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如玥

一、《戏为六绝句》系年诸说

论诗诗，区别于摘句、评点、诗话、选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种特殊的形式。虽然其源头可以上溯到《诗经》时代，但其“作为一种诗歌体裁，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式，则是到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出现才标志着正式成立的”。《戏为六绝句》规模不大，但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打破了以往‘以文论诗’的批评传统，开创了‘以诗论诗’的诗学解释学新体制”。

　　然而，《戏为六绝句》的系年仍无定论，目前已经存在五种说法：天宝九载（750）、上元二年（761）、宝应元年（762）、广德二年（764）、永泰元年（765）。

　　天宝九载（750）的说法见于明代单复《读杜愚得》和清代李长祥、杨大鲲合编《杜诗编年》。《戏为六绝句》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当为诗人晚年诗学思想基本成熟后所作；而在诗人颠沛流离的一生中，也唯有寓居西南的晚年相对安定，有静思和创作论诗诗的闲暇。但这种说法可信度不高，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大多数学人所持观点是上元二年（761）或宝应元年（762）。

　　大多数杜集编年本将此六绝系于上元二年（761），萧涤非《杜甫全集校注》、谢思炜《杜甫集校注》均取该说。该说在现传杜诗注本中最早见于黄希、黄鹤《补注杜诗》。而黄氏《补注杜诗》言其来源时称，“梁权道编在上元二年成都诗内，亦从旧次而编也”。梁权道所遵即为王洙、王琪编定的《杜工部集》旧次。王洙宝元二年（1039）《杜工部集记》云：“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旧藏，通人家所有称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馀，人自编摭，非当时第叙矣。”王洙广搜异本，“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视居行之次，若岁时为先后，分十八卷”。此书后经王琪镂板刊行，遂成后世所有杜集之祖本。

　　宝应元年（762）说最初见于浦起龙《读杜心解》，莫砺锋《杜甫评传》、陈贻焮《杜甫评传》取该说，但均并未说明理由。将六绝系于这一年的又可细分为两种意见。一是杜甫在成都时期。李霜琴认为，宝应元年（762）杜甫得到严武接济，无衣食之忧，与严武及其周围人多有酬唱往来，在这种交游活动中，更容易引发杜甫对周围人贵古贱今的言论的反驳，以戏作笔调作六绝句，抒发自己对文学发展及创作的观点。二是杜甫流落梓州时期。梁瑜霞认为，《戏为六绝句》的创作起源于杜甫与李瑀梓州文学集团的交往与碰撞，本诗为宝应元年岁暮有感而作。

　　刘尚勇结合广德元年以来朝廷对科举的集议、广德二年成都府设置学馆招收生徒、杜甫进入严武幕府后与学馆中当地官家贵儿接触并讲论科举诗赋的背景，以及《戏为六绝句》与《莫相疑行》《赤霄行》中一以贯之的对少年后生讥讽态度的宽容和真诚劝告，将此诗创作年代定为广德二年（764）。李辰冬则认为，该诗作于代宗永泰元年（765）杜甫居成都，辞去严武参军后，“严武死时才四十岁，他手下的人当更年青，因为是战时需要年青人，这些人又能写几句诗，像严武一样，也就瞧不起杜甫，杜甫才写这几首诗来讽刺他们”。

