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睿近年来，英语世界的杜甫翻译与研究可谓成果丰硕，大量严肃学术成果涌现而出，一些大众普及读物亦被推介到中国，为国内学界所关注，形成了“研究之再研究”的新风气。截至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或者说近五年来，北美汉学界杜甫研究的最新成果当以一全译、一会议、一论集为代表。“一全译”指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出版于2015年底的《杜甫诗全译》（The Poetry of Du Fu，Berlin：De Gruyter，2015），它代表着杜甫在西方世界学术研究的新坐标和新底本；“一会议”即哈佛大学举办的题为“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学术会议（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2016.10.28-29），这是英语世界首次以杜甫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一论集”指田晓菲主编的《九家读杜》（Reading Du Fu：Nine View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20），该集系西方汉学界第一本专门围绕杜甫研究形成的论文集。考虑到论文集这一形式在西方学界显见的学术史意义，诸家读杜论文集的“姗姗来迟”值得中文学界留意。有意思的是，此三者血脉相承：正是以宇文所安《杜甫诗全译》的出版以及其入选为该书出版社（Walter de Gruyter GmbH）“中华人文经典文库”（Library of Chinese Humanities）启幕之作为契机，“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学术研讨会才会在宇文所安所在的哈佛大学召开；而《九家读杜》论文集正是该会部分参会论文的结集，论文集的主编田晓菲与宇文所安又是亲密伉俪与学术伙伴。就地域而言，“一全译”在欧洲出版，“一会议”在美洲召开，“一论集”在亚洲完成，仿佛也映照着杜甫研究在汉学全球化之旅中生生不息的发展进程。“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学术会议的与会名单阵容豪华，24位学者中，既有前辈耆老如余宝琳（Pauline Yu）、艾朗诺（Ronald Egan）、艾兰（Sarah Allen），又有学界常青如柯睿（Paul W.Kroll）、李惠仪（Wai-yee Li）、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既有汉学界的中坚少壮派如陈威（Jack W.Chen）、田安（Anna Shields）、倪健（Christopher Nugent）、丁香（Ding Xiang Warner），也有中文学界的代表学者如蒋寅、陈引驰、陈致。而就杜甫研究领域而言，会议也力邀近三十年有出版成果的杜甫学者们汇聚一堂，如麦大伟（David McCraw）、周 杉（Eva Chou）、蔡 涵 墨（Charles Hartman）、罗吉伟（Paul Rouzer）、柏藤森（Gregory Patterson）、陈珏（Jue Chen）、郝稷（Ji Hao）、卢本德（Lucas R.Bender）等，其中后四位青年学者的博士论文都以杜甫为研究对象。即使部分学者以评议者身份参会而未提交专文，参会论文也多达十六篇（含两篇中文论文），其中九篇修订后收入《九家读杜》（与原与会论文完全无关的田晓菲论文除外）。《九家读杜》于2020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有意向杜诗宋刊本《九家集注》（《新刊校定集注杜诗》）致敬。既为“九家读杜”，即是各言其志。《九家读杜》从家国地域（Home，Locale，Empire）、诗佛关联（Poetry and Buddhism）、接受再创（Reception and Re-creation）三个方面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角度，为丰富杜甫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补充。第一部分收入陈威《何以为“家”：论杜甫及诗学成就》（Foundings of Home：On Du Fu and Poetic Success）、宇文所安《由诗而思：读杜甫〈解闷〉诗》（Thinking through Poetry：Du Fu’s“Getting Rid of the Blues”［Jie men］）、柏藤森《吊古之“道”：杜甫夔州诗中的咏史抒怀主题》（History Channels：Commem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Du Fu’s Kuizhou Poems）、卢本德《吊诡帝国》（Ironic Empires）四篇；第二部分由罗吉伟《庇佑与逃禅：杜甫如何书写佛禅》（Refuges and Refugees：How Du Fu Writes Buddhism）和田晓菲《舍身饲“凤”：读杜甫秦州到同谷纪行组诗》（Feeding the Phoenix：Du Fu’s Qinzhou-Tonggu Series）两篇组成；第三部分的讨论则包括倪健《读杜解杜之“难”度 溯 源》（Sources of Difficulty：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Du Fu）、艾朗诺《论明清的杜甫诗意图》（Ming-Qing Paintings Inscribed with Du Fu’s Poetic Lines）、王德威《六位寻找杜甫的现代派诗人》（Six Modernist Poets in Search of Du Fu）三篇。正文前还有田晓菲撰写的一篇导论。通过梳理《九家读杜》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我们发现当代北美汉学界杜甫研究三大取向与发展趋势，及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一，关注文本多于作者，偏向于杜诗学研究而略轻于杜甫学研究。尽管主题不一，但《九家读杜》中诸篇论文都无一例外地把研究焦点放在了杜甫的“诗”上。论集虽然题为Reading Du Fu，但强调的是“读”（reading）这一过程。当代北美汉学界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们接受的是文学研究的专业训练（disciplinary training）与跨学科的理论（interdisciplinary theory），不再受限于早年“汉学”学科（Sinological discipline）的笼统性和猎奇性；但另一方面，他们未必长于以考据和实证为特征的传统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其研究缺乏实证性的基础，难免不够准确。事实上，由于西方文学教育的基础和文学研究的训练多围绕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展开，故而其关注的焦点并不落在作者的生平交游、政治理念、世俗思想、作品内容、艺术特色等层面，而更乐于考察与作品文本紧密联系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现象与语境之间的关联，试图让文本自己“发声”，而忽视作者透过文本“代言”的意义——尽管这一尝试未必水到渠成。

