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寅捷

一、郑文焯对谢灵运山水诗的仿拟

　　表一：郑文焯仿谢灵运五古诗写作时间及刻本收录情况

　　研读以上诸诗可知，郑文焯对谢灵运山水诗的仿拟实践，以光绪十四、五年为界限，可分为两个阶段，主要表现为结构上从拟句法到拟章法，情感上从写记游栖隐到抒发沉沦不遇。

（一）结构：从拟句法到拟章法

光绪三年（1877），郑文焯父因病告归，行至平定州而卒，郑文焯的北地生活也随之告终。光绪六年（1880）春，他应邀携妻张宜人赴苏州，卜居乔司空巷潘氏西园。从此，郑文焯开始了多年的江南寓居生涯，郑文焯仿拟谢灵运五古山水诗，亦肇始于这一时期。在此之前的一两年间，《诗稿》中还存有《积水潭雨中晚眺二首》和《登北固山》等写景的五言古诗，然均未有明显仿拟大谢体的面貌。《积水潭雨中晚眺二首》体制小巧，写景有齐梁笔法；《登北固山》则夹叙夹议，更类宋诗。郑文焯最早显露出仿拟大谢山水诗痕迹的诗作，是作于光绪六年的《三天竺》，据戴正诚《年谱》记载，是年秋，郑文焯与妻子同游武林，这首诗应是对此次出游的记述。现引如下：

　　从句法来看，“企石悟元素，攀林缅隐良”，用大谢写景句式，但改写其单纯的写景笔法，在对句之中同时囊括游览的行为（“企石”“攀林”）和感念幽隐之良人的情怀（“悟元素”“缅隐良”）。再从章法来看，前八句承接绵密。首四句点题，写“湖”与“月”；“云物”二句承“夜霁”句，仍是舟中视角，所见乃远望晴空下湖中景色；“端羡”一句则照应“春明”句，由“湖”联想到栖隐垂钓。全诗写隐逸情怀，情景融洽，已得大谢山水诗章法的精髓。

（二）情感：从写记游栖隐到抒发沉沦不遇

如果说郑文焯早期的几首拟诗情感还较为单一，那么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后所作的几首诗，就已经熔铸了自身的感愤之情。以写于光绪十六年（1890）或之后的《帆海夜望》为例：

　　《帆海夜望》发端仿谢灵运“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下写深夜登望所见之景，安排有度。以“中有金银台，灵犀不可然”一句，转写实景为用典、想象，自然地引出“燕昭王筑金银台招揽贤士”和“燃灵犀辨妖魅”的典故。前者钦羡燕昭王能求贤若渴；后者反用典故，暗示世道昏晦，进而引出自己的幽愤之情，即“世情薄幽阻，平坐期飞骞”。末用求仙做结，也同大谢诗常以求仙纾解抑郁的手法相仿。本诗与之前一些仿拟大谢的诗作所不同的是，诗歌结构、语辞虽仍是大谢体的基本模式，但无论是用典暗示世道昏晦，还是直抒胸臆写“世情薄幽阻”，都已熔铸自己屡次不第、前途渺茫的感愤，直到最后才略提及升仙之事，与之前单写隐逸的几首诗情感基调不同。

　　结合以上论述，郑文焯对谢灵运诗歌的结构仿拟经历了由拟句法到拟章法的过程。在情感上，他后期的一些创作还尝试将自己的感愤之情融入仿拟大谢的山水记游诗，但这一尝试有成功亦有桎梏，下文还将详细论析。

二、重章法与情感的批点特色

其二，郑文焯能发掘谢诗中写景与述情、说理绾合密切的结构特质。如评《登池上楼诗》开篇一段如下：

　　此处，郑批指出“潜虬媚幽姿”是因“池”所兴，“飞鸿响远音”是登“楼”可望见之景，此句本用《易》典，郑氏却在用典外留意到其与题中景物合契之处，这正是谢灵运结构诗篇的惨淡经营。接着郑文焯关注到“景”与“意”之间的承接，即“薄霄”“进德”句承“鸿”，“栖川”“退耕”句承“虬”，结构回环往复、有条不紊，这种细密揭示似为前人未见之秘。

　　然而，郑文焯这样精求语辞的批点却也带来了误读与过度阐释的危险。他对《登江中孤屿诗》的评点如下：

三、学谢目的：诗坛交游与情感寄寓

因此，郑文焯学谢的缘由，除借大谢诗体式写个人怀抱外，也与其和王闿运的交游密不可分。王闿运领导的汉魏六朝诗派提倡诗学复古的主张，在湖湘地域影响甚广，并波及其他非湖湘籍人士，郑文焯即是其中一员。

四、学谢之桎梏

然而，郑文焯对大谢诗的学习，仍有其不足与局限之处。其批点谢灵运诗歌，对其结构承接过分穿凿落实的弊病，本文第二部分已经论及，这里主要阐述其学谢灵运山水诗的桎梏。一方面，同王闿运一样，他学谢也是从对其语辞、句式的仿拟入手，好用其诗中固有语辞，而少新造，甚至有全篇因袭者，如《石芝诗梦图题辞》一诗：

　　本诗主要记中秋夜登山的游览历程，“辍挐”以下十二句，写登山见月、访寻古迹的过程，“兹山”四句，抒写古今兴亡之感和寻幽不易之情。细味此诗，涌动着两种不同的情绪，一方面，诗中赞赏山中景致，称其“兹山郁灵异”，而“云外见人影”等描写也给人以清旷的审美体验。但另一方面，抒情主体的情绪似乎并未因清旷的山水而平静，最后反而落在“徒谣憺忘归，风林写萧槭”上，结语一片萧瑟。究其原因，还是诗人过分拘于大谢诗语辞而造成的。以上两例诗歌中的弊病，说明谢灵运山水诗中的语辞已经不能充分表现诗人在作品中想传达的情感，而他在学大谢诗过分将自己囚于大谢诗的牢笼之中，不能自然适度地化用。如果说王闿运对谢诗亦步亦趋模仿引人诟病为不见本人面目，那么郑文焯的仿拟则又使自己的本来面目与谢诗固有语辞发生扞格。当然，郑文焯在学谢时于固有诗歌结构中熔铸感愤之情的尝试，仍然是值得肯定的，他只是尚未完美结合个人情感与大谢体范式，未能实现他在批点《谢康乐集》时所传达的章法完足、结构绵密的诗学期待。

　　综上，郑文焯对谢灵运诗歌的批评，能从写景句与写景句、写景句与述情句之间承接绾合的章法来考量，在仿拟大谢诗时，既注重句法因袭，也学其章法细密的谋篇布局艺术。此外，他还试图将个人感愤与大谢诗语辞、体式相结合，虽未臻于完美，仍是值得肯定的尝试。因此，尽管作诗非郑文焯一生致力的事业，也非其在文学史上成就显赫的领域；尽管郑文焯在批点中有附会穿凿之嫌，但却能承陈祚明、方东树一脉，揭示谢灵运山水诗章法结构的创变，而其仿拟谢灵运山水诗的诗歌实践，也有值得肯定之处。这说明晚清诗人学汉魏六朝诗的实际情况，还有更多空白处有待研究者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