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

　　为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2021年8月20日，由中国杜甫研究会、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四川省杜甫学会、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第四届全国硕博论坛”以线上视频会议形式举行。来自安徽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华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硕博研究生，及其他高校师生、杜诗爱好者共105人参与了此次论坛。论坛由致辞、学生报告—专家评议、总结3个环节组成。

　　论坛致辞由四川省杜甫学会秘书长彭燕研究员主持。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刘洪馆长、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徐希平教授分别致辞。日本杜甫学会会长下定雅弘教授、副会长松原朗教授也为论坛发来贺函，以示祝贺。刘洪馆长代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对与会专家和同学表示热烈欢迎，时值建党100周年之际，论坛的举办具有特别意义。杜甫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数千年诗歌史上唯一称“圣”的诗人，在于他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的崇高人文主义情怀。研究杜甫，传承杜甫精神，培养学术生力军是草堂人的责任和使命，而硕博论坛的举办正是这种责任和使命的体现。徐希平教授充分肯定了论坛的公益性质，指出论坛为青年学子的交流学习提供了锻炼和成长的重要平台，并就硕博论坛今后的举办方式、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等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下定雅弘教授和松原朗教授非常关注论坛发展，对硕博论坛的形式，及同学们的选题都给予了肯定；同时就日本学者对津阪东阳《杜律详解》的译注工作进行了介绍。

　　本次论坛共选拔出12篇优秀论文，内容涉及杜集文献、杜甫接受、杜诗文本以及杜甫与域外诗人比较研究等多个方面。论坛现场研讨会共分为12场，分别由西南民族大学王猛副教授、西华大学王燕飞副教授主持，以下分别加以简述。

一、杜集文献研究

本次论坛共收到有关杜集文献研究论文3篇。毛婷婷《〈杜诗详注〉异文来源文献探析》通过仇兆鳌对正字的判定，分析其新增杜诗异文的标准。文章从《杜诗详注》的杜诗异文角度出发，找出《杜诗详注》中主要异文来源文献，从而判定出仇兆鳌所采用的主要杜诗版本为钱谦益《钱注杜诗》和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在此基础上，仇兆鳌还涉及吴若本《杜工部集》《杜工部草堂诗笺》《新刊校定集注杜诗》《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等五种宋代杜集版本。王燕飞副教授肯定了论文选题价值，认为异文在杜诗中占比颇重，对不同版本的比勘得出杜诗异文的主要来源极具意义。然而在针对仇注底本的选择问题上，建议将康熙四十二年初刻本与康熙五十二年本进行对比，从异文的增补角度选择更好的底本；另外仇注中所收异文并非完备，因此对于仇注中未出注的异文也需关注。张学芬《四库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底本考辨——兼论玉几本与明昜本之关系》认为四库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底本，四库馆臣以元高楚芳本称之，学术界多谓为明本，实则并不准确。该书尚存玉几、明昜二种明本，玉几本当早刊于明昜本，其后掩去别刊姓氏而版式全同于玉几、明昜二本的覆刻本实为覆玉几本。而两部四库本底本当均是覆刻本，其在三种明本中属于较差的版本。该书四库本并非覆刻本之原貌，而是据通用文献作了校改，这一研究有助于对该书四库本底本来源及其版本价值作出重估。张海副教授认为此文结合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知识，对四库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底本进行考证，得出底本为明代覆刻本的结论，厘清了该书四库底本为元高本的错误说法，又考证了陕西金鸾与陇西金鸾实为同一人，层次清晰，考证详实。不足之处在于明代翻刻本与元高本的关系异同交待不清；对于三个“金鸾”的考证，更多从外围材料进行，结论多是推断，缺乏依据；文章主要以覆刻本与刊本讹误的重合为依据，判断出底本乃明代覆刻本，如能从其他角度或有其他文献支撑更能坐实结论。王寒宇《津阪孝绰及其〈杜律详解〉考论》一文同时也属于域外杜集文献研究范畴，津阪孝绰所作《杜律详解》是日本江户时代现存四种注杜著述中极具价值的一种。此书以明代邵傅《杜工部七言律诗集解》为底本，汇集了宋明多家评述，采用题解与注解相结合的方式，注解杜甫七律133首。该书在注杜中体现出解杜意、注技法、释典故、明礼俗等特征，反映了津阪孝绰对杜诗与汉文化的接受，在日本杜诗学研究中独具价值。王红霞教授认为域外汉学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域外学者接受中国文学的方式主要以模拟创作、笺注、详解、诗话等形式，而杜集在日本的流传、翻刻就是其中重要一环。她首先指出文章颇具学术价值，然在论据、材料等方面应有所补充；存在某些表达不当之处；其次可以结合当时日本杜诗研究背景和津阪孝绰的学术经历进行详尽阐述分析，以凸显该书价值；最后题解部分是全文重点，除将其与《杜工部七言律诗集解》对比之外，还可以探讨此书与另外三部日本江户时代现存注杜著述的关系。

