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蓝

　　圈内圈外的成都诗人

　　○蒋 蓝

　　蒋蓝，诗人，散文家，思想随笔作家，田野考察者。人民文学奖、中国西部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布老虎散文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已出版《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极端植物笔记》、《倒读与反写》《爱与欲望》《寂寞中的自我指认》《复仇之书》《人迹霜语录》《香格里拉精神史》《拆骨为刀》《思想存档》《动物论语》（上下卷）《玄学兽》《哲学兽》等文学、文化专著。散文、随笔、诗歌、评论入选上百部当代选集。曾任《青年作家》月刊主编，现供职《成都日报》报业集团。

　　好像水就是上苍的身体，在成都平原上，它用水构成了漫流的水系。成都也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困、因水而荣，是按照“上善若水、孕育文明、文明城市”的自然哲学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城市。自李冰开凿都江堰、“穿二江成都之中”以来，经过演变，汉代扬雄《蜀都赋》写到“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穿城而过的两条江就像一对回环的耳坠，环绕成都的中心区。环形的地理走向，暗示了城市特有的文脉。

　　锦江、散花楼、青羊宫、浣花溪、锦里、宽窄巷子、望江楼、武侯祠、杜甫草堂……几乎成都的每个角落都有诗歌流淌。清代才子李调元说，“自古诗人例到蜀”。古往今来，凡是诗人都会到蜀地一游。王勃、卢照邻、高适、李商隐、杜甫、岑参、白居易、刘禹锡、元稹、欧阳修、陆游……几乎没有例外。成都适合写诗，诗歌就是从某个角度给一处景色注入灵魂。诗是成都的神，这些瑰丽诗文，成为了诗歌之都的气质。有文人就有聚落，有诗人就有圈子，从1980年以来，大大小小几十个诗歌圈子彼此互嵌，又卓然独立，旗号、山头林立，是本地奇特的诗歌景观。在四川方言里，“圈”是动词，与拉帮结派差不多，不说是贬义，起码不是赞美。至于再名之为“小圈子”，那就是一帮孤芳自赏者的自慰罢了。这也难怪，诗歌本来与下里巴人就没啥子关系啊。

非非是一只打开翅膀的大鸟

非非主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轰然崛起，后来出现分裂。周伦佑在2000年开始招兵买马重出江湖。诗人们的定期聚会地点在锦江边的散花楼。散花楼并不高，得名当源起天女散花，因此比张仪楼更引人遐思。成都人对散花楼耳熟能详，大约是因为李白的《登锦城散花楼》：“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散花楼的命运跟张仪楼类似，都是毁于宋末蒙古军队的入侵。就是说，现在的四层仿古建筑自然与李白的散花楼无半毛钱关系，但顶着这个名头，仍然可以让人凭栏思古。

　　记得是2003年，周伦佑打来电话，荷兰汉学家柯雷要来四川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他将设法抽身与非非的诗人见见面。这是周的客气话，柯雷自然不会知道另外的一些非非诗人，他主要是想跟周讨论有关非非的问题。断裂。复活。谱系。两人说来说去还是说，都在设法将书面的尊严转化为口语的滑刷与机锋，这方面他们应该是高手，但多几个人气氛也许就不一样了，这至少可以令语境产生出一些陌生化，从而铺垫出一些高亢的、向上的、突然陡转的言路。会面的时间定在上午，因为下雨，地点改在非非诗人陈小蘩家。那里的屋顶花园已经成为我们回顾自身和谱写乌托邦的设计室，这要归于小蘩的宽容和好心肠，她一直是成都诗歌界高雅而严肃的“蓝袜子”。

　　