　　上元二年（761）说虽为最早，但若追根溯源会发现，从版本上看，该说并无一锤定音的原始证据。同时，此时的唐帝国和蜀中地区都仍经受着战乱、税敛的困扰，“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枯棕》，761），杜甫的生活也十分困窘，“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百忧集行》，761），未必具备创作《戏为六绝句》的条件。如果将六绝系于宝应元年（762），那么此时安稳度日、心情愉悦的杜甫，为何会反常地写下“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等激愤的文字？与同时段其他诗作比较，这种情感是较为孤立的。而同年后半段流落在外的杜甫“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逃难》，762），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生存，是否会写下这类容易引发争端的批评文字？广德二年（764）、永泰元年（765），杜甫与严武交往密切，多受他的照顾，个人生活确实也更加稳定，常与他人切磋探讨诗文，总体上具备创作条件，但由此仍难以排除其中任一选项，确定《戏为六绝句》的创作年代。其实，从时代背景及作者生平看，自上元二年（761）开始，杜甫寓居西南，开始进入新的人生阶段；但诗歌的创作虽然是基于生活的重大事件，却绝非与此同步，往往具有滞后性，因此这仅仅是可能的上限。从大的历史背景推知某一诗的系年并非最科学的方法，往往会陷入对具体年份顾此失彼的争吵。因此，或许更应该从《戏为六绝句》的内部入手，推测可能的创作年代。这种“内部”，既是对该诗自身特点的关注，也是该诗放置在作者同时段其他作品系统中的考察。本文拟从这两方面出发，重新探讨《戏为六绝句》的系年问题。

二、《戏为六绝句》与杜甫其他论诗诗作之比较

《戏为六绝句》是杜甫最具代表性的论诗之作，也是其诗学思想的集中反映，但它并不是杜甫唯一的论诗作品。事实上，杜甫的诗论散见于其诗作中，多为零落散碎的单句，据统计，这些单句的数量有180多句，以内容而言，大略包括评古、评同时作者、自述三类；以写作的情境或题材而言，大略不出“咏史怀古”“读诗心得”“赠答酬和”“伤悼”四类。在这些诗句之外，最为完整的论诗诗篇，当推《戏为六绝句》《偶题》和《解闷》其五、其六、其七、其八。其中，《偶题》是诗人流落夔州时所作，一般将其创作时间定为大历元年（766），此诗追溯唐以前诗歌创作的发展，评点前代作家，并陈述个人致力创作的抱负，含蓄深沉；《解闷》也创作于夔州时期，一般将其创作时间定为大历二年（767），诗人借评价他人诗作的机会提出自己的诗学主张，这组诗十二首之中，其他六首或描写作者在夔州日常生活，或讽喻朝政得失，是兴之所至时的遣兴自慰之作，总体风格中允平和。

　　要把握《戏为六绝句》的特殊之处，有必要将以上三组较为集中的论诗诗篇进行比较。相较于后二者，《戏为六绝句》具有两大突出的特点：第一，“对话”特征。杜甫的论诗之作，多是自抒胸臆，点评作家作品，陈述自己读诗、思考的所得，《偶题》追述秦汉以来的文学创作史，自陈“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永怀江左逸，多病邺中奇”，“缘情慰漂荡，抱疾屡迁移”，“不敢要佳句，愁来赋别离”等文学观、创作观；《解闷》“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自述诗学。在这些诗中，主体往往只有一个，就是作者；而《戏为六绝句》中，则有处于对立立场的两方：一方是作为言说和批评主体的诗人，一方是作为诗人争论对象的“今人”“尔曹”，诗人对后者所持的诗学观念给予尖锐的批评。对此，周振甫早有关注，他指出了《戏为六绝句》与“设论”文章的共同特点，“先有人提出嘲笑戏弄的话，并由作者来解答”。第二，《戏为六绝句》的情感更加激昂、用词更加激烈。例如，《解闷》其六言“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漫钓槎头缩颈鳊”，用孟浩然“试垂竹竿钓，果得槎头鳊”句，指今日诗坛众人的水平远不及孟浩然，只好学孟浩然坐着木筏垂钓。此时，作者对当代创作者怀戏谑之意，但说话还是较为委婉含蓄的。而对《戏为六绝句》中被点评的对象，诗人却说“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语多跌宕讽刺、讥诮嗤鄙，又直截了当、毫不客气，多属有激之辞，不仅与《偶题》《解闷》等论诗诗的风格迥异，更与杜甫沉郁顿挫、含蓄深沉的诗风不同，十分罕见。