二、杜甫接受研究

关于杜甫接受研究的文章同样有3篇，其中2篇为域外杜诗接受，通过分析日本汉学家津阪孝绰、虎关师炼对杜甫的接受，可见杜甫在日本诗学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成天骄《津阪孝绰〈夜航诗话〉的杜甫受容——兼论江户时期杜诗的经典化进程》一文以津阪孝绰《夜航诗话》为考察对象，在理解日本汉诗学发展脉络的同时，探究该书在日本江户时代杜诗经典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该书对杜诗字词的训释、章法、句法、字法的解读体现出日本学者的“异域眼光”；对杜诗的重视作为批评话语构造的方式，呈现出津阪孝绰自我明确的汉诗教学者与域外评释人的角色定位，以及坚定的“格调派”诗学立场。另外孝绰对杜诗的批评折射出杜诗域外经典化问题研究复杂性的特质，该书在杜诗东传的过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郝润华教授首先肯定了论文选题价值，《夜航诗话》作为日本重要诗话著作，其中有大量论杜之语，文章通过个案研究，展示杜诗学在日本江户时期的复杂面貌，不仅对日本杜诗学的发展有所认识，而且对于理清日本汉诗学发展也有一定意义；但文章存在分类举例过多，深入分析不足的问题；对“杜诗经典化路径再论”应是全文重点，但叙述较弱，应增加自己的分析判断；表述方面存在不确之处，如标题中出现的日本语“受容”一词，换用中文表达更适宜；另外针对津阪孝绰的某些注解值得商榷，如“言醉坠井中，就便安眠也”的说法可进一步辨析。隋雪纯《论虎关师炼〈济北集〉对杜甫的接受》一文指出日本五山文学的开创者虎关师炼对杜甫的接受主要在诗话和诗歌创作两个方面。《济北诗话》对杜诗的评价、杜诗笺注的勘误体现出他对杜甫作品的细致考辨，从其论陶渊明与杜甫观点、立场的一致性可见他对杜甫诗学观念的继承；而从《济北集》的近体诗创作中可见其七绝学杜甫词汇和句法，承杜甫所创之题而自出风调；他对杜甫的评价与追摹受到宋代诗话的深刻影响，对促进杜甫在日本的受容、推动五山文学的隆盛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房锐教授认为论文结构合理，逻辑清晰、信息量大、文献依据充足，能够充分利用中日相关资料与学者研究成果，价值较高。但仍有可待提高之处，如段落顺序可做调整，可将虎关师炼著述介绍提前起总括作用；在分析论述方面有待加强，挖掘深度；在论文规范上存在引文未出注、标点符号使用不准确等现象；建议扩宽视野，从诗学角度观照中国古代诗学观对虎关师炼诗学思想的影响。程雪《李审言诗歌创作对杜甫的接受》指出李审言对杜甫的学习与接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创作上模仿杜甫，熟练运用杜诗典故，化用杜诗诗句；思想情感上感怀杜甫，咏叹杜甫，通过表达对杜甫的同情与理解，聊以自况；精神上秉承杜诗“诗史”之精神，实录近代社会现状。由于李审言对杜甫的接受在近代具有典型性，以其为切入点既是理解李审言诗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亦是了解杜甫在近代接受状况的重要参考。吴怀东教授从选题新颖、材料丰富、思路清晰三个方面对文章进行了充分肯定，指出李审言作为“文选学”名家，讨论其对杜甫的接受，既是文学鉴赏力的体现，又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不过具体行文中还有提升空间，写作层面上题目和内容都应加强；行文与论证有待加强，可从技巧、思想、用典等方面全面梳理其对杜甫的学习；视野应开阔，由点及面，抓住其学杜特色并扩大至近代诗人与唐代诗人的差异性比较。最后他指出文学接受研究作为热门研究话题，需要大量的文本阅读以及敏锐的洞察力，从反思与批判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大有可为。

