繁叶茂的苦槠树，它在地上制造了一团厚厚的阴凉，和一地细碎的叶子。叶子无人打扫，大地坐享其成。在树下，我成为阴影的一部分。我和阴影合二为一。

　　把我从阴影中分离出去的是一群大黄蜂。羽翅掀起的巨大波浪把我脚下那片阴影给捣碎了。我在一地碎片中起身，决心找出肇事者。我没有意识到，新的游戏开始了。我只是追随耳朵的旨意，穿过一块菜地，就来到了黄蜂们的聚集地。一栋青砖和梁木共同垒成的老房子。黄蜂们把它当成了飞行训练场，不停地飞来飞去，溅起一滩滩分贝极高的声浪。我的视线贴着墙往上爬，几只黄蜂空警似的绕着房梁一圈圈逡巡着，除了翅膀闪着两瓣金光，整个腹部、脊背均是稠黑一片，腰围很粗，腆着肚子，受孕了似的。头上还插着两根雷达。依此情形，我肯定不是它们的对手。它们扇动翅膀，倏忽间便将我愤怒的目光改造成了一种崇拜的仰望。

　　为了捍卫尊严，我开启了反制措施。一个人没法和一个群体对抗。我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哪只黄蜂像我一样落了单，这样我们才势均力敌，站在了一个公平的擂台上。果然，飞来一只，体格娇小，未成年。两个物种之间的较量，我作为人类的代表，不能拉低了格调。棍棒、石头、树枝等生产暴力的工具被排除在外。我必须寻找一种暴力之外也能压制对手的工具，最好是随身之物。我想到了手机，对，正握在手里。在人类世界，手机已发展为一种自戕式的隐形武器。尤其它的照相功能，堪称杀人不见血的冷兵器。咔擦。你听。多瘆人。用它来对付这只小黄蜂再合适不过了，曝光它！镜头对准，摁下快门，如是反复十次。它毫发未损，却等同于被我杀死十次。每一张，都是它在时间面前的尸体。

　　我在收集这只黄蜂尸体的时候，一位采茶归来的老农用一句话点醒了我。他问，进来喝茶吗？我愣了一下，环顾左右，确定他是在跟我说话。此前，已经一个小时没人和我说话了。我一直忙着和自己说话，和这个陌生的村子，和溪、房子、大巴车、苦槠树、黄蜂……说话。我把它们统统安排进我的独角戏里，和我一一过招。作为导演，我不允许它们囿居在私人的属性里，不断号令它们走进新的角色，用新的器官说话并奔跑。我们并非对立的角色，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融入，相互促进，不断繁衍，树枝一样旁逸斜出。我走进它们的身体，它们同样也在我的身体里游荡。我们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完成了精神的对流与灵魂的碰撞。以至于不辨你我。物我相忘。可这位忽然出现的老农是个局外人，他没有被预先写入剧本，而是临时出现的一个群众演员。现在，他贸贸然闯进了我的镜头，我也不推辞，走进他的家，喝上一杯他亲手炒制的新茶。我并不懂茶，也不讲究喝茶的程序和道法。叶子还未散开，就一口猛将下去，烫了舌头。

　　他端来一张板凳，卷着裤腿，赤脚悬空，和我面对面坐着，聊天。像祖孙辆。他的年纪其实仅比我爸长了五岁，脸上的沟壑却要纵深至少十年。只因祖上世代为大地主，幼年，家中阔房让给了贫农，家眷悉数而出，数十年赁居而活，遇大火，木质梁房席卷一空，又另觅新居，以工代酬，采茶朝至祁门换得几块铜板，踏月而归。常是一口稀粥匀着喝，碗空了添水，求个腹饱。忆及往事，倒也不悲不叹，咧嘴痴笑，一口热茶下肚，一切忘乎所以。正说着，猫身上了阁楼，拎下一蛇皮袋，袋中红茶一摞，炒于廿年前，早已风干了茶香，他双手合十，掬起一团，送至鼻前，猛嗅。似要嗅出这茶的前世今生，这年岁的浮浮沉沉。问道其祖居地，竟是村东那栋敞阔的徽派楼房，而那中年男人口中的地主老爷，正是其仙逝一甲子的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