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怡

　　四川大学

　　热内——这个被萨特称为圣徒的作家，向世界发出真诚的询问：也许，我令人费解？又或许，我令人着迷？一个迷茫的创作者，虽然从现实世界的束缚之中顺利逃脱，但他笔下生成的词语仍然像是在禁锢之中那样充满遮蔽。这样的创作者群体所唤起的对于该问题的思考，在后现代文学艺术的实践中扩张，为文学存在蒙上了自我怀疑的阴影。

一、失效的作者

从兰波醉舟开始的“我是另一个”的文学运动，正在通过现代词汇的重组，逐渐变为文学后现代的普遍问题。凯尔泰斯·伊姆莱在《变形者札记》中表露的虚构的我，佩索阿在《不安之书》陈述的不存在的我，都将文学曾经的主体抛弃，直面文学无限变化的存在。卡夫卡小说的K，贝克特永远无法到来的戈多，甚至达利梦魇之中无法暂停的脚步声......这一切超越了词语表面的安静，带来了文字存在本质的恐怖幽灵。

　　现代的“我”，超越了创作者本身的想象。它的意义难以被存在者抓获，它不再成为主体思想存在的附属品。文学作品就像生命以及生存一样，不断地在词语的开放中生成。在创造与观看之中，作者感受到了文学作为一种生命与存在，指向他自身的问题。作者面对这些自我疑问，开始放弃为词语在文本之中的背叛承担责任。巴塔耶曾用自己的笔告诫文学艺术的创作者，不要在文学纯粹的想象之中放置自我对于现实问题的承诺。文学之于作者不再是意图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就像热内以及他同时代的创作者那样，后现代作家通过罗兰·巴特的语言，接受了作者死亡的必然命运。他们发出声音：艺术家与作家只需要坚固地留守在自己的领地，“接受被诅咒的命运”。作者从词语的独立显现之中已经承认了创作主体单一自我的死去。“令人费解”已经不再是一个指向作者的错误。作者清楚了自我的失效。后现代的文学写作不再承诺在文学之中实现词语的澄明，反而将自身沉入存在真实的神秘。失去词语与文学主权的后现代作者开始发现，即使以其生命与创作的全部，都无法靠近文学存在本身的真与美，都无法回答产生于其自身的两个基本追问——由这样失效的作者产生的文学生命是否能被理解？而由这样的文字生命所可能蕴藏的所谓文学意义能否被“我们”抓捕？

　　最终，这一切问题沉入了没有论断的真理的游戏。

二、真理的游戏

作者在后现代的文学事实中的失效，将文学推入一个自我的困境之中。他们听从雅各布森语言理论以及英美新批判的呼唤，开始求助于文本自身的独立性。他们将对文学意义的追踪转向文学内部纯粹的语词秩序的研究，最终驱使意义回归词语规则及其阐释空间自身占有的阵地。

　　他们将鲜花圣母拆解，成为文本形象符号化的同义反复；他们将艾略特的荒原隔绝在诗的物质性世界；他们将洛丽塔窒息于文本第一段的字音分析，使文本中所有名字的显现含有“生命之火”的声音......这一切使文学一步步陷入了人类客观语言的陷阱中。研究者意图拯救的艺术的物象，在此进入了建造了词语的米诺牛迷宫（在阿里阿德涅之线的显现之中，未知的文学怪物在迷宫中心产生了）。由是，文学意义成为语言中词语的特殊领域，离开了真实存在本身，进入了真与美的游戏之中。这实质上是创作研究对本质的恐惧，以及对文学开辟的崭新战地的逃离。这样对于语言秩序与路径的绝对信仰，使得他们回归文本本身而抛弃了文学词语事实的独立。他们沉迷于一个有机体概念，以文本的完整体淹没了词语的存在。

　　实际上，写作作为热内口中词语杂交般的嘈杂，不应该具有秩序般交流的稳定。语言迷宫——作为一种真理，终将使文学意义不可抑制地导向了逻辑意义的实现，而面临自我意义更为严重的萎缩。对文学的错误认知与对逻辑的错误确认，导致了创作研究对于词语的想象性的轻视。而真正的文学作为一种逃逸，不可能在这样机械的语言理性之中被捕获。

　　在超现实主义的第二宣言之中，布勒东要我们相信：在思想的一个阶段，一切真实与幻想，都将不会作为对立面看待。在此，对于真理的透视，与文学神秘的游戏得到了统一。文学自我承诺的意义被游戏的多元性所欺骗，在意义抓捕的瞬间，最终导致了文学真理的自我毁灭。就像福柯对于历史文本的追踪所发现的那样，监狱的历史没有“犯人”的存在，性经验的历史没有“性”的存在，疯癫的历史之中没有“疯子”的存在，文学应该放弃寻找本质的秘密。

　　在此意义上，文学应该成为一种游戏。它在一种事实存在之中，创造了词语，并将这种创造作为欺骗，构成了自身整体性。知识与想象作为文学的双重特征，被神秘占据。“我不相信今天的科学已粉碎了一切的神秘”，纳博科夫以一种精确的隐秘揭示了理性与神秘的游戏。在他的笔下，神秘，将随着文学真理的增强而增强。词语以及文学逐渐成为一场游戏实现的自由力量。这个游戏通过不和谐的随机交换，最终指向的是文学意义与自我的分离。作为主体的我们，就像热内遭遇贾科梅蒂画室椅子上的那块毛巾那样，将在词语构成的文学逃逸游戏之中遭遇困境，不知道任何意义。