三、杜诗文本研究

杜诗文本研究一直为杜诗研究热点，此次论坛共有相关论文5篇。华若男《杜甫诗歌的“以古入律”及诗史意义》认为杜甫存在较强的破体意识，喜“以古入律”，他将古诗首尾联同字、虚词的高频使用、以律体写时事等技法用于律诗的创作，同时将汉魏古诗的现实主义精神融于律诗内核，使古体诗和律诗于互相碰撞中产生新变。这是杜甫基于现实考量而作的创新尝试，一方面是为丰富律诗的艺术表现手段，另一方面则是为革除律诗弊病，也与其精研诗歌及其文学思想息息相关，其中杜甫“以古入七律”多体现于形式层面，而“以古入五律”则更突显于精神内核层面。陈斐副研究员建议联系当时历史背景，结合唐代诗坛的辨体意识，分析杜律古体特性是诗人有意为之还是不自觉流露，并且需明确文中所提“古体诗”的界定标准。另外，他还指出论文写作要突破当前学术研究边缘化、碎片化的现象，从接受性研究转为创新性研究，着重强调论文应具备问题意识，即需有创新性、有学术价值的命题、有集中主题三个方面。纪如玥《〈戏为六绝句〉系年新考》认为《戏为六绝句》一诗是杜甫诗学思想的代表作，它正式确立了“论诗诗”这一批评方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此诗之系年，与传统观点认为作于上元二年（761）或宝应元年（762）不同，文章认为此诗作于广德二年（764），是杜甫评论严武幕府同僚的作品，并在此基础上，对《戏为六绝句》之“戏”，以及它在杜甫论诗诗中的独特之处做出了新解。查屏球教授认为此文治学态度严谨、研究方法科学合理，关于《戏为六绝句》的系年考证较有新意，判定其为杜甫入严武幕府所作可成一说。同时文章仍存在一些问题：结合严武、杜甫的年龄，《全唐诗》中严武诗作，《旧唐书·杜甫传》关于严杜关系的论述，“尔曹”不排除与严武有关的可能性；“戏为”本为歌辞类体裁，杜甫此诗使用属于破体；文中与《偶题》《莫相疑行》的比较分析还可深入。覃聪《重探杜甫天宝七载前后行迹及心态——以〈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三诗为切入点》对陈铁民《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中所提出的杜甫天宝六载（747）应诏下第后归偃师隐居，后至洛阳及其附近漫游一说提出异议，通过重新系年“赠韦”三诗，可以清楚地看到杜甫“旅食京华”的心态转变历程，即天宝七载（748）半隐半仕，仍保有期待；天宝九载（750）前后入仕愿望异常迫切；天宝十一载（752）参列选序、却久未得官而转向消沉。这种心态的转变产生于长期持续的长安旅食生活，而不应如原来一些杜甫传谱所认为的是天宝七载前后突然发生的。孙微教授肯定了此文学术价值，指出作者从小问题出发，追溯杜诗宋本编年，对重新认识杜甫长安心态有重要意义。然而作者的语言归纳能力还需提高；其次，应肯定前人成果，任何学术史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文章的问题指向要立意高远，不应指向现代某学者的某句话或观点，而应追溯和思考宋代杜诗编年的特点；最后文章还有未确之处，整体结论与框架正确，但结论仍旧存疑。