　　这种情况在本论集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宇文所安和田晓菲分别选取杜甫在夔州的《解闷》和自秦州赴同谷的组诗（恰好都是十二首）为研究对象，对其加以笺注式翻译（annotated translation）来挖掘文本的深层意义。陈威研读杜甫成都诗来厘清其“家国”概念的建构，柏藤森和卢本德通过细读杜甫的夔州诗去讨论其对历史英雄人物的咏怀对话和对当时帝统权力的对抗反讽，这些皆是对立足不同时段和地域的作品展开的文本上的挖掘。罗吉伟、倪健、艾朗诺则分别从游寺社交诗、蒙学识字率、明清诗意图等几个面向入手，就特定题材类型的杜诗展开各自的分析论述。“通过不同的视角和语境对诗作进行审视和对照来重新阅读诗歌”（to read the poems anew by interrogating and cross-examining the poems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in different contexts），“再辅以对杜诗文本的理论阐释”（a theoretically inflected close engagement with Du Fu’s poems themselves），而不限于杜甫身上的“诗圣”“诗史”光环或者杜甫生平行迹考证这些汗牛充栋的既有研究成果，以寻求另样的突破点。

　　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也在各篇论文之间勾连起彼此的主题关联。以田文为例，其不仅注意到组诗中的文本彼此呼应、互文构建的地方，更是把“我能剖心出，饮啄慰孤愁”一句视为杜甫以身为牲、舍身饲“凤”的具体写照，并以此联系其对杜甫后期诗作中“民胞物与”思想的影响（如之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舍己精神）；既检视“诗圣”此举在儒学话语体系中对《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伤毁，孝之始也”之说的冲击，又正扣第二部分“诗佛关联”主旨而置其于佛学语境中考察其与“摩诃萨埵以身施虎品”故事的关联；此外，还指出了杜甫对摩诃萨埵本经故事的熟知，可能关涉中古中国佛教视觉化呈现问题，因为杜甫出发的秦州，正是绘有以身饲虎壁画的天水麦积山石窟（127窟）的所在地，由此又暗自关合了第一部分“家国地域”和第三部分“接受再创”的主题，显示出偏重于文本阐释的独特魅力。

　　其二，强调文化史重于文学史，偏向于文化批评而略轻于文学批评。北美汉学界杜甫研究的当代取向并未与中文学界研究相去甚远。国内学者对杜甫研究新趋势的五点总结（“杜甫传统研究的集成式推进、杜诗本位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杜甫新出资料的多元化呈现、杜甫研究内涵的多维度拓展、杜甫诗学研究的多层面展开”），同样适用于域外杜甫研究。域外杜甫研究既不能完全跳脱出主流趋势，又受制于势单力薄和后继乏人的学术实体现状，故而顺应西方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向而力求由此出新，以纷繁的西方文艺理论反思中国文学本体与现象，由此对其加以再审视。