　　那么，同样是论诗诗，《戏为六绝句》何以表现出这些迥异的特征？问题的关键在解决“今人”“尔曹”的所指。以往注家多将其理解为对当时社会中作家的泛指，而本文认为，这种理解所指仅是组诗中的“今人”，“尔曹”实另有其人，主要是严武幕府中的年轻同僚们，也有可能包括严武。

三、“尔曹”所指与《戏为六绝句》之写作

“尔曹”，意即“尔辈”“你们”，是唐诗中常见的代词，在杜诗中凡六见：《戏为六绝句》“尔曹身与名俱灭”“历块过都见尔曹”；《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至德二载，757）“今日看天意，游魂贷尔曹”；《课伐木并序》（黄鹤系于大历元年，仇兆鳌系于大历二年，大概在766-767之间）“尔曹轻执热，为我忍烦促”；《久雨期王将军不至》（大历二年，767）“安得突骑只五千，崒然眉骨皆尔曹”；《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大历二年，767）“江汉终吾老，云林得尔曹”；《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大历五年，770）“凤雏无凡毛，五色非尔曹”。

　　在这些诗例中，被称呼为“尔曹”者，有《喜闻》之贼，《课伐木》之“隶人伯夷、幸秀（辛秀）、信行等”，《久雨》之王将军，《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之柏大兄弟，《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之王砅，均有明确、具体的所指，是兴感诗人创作之人，是诗人诗文中“面对面”交流的对象，虽然这种“面对面”有时并非真实，只是作者通过诗文模拟的情境。因此，作为特指的“尔曹”与泛指的“今人”是不同的。其他唐代诗人的诗文也可以证明这一点。高适《宋中遇林虑杨十七山人因而有别》“邂逅逢尔曹，说君彼岩栖”，“尔曹”是自己遇到的杨十七山人；周贺《相次寻举客寄住人》“游者还南去，终期伴尔曹”，“尔曹”是自己所对话的“住人”。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推测，《戏为六绝句》中的“今人”和“尔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同一意思，“今人”是与“古人”所对立的泛指，是当时人；“尔曹”则是某一特定的群体，比“今人”更加具体。从《戏为六绝句》组诗的顺序来看，也是如此：第一首言“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第二、三首均言“尔曹”，由文坛普遍风气出发，引出对某一特定群体的集中批评。虽然，在杜甫写作《戏为六绝句》之初，恐怕心中就已经有了针对的对象，在他心中，所论“今人”，尤指“尔曹”，用“今人”泛论文坛风气，是为下文批评“尔曹”作铺垫，但还是应注意到其间细微的差别。

　　“尔曹”可作为相对中性的代词使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杜甫称“尔曹”者，要么在年龄上更年轻，要么在身份上更低微，或兼而有之，显示出放松、随意的态度。以上几组例子中，《喜闻》之贼不必多说，《久雨期王将军不至》之“王将军”失考（或谓此王将军为《寄赠王十将军承俊》之王承俊，是驻守成都之武将，但对此学界颇有争议，故不录此说），《课伐木》之“隶人伯夷、幸秀（辛秀）、信行等”是杜甫在夔州时期雇佣的仆人，其他几人，均是年轻的后生，故注家多谓“尔曹”乃“轻薄之称”。相比于年轻的作者，杜甫自然算“老一辈”，《戏为六绝句》称赞庾信、王杨卢骆等人，既是肯定前辈作家的可取之处，也是为同样是前辈的自己辩论，由“庾信文章老更成”引出“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既陈述文坛现状，也讥讽年轻人不尊前贤。后文“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等句都表明，杜甫是站在前辈角色上的。他先对“后生”的贵古贱今风气加以批评，再对“后生”的诗文创作加以指导，第六首“转益多师是汝师”，则更有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之感，与《宗武生日》“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的语气颇为相通。正如钱谦益所言：

