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言明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文学之“死”辨析

本世纪初，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文学终结论”，从而引发了国内学界的激烈讨论，其影响非常深远，诸多学者都介入了这次论战当中，不仅有“文学之死”论，还有反“文学之死”论，后来还引出“读者已死”论，可谓是本世纪文艺学界的一大“事件”。但当我们跳出学界争锋，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文学的现况时，恐怕很少有人会得出乐观的结论。不仅以往我们认为的“文学”（传统主流文学范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就连前些年逐渐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的所谓“网络文学”本身也在不断被瓦解，其发展趋势亦在走低。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国内成年国民人均纸质书阅读量约为4.70本，就算算上国民的电子阅读，全体的阅读量也处在一个颇为尴尬的水平，更不用说这个统计还包括大量学生的课外读书与教辅。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另一个领域时，就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电影和电视剧的生产都在疯狂膨胀，已经维持了许多年的连续增长，2020年资规模金额为205亿元，同比增长17.8%。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现实，尽管对于文学从业者来说是一个相当苦涩的现实，但在数码时代，文学整体都在衰落，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进入文学专业学习的学生对文学经典文本的阅读经验如此贫乏，对文学经典的了解如此之少，已经引起教授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美学课程教师的巨大焦虑。”只不过近几年的社会现象显示出，恐怕衰落的不仅仅是深居庙堂的“经典文学”。

　　但是回过头看，“文学”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希利斯·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文学”（literature）一次最早出现在拉丁语中，但最早只是泛指一切书写产品，它在西欧产生出它的现代意义，这看起来是17世纪的事情，但就算在那时，literature一词仍包含了回忆录、书信等书写品，所以米勒才说，“‘文学’第一次用于其现代意义，是很晚近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米勒才会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

　　饶是如此，我们还是需要对本文论及的“文学之死”下一个准确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就算是许多学界名宿，对于这个概念的运用也是各抒己见的，但从哲学脉络上讲，乍一看这个概念直接沿袭自尼采的“上帝已死”（Gottisttot），但是与德语的“tot”比起来，“死”的现代中文含义要狭窄一些，德语中的“tot”还有枯萎、无生机的意思。这里说的“文学”之死，是指文学逐渐失去生命力，让位于其他媒介。正如朱国华所说，“文学的衰亡并不是指文学将不再存在，而是指文学失去了生命力”。这同时也是21世纪初的那场论战中各方理解此概念的一个最大公约数。

二、“文学之死”论战与媒介转向

掀起国内关于“文学终结论”的论战的，是米勒在2001年在《文学评论》发表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篇论文脱胎自2000年在北京举行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论文发表后在国内掀起了讨论的热潮，许多学者纷纷发文回应，其中很有代表性的是有些学者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念，声称“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将文学的边缘化视之为一种文学审美意识的的泛化，认为当代人的文学审美已经渗透在了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电视连续剧当中。

　　但让我们回到米勒的原文，在那篇文章的开端，米勒就引用了一大段德里达的《明信片》，很明显，米勒对于文学终结的焦虑，是从他对德里达的理解而来的，而在《明信片》中，德里达多次焦虑于距离的消逝，“德里达敏感于距离，以及距离的消逝对情书、对文学的毁灭性打击。”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已经不是天方夜谭，金惠敏针对米勒的文章和德里达的《明信片》提出的“文学即距离”说颇有启发性，“德里达常常以电话为例，它摧毁了时空间距，摧毁了书信所赖以生存的物理前提，因而也就摧毁了书信本身的存在”赖大仁告诫我们，“对‘文学即距离’的理解，应并不仅限于语言‘陌生化’的层面，更重要的还在于精神审美对现实世界与世俗生活的想象性超越。”而这才是文学之所以可以成为“家”的根基所在。

　　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就是讯息”，米勒将其做了调整，称为“媒介就是意识形态”，可见米勒对麦克卢汉的判断基本是认可的。麦克卢汉曾经提到过，一项调查让他开始从媒介角度思考人类问题，“这就是对非洲没有文字民族感知世界方式的调查。这一调查结果表明，没有文字的非洲民族既看不懂电影，也看不懂照片，他们无法了解什么是情节。”现在我们也面临类似的转向，这种转向是如此复杂，会彻底形塑人类未来的思维能力，还与信息技术、技性科学、晚期资本主义结成了紧密的关系。

三、文学的危机与消费主义图像文化

但我们提纲挈领地理解这种媒介转向的现象时，可以明显地发现，60年代末发展的后现代运动为文学的破碎埋下了深厚的伏笔，所谓的“精英文学”经历了“一场无可逆转的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大溃败。”[7]，而剩下的一地鸡毛又非常轻易地被消费主义收编其中。这种人类的精神性危机并非单纯的心灵问题，它与消费主义以及越发受其控制的技性科学形成了微妙又有张力的对比，在后现代的视域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坚实的东西，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消费对人无形的宰制，正如詹姆逊总结的，“消费社会的总体系——在地域上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严肃的艺术家不再能够对其进行胡乱的修补或是设计出实验性的变种。”

　　许多人文领域的学者认为科技的发展是独立于人文社会的，但其实从根本的思路上，它或许与人文学科共享同一个后现代的认知范式。电子信息技术在当代的飞速发展，带来的媒介转向将人们引导向了图像文化，而又在技术的帮助下让图像文化变得无孔不入。“距离说”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图像文化发展的基础：主体在信息流面前的解构。因为在图像文化面前，接受者没有太多能动性，往往是被动性接受，正如米勒所描述的“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由于“距离”消失，接受者无法介入并参与意义的建构当中。

　　和文学相比，在消费社会的图像文化里，甚至“意义”本身都在后现代艺术中消解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被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其实反而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当今时代艺术与世俗生活的合流，让我们回想一下赖大仁对“文学即距离”的解释，再回想一下现在的客观现实，就不难看出这些日常生活的“审美”其实并不存在文学时代那种对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想象性超越”，而是与世俗生活完全合流的，而这同样受制于消费社会的特点，我们身在其中，自知它的虚假，却不愿意斩断与之的利益关系，没有任何超越性的思想，只有对庸俗的满足。

　　从这些层面上来讲，文学的危机绝对不是理论上的矫情作态，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初它还只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影子，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实在客体正在大步迈过文学的碎片了。当然，技术与消费社会的合流也并非总是导向负面的结果。近年来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通俗文学甚至严肃文学又有复兴之势，人们对短平快的图像信息也终于产生了疲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申文学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对这些现象报以期待。或许消费社会与文学的关系是更为复杂且互生的，毕竟我们仍处于历史的迷雾当中，无法真正有效地看到未来，也许我们应该相信人类作为一个“类”的价值，相信人与人相互自由联合的决心，以及哲学界对于“主体间性”的重构尝试。我们能做的或许是铭记福柯等先哲的教诲，然后等待，并试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