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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童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也许是一种回忆，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人的一生都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我的童年或许与我处在同一时期的人的童年一样，因为我们与饥饿相伴，唯一的梦想就是能吃一顿饱饭。
我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很不幸在三岁那年遇上了历史上罕见的三年困难时期，我家是县城里一户老城镇居民，全家六口人，除了父亲、母亲外，我的上面还有三个姐姐，父亲在县供销社里当会计，母亲理家。那时候父亲每月的工资18元，在困难时期来临之前，全家还能勉强糊口，随着困难时期逐步发展，日子越发难以为继，市面上的东西越来越贵，越来越少，家里餐桌上的食物几乎天天都在减少，饭的质量也由原来的玉米饼子、地瓜面窝窝头，逐渐变成了菜饼子、菜蛋子，还有稀稀的玉米糊糊。
为了生计，父亲再三考虑，毅然决定辞掉了公职，到菜市场做起了小商贩（菜贩子），由于缺乏经营上的经验，父亲在好长一段日子里挣不到钱，家里的日子一下子仿佛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母亲带着大姐、二姐到附近村子里捡菜叶，挖野菜，渐渐地菜叶也捡不到了，野菜也被乡下人都挖走了，为此，父亲、母亲一筹莫展。
实在没办法了，母亲把结婚时的一点首饰变卖了，那个时候人人都在为了填饱肚子而生存，谁还顾得上什么首饰，所以母亲也顾不得那么多，忍痛割爱，能换几个算几个吧。于是，便拿着变卖首饰的钱买了一些地瓜叶、地瓜干、小麦糠和十斤玉米面。
母亲是一位理家能手，也许是因为她出身于农村的大户人家，虽然不识字，但在过日子、理家方面也算是一把好手。她将换来的“粮食”按每日的定量，一份一份的称了出来，然后封存起来，并对孩子们下达了严格的指令，任何人不得随便动用，就这样我们全家度过了近半年的吃糠咽菜的日子，每个人的脸上黄黄的，一丝血色也没有。
也许是由于营养的缺失，我和三个姐姐都不同程度患上了一些疮病。浑身上下生满了许多的疮，我可能年龄小的缘故吧，生的最多，头上、肚子上、手上、脚上几乎都生满了，最大的生的像核桃，不时的流血流脓，有时痛的钻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被褥上沾满了从身上流出来的浓块和血迹。父亲经常拖着他瘦瘦的身躯背着我，去看医生，医生也没有好办法，“开点药膏抹一抹吧”，边说边叹息着。我的三姐因为肚子里闹蛔虫，天天肚子痛，有时痛的在院子打滚，呼爹叫娘的，每到这时，母亲就出去到邻居家讨借点豆油让三姐喝下去，听说喝豆油后，蛔虫就会通过大便排出来。
我是我们家里唯一的男孩子，父母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才生下了我，听说母亲一生中总共生下了十四个孩子，八男六女，最后剩下我一个男孩子和三个姐姐。因为有了我的缘故，父亲、母亲仿佛有了希望，似乎对他们来说，一生都是因为我而活着，然而，让父母欣慰的是，我从小听话，从来都不多吃多占，所以父亲也经常和母亲念叨：“这个孩子长大后一定有出息，从小就懂事。”
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头上的一个小疮弄破了，鲜血直流，家里也没人，我从那古旧的房门上抓了一把在门后档上多年存积的尘灰塞了上去，结果不几天就发炎了，本来核桃大小的疮，变成了一个拳头大的脓包，随之发起了高烧，母亲吓坏了，昼夜守在我的身旁，一边喂饭、一边喂药、一边口里还默默的念叨着什么，近一个月的时间，才算好了起来，母亲那削瘦的脸上也挂上了一丝笑容。
二
母亲说找了一个活，是给部队上一个团长看孩子，家庭状况挺好的，团长的妻子是个军医，家里有一个八岁的女孩，已经上学了，现在生下一个男孩，才三个月，团长的妻子快要上班了，急需找一个保姆，条件是 ：管吃管住，每月十块钱，对此，母亲非常满意，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炕头，一边闷闷地吸着旱烟，一边叹息着，也许父亲知道母亲这一走，今后的这个家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那天晚上，母亲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似乎从来没有这么紧过，夜深了，我朦胧中觉得有水珠滴在我的脸上，一滴一滴，有的还滴在我的嘴上，咸咸的，母亲的身子也在不停的抽动，我知道母亲哭了，我下意识的用小手摸着母亲的脸，替母亲抹着泪水。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提着母亲的行李，把母亲送上了西去的列车，这也是母亲第一次乘坐火车，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不知道母亲上车后的情景，只知道离开家时双手捧着我的脸亲来亲去，对父亲做了无数遍嘱咐。
