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上的突破更重要
汶川大地震并非无人能够预测并提出警告，但为什么又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呢？记者以为，迷信西方“地震不可预测论”的洋教条，加上制度性因素，抑制了地震工作者进行地震预测、预报的积极性、主动性，屏蔽了他们的良知与睿智，在实际工作中，偏离了我国地震理应以预测为主的方针，是其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对巨大的破坏和人民生命财产伤亡惨重的地震灾害，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是以预测为主，还是以预防为主（12）？或者是以救灾为主？预防，就要象美、日那样，把房子修得更加牢固，足以抵抗地震带来的巨大破坏；预测，就是运用我们的智慧和各种监测手段，事先测定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和裂度，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最大限度达到防震减灾的目的。救灾，更是一种不得不做，然而，又是一种痛苦无奈的选择！我们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测的，而且也能够做到较为准确的预报。“地震不可预测论”戕害了我们不少地震工作者，不仅给国家、人民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也使他们自己遭遇空前的难堪与尴尬！
中国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地震灾难与我们同在。因为我国的人口众多，人均经济实力仍然很薄弱，不能与美、日比肩。如果说，美、日在“不可预测论”统治下，专注于预防，那么，在我国，只能是预测重于预防。汶川大地震，在一些靠近震中的地方，其破坏烈度达到了10度、11度。以北京地区的普通民用建筑为例，法规上要求达到8级抗震标准，其执行程度如何还另当别论（13）。据专家计算，每提高一个抗震梯度，建筑成本就要增加20%。如果北京再增加3个梯度，达到11度，则成本将增加60%；如果重庆从6度提高到11度，那么，成本将增加100%！这对于我们国家和人民来说，房价本来就在高位运行，再增加60%或100%的成本，简直是一个不堪承受之重！但我们又不能老是一味采取被动设防的方式，等到地震吞噬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洗劫了国家和人民的巨额财产，制造了数千万人无家可归的惨剧之后，才按程序把“地震预报”变成“地震后报”，把“地震预测”变成“地震善后”，尽搞些“马后炮”的蠢事、笨事和屁事！早在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交给地震工作者一个艰巨的使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可是，“文革”一开始，重操旧业搞地震预报的中科院院士翁文波就被打入牛棚，在没有任何仪器设备的情况下，只有对地震的历史数据进行计算，开创了不同于物理预测的“数学预测法”，能够较为准确地、甚至惊人地预测到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和烈度（14），不知为什么没有引起学界广泛的重视并予以丰富、深化和提高，反而固守西方那套“不可预测”的圣经神典！
据报道，中国南北地震带这条危险的走廊，近些年来一直是中国地震工作者关注的重点。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先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年中，他们已经注意到未来南北地震带震情的严峻性并成立了专门的震情跟踪组。据悉，中国地震局对此也进行了长期预测。但是，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地震监测网络，至今台网密度仍然大大低于日本、美国以及中国台湾（15），而且固守实证主义的物理监测方法，思路狭窄，手段单一，措施不力，使迄今为止获得的有效观测数据，远不足以揭示在不同环境下、不同时间段以及不同震级下地震具体的孕育机理，遑论具体预测地震爆发的时间、地点、震级和烈度！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陈学忠认为，要实现预报上的突破，在他看来，仍然需要依赖于技术上的突破。“在地震发生之前，肯定会有异常。只是我们现在的监测技术还不行，或者说我们的监测思路存在问题。”（16）
记者以为，地震是可以预测的。中国人并不笨。技术上的突破固然重要，思想上的突破更为关键。因为思想指挥行动。我国地震工作者只有突破“地震不可预测论”的桎梏，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才能继承、弘扬人类的先进文化，实现预报上的突破！
汶川大地震并非无人能够预测并提出警告，但为什么又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呢？记者以为，迷信西方“地震不可预测论”的洋教条，加上制度性因素，抑制了地震工作者进行地震预测、预报的积极性、主动性，屏蔽了他们的良知与睿智，在实际工作中，偏离了我国地震理应以预测为主的方针，是其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对巨大的破坏和人民生命财产伤亡惨重的地震灾害，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是以预测为主，还是以预防为主（12）？或者是以救灾为主？预防，就要象美、日那样，把房子修得更加牢固，足以抵抗地震带来的巨大破坏；预测，就是运用我们的智慧和各种监测手段，事先测定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和裂度，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最大限度达到防震减灾的目的。救灾，更是一种不得不做，然而，又是一种痛苦无奈的选择！我们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测的，而且也能够做到较为准确的预报。“地震不可预测论”戕害了我们不少地震工作者，不仅给国家、人民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也使他们自己遭遇空前的难堪与尴尬！
中国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地震灾难与我们同在。因为我国的人口众多，人均经济实力仍然很薄弱，不能与美、日比肩。如果说，美、日在“不可预测论”统治下，专注于预防，那么，在我国，只能是预测重于预防。汶川大地震，在一些靠近震中的地方，其破坏烈度达到了10度、11度。以北京地区的普通民用建筑为例，法规上要求达到8级抗震标准，其执行程度如何还另当别论（13）。据专家计算，每提高一个抗震梯度，建筑成本就要增加20%。如果北京再增加3个梯度，达到11度，则成本将增加60%；如果重庆从6度提高到11度，那么，成本将增加100%！这对于我们国家和人民来说，房价本来就在高位运行，再增加60%或100%的成本，简直是一个不堪承受之重！但我们又不能老是一味采取被动设防的方式，等到地震吞噬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洗劫了国家和人民的巨额财产，制造了数千万人无家可归的惨剧之后，才按程序把“地震预报”变成“地震后报”，把“地震预测”变成“地震善后”，尽搞些“马后炮”的蠢事、笨事和屁事！早在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交给地震工作者一个艰巨的使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可是，“文革”一开始，重操旧业搞地震预报的中科院院士翁文波就被打入牛棚，在没有任何仪器设备的情况下，只有对地震的历史数据进行计算，开创了不同于物理预测的“数学预测法”，能够较为准确地、甚至惊人地预测到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和烈度（14），不知为什么没有引起学界广泛的重视并予以丰富、深化和提高，反而固守西方那套“不可预测”的圣经神典！
据报道，中国南北地震带这条危险的走廊，近些年来一直是中国地震工作者关注的重点。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先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年中，他们已经注意到未来南北地震带震情的严峻性并成立了专门的震情跟踪组。据悉，中国地震局对此也进行了长期预测。但是，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地震监测网络，至今台网密度仍然大大低于日本、美国以及中国台湾（15），而且固守实证主义的物理监测方法，思路狭窄，手段单一，措施不力，使迄今为止获得的有效观测数据，远不足以揭示在不同环境下、不同时间段以及不同震级下地震具体的孕育机理，遑论具体预测地震爆发的时间、地点、震级和烈度！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陈学忠认为，要实现预报上的突破，在他看来，仍然需要依赖于技术上的突破。“在地震发生之前，肯定会有异常。只是我们现在的监测技术还不行，或者说我们的监测思路存在问题。”（16）
记者以为，地震是可以预测的。中国人并不笨。技术上的突破固然重要，思想上的突破更为关键。因为思想指挥行动。我国地震工作者只有突破“地震不可预测论”的桎梏，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才能继承、弘扬人类的先进文化，实现预报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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