　　在继宇文所安和孙康宜所编《剑桥中国文学史》所倡“文学文化史”的号召下，域外杜甫研究在解构性阐释与重构性叙述中建构差异化的文学史样态和文化史风貌，对宗教和信仰、民族和种群、地域和方言、人权和性别等方面的新关注和再发掘，呈现出多元聚焦的文化批评色彩。这在本论集的三大主题上即可见一斑。“家国地域”主题关注诗人在空间位移中的个人身份与家国观念的联结互动，在对其中此处与彼处、地方与中央、临时与永久、过去与当下、物质与精神、阻隔与流通等二元对立概念的审视中讨论杜诗是如何成为沟通的介质、途径和目标的，同时思考个体生命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与张力。“诗佛关联”主题重在处理宗教之于诗人的关系。它既打破笼罩在杜甫身上“奉儒守官”的固有印象，也绕开既有杜甫佛思研究的窠臼，分别考察了佛禅话语之于社交语境、宗教觉悟之于成佛叙事这两个少被涉及的领域对杜甫浑成诗艺的形塑作用。“接受再创”主题则聚焦于杜甫接受史，探讨明清画家、当代现代派诗人、唐代文士阶层对杜甫及杜诗的接受、改造和创新。尽管这些主题并不算新鲜，但各篇论文在立意上都力图推陈出新。陈文的身份与家国心理、宇文的在地景物与物我诗思、柏文的边缘版图书写、卢文的小人物关注、罗文的宗教世俗化与士人化、田文的诗禅互文叙事、艾文的跨代去历史化空间再现和特定性别化遮蔽、王文的当代解构和重塑，凡此无不凸显其带着浓厚文化批评理论而非传统实证历史主义意味的切入视角，它们都尝试对杜甫的文学和文化语境进行整体而精准地把握。

　　以倪文求问要读懂《秋兴八首》到底有多难为例。它从词汇量码（Vocabulary Benchmarks）的角度分析词义难度（Lexical Difficulty）和典故资源（Allusions），通过对这两个维度的定量分析告诉我们，具有稍高于蒙学识字标准的唐人，在阅读《秋兴八首》的时候，至少有89%的字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就连杜甫的“三大礼”赋的熟词率也在85%-87%之间，并不比王维的《辋川集》难读。

　　聚焦于唐诗生成和传播的“物质性”生态环境是典型的新历史主义和文化文学史的学理思路。在这一思路中，文化语境和文学文本不再是背景和前景、服务与被服务、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重新考察文本在当时物质条件下的呈现和意义，同时考虑次文本和非文本的存在，这些都给传统杜甫研究增添了新的研究灵感。

　　其三，权威性盖过多元性，偏向于哈佛系传承而略轻于汉学界整合。2014年，萧涤非主编、张忠纲统稿的十二册本《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问世，成为杜诗版本学上的又一里程碑之作。而时隔一年，宇文所安推出的《杜甫诗全译》则在英语学术界拥有了近似于前者的权威版本地位，并直接催生出“一会议”及“一论集”，宇文所安的杜诗英译全集遂被奉为圭臬。《九家读杜》中诸文在引用杜诗中文版本时，有的引注萧涤非《杜甫全集校注》的最新成果，有的仍然使用传统笺注本（如《杜诗详注》）；但在引用杜诗英文版本时，则无一例外都用的是宇文所安的《杜甫诗全译》（仅柏藤森在论夔州诗时还对比参照过麦大伟的《杜甫的南方悲歌》一书）。如倪健文脚注云：“All quotations of Du Fu’s works are from Owen and all translations follow Owen，sometimes with minor changes.Citations are also given to（Xiao Difei’s）Du Fu quanji。”于此可见一斑。《九家读杜》中九位作者的学缘背景几乎全数出自哈佛系。其中既有老而弥坚如艾朗诺、罗吉伟，也有活跃当下的田晓菲、倪健、陈威，更有毕业未久的生力军柏藤森、卢本德，以及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上颇具号召力的王德威。作为汉学界领头角色的他们，其集体趋同性，有可能导致一家独尊的趋势，从而使得海外杜甫研究失去多元阐释的空间。纵观杜甫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传播，上世纪，以 洪 业（William Hung）的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1952）和霍克思（David Hawkes）的A Little Primer of Tu Fu（1967）为代表，出现了十数部选译本。本世纪以来，杜诗英译仍然活跃，头十年就出现了八本译著，以列入“大中华文库”丛书的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The Selected Poems of Du Fu（2002）和第一个英译全本墨菲（James R.Murphy）的Murphy’s Du Fu（2009）最为抢眼。此外，在法语世界，近四十年也出现了七部杜诗译本，包括正在进行的杜诗法译全本——郁白（Nicolas Chapuis）的《杜甫诗全集》（Du Fu：?uvre poètique，目前已出版前两册，2015/2018）。宇文所安的《杜甫诗全译》固然有其学术价值，然而当其成为《九家读杜》中各篇论文主要甚至唯一的英译参考版本时，其中权威性的生成及加固便不言而喻。宇文所安的文学史观基于其不愿跟文化权威轻易妥协的精神。他主张将目光较多地投向一些不为人知的次要作家作品，以唤起重新评价其文学史地位的反思。这样的研究思路值得敬佩，不过，现实却有些反讽。随着“一全译”“一会议”“一论集”的出现，当下北美杜甫研究是否会受他以及哈佛系所创立的文化语境和研究理路的影响，从而失去保持汉学界研究活力的动力和整合新学的能力，值得我们关注与深思。