三
母亲走后，全家的重担都落在了父亲瘦削的肩上，母亲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回信了，因为母亲不识字，信是由团长太太代写的，信的内容至今在我脑子里记得清清楚楚，“孩子他爹，家里都好吧？我在这里很好，团长和太太对我都很好，本来团长和太太想让我回去看看，但宝宝太小，团长和太太都很忙，没有休班日，我还是不回去吧，您多吃点累，照顾好孩子们，特别要照顾好儿子，因为他最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弄点吃的给他，我这里团长和太太给了我一些旧衣裳，都挺好的，我先攒着等一下子捎回家去吧，家里确实吃不上饭了，您就去他五姨家借借，她的日子能多少看好一些，您吃累了，找个时间我再回去……”
父亲念完信后又反复着看了几遍，叹息了一阵后，一声没吭，脸色依然绷得紧紧的，自从母亲走后，家里的日子仿佛一下子变了个大样，没有了一点点生气，一切都凌乱不堪，父亲显得那样的束手无策，本来那偶尔能看到一丝笑容的脸上，也不见了，随之而来的是那无奈的叹息声，和不时爆发的无名之火，父亲的个性很强，一旦发起火来，我和三个姐姐总是战战兢兢的躲在角落里，一声不敢吭。父亲天生不是一个理家的材料，自从母亲离开家后，他立刻陷入了一种无助，家里的一切一下子压倒了仅仅十五岁的二姐身上，因为大姐去了新疆，经邻居介绍嫁给了一个在新疆当兵的家乡人。我们穿着的衣服，破了也没人补，原来的补丁掉了下来也不会缝，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家人就像乞丐一样，真是惨不忍睹。
父亲也仿佛感知到了一个家缺失了女人的滋味，生活的一切都失去了秩序，失去了色彩，完整的一个家被弄得支离破碎。
1960年临近腊月门的一天，一大清早，天上就下起了清雪，西北风在院子里不停地来回吹扫着落在地上的雪花。我和姐姐们扯着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蜷缩在炕上，冻得哆哆嗦嗦，连去院子里上茅房（厕所）都不敢去，接近黄昏的时候，突然听见了一声清脆的开门声，我家的门是用老槐木做成的，很厚实，关门闭门时，声音非常的响，我们只当父亲回来了，谁都没当回事，不一会儿奇迹出现了，母亲突然间站在了我们的面前，我和姐姐们惊呆了，一时没反应过来，只见母亲刚刚挂在脸上的一丝笑意不见了，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母亲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这哪里还像个家啊！屋里脏兮兮的，炕上的席子还剩了一半，席子下面的草也不见了，窗户上糊的纸也没有了，用一个破锅盖从外面用棍子顶住，用来挡住外面吹进来的冷风。用旧报纸糊着的墙上，颜色黄黄的，黑乎乎的，上面零零星星的沾满了一些暗红色的血迹，母亲知道这是孩子们被臭虫咬的睡不着觉的时候起来碾死的。看到这一切，母亲傻眼了，肩上背着的包袱，手里提着的布袋子，扑通一声！掉在了地上。
“娘啊！您可回来了！”随着一声撕裂肺腑的喊声，我和两个姐姐一下子从炕上扑进了母亲的怀里，泪水湿透了母亲的衣襟，无数的委屈、无数的不幸仿佛就想一下子用眼泪倾泻出来。
母亲安慰了一顿，然后拾起掉在地上的包袱和布袋子，放在炕上，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来，孩子们，娘给你们带的好吃的。”母亲一样一样的摆在了炕上，有大米、小米、五六个潍坊火烧，又掏出了一个方方的盒子，里面放着一些长方形的小方块，母亲放到我的面前：“快吃吧，这是团长给的军用压缩饼干。”看着眼前这么多好吃的，我和姐姐们高兴的似乎早已忘记了痛苦，用手抹了一把快流下来的口水，抓着一块压缩饼干就啃了起来，味道香香的，有些干硬。母亲说：“不要吃多，喝着水吃，吃多了会涨肚子的。”我咬了一口饼干，吃一口潍坊火烧，姐姐们更是高兴，一边吃着一边翻腾着母亲带回来的旧衣服，不时的放在胸前比划着，突如其来的一切，早已忘却的笑声，代替了刚才那个令人心碎的情景。
中午父亲回来了，见到母亲先是一愣，瞬间，就咧着大嘴笑了起来：“您回来怎么不提前捎个信？”这话显然是多余的，从父亲的脸上似乎能看到一丝如释重负的轻松。
母亲并没有过多的埋怨父亲，因为她深知一个男人拖家带口的不易，父亲看到母亲带回来那么多东西，高兴的说 ：“这么多东西，又可以对付一些日子了！”
“他爹，我想不回去了，家里这么个样子，哎！”母亲说着又流下了眼泪