　　2013年，非非诗人在成都散花楼聚会。右一蒋蓝，右二马永波，右四周伦佑，右五王学东，右六陈小蘩。

　　我赶到时，周伦佑、陈亚平、陈小蘩、袁勇以及从绵阳和乐山赶来的雨田、龚盖雄，坐在藤编大沙发上。柯雷站起来，很用力地与我握手。他比我还要高一点，约有1.82米，精致的光头发着遥远的青光，厚实的胸腔仿佛经历过举重生涯，他笑，很善意。周续接着刚才被打断的非非史，滔滔的语流在空气中铺排开，他身后的光斜切过来，他像一个被分成两半的子爵，讲述早期非非和现在非非的起承转合。“对不起，我打断老周一下，”柯雷的汉语是一口典型的京片子，他从软面笔记本上直起身来，“我的意思是，非—非，啊，非非……”我注意到这个中国通的口语是一流的，不但是口音，包括他的表情与恭维都汉语市民话了。但周的发音我们更习惯，周说的是“飞飞”，听得出，这个上升的尾音包含了周的飞翔的欲望，好像在航天飞机上发射穿梭机。柯雷的尾音在放松的舌尖注入了一种下坠的力量，羽毛打湿了水，他断然收拢了翅膀。也就是说，惟有这个下坠的尾音，露出了他的身份，具有一种西语沉吟的意味。他说，“非—非”“，我的意思是，非—非现在怎么了？”是啊，我乃至在座各位都想知道，非非怎么成了非—非？

　　周没有时间去品味这个细微的差异，作为主讲人，他围绕一只看不见的麦克风而俯仰，他在往事与现实之间奋力奔波，以惊人的复述能力召唤着早年麾下那些写作者，他们的虔诚，分歧，狐步舞，以及异化，偶尔还要涉及到未来几年的憧憬。他脱了防寒服，一些手势把热空气挡开，这使得浓聚的沉沉烟雾迅速填补了他胸前的空缺。混合着雾气和卷烟烟雾的气团在他与柯雷之间跌宕，柯雷用手托住下颌，特别突出的额头刚好接触到这团气体。然后，他说，我知道，非非是“不是‘不是’的”。这听起来颇像叨念着“非非非不非非”的《大涅磐经》，活在诚意和经验之外的人是很难明白的。周宽阔的语调开始变得一望无垠，有一种江河归入大海的卷舒，他淹没了一个又一个岛屿，他要把他的视野铺成一片平滑的水世界。柯雷在这种大洪水的语言浪涛中略有些不安。我估计不是适应与否的问题，他几乎与中国当代的所有先锋诗人见过面，那些咆哮的抗议、急于出名的叫喊、准大师们深呼吸的深沉或低吟他都经历了，不会对周急促地展开大氅一般打开自己的做法有什么惊讶。我觉得，周这种冷静但尖锐的语调是他梦中的语感，他说出了一些沉痛的、关在骨头里的话，同样也是我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就好像一个人敢于断了自己的退路，于是，他握着唯一的笔，行走在危机四伏的道路上，并逐渐充满信心。

　　柯雷在寻找词汇。我明白外国人在这种需要微妙汉语陈述己见的时候，有一种习惯，就是嘴唇蠕动，但发不出声音，他在寻找不挫伤周以及在座各位、但又要体现自己看法的词汇和短语，这不能是居高临下的，而是在稀薄的赞扬之后，迅速把听众的注意力诱导到一种新价值庙堂下的学院艺术。

　　他最后说：“非—诶，啊，非—非！”谢天谢地，他终于启动了纠错功能，“非非好像与所有的先锋诗歌阵营没有什么往来，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艺术观，这很对。但是，世界正在趋于一体化，口语写作，现在的下半身写作就很流行，你们怎么看？如果坚持成为了一种封闭，那是否意味着非非具有民族主义倾向？”

　　我说，非非就是一只在空中打开翅膀的大鸟，不往来不影响它的飞行。

　　

