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涛

　　太原市晋祠博物馆

　　柯璜先生是我国近代以来著名的儒学家、书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融会古今、博览中西、传道授业、心怀天下，颇受时人和后世所敬重，堪称一代名儒。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在重庆期间，将其阅历和感悟汇集成《人生基础哲学》一书，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胸怀和担当，试图通过弘扬孔子之学，由内而外，由己及彼，教化世人，匡扶世道。即使今天读来，不仅未觉陈旧，反而历久弥新，裨益颇深。现将感受简要述之如下：

一、集大成者，继往出新

柯璜生活的年代大体来说是中华民族近世以来苦难最为深重、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然而也是一个各种思想活跃、各路人才辈出的时代。柯璜先生所撰《人生基础哲学》并不是一部阐释儒家经典的研究性著作，也不是一时兴起所为，而是在内外交困、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以其平生感悟积累而成、以阐发孔子之学于当时社会的一部语录式著作。正如他在该书《自序》中开宗明义所指出的，“世间多少彰彰道理”，有些虽为前人所道，但是“未能十分透辟者”；更为重要的是，“又有多少事理，为新时代错综递演而成，全为前人道未之及”。正因如此，柯璜先生决心以“平生所见所闻所身历，于物我人己间，得其剧烈之刺激，大势之竞演，自然之变化，显明之案例，择其有益于人类人生，简直明了，神味渊永者，笔其元要，以为立身立命，治国治家之公例”。该书通过节录日常笔记，列出五百六十个重点议题，借用《大学》八目格式，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将这五百六十个小结归纳进八卷之中，由内而外、由浅到深，阐明了柯璜先生的人生态度，体现了他的人生境界。

　　《人生基础哲学》一书，虽然以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为基础展开，但是书中却处处散发着时代的光芒，所谓“阐前人欲阐所未阐，言今人欲言未即言”。柯璜先生站在时代潮头，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宽阔的世界眼光，现身说法、旁征博引，点化世人如何面对自己、面向外界。犹如茫茫沧海中的灯塔一般，试图为迷蒙之世道点亮一盏明灯。他的很多观点即使现在看来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这也成为该书最大的特点和价值所在。

二、学贯古今，珍视孔学

柯璜先生出生于浙江台州路桥桐屿，祖父一生以教授为业，父亲行医，在路桥一带颇有名气。柯璜从小跟随叔父和堂兄研习六艺经传，由此打下了坚实的儒学基础。他十八岁中举，而后北上参加会试，在京城结识了康有为等一批社会名流。时值清廷北洋水师在中日海战中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在即。他积极响应康有为、梁启超号召，同数百位在京举人一起上书反对签约。从此，柯璜先生个人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促使他更加关心国内外形势，用时代眼光对待自己，看待世界。

　　自1840年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大门，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强大力量，开始转向西方学习。然而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路子遭受质疑。在救亡图存的意识驱使下，一些人转向全盘吸收西方的政治制度，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一股强大思潮。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断攻击柯璜，认为他是封建旧思想的卫道者，然而柯璜先生对孔子之学始终怀有坚定的认知。

　　《人生基础哲学》一书始终贯穿着他对孔子之学和儒家精神的自信。他在“美国近时乃发明至诚二字”一节中说：“讲机械，中国为世界后进国；讲精神，中国实万国先觉邦。然则吾人当讲自国自家价值，不可过于轻看”。他在“精神修养，中国已到妙处”一节中进一步说：“讲到形式学术，不可不至诚信仰西人，讲到精神修养，吴国黄冠道服，亦多谈到微妙之处”。这些论断的提出不仅基于其深厚的国学内力和认知高度，也是基于其对中西方思想文化发展脉络比较研究后得出的，更重要的是针对当时孔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形势提出的。柯璜先生始终认为：孔学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并历数千年而不绝，正说明了这种文化与中国社会相适应性。而弘扬孔子之学，正是上天所赋予他的神圣使命。

　　孔庆余在为该书所做序言中直截了当的指出了当时孔学的境遇。他说：“孔学云亡，而未尝亡也。孔学云存，存而未敢云果存也”。在这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他认为孔子之学的传道者和实践者却是寥若晨星。面对如此境遇，“黄岩柯定础先生，尽然伤之”，于是才有了《人生基础哲学》一书的横空出世。柯璜先生一生研习孔学，“证之古代历史、现今社会”成为该书的核心目标。柯璜先生在1946年为该书再版做序时进一步说：“孔子学说，是综春秋以前，华夏三古百氏，行上人道之长，而集其大成”，“孔子学说，和平中正，不分时空，农市工商各界，莫不咸宜。故以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如日在长天，光临大地，群生万类，向荣欣欣。著书立说，宗主其理，故可俟百世而不惑者也”。以此阐明编撰《人生基础哲学》一书的目的，体现出他对继承和发扬孔子之学的使命担当。