“您怎么对人家说，人家对咱这么好。”
“你给团长家发个电报，就说家里很困难，让他另找人吧！”
于是，母亲一边说着，父亲一边写着电报内容：“李团长您好！因家中确实有困难，家里很需要我，很难回去了，请您另找人吧！”说到这里，被父亲打断了“不能这么说，发电报很贵的，一个字好几分钱，还是越精简越好，说明情况就行了。”
父亲很有文化，因为是资本家出身，过去家里设有私人学堂，地方的人称“学屋”。
父亲上了三年私塾，又去了瑞典人办的洋学校上了三年，按说是有文化的人，不一会儿功夫，父亲就把电报内容精简完了“李团长，家中困难，我难以回去，请另找人吧！”母亲听后若有所思 ：“人家对咱这么好，总得说几句感谢的话啊！再说，宝宝若干事我得嘱咐一下太太！”
父亲没吭声，拿着拟好的电报内容去了邮局。
母亲的回归，使这个濒临破碎的家，总算是安定下来，母亲把带回来的东西又重新做了细致的打算，把家里的一切打点的井井有条，把脏兮兮的被子，衣服，该洗的洗，该补的补，把我和姐姐们头上的虱子挨个都捉了一遍，然后再用热水清洗。我好长时间没有享受到母亲给我捉虱子的感觉了，说来，那真是一种“幸福”，把脑袋附在母亲膝盖上，母亲用那个布满老茧的手篱着我的头发，一遍一遍的篱着，特别是捉到虱子，母亲用两个拇指的指甲挤捻虱子的时候，那种滋味，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大约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团长家来信了，母亲着急地问父亲：“快说，信里说什么了？”父亲打开信封，抽出信筏的同时，从信封里带出三张10元的钱，母亲顾不上掉在地上的钱，急切地问父亲：“快说，信上怎么说的！”父亲念道：“获知您家中困难，随寄30元，聊补无米之炊，别嫌少，请大姐相信，国家的困难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家里的宝宝很好，很可爱，谢谢您半年来的精心呵护，请勿挂念，祝您全家安康！”
母亲听完信，含着眼泪，喃喃地叨念着：“哎！真是遇到贵人了，30元钱，这是太太一个月的工资啊！”
母亲嘱咐父亲说：“他爹，您快给人家回封信吧，说说宝宝什么时候换尿布，泡奶粉的时候经常用手试着凉热，宝宝怪精的，一点亏不吃的……”
四
转眼间，到了1964年，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度过，苦也罢，累也罢，家里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父亲的生意逐渐上了套，也有了一些固定的客户，二姐上了一年的夜校，去了一家医院当了一名洗衣工。尽管不敢有更多的奢望，但总能填饱肚子，不再挨饿了。
那年夏天，我也有幸踏进了学堂，那年我已十岁了，按说应该八岁上学，由于家庭出身的问题，被一位街长硬生生的给耽误了两年，经过母亲两年的恳求总算是答应了下来。
我上的这所学校是办事处另外开办的一家民办学校，校舍是原来一家地主的房子，听说，临近解放的时候，地主全家都跑到台湾去了。房子有四排，每排九间，房子的东头有一个过堂门，房子的间口不甚宽畅，但很整齐，每间教室的课桌是用土丕垒起来的垛，然后放上旧门板，凳子都是学生自己从家带着，共分四个班，每班三十名学生，这所学校为什么叫民办？那是办事处单独给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开办的，入学的孩子里年龄参差不齐，大的有16岁的，最小的八岁，咋一看上去，不像个学校。每到课间的时候，就像一个集市，学校里的老师也是从公办学校分配下来的，听说也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
记得入学的第一天，母亲把我从头到脚理了一番，给我洗了澡，穿上了一套从姐姐们身上换下来的，经过母亲那双灵巧的手改造出来的“新衣服”，用一个带着补丁的小手绢包好课本，还有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做的纸壳铅笔盒，高高兴兴的把我送进了校门，就这样，开启了我的学生时代。
开学的第一课，在老师的指挥下，打扫教室里的卫生，老师站在讲台上，先来了几句自我介绍，“我姓孙，名叫孙畅，以后你们就叫我孙老师好了，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也是你们的班主任，从今天起我们一起来共同完成你们的学业。”孙老师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长得不算好看，身材瘦瘦的，双肩还有点向上蹭着，略有点驼背，脸上布满了很多的皱纹，两鬓斑白，带着一副扁扁的白框眼镜，镜片里还隐约能看到有几个大小不一的圈圈。说起话来，细声细气的，似乎听起来都有点费事。