　　韩退之诗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然则当公之世，群儿之谤伤者或不少矣，故借庾信四子以发其意。嗤点流传，轻薄为文，皆指并时之人也。一则曰尔曹，再则曰尔曹，正退之所谓群儿也。……呼之曰汝，即所谓尔曹也。哀其身与名俱灭，谆谆然呼而寤之也。

　　那么“尔曹”所指会是谁呢？考杜甫行年事迹，诗人晚年漂泊，后辗转来到成都，于上元元年（760）春营建草堂。从这一时间点开始，直到宝应元年（762）七月，杜甫基本安居草堂，偶尔与友人近距离出游；宝应元年春夏，严武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杜甫常受邀赴宴游玩。这一时期，杜甫诗中频繁出现的交往对象是“主人”“厚禄故人”，是为自己提供生活帮助的故人，不论杜甫心中的真实感受是否五味陈杂，但至少在他们的交往诗里，是“凡面谈简寄，皆笑语也”的一团和气。至于草堂周围的邻居，或是淳朴的乡民，或是退隐的士人，或是僧侣道人，杜甫很能与他们打成一片。在这些交往中，或许存在细细论诗的情景，但至少在杜甫的诗歌中极少体现。总而言之，这一时期诗人的生活是闲适安宁的，作品也是如此，他所交往的对象中也几乎没有谁能与他的诗学观产生巨大的分歧，让他心生不忿，以《戏为六绝句》中犀利的笔锋、前辈的姿态加以批评和指点。

　　宝应元年（762）七月至广德二年（764）正月，诗人在送别严武回京时不幸被困，开始在两川之间奔走，主要在梓州、阆州一带活动，偶尔参加宴饮、送迎、游玩等社交活动。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在达官贵人间周旋，即所谓“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客夜》）。由于需要依附他人维持家庭生计，不太可能如此肆意地评点和讥讽他人。杜甫在与官员们出游时，虽然有时流露出忧愁怀乡的情绪，但很少有《戏为六绝句》一般激烈尖锐的诗句。《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是“狂歌过于胜，得醉即为家”，《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充满了“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的戏谑诙谐，《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虽有“人生欢会岂有极，无使霜露沾人衣”怀悲之情，不掩“清江白日落欲尽，复携美人登?舟”娱游之乐，即使是《投简梓州幕府兼韦十郎官》“幕下郎官安稳无，从来不奉一行书。固知贫病人须弃，能使韦郎迹也疏”，也只是略带埋怨，远逊于《戏为六绝句》的强烈不满。从这一时期的这些诗文来看，诗人在宴会游玩的场合虽不是完全投入其中，但总体还算愉快。将《戏为六绝句》批评的对象理解为“杜甫到梓州以后遇到的梓州文学集团中一些浅薄的幕僚”，是不太确切的。

　　广德二年（764）二月，杜甫听闻严武回蜀，亦赶回成都。在回到草堂的春夏时节，杜甫偶尔与曹霸、韦讽等交往，生活轻松自由，又时蒙严武造访，相与论诗酬唱。“杜甫集中与严武的交往诗共有34首，在两川时期就有28首，而杜甫这一时期的交往诗总数是224首，与严武的交往诗比重是12.5%。《全唐诗》中存有严武诗歌有6首（一首存疑），其中4首都是赠给杜甫的。仅从互赠诗歌来看，两人的交往最为频繁”。那么，这里的“尔曹”是否是严武呢？

　　作为一对既为家族世交，又在政治上投缘的密友，杜甫对严武的文治武功、诗歌艺术的夸赞是直观真诚的，宝应元年（762）他写道，“汲黯匡君切，廉颇出将频。直词才不世，雄略动如神。政简移风速，诗清立意新。……辞第输高义，观图忆古人。征南多兴绪，事业暗相亲”（《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但此时的夸赞之语并不能代表杜甫此后的观点，尤其考虑到是杜甫入幕后与严武关系的微妙变化。结合更多资料综合来看，杜甫和严武之间是极可能存在诗学分歧的。