　　《九家读杜》的题名有意识地联系杜诗最早的版本——宋刊本《九家集注》，此举或许正是为了实现跨语境实践中的杜甫研究在本土化与全球化交流对话中的某种微妙平衡。北美汉学界杜甫研究当代取向中所呈现出的“关注文本多于作者，偏向于杜诗学研究而略轻于杜甫学研究”和“强调文化史重于文学史，偏向于文化批评而略轻于文学批评”的两大特点，以及“权威性盖过多元性，偏向于哈佛系传承而略轻于汉学界整合”的发展趋势，稍别于国内杜甫研究的传统面向。其在诸如历史语境下物质文化、文本细读中人文意识之间的互动里，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来对杜甫研究的某些问题进行再思考：远离帝国中心的边缘地域诗歌创作如何在帝国内部流通；书写夷族奴仆与帝国权力话语之间有何关联；游寺诗如何成为一种唐代士人普遍接受的诗歌话语，被运用于社交场面而非耽于禅理；作为基本读者、接受过蒙学类书教育的唐代文士阶层觉得杜诗难不难读懂；明清画家在接受和改造杜甫诗句的视觉化呈现时隐藏了什么；当代现代派诗人在华语语系不同语境中如何借由杜甫及杜诗遗产来反思“经典性与现代性”“历史性和抒情性”的问题等等。

　　拨开杜甫的神话面纱，将其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所进行的“再发现”（rediscovery），或可将杜甫研究推向广远精深的新边际。在杜甫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上文所涉及的新方面、新方法和新方向或可引发学界的再关注和再反思。一如田晓菲在导论中说到的——杜诗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Du Fu’s poetry belongs not only to the Chinese but also to the world）。

　　《九家读杜》的中译本由三联书店签约出版，此论集中的二位年轻作者（耶鲁大学的卢本德和南卡罗莱纳大学的柏藤森）即将问世的杜甫专著或许能代表未来北美杜甫研究的新视点和新趋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文学界将更为宽容地接纳这些“他山之石”，并从中获得更多的启发与反思。

　　注释：

　　①综述见寇陆《美国哈佛大学“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学术讨论会暨庆祝“中华人文经典文库”启动会议综述》（《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第4期，第95-96页）。②David R，McCraw，Du Fu’s Laments from the South，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2；Eva Chou，Reconsidering Tu Fu：Literary Greatness and Cultural Contex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Charles Hartman，“The Tang Poet Du Fu and the Song Dynasty Literati”，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vol.30，2008；Paul Rouzer，“Du Fu and the Failure of Lyric”，CLEAR，vol.33，2011；Gregory Patterson，“Du Fu’s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Local Culture and its Contexts in the Kuizhou Poems”，CLEAR，vol.37，2015；Jue Chen，“Making China’s Greatest Poet：The Construction of Du Fu in the Poetic Culture of the Song Dynasty（960-1279）”，Ph.D.diss.，Princeton University，2016；Ji Hao，The Reception of Du Fu（712-770）and His Poetry in Imperial China，Leiden：Brill，2017；Lucas R.Bender，Du Fu Transforms：Tradition and Ethics Amid Societal Collaps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21.etc.③Xiaofei Tian，“Introduction”，in idem（ed.）.Reading Du Fu：Nine View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20，3.④Xiaofei Tian，“Feeding the Phoenix：Du Fu’s Qinzhou-Tonggu Series”，ibid.106.

　　⑤胡可先：《杜甫研究的新趋势——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学术总结》，《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4期，第89-93页。

　　⑥周睿：《他者视野下的两部域外中国文学史书写——〈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与〈剑桥文学史〉对比研究》，《国际汉学》2020年第2期，第80-86页。

　　⑦Christopher M.B.Nugent，“Sources of Difficulty：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Du Fu”，ibid.112.

　　⑧Ibid.111.

　　⑨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上/下），《读书》2008年5-6期。

　　⑩Xiaofei Tian，ibi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