学习期间，由于同学们年龄上的差异，课间，大学生总是经常拿着我们这些小年龄的开心，时不时地打骂，当我们告到老师那里，他们都会撒谎，编出一套理由，然后把莫须有的“罪名”扣到我们头上，没有办法，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忍受。
我们这所学校，劳动往往多于上课，有人经常从校外用马车拉来一些花生，辣椒，用麻袋装着，有时在校院里堆的像小山一样，除了上课以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扒花生，摘辣椒蒂巴，又苦又累，扒花生的时候不一会儿功夫，手指就磨得生疼，摘辣椒的时候，经常被呛得流泪，听说人家公办学校的学生从来不干，老师说：“人家公办有经费，咱们民办是办事处办的，没有多少经费，只好用这些来挣点填补一下。”就这样，我们边劳动边学习，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一个学期过去了，考试成绩出来后，老师们个个脸上挂满了笑容，尤其是我们班孙老师，高兴的笑出了眼泪，我们班的语文平均分数91分，数学平均分数94分，全级部四个班第一名，全级部平均成绩也不低，语文89分，数学91分，为此，也惊动了附近的公办学校，听说公办学校的同年级平均成绩，语文76分，数学才71分，总结的最后结果，小道传出来说：“地主的孩子就是聪明！”其实不然，也许正像父亲说的那样，不是地主的孩子聪明，是因为旧社会富人家的孩子能上起学，一辈辈地传下来，是受环境的影响，父亲到底是文化人，说的多么透彻。
放学后，我带着试卷飞也似的跑回家中，把成绩告诉了父亲，母亲。当父亲看到分数后高兴的用手在我的腮上狠狠地拧了一把，然后又严肃的问我：“你这个分数在班里能排上多少名？”“第六名吧”说完拿起水瓢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咕咚咕咚的喝着，父亲拿着试卷认真地看着，不一会儿，把我叫到身边，指着试卷上每一道错题，严肃的说：“你看看吧，不管是语文还是数学，你都是因为粗心错的，稍微用点心是不会错的，你先别吃饭，把错的三个生字每个写三十遍，错的数学题，每道写十遍。”说完就去院子里干活去了。
父亲在学习方面是严谨的，仿佛延续了他当年学私塾的传统，母亲却不一样，只是站在那里笑嘻嘻的做饭，嘴上还不时地念叨：“行了，这不很好嘛！第六名还不中！”父亲仿佛没听见，只是在用心的干活。我不敢违背父亲的意志，就赶紧伏在吃饭桌上写了起来，母亲把饭早已做好了，但出于对父亲的威严，也不敢从锅里向外拾掇，只是闷闷地等着我把试题改完。
父亲对我很严厉，似乎受着一件事的影响，记得那是在我八岁那年，一个冬天的中午，天气冷极了，家里人都去了菜市场帮父亲卖菜去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和小伙伴玩雪，快到中午的时候，回家一看锁着门，我就蜷缩在门楼下面，由于天气冷，手被冻得没处放，就攥成小拳头放在口里取暖。这时从南街走过来一位留着长长白胡子的老头，右手拄着一根弯弯曲曲的木棍，瘦瘦的，头发被风吹的像一把乱草，脸上挂着一副用白色胶布缠着的眼镜，蹒跚着来到我面前，歪着脑袋细细地打量着我，这个时候邻居杨大娘歪拉着一只脚出门倒脏水，只听老头问杨大娘：“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个孩子可了不得，有吞权（拳）之能啊！”说着又近前细看了我的脸，掰开我的手看了一会：“这个孩子，大富大贵，生在皇帝膝的命。”不知什么时候杨大娘把这事告诉了父亲，自那以后，父亲脸上时常挂着一种神秘的笑容，然而，我却惨了，父亲一有时间就询问我的学习情况，时不时的检查我的作业，几乎每当我在做功课的时候，父亲总是拿着一个马扎子坐在我的对面，手里还攥着一双筷子，每次看到我写的字稍有不好，二话不说照准我的额头就是狠狠一下子，敲得很痛，火燎燎的，母亲也不敢吭声，站在角落里偷着抹眼泪，有时一个字写不好就罚我写五十遍。吃完晚饭也不让我出去玩一会，给我讲故事，从甘罗十二岁做宰相到李白的铁杵磨成针，从司马光砸缸讲到孔融让梨，从三国的关公、赵云，讲到水浒里的林冲、鲁智深，许多许多，父亲总是有讲不完的故事，时间长了，反而忘却了玩耍，一有时间就缠着父亲讲故事，于是，我逐渐的崇拜起父亲来了。
有一天晚上，我刚睡下就被父亲那浑厚的笑声惊醒，朦朦胧胧地听到父亲对母亲说：“这小子长大后，说不定是个‘人物’，也许那老头说准了。”噢！原来父亲还在重复那天的事，尽管我不知道什么是个“人物”，但我断定不是坏事！于是，带着一丝满足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我的童年就这样走过来了，伴随着饥饿也好，许多的无奈也罢，在此，我只想把我的一段灰蒙蒙的童年记忆作为一小段历史记录下来，能够给我们的年轻一代一个朴素的人生启示，哪怕是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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