　　谢璐阳《〈蜀相〉“丞一作蜀”考》指出自宋代杜诗结集以来，《蜀相》诗的异文面貌发生着历时性的演变。“丞一作蜀”作为异文始见于《杜诗详注》，是仇兆鳌受到尊刘正统观影响并承续前人以春秋笔法解读《咏怀古迹》其四。作者认为仇注根据《杜律七言颇解》《杜诗会稡》两种不具校勘价值的注本采纳异文，本质是阐释而非校勘。但这组异文对后人产生了误导，尤其是七十年代社科院编写的《唐诗选》和1983年的《唐诗鉴赏辞典》均采用“蜀相祠堂何处寻”，影响了《蜀相》一诗在当代传播的文本面貌。潘殊闲教授指出此文通过大量的原始文献比较，以小见大，探讨其中的源头与衍变，引述与论证相结合，对“锦宫”与“锦官”、“频繁”与“频烦”的辨正、《蜀相》诗题的推断较为合理。文章存在注释不够规范的问题，且核心观点论据不足，仇兆鳌应不是凭空的杜撰臆改，而是有宋、元等前人文献作基础，同时论文对《唐诗选》和《唐诗鉴赏辞典》的批评也有失允当，但文章最后对校勘与阐释的反思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张子悦《杜甫投赠诗中的讽刺意味辨析——以〈钱注杜诗〉中心》认为杜甫《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等诗以称颂交游为主要目的，否定了以钱谦益为代表的后代注家通过泯灭诗、史界线而提出的各种有违杜诗本意的讽刺说。这些误读的产生并非来源于注家的简单臆造，而是在诗歌比兴传统、政治历史意义、“诗圣”“诗史”形象等多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所产生的。戴路副教授从论文规范和内容两方面对文章进行了详细评述，他指出文中某些引文未出注，且应注意参考文献的权威性；内容上应补足相关研究综述，可从杜甫投赠诗研究、讽刺诗研究、《钱注杜诗》等方面论述；应兼顾前人或当代学者研究成果，如文中某些论点是在仇注基础上阐发，应有所提及；最后可从反面角度对钱注之前的杜甫批评进行全面探析。

四、杜甫与域外诗人比较研究

徐依凡《译诗的简朴情景与锐化的感受力——论雷克斯罗斯对杜诗浅表化翻译的内在动因》通过美国当代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在杜诗的英译实践中选择脱离历史背景与文化心理，仅凸显诗歌文本日常情感与自然情境，探讨这一矛盾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的作者文化境遇与现实诉求。诗人以借鉴并转码杜诗的诸种特征来介入西方文明危机，把杜诗的简朴情景汲取为一种诗歌变革与生存反思的力量，激发了对感受力的强化与锐化，借此为文化衰落提供了一种自救的可能性。王猛副教授指出论文选题具有新意，从比较文学的视野加以考察，难能可贵。但文章仍有遗憾，如目前题目表意不明，文中大量自造语的使用增加误读可能，建议使用学界已有概念；对文献的引用应有所深化；可以雷克斯罗斯与杜甫身世角度为切入点，更好地挖掘二人相通性；将自然观与生态美学结合，寻找更多写作角度；在分析维度上，可增加横向纵向的比较，注意与时代相结合，挖掘出雷克斯罗斯翻译杜诗的独特性；将雷克斯罗斯对诗歌本身的翻译评论与西方诗学理论相结合，增强理论坚实性。

　　查屏球教授总结发言指出此次论坛内容丰富，涉及域外论杜、杜诗文学本体研究、杜集文献与杜诗学史三个方面；视野开阔，从古至今，中西观照，颇具宏通气象；学风务实，新见迭出，前沿原创意识强；论文撰写应尊重前贤，深入浅出；评议专家认真负责，体现了专业学术精神。最后他代表与会人员表达了对主办方的感谢，认为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全国硕博论坛举办的常态化将对杜甫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