　　首先，杜甫年龄远大于严武，因此在后者面前往往以前辈自居，《赠严武》诗“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即可看出杜甫的态度。其次，《全唐诗》中现存的六首严武诗作，均明显体现出“诗清立意新”的特点。对此，《杜诗详注》中引《吕氏童蒙训》云：“‘诗清立意新’，此是作诗用力处，盖不可循习陈言，只规摹旧作也。”而这种不循习陈言、排斥规摹旧作、力主求新的主张，其背后往往意味着对前人的否定，正如李商隐《漫成五章》中评论四杰云“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认为四杰不过善于对仗，这也正是唐代诗坛长久以来的流行观念。而杜甫的诗学理念则截然不同，他认为初唐四杰、庾信、甚至更早的前人作品，都可以是师法的对象，“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宗武生日》云“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厚古”与“批古”的差异，正是杜甫与严武诗学分歧之所在，后者对前辈诗人和作品的菲薄，极有可能会触怒推崇前人作品、并以前辈自居的杜甫。

　　广德二年（764）六月，杜甫入严武幕府，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辞幕，回到草堂。严武年纪远小于杜甫，相应地，幕府中其他幕僚的年纪可能大多在杜甫之下。这段时间，杜甫跟随严武及幕僚集团参与了较多宴饮、赋诗、游玩活动，以唐代的宴饮风气看，在这些活动之中，免不了分韵赋诗、切磋文义。仅严武幕府内部，就有《严郑公阶下新松》《严郑公宅同咏竹》《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陪郑公秋晚北池临眺》等多次文学活动，幕府成员们完全具备与杜甫讨论诗文的条件。

　　在杜甫与同仁们相处的六个月时间中具体发生了什么，目前不得而知；但就结果来看，杜甫的心境产生了巨大的回落，他最终放弃了幕府的工作，和严武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在诸多复杂的原因中，与幕府同僚间相处的矛盾无疑是重要的一环。“平地专欹倒，分曹失异同”（《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府中所坐之曹，不专其事而分之，不知为异为同，自己很受排挤，这一句轻描淡写，是因不便直告严武；“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匆匆”（《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言自己持身之道不敢有一毫苟且，惟性过疏略，遇事未免有草率处，引起众人非议，这一句自为表白，聊当自谦掩过。两句都委婉地体现出杜甫与幕府众人间的摩擦。

　　这种矛盾，不仅仅是性格、职位、政见上的矛盾，也是前辈和后生在文学和诗学主张上的矛盾，包括科举带来的、对于诗赋认识的矛盾。对此，《莫相疑行》写得很清楚：

　　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

　　诗前六句追忆昔日光荣往事，后六句感慨日暮途穷、世态炎凉，将曾受皇帝赏识、名声显赫的过去与备受排挤冷遇的当下对比，透露出鲜明的悲叹之情。但作者此处所追忆的并非短暂的为官生涯，而是献“三大礼赋”得到唐玄宗赏识一事，下文所言，也是自己昔日文采的妙绝众人与今日窘境的对比，全诗铺陈的往昔辉煌，是以“文才”为中心的。由此，我们再来理解最后两句，也应当围绕这一中心展开。杜甫所托付的是真心，更是站在前辈立场上，向年少同僚们传递自己为文作诗的经验和心得，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他的诗学主张。年轻的同僚们碍于他的职位和年龄，不得不在表面点头称是，但显然并不珍重杜甫的肺腑之言，也并不认同他的主张。

　　从《旧唐书·文苑传·杜甫传》“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的记载来看，以杜甫的性格，与幕府同僚有矛盾，也是意料之中；当他意识到年轻同僚们的真实态度后，在伤心之余，很难不有过激之举。再加上唐代“酒乃诗之媒，诗乃酒之果”的诗酒传统，杜甫“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的习惯，或许正是酒精的催化，引出了杜甫心中的郁结，激活了他长久的创作思考，言辞激烈的《戏为六绝句》由此诞生了。