　　柯璜先生之所以不遗余力的推行孔子之学，是因为他坚信孔学有利于提振国人精神，能够服务当下社会。他在“《孟子》最能医今人痼病”一节中说：“读《孟子》一书，振作自家自立志气不少。士生今日，不好好读古人振作精神之书，则必流于庸俗、卑污、脂韦、苟且、粗率而不自觉。不能自救，安能救人”。面对当时日军侵华，民族精神不够振奋，他提倡从儒家经典中汲取能量，找到振奋中华精神之要领，方能自救民族于水火。同样是针对当时全国上下鼎新革故、学习西方反而不得要领的弊病，他在“撑起脊骨做新时代人”一节中说：“今者革新轰轰烈烈，服新式时装者，仍有未能表现新时代之精神，此其责不可专归咎三家村学究。此后青年、壮年、老年，非人人撑起脊骨做人，一切形式，都是皮毛”。撑起脊骨的不是外在的服饰，而是内在之精神，其来源正是持续数千年的孔孟之学，这正是柯璜先生在该书中所反复强调的。

三、洞察中西，预见未来

《人生基础哲学》一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柯璜先生身体力行的弘扬以孔子之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这部著作将其日积月累的人生感悟和时代精神相结合，体现了柯璜先生的博学敏思和终极关怀，使得书中的格言警句焕发了持久的生命力。

　　柯璜先生长期以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保持着自己的洞察。他在“其实发明发现不到万一”一节中说道：“人每自夸其发明电视，岂知视听嗅味触五觉之最有限器官，耳目口鼻手意外，不知尚有多少无量数之色光香臭冷暖软硬咸甜苦酸类之无量无限物质。学者用多少公式，多大多细之望远镜显微镜，多少理化试验，多少寒热气压，种种复杂精妙表计所求出着，实在不过只得其浮浅之万一”，由此可知柯璜先生在当时不仅对西方科学技术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对现代科学的精神实质有着正确的把握。

　　然而，柯璜先生对科学技术并不一味盲从，而是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在“科学亦有穿凿空疏，应辨别之”一节中讲到：“人之尤吾国汉学穿凿，宋学烦琐，明清质艺试贴，拘泥空疏。殊不知各科科学，亦有借着显微望远诸镜，及算术之推演，摄影之装潢，自以为别有壶中日月，世外乾坤”。然后他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某人预测地球将于某年某月遇险，结果当然没有发生。他说：“不特古来想象家不可信，即近世试验派，亦有时有错误者”。从他辨别伪科学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科学技术的认知是谨慎的，是经过认真思索的。

　　柯璜先生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认知也是其思想具有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在“耐人研究处”一节中，他说：“中西无论何事何语，能遗传久远者，必可耐人研究”，说明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足够重视。他在“好一块他山石”一节中还比较了中西方对待家产的普遍差异。他说：“英人对于父兄无依赖性，人人自立自强。毕生所得财产，酌留十之一二，余悉布施社会善举，公私两利。我国习惯，金钱财产，以为传家密宝，子孙若贤，损其自强独立之精神；不贤，增其嫖赌吃喝恶习。爱之适以害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在“子女最良遗产”一节给了自己的答案。他说：“父母德行，子女最良遗产”。他在当时观察到的这一现象，在今天我们看来几乎尽人皆知，然而这一问题时至今日似乎并没有被彻底反思。

　　正是基于其深厚的国学、宽阔的眼界以及对世界文明的深度思考，柯璜先生大胆提出了“孔子之学必为未来文明导线”的观点。他在“自然趋势之来不可失”一节中说：“凡震惊历史之伟业，一呼众应者，皆自然趋势之新理想潜力为之也。今日百科日新，发扬大中至正孔氏微言大义，真确伟大之道德，实合人道最新之理想。庄严世界，可预卜也”。他还从中国文字“点画变化，平直纵横，文言酝酿，含宏微妙”的特点入手，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气质特殊”的表现，中国文字“必为他日世界高远博雅之士，极所推重，无可复疑。东方文化，大行世界，翘首可待”。

　　柯璜先生之所以认为以孔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能够走向世界，即所谓“东学西渐”，是因为孔子之学在中国存在数千年，“集古今多数人心，以最完全试验之成绩——立为公式定例。故违反孔子教化意义，即违反华人生存原则”。世界各国，如果要长期和平发展，“若不向孔子教化中，寻求中和位育之出路，无论臻如何富强，不过造人类之恐慌，造人类悬殊之阶级，彼此相嫉，彼此相竞而已”。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就是要通过不偏不倚、各守其分的处事原则，来实现社会有序，进而达到世界和谐。因而柯璜先生自信的说：“世界学者，正研究造福人群，安得群来取法孔子人道，传布各洲，早开真太平、真福利气象”。他坚信天下大同，世界和谐的时代必将到来，儒家思想是关乎“人”的学说，不仅可为华人所用，也必将造福整个人类。

　　《人生基础哲学》是一代名儒柯璜先生一生智慧的结晶。他深刻领悟孔子之学，并始终保持着高度自信，对孔学的热爱和推崇几近偏执。他站在时代前沿，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认知，把孔子之学推向了新的高度，认为孔学是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自身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他的许多思想和论述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