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阳

　　作为一只翅翼被火焰撕毁大半的蛾

　　○黄孝阳

　　

　　黄孝阳，1974年生，江西抚州人，现居南京。小说家，副编审。著有长篇小说《众生：设计师》《旅人书》《乱世》《人间世》《遗失在光阴之外》《时代三部曲》《少年》等，小说集《是谁杀死了我》，文学理论集《这人眼所望处》等。曾获第三届、第五届江苏紫金山文学奖，以及“中国好编辑”“中国书业十佳策划人”等奖项。

　　“小说有没有死？”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意义，但没多大意思。

　　首先，文学是不会死的。文学是哲学的开始，是科学的开始，是人的开始。我们说科学是事实与规律，即实证加逻辑。但事实永无止境，1是一个事实，关于1的一切正在不断发生，并将重新阐释世界上所有的词语；至于规律，比如1+1=2，这需要前提，前提是会改变的，前提也只是已知范畴内的，无法从未知中导入前提。没有人不好奇自身的来龙去脉，生死两端都是黑洞，个体生命被严格限定在一个极狭窄的时间尺度内，哪怕是统治了世界的王也没有法子把他的权杖伸入黑洞一窥其间奥秘。我们只能赞美主。主即：不可知。当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可知”永远小于“不可知”，科学与宗教不仅将握手言和，还会互为反哺，构成人类理性的一体两面。当人第一次走出洞穴，世界开始了。“人的命运”高于一切，这句话不仅适合于小说、文史哲，还适合一切印有人之足履的领域。没有脱离人之目光存在的公理定式。在极细小的层面，人的视线、呼吸是敲打着夜幕的闪电与滚滚惊雷；而在那极宏大的层面，人则是构成它的基本粒子。

　　其次，小说是不会死的，尽管作为一种叙事美学，我一再说“传统虽好，已然匮乏”。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艺术表达形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是古典社会的节奏，但并不是说宋诗就不好，它自有其崇山峻岭。而在我看来，小说之所以还有理由在这个影像时代保留艺术尊严，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其中一个就在于可以往里面注入现代性，比如时空观。

　　时空变了，人的本质也随之改变。时空观的改变，一个重要特征是：碎片化。我们的目光与注意力基本已沦为碎片，这是“时间上的碎片化”；我们不停地从甲地到乙地到丙地，由一个秩序井然的表盘，走到随机飘动的云朵上，这是“空间上的碎片化”；再次，也就是更重要的“社会结构的碎片化”。

　　随着现代性的“祛魅”，权威主义的冰消瓦解，众声喧哗。人可以是没有来历的，你每天见到的一百张脸庞或许九十张都属于陌生人，他们与你的关系就是擦肩而过。随着“人、事、物”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冰消雪融，无数激动人心的神话随之逐渐死去。责任与荣誉在迅速沦为愚蠢与落后的代名词。在个人主义至上的时代，自己的一只宠物狗的病痛感冒，要大于成千上万陌生人的不幸。

　　世界在不断失去它的整体性，人相对于他者，已沦为“陌生人”。人与人的区别，有时比人与动物的区别还要大。更郁闷的是，人与他体内的那个魂灵，已经不再是几条清晰可见的线性逻辑可以描述，而是“云”，几无秩序，难以预测。“这里的我”与“那里的我”，“昨天的我”与“今天的我”，就像两个陌生人，而这两者之间唯一的联系，似乎就只剩下昆德拉在《搭车游戏》里那个姑娘嘴里的叫喊，“我还是我啊”的感叹号，以及我们夜深人静独自面对镜子时的狐疑，“我还是我吗？”

　　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有心理问题？根子就出在这个“整体性丧失”，以及相应衍生的身份焦虑、信仰缺失等一系列问题上。这个问题是极其严重的，你拿着一把刀，我不知道你是准备下厨为我烹饪美食，还是要把我剁成人肉包子。

　　人，为什么会沦为“碎片化的生存”，这是现代性的馈赠，还是惩罚？

　　（现代性的真正敌人不是古典；相反，它对传统有很深的继承，是由水至冰的改变。现代性的真正敌人，应该是所谓的后现代性，是它自身的投影。一个要构建自我的殿堂，追求深度，难度，高度，另一个只要削平这一切，使众生犹如大规模播种的平原；一个强调历史与距离，慎独自省，另一个则断裂零散，形成洄游的鱼群，酒神狂欢。或许可以这样说，后者是前者罹患的病症）。

　　但不管是什么，这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我们已经不能从“海洋”重返“陆地”。物理世界的连续性在信息社会里已经被肢解，支离破碎。越来越多的与我们心灵息息相关的血肉体验，被支配互联网的数理语言毫不留情地摒弃——再怎样发达的社交网络也无法彻底取代人所需要的“面对面”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怎么可能死呢？——知识被强行转译和分割为计算机可识别的信息，整个人类的知识谱系正在被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它使人从“静止”，转向了“移动”，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重新书写。