　　白夜酒吧的诗歌活动

白夜酒吧

我多次去白夜酒吧参加诗歌活动。无论是1998年出现在玉林小区的白夜酒吧，还是如今搬到了窄巷子的新白夜酒吧，“白夜”俨然是成都诗歌界、美术界的一大地标。

　　同辈的诗人、朋友往往称呼翟永明为“小翟”。这在钟鸣、柏桦、朱成、刘家琨等人的口语里成为常态；年龄小些的诗人朋友称之为“翟姐”，两种称谓透着亲切，上百诗人、艺术家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大多事业有成，温文尔雅，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口语。我从来没有听到谁喊她为“翟老师”的。如果真有这样的称呼，那一定就是很遥远的人与事了，如同战靴与旗袍之隔。

　　2013年夏季一天，我在万里号对门的咖啡馆采访翟姐。她长发飘然，着深绿长裙，项链坠一块浅红宝石。采访不时被电话打断，听得出她正在搬家，杂事缠身，但翟姐显得较为从容而淡定。谈到自己的名字，她说，这是一个有点刚硬的名字，在写作初期就想改一个笔名，因为一直没有想好，就这样拖着，永来明去的，“一晃就二十多年了，还是没有想出来！那就只好不想了。”其实笔名就是一个偶然，如同你偶然经过一条小径，你记住了那天的爽人季候以及随小径曲线而舞的火焰凌霄。如果没有留下印象，你穿过窄门而去，其实也没有损失。人与名高度合一，外在与内心浑然一体，这未尝不是最好的结果。

　　记得2006年我在采访青峰书院主人何洁（流沙河前妻）时，谈到1980年代初期她在《星星》诗刊工作时刊发过翟永明的诗作，何洁说：“那是我看着长大的翟永明的名字头一次变成铅字！”翟姐回忆了一下，“一个人的名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本应该记得很清楚，但我确实有点模糊了。准确点讲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米思及主持云南的《滇池》月刊时期，大约是1981年，1982年才开始在《星星》上发表作品，是以《童年记事》为题，选发了几首，那时白航老师在主持杂志。”我相信，一个人在文字上的亮相仪态，几乎就决定了其后来的言说方式，就像你无法改造自己的声带。采用转喻和口语的融合语态，为情绪加入冰块，将不断敞开的日常经验进行寓言化处理，一次写作就是一次回忆，往事在一种克制陈述的语态里复苏曾有的花香和枝蔓，那既是写作者的自画像，也是为生存完成的一次照亮。

　　玩的朋友诗人吕历写过一首诗《白夜》，银钩铁画，把这里的氤氲和盘托出：

　　一个驻颜有术的奇女子，在词语的空白处

　　开了一家很物理的化学酒吧

　　至于酒吧的名字，可能源于某种暗示

　　也可能缘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精神分裂

　　一些身份暧昧的人，成天在白夜

　　物理运动，化学反应，宽进窄出

　　我，一个有胆无量的乡巴佬，偶尔也在那儿

　　月朦胧，鸟朦胧

　　云里雾里，我始终搞不清楚，要多少酒水

　　才可以将黑夜漂白

　　要什么功夫，才可以将白昼掏空。迷糊中

　　我看见巫师一样的店主

　　像颗黑色的星宿，独自穿过白夜，去会见

　　内心的光芒

　　据说，她是一个有魔力的老板娘，善于修辞

　　擅长在阴阳混沌中

　　提取东倒西歪的灵魂，擅长在白日梦中

　　提炼黑夜的浓缩铀

　　

　　翟永明在白夜酒吧

朗诵《招魂》的罗庆春

罗庆春，彝名阿库乌雾，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长。有一次我问他：你的名字“阿库乌雾”与“罗庆春”之间有关系吗？

