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怡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朱迪斯·赫尔曼对心理创伤的定义为：受害者在压倒性的力量下陷于无助，从而形成一种强烈恐惧、失控和毁灭威胁的感觉。笔者认为，对于奴隶制度下的黑人女性来说，拥有母性身份是证明其价格而非价值的手段。如学者荆兴梅所说：“奴隶主拥有绝对话语权，是语言的定义者和阐释者。”黑人作为他者存在的边缘化弱势群体，语言和逻辑都不归他们所有。从家庭角度来看，从小根植的陌生感与被抛弃感使塞丝从未见过一位母亲应具有的品质。因此性别与种族歧视及母爱缺失是造成塞丝创伤的重要原因。

　　赫尔曼认为创伤复原需要三个阶段即“恢复自主权”、“回顾、哀悼”和“重建联系感”。首先，自我意识觉醒是恢复自主权的关键原则。笔者认为塞丝拼命逃离“甜蜜之家”诠释了其自我意识的觉醒，意识到建立相对安全的环境是获得身体自由的最直接方式，使其有可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实现对自己和下一代负责。从这个角度看弑女的行为，塞丝有了一丝作为人的自我感甚至是一种权利的实现。但是，当保罗D责备塞丝说“你的爱太浓了”，塞丝反驳说“要么爱要么不爱，淡淡的根本不是爱”。这就是“母性凌驾于她（塞丝）的生命倚仗的自我性之上的等级制”（Hirsch:7）。

　　其次，让创伤患者在治疗中重述过去的创伤事件能帮助其重建信念系统。塞丝一直被那些可怕的记忆困扰着。但保罗D的到来缓解了她的痛苦。她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无法摆脱过去的，因此向保罗诉说以了解她不知道的故事。但在回忆与诉说中将面临着更大的心理考验。塞丝的成长是通过诉说与书写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语言与诉说对于女性成长的意义如胡克斯所说:“语言是找回自我的一个场域。在这里我们可以与过去和解、重新开始。我们的语言不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一种反抗行动。”

　　然而，身体上的自由并没有带来塞丝的精神自由，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忽视了外界的帮助。塞丝把自己的精力全部倾注于女儿身上，拒绝外界的交流，从“甜蜜之家”逃出来，却又迷失于124号。因此如果要走出历史的阴影，她必须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丹芙知道“她必须迈出这个世界的边缘，向别人求救”，寻找黑人社区的帮助，因为重建联系感需要发展新的人际关系。当塞丝沉迷于过去时，保罗D告诉她，“你自己才是最宝贵的”，担负起了一个“丈夫”的角色，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以建立安全感和联系。这种方式代表着黑人对待历史的一种正确态度：不能陷于历史而不能自拔，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未来。

　　在创伤修复过程中，母性赋予黑人女性影响家庭关系以及消解制度的积极力量。首先，塞丝的自我身份建立在母性担当上，她通过关爱子女践行为母之道。她视孩子为“她最宝贵最干净的东西”；她采纳婆婆的建议——“全放下，剑和盾”；苦难的日子让塞丝明白“必须相互抓紧才行”。在母女三人溜冰的片段里，莫里森重复了四遍——“可是没有人看见她们跌倒”，母女三人沉浸在家庭的温暖中，创造了和谐的家庭氛围。塞丝以此获取自我存在的价值并发挥出伟大的母性精神。其次，母亲在与子女互动的过程中，子女在积极的母性经验的影响下会获取了生存的力量。丹芙乐于“出访门廊以外的世界”，延续着奶奶贝比萨格斯年轻时在黑人社区里创造的融洽。最后，随着保罗D的再次加入，塞丝的家庭最终变得完整。而保罗D也在照顾塞丝母女的实现了自我价值和体现男性气质，与塞丝互相扶持，走出奴隶制的阴影。莫里森借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非裔美国人的家庭范式，希望以相互理解和帮助建立和谐关系，从而维持坚固的家庭联系。

　　《宠儿》中塞丝在遭受奴役的过程中受到双重创伤，解释了其反母性的行为，予以奴隶制无声而有力的揭示与反抗。此外，这种创伤的恢复不仅需要自我救赎，更离不开外界支持，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母女、伴侣及黑人社区的积极作用。同时，创伤复原对于家庭关系和民族团结也有一定反作用。莫里森这部作品的精华在于高度关注了女性黑人个体与家庭的联系，更是与整个民族的联系。因此，恢复自主权、重塑和建立联系感是实现自由和幸福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