　　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从一个封闭的古典社会，转型为一个开放的现代性社会。不仅是中国，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变化。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在许多场合也讲过。

　　我以为作为写作者，尤其是年轻人，要有这种敏感。

　　就文本来说，有没有现成的例子，来演绎这个时空观？

　　我看过一篇年轻姑娘写的博士论文。她借用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论证着时间之物（历史）的吊诡及其种种修辞手法，指出碎片化的来龙去脉，从另一个维度进入到这个看似由纷乱无序的碎片拼贴而成的文本，帮助读者离开“这一边”的故事层与牛顿力学所提供的日常经验，进入到“那一边”的叙事层，一个由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与现代物理学所建构的秩序里。在云层中往下俯瞰，我们能窥见这个小说文本里埋藏着的“那个犹如湍流一样”，令人瞠目结舌的，不属于“三维空间加一维时间里”的全息影像——尽管我们所能窥见的，不过是些雪泥鸿爪而已。

　　时空观是小说的基本，它决定着日常与艺术的区别，也预言着小说未来的面容。前些日子，有十三个字突然进入了我的脑海，“小说是四维的，乃至更高维度的”，就跟闪电一样。

　　我觉得就当下而言，这十三个字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现在都是二十一世纪了，若人的小说观还停留在十八世纪给出的界定，简直就是活着的人的耻辱。小说不应该再是“流行的通俗”，它得作为一门现代艺术，才能“向死而生”。所以我一再说“小说为大”。这个大，不仅仅是一个体量上的增加，是海纳百川的那个大，是须弥与芥子的何者为大，还是一个维度的高。如果我们对小说的认识能从说书人的脸庞、巴尔扎克的风俗画等层面，进入到我说的“更高维度”，那么困扰我们的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这种四维空间“必然的匮乏”与“必然的终结”就不可怕了。事实上人们说今不如昔，这多半是一种情感上的表达，因为“那逝去的无可挽回”，因为“现在的普遍焦虑”。暗夜里的星光并不比千年之前更为黯淡，只要你来到云层之上。

　　在这个被科技丈量的现实中，人，尤其需要这种能力，在一个更高的维度，重新联结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这也对小说提出了要求，要向大处走，要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史哲打通，使之具有哲学的质地、理性的光芒，能够从那些波光粼粼的日常经验里再深透下去，在把个人的体验上升成一个更大集合的体验的同时，去探求存在本身，去发现“人，不仅是时间的尺度，同时还是空间的产物，是这些短暂易逝、大小迥异的碎片的总和”等事实。

　　而要认识这个“高”，就得重新发现空间。在一般人的眼里，空间就是一个装东西的杯子。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康德把空间概念归结为人类理性的直观知觉，是一种先验存在的观念。前沿物理学家干脆给出了11维空间的假设，认为要描述宇宙，X、Y、Z和T(时间)四个未知数是不够的，要加到11个未知数之后，才能够解释宇宙。

　　空间曾经是“硬盘”，承载着人的肉身，记录着其举手投足、喜怒哀乐，与世界的种种关系；但它现在不仅仅只是“硬盘”。它与时间相伴而生，会湮灭，会蜷曲，会“量子跃迁”。我们的手指尖上可能存在着无数个直径不超过一毫米的高维宇宙。这些空间也都是写出《小径分岔的花园》的博尔赫斯所不曾知道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

　　“如果说宇宙就像一部影片：正在放映的影片是现在，已放映过的构成过去，尚未放映的构成未来——我们是兢兢业业的演员。那么，谁在决定这一切？”人们在时间制造的诸多“真实不虚的幻觉”中已经呆了五千余年，若能学会从更高维度的“空间”来看问题，或许他们将来到银幕的后面。

　　人可以首先是空间意义上的，这种思维方式的改变不仅意味着，人们有可能摆脱四维空间里的“思想的匮乏”，从更高的维度获得另一种洞察宇宙之奥的力量，重新理解人与世界的本质，同时也意味着：人是有可能成为“那只跃起的蚂蚁”——不仅是在文学上。

　　大家都坐过飞机，就个人体验来说，当我在地面行走目光平视时，就不可避免地陷于种种纠结中，被各种乏味的人际关系、自我的贫瘠与激情的躁动反复折磨。但，当飞机跃起，滞重消失了。这个维度上的“高”带来的不仅是“轻盈”，更重要的是，那些不断扑入眼帘的包含了种种斑斓图景的云层，以及那让人情不自禁屏住呼吸的光影奇迹与宇宙意志。

　　光有波粒两象性。人，这种“两足无羽生物”或许也是对这种现象最好的阐释。人与光，是这世界上最神奇的存在。人从地面到空中的一跃，应该是哲学最深刻的表达。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圣经·创世纪》里才会有那句话：“神说，要有光。”