　　罗庆春总是报以善意的微笑，就像他的写作一样，从不加入成都的具体诗歌圈子，但与诗人们保持友善关系。他说：“两者没有字义上的任何关系。在彝语里，‘阿库’是姓，‘乌雾’是绿色的意思。1964年秋，我出生在四川凉山冕宁县境内一个叫普龙拉达的彝家山寨。那里封闭而宁静，与世隔绝。普龙拉达的人都用彝语交流，这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自然的事，也是我感悟生命存在的最直接、最准确的道路。刚进村小的第一天，我学会了人生中第一句汉语——‘毛主席万岁’。那时想不通啊，我们神话传说中的长者优特斯日，也才活了360岁！小学一年级时，一批教授响应国家号召从北京协和医院来当地‘三下乡’，我姐姐是本村唯一懂汉语的人，找到一位教授，请他为我取个汉名，对方命之为‘罗庆春’。我至今不知道那位教授的姓名，但这个普通的汉语名字却启迪了我终生接受彝汉双语教育、踏上双语人生的生命旅程。”

　　阿库乌雾让文学界人士最熟悉的，是他朗诵那声震屋瓦的《招魂》。那不但是一扫沉闷会议氛围的高音部，也是一根熊熊燃烧的彝族诗歌的火把。我至少聆听过不下十次他用彝语朗诵《招魂》，印象里较为深刻的一次，是他在江阴市举办的“三月三刘半农诗会”上，在三位彝族美女伴舞下的朗诵。他披着白色的查尔瓦，闭眼，旁若无人地踱步，他的手在聚光灯下舞动，用超过一百分贝的铜质声音唤来一匹虬龙横空的大凉山，空降在绵软的江南烟雨中。我与数百名听众在他火焰跳荡的声音里，感受到了大凉山的巨风与冷气，他们坐不住了，一起站起来跟着他呐喊：哦哇——哦哇——哦哇……

　　江阴是音韵学家刘半农先生的故乡，这雄浑无俦的声音，怕是要把半农先生催醒，将这大地之子的心声，急急记录在案！罗庆春对我说，他的每一次朗诵因为气场、状态的不同，往往会造成一种陌生感；因而每一次朗诵，就是一次发表。这正如一位音乐家聆听了罗庆春的朗诵后的感叹：“这才是真正的音乐啊！”

　　《招魂》成为了罗庆春的强力符号，成为了他与世界对话的核心，成为了他久演不衰的诗歌。在他心目中，诗歌本来就是这样的，不仅仅站在纸上，而是活在声音中。

　　

　　罗庆春在朗诵《招魂》

　　2006年，罗庆春在美国出版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彝英对照版诗集《Tiger Traces》。2009年，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音乐厅内，身着彝族传统服饰的阿库乌雾拿着话筒，双目微闭，用一腔深情朗诵着诗歌《招魂》。台下，是有着不同肤色、使用不同语言的师生。当他最后动情高呼“Ola！Ola！”(魂兮，归来！魂兮，归来！)时，全场掌声雷动，人人情绪高涨。每个人内心都有流泪的理由，罗庆春的招魂之音拨动了人们的心弦。正因为声音穿越了语言屏障，一位黑人姑娘拥抱罗庆春，放声痛哭：“我听不懂你的彝语，但你的声音，让我看到了父亲的墓碑！”罗庆春心头一惊。第二年，当罗庆春再次来到这里朗诵时，有人告诉他：去年与你拥抱的那位黑人姑娘，已经死了，留下了一双儿女……罗庆春心头沉重，他又一次流泪朗诵《招魂》，更含有对这位黑人姑娘的怀念……

　　一位美国大学教授跑上台去紧握诗人的手，激动地说：“阿库，你不仅是彝人之子，你更是世界之子！”罗庆春对我讲，听到这句话，这无疑是对自己以母语写作二十多年的最高评价：“这样的评价，与获得什么文学奖或官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何谓“母语，消逝中的坚守”？罗庆春对我说：“在全球化时代，多民族族群文化要想实现与世界文化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最重要的文化立场和精神抉择就是对本族群文化差异性的坚守，要创造性地恪守本族群文化独立的精神品质，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本族群母语文明和母语文化的尊严。”置身第一母语彝语与第二母语汉语之间，置身阿库乌雾与罗庆春之间，置身于大凉山与成都平原、置身于中国与世界之间，这个雅砻江之子，还要告诉世人的，是和而不同的个性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