四、《戏为六绝句》定年及相关问题

通过分析，我们将《戏为六绝句》的创作时间锁定在杜甫入幕府及出幕府前后，也就是广德二年（764）或永泰元年（765）；那么两年之中，究竟哪一年更有可能是《戏为六绝句》的创作时间？本文认为，这个时间应该是广德二年（764）。如此限定的原因在于对《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莫相疑行》《赤霄行》《三韵三篇》几首诗歌的理解。

　　入幕后不久，杜甫心中就有了不快，并渐起归隐之心，在《立秋雨院中有作》中，诗人说“穷途愧知己，暮齿借前筹。已费清晨谒，那成长者谋。……礼宽心有适，节爽病微瘳。主将归调鼎，吾还访旧丘”，已隐约流露出自己在幕府中不被赞同，又因年老多病而被议论的处境。广德二年秋冬之际写成的《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更明确地表露出这种意愿，并诚恳地解释了自己想要离开的原因，其中就包括与同僚的矛盾。诉诸严武，意味着此时这种矛盾已经十分显著了。此时，《戏为六绝句》的写作动因已经具备。

　　而在永泰元年（765），杜甫留下的第一首诗作便是《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

　　野外堂依竹，篱边水向城。蚁浮仍腊味，鸥泛已春声。药许邻人斸，书从稚子擎。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

　　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在于“简院内诸公”的目的，也就是说，杜甫在写诗时已经把幕府同僚们预设为读者。杜甫的离开是与同僚交恶的结果，并非出于完全的自愿，总心有不甘。结合这个背景，这首诗显然带着“扬眉吐气”的气势。不难理解，对诗中草堂幸福生活的描写、自己“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的后悔，不单是作者内心情感的流露，更是对年轻同事们有意的“喊话”。正如黄慧娟所分析的：“他在向他们‘晒’自己草堂的幸福惬意，也在向他们传达辞职的堂皇理由：你们嫉妒于我的那个位子和待遇，我还深觉不值呢。”

　　同年相近的时间，杜甫又创作了《莫相疑行》《赤霄行》《三韵三篇》几首诗。这几首诗中都或多或少地影射了诗人与幕府年轻同僚昔日的争执：“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莫相疑行》），“烈士恶多门，小人自同调。名利苟可取，杀身傍权要。何当官曹清，尔辈堪一笑”（《三韵三篇》其三）。但总体上，这些诗句的用语已经不似《戏为六绝句》那样铺张激烈、指涉明确了。《赤霄行》中，作者进一步流露出自我劝慰和试图“放下”的态度：“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在这些诗作中，作者谈及此事时的情绪都相对平和，可以感受到昔日与年少同僚们的争执在作者心中逐渐地淡化。这种淡化得益于诗人隐居草堂时相对闲适自由的环境，更得益于诗人主动辞职，脱离幕府环境的决定。当与年轻同僚们不再相见后，一切都在随着时间变淡，当诗人离开成都、来到夔州时，他的论诗之作如《偶题》《解闷》等也恢复了以往的风格，重新变得含蓄深沉。

　　结合永泰元年（765）的这些诗作来看，《戏为六绝句》的创作时间最有可能在广德二年（764）秋冬时期。杜甫入幕后，与同僚们渐生矛盾，受到排挤，矛盾不断积累，最终激化。《戏为六绝句》正是激化的体现，它可能既使杜甫与同僚间的矛盾彻底明朗化，也使得双方的关系走向破裂，由此，原本就摇摆不定的杜甫不得不主动请辞，离开幕府。离别之际，心有不甘的他以《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宣扬草堂生活之美，将请辞美化为自己主动自愿的行为。