　　人的这一跃，让我们真正领略了无限。同时，宇宙因为我们的注视获得“存在”。这彰显了人的意义，使我们有可能克服困扰着无数圣人大哲的虚无与荒诞感——若人是无意义的，又怎么能够看见宇宙的无限性？这不符合逻辑。荒诞与虚无，是人对自身的狐疑与否定，并不足以让人突破大气层。人类的征程应该是星辰大海，否则宇宙就没有被人看见的必要性了，人类的目光就不应该穿透大气层。既然看见，必有其因，必结其果。在看见“无限宇宙”的背景下，人类自有其光荣未来。否则人这种知道阴阳寒暑的奇妙存在，就不应该出现。文学要有着这种“看见”的能力。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获得。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一所图书馆装进口袋随时备查。知识不再神秘，不再被垄断，不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我们每天都活在“海洋”里，层出不穷的新闻、事件、词语等，无时无刻不在重新塑造着每位个体作为“人”的精神——从五脏六腑，到头发梢上的颜色。尽管不是每条信息都能让大家在第一时间意识到它所包含着的深层的道德、心理和哲学的价值。但，人，确实在急剧变化着，他们越来越像一个“人”，而不是螺丝钉。启蒙不再是少数精英分子居高临下的权力，不再是一小撮人不容分说输出价值观的过程，它变成了个体自我的觉醒。

　　一个现代性的开放社会正在蓝色星球上逐渐成型。“人”被重新定义，被阐释，被不断解放。国家与民族等这些有限的组织形式，乃至于肤色、性别等原本不可更改的身份标签，将不再只是束缚，而成了思维出发的起点。个体的人正在全球视野下与整个世界互相生成。这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件，堪称奇迹。

　　所有的人都是诗人，又或者说，诗人寥若晨星。

　　两者同时并存于一个时空内。那些寥若晨星的诗人之死，是古典社会魂魄的最后一声喊叫。它所祭奠的是一种已然逝去、不可挽回的田园牧歌式的美学。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事件。还有什么比从自己手下流出的句子更具有惊心动魄的意味？在这个从神至英雄至个体的叙事过程中，古典诗人已逐渐丧失他所有的光芒。人，在成为他自己的上帝，他说“要有光，世界便有了光”。

　　一切现有的知识不再具有固定不变的权威属性，皆可修正，犹如“水面”荡漾着的圈圈涟漪。原本被人相信可以无限接近真实的历史已被修正为“叙事的策略、修辞的结果”；而质量，这个奠定世间万物的词语，似乎不再是“物质所含粒子数目的多少”，而是“移动物体的难度，或者更精确地说，质量是使物体加速的难度。”任何领域，不仅是人文学科，也包括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要被切割、被重置、被再度挖掘，这意味着风险、头晕目眩与心乱如麻、更多的可能，以及犹如晨曦的启示。

　　这是一个“六经注我”的时代，是一个热情与智力极大丰富的时代，是一个众声喧哗不惮于“娱乐至死”的时代。人们很快就洞悉了那些所谓的人生导师的伎俩与小把戏。而关于“我”的所有一切都不可避免被遗忘，又或者被极大的偶然眷顾，成为那个大海螺上面的某道可疑的痕迹，包括我说的这些话，我所撰写的众多文本。其意义或许只是出现在“此处此时”，甚至不在于被阅读。它所要回答的是：作为一个人类之子的我，是如何“认识自我”，“认识到自我的贫乏”，继而“摆脱自我”的过程。至于能否成为那条横亘于空、壮丽的人类精神河流里的一颗微不足道的水滴，那是意外，是惊喜，但不重要。

　　我阅读过大量的文本，它们是苹果、杨桃、青杏、梨。作为“水果”中的一种，它们几乎是完美的，是上帝借作者之手所行的神迹。但我想找到“水果”，找到“水果”后面的上帝——那个同时包括了混乱与有序的湍流。是的，湍流，犹如暴雨将至。

　　世界的本原或许简单，只是一个上帝粒子，但作为其表象，其溢出，它极其复杂，并且日趋复杂。对复杂性，以及对产生这种复杂性的那个意志的理解，区别着你我。但我们的惶恐与孤独仍然一模一样。

　　社会创造了我，我以我的方式回报它。这是我这些年来的一个不无矫情的理念。但只是我的，不是所有人的。

　　价值判断极其复杂。明辨是非是世上最困难的事。人都不可避免地被某个观念所绑架。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唯有踏尽千山万水，最后摆脱“自我”，摆脱那个由事件与时间堆积而成的偶然。而在此之前，人必定被他们所睹见的片言只语所吸引，犹如扑火的蛾。

　　作为一只翅翼被火焰撕毁大半的蛾，我还能说什么呢？灰烬在等着我，但我还是很高兴作为蛾存在过，并且在此刻就认为：所谓文学，就是这只蛾或那只蛾翅翼上的一块神秘的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