三、美作为一种装饰

最终，在真理游戏的废墟中，词语与文学来到了接受者的职责场域。存在论告知接受者，崭新的现象学视野将拨开关于真的迷雾，解开词语以及文学的存在之谜。作者与研究者幻想着有一群理想的读者，将怀有真正的生命之善，以一种本质的多样性的爱实现对文学事实以及文学意义的真正抓捕。他们将希望放置在了接受者的手中。在这样一种多元性的要求之下，文学自身的自由与想象力，以及美与诱惑被忽视了。文学意义——美成为了一种接受者存在的装饰。

　　文学，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中沉默下来——我们难以分清其存在的真实性。文学之美，成为一种“理性”，在话语标签之中退化为一种澄明的事实。海德格尔的神殿，一不留神将会缩进柏拉图的洞穴阴影之中，成为爱最终的分离。柏拉图说美是存在之真的模仿，而海德格尔认为美必须剥开艺术文学中语词的存在面具。在此，海德格尔与柏拉图在对美的概念的遗忘与否定之中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理想国的光辉成为了海德格尔后期爱与美的乐园的困境。

　　超现实主义以所谓“先锋”的视觉开启了文学艺术之美的革命。从恐惧与意义的达利的牛角之中逃离，布勒东希望告别寻常的词语——时间与物的陈词滥调的重现，他希望挖空美的意涵，在图像与文字的表面放置美的诱惑，促使接受者完成一系列美的装置的生成。在这样的装饰之中，超现实主义者开始胡乱地糟蹋纸张以及其它载体。他们意图以巨大的眼睛粉碎美的心理，创造实践的美的姿态与图形。

　　而这样美的革命，开启了文学中存在的“事物无视我们那些泛灵的或日常的形容词的围捕”。词语与文学事实将获得双重自由。罗伯-格里耶在回答所有面向新小说的疑问的时候，拒绝美的装饰的悲剧。他告别了语言的纯粹研究，离开了知识科学的实验，就此告别了美之装饰。他意图唤回一种作为文学独立空间的美的可能——在其中，文学是其所是，文学之物是其所是，美是其所是。他的小说除了是其所是，其他一无所有。他认为“新小说并不得出什么现成的意义”。他告别美，告别意义，将文学世界归零。而文学就孤零零地站立在自己的领地，赤裸而又孤独。它像一颗树，存在着，而不需要任何显现证明。它意图点燃文学，告别知识存在的危机。

　　在此，美在词语构成的火焰之中，告别了知识，实现着自我救援。

四、文学作为一种逃逸

欧洲的科学不断地将世界缩减成一个科技与数学探索的幼稚对象，将具体的生活世界放置在视线之外，并持续地破坏哲学对于这个世界的探询。这是存在的本质危机。胡塞尔曾以哲学家的视野严肃地提及这一问题，但他没有正视或相信文学作为一种自由的功用。而作为小说家的米兰·昆德拉以塞万提斯的小说创作为例，超越性地回答了海德格尔所说的现代直至后现代“对存在的遗忘”的问题。他指出文学将是那样一种超越本质存在的路径——这是文学之美伟大而又自由的特性。

　　词语，而非文学的完整性本身，将会成为文学的终极自由的载体。语言被划入的幻境与装饰，最终会被词语的动态历程打破，使美破除姿态，向着存在前行。文学作品必将抓住这样一个事实，由其最终显现出形象与倒影的演绎，以一种合法的离奇的虚构，证明其自我之美，即意义。在此，文学以色彩以及姿态，重新隐藏创造物的存在，重新佩戴美的面具。

　　在阐释与阅读之中，所有写下的词语，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现实的背叛。词语，将会是比人的生命与生活更具物质性的真实，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文学世界之中找寻到痕迹。文学世界远比真实世界更宽阔。堂吉诃德远比写下他的那个西班牙战士更真实。这是生存在无法掩盖的文字之下的存在本身的事实。这也是美作为一种装饰所构建的梦境。所以，通过生存去抓捕文学的意义的行动，无法获得永续的胜利。文学的发展远超过人本身存在的进步。作者写下，词语自己背叛，而无法永远等待读者的欺骗。

　　热内所说的“令人费解”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学事实，将反复出现。它需要不间断的解答与刷新。这个问题所揭示的词语空间，将伴随格里耶、雅各布森、海德格尔、尼采等一系列的姓名，沉入文学意义存在无法抓捕的深渊，最终沉默。这样一种产生于矛盾的和谐对存在者答复：文学已经自我实现与超越，它在作者以及研究者的笔下逃离，热内与我们都无法知晓原因。或许，从热内的问句开始，我们就路过了作者、文本以及读者关于文学意义的占领的坟墓。我意欲而看到的“我”出现在词语的森林之中，最终在文学的自由中无法回答问题。词语，即背叛。存在者从来无法作为主体或者客体，进入文学，不间断地为文学赋予意义。文学的自由，而不是其独立，将诱惑读者开启一切美的装饰与真理的游戏。而文学作为一种逃逸，终将获得自主胜利。

　　注释：

　　[1]让·热内：《阳台》，程小牧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4页。

　　[2]让·热内：《阳台》，程小牧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3页。

　　[3]让·热内：《阳台》，程小牧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34页。

　　[4]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独抒己见》，唐建清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5]让·热内：《贾科梅蒂的画室》，程小牧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第56-58页。

　　[6]阿兰·罗伯-格里耶在《为了一种新小说》中对其新小说的要求与定义。阿兰·罗伯-格里耶：《快照集 为了一种新小说》，余中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

　　[7]安德烈·布勒东等：《法国作家论文学》，王忠琪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400页。

　　[8]博尔赫斯《讨论集》中《布瓦尔和（佩库歇）辩护》的所举的例子。博尔赫斯：《讨论集》，徐鹤林/王永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