　　在结合诗人行年，分析《戏为六绝句》的创作背景后可知，诗题中“戏为”两字的含义，大概有三层：第一，全诗情感强烈，褒贬鲜明，体现出责备、讥讽的态度，以“戏”为题，可以削弱这种情绪，以玩笑的态度表达强烈的情感。既是“戏作”，对被批评者而言，便无法较劲地强为辩驳，对杜甫而言，也没有礼节上的不体面，实际上却达到了更为辛辣的效果。第二，则与以“绝句”论诗的破体相关。考察“绝句”这一文体可以发现在词出现之前，配合曲调演唱的多为绝句，特别是七绝。明人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唐人乐府多唱诗人绝句。王少伯、李太白为多。杜子美七言绝近百，锦城妓女独唱其《赠花卿》一首。”在流传甚广的唐人“旗亭画壁”故事中，歌女所唱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四首诗里，除一首五言外，其余三首皆为七言绝句。故可知绝句在唐代时多用于抒情歌词，而杜甫将之用于论诗，则属破体，带有游戏、尝试的性质，故称“戏为”，“戏”即“试”。第三，杜甫善律诗，而绝句则非其长，创作数量较少，杨慎评论“杜子美诗，诸体皆有绝妙者，独绝句本无所解”，故诗题中之“戏为”也可能包含了杜甫自知不擅绝句的自谦之意。

五、结论

综上，通过梳理杜甫行年，《戏为六绝句》所评论的“尔曹”，应当是杜甫在严武幕府中就职时的同僚们，亦可能包含严武。结合杜甫入幕、辞幕时期前后所作的诗歌，不难勾勒出此诗创作的背景：广德二年（764）六月杜甫入幕后，与同僚们渐生矛盾，《戏为六绝句》是矛盾激化时的创作。永泰元年（765）杜甫不得不主动请辞，离开幕府。他心中对同僚们不忿，在离开幕府、回到草堂、流落夔州后渐渐平复。《戏为六绝句》当为广德二年（764）所作。

　　注释：

　　①张伯伟：《论诗诗的历史发展》，《文学遗产》1991年第4期，第1页。

　　②邓新华：《“论诗诗”：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74页。

　　③参见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页。

　　④参见曾祥波：《杜诗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页。

　　⑤参见张忠纲、赵睿才、綦维、孙微编著：《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12页。

　　⑥参见李霜琴：《杜甫两川诗研究》，黄山书社2015年版，第85-87页。

　　⑦?梁瑜霞：《杜甫〈戏为六绝句〉创作与李瑀梓州文学集团》，中国杜甫研究会编：《杜甫研究论集——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六届年会论文集》，西安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页、第340页。

　　⑧?刘尚勇：《论杜甫〈戏为六绝句〉的产生及其影响》，《杜甫研究学刊》1986年第2期，第33页、第34页。

　　⑨李辰冬：《杜甫作品系年》，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33页。

　　⑩（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本文凡引用杜诗，均出自此书，后文不再一一出注。

　　?王新芳、孙微：《杜甫〈逃难〉诗作年新考》，《中国韵文学刊》2019年第3期，第94页。

　　?罗庸：《习坎庸言·鸭池十讲》，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页。

　　?参见段熙仲：《杜诗中之文学批评》，《金陵光》1924年夏季特刊，第55-61页。

　　?参见朱大银：《唐代论诗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9-28页。

　　?周振甫：《略说杜甫〈戏为六绝句〉》，《文学遗产》1980年第3期，第32页。

　　?（唐）杜甫撰，（清）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07页。

　　?（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72页。

　　?刘悦祺：《杜甫流落两川时期交游考论》，陕西师范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9页。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一，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080页。

　　?（唐）李商隐撰，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03页。

　　?（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54-5055页。

　　?葛景春：《李白与唐代文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黄慧娟：《论〈去蜀〉诗是杜甫对严武不告而别的告别——漫议杜严关系演变始末（下篇）》，《杜甫研究学刊》2013年第4期，第65页。

　　??（明）杨慎撰，王大厚笺证：《升庵诗话新笺证》卷八，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