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飞跃

　　喧腾的后渚码头，集装箱堆积如山，吊车长臂挥舞。海风横吹，海浪弹奏着与前日不同的乐曲。码头边的石头文物保护碑，提示这个港口不年轻。

　　史书往上翻阅，后渚港不简单。广义的古泉州港，包含三湾十二港。后渚港凭借紧靠府城和天然良港的优势，一直坐拥中心港的位置。远在唐代，泉州、广州、明州（宁波）、杭州并称中国四大港。五代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倚重海贸经济，不遗余力与海外交往，引入南洋刺桐树环植府城，刺桐树成了泉州的标识和雅称，从此以后，刺桐港崛起的进行曲高调奏响。

　　文物保护碑表面光滑，正面阴刻“马可·波罗出航处”，背面刻有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蒙古公主科克清前往波斯完婚由刺桐港启碇出航的事迹。石碑是泉州市人民政府立的，敬告游人这个码头遗址，已于1961年列入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回想宋朝，泉州是非常吃香的国际城市，刺桐城名为外国人所熟知。宋朝是思想者相对宽松的时代，文人们可以写诗，到书院去自由思想，还可以无拘无束地品评前朝诗人的作品。泉州历代取得进士的学子，宋代人数最多，达一千多人。这个朝代，泉州社会相对安定，海外贸易红火，殷实之家遍布大街小巷。

　　元代海上丝绸之路更为宽阔，泉州丝绸不仅作为外贸产品，而且是朝廷外交礼品。以经营香料为业的商户，为提振泉州经济插入更强劲的翅膀。释宗泐诗云“泉州佛国天下少，满城香气楠檀绕。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珍宝”，真实反映当年国际城市的面貌。

　　史乘证实，南宋刺桐港吞吐量超越国内诸港，跃升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大港，号称“东方第一大港”，元代添足这一品牌的含金量。

　　马可·波罗运气绝好，领略过刺桐港最为辉煌的场面。元至元八年（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出于好奇和兴趣，跟随父亲、叔父走上前往元朝帝国的道路，乘船是他们的首选。计划出现意外，钱物被强盗洗劫一空，临时改走陆路。这是一条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望而却步的路，这是一条沙漠连绵的路，这是一条草木不生、鸟迹罕见的路。历经四个寒暑的艰苦跋涉，好不容易到达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忽必烈大汗对他们赏识有加，携他们同返大都，并赐封官职。他们在中国居住下来，因公因私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一晃17年过去，马可·波罗见父亲、叔父日渐苍老，萌生叶落归根的念头。无巧不成书，恰好蒙古公主远嫁波斯王子，忽必烈大汗将护送的任务放在马可·波罗肩上，并许诺他们完成使命后回归故土。出现在碑文上的蒙古公主为科克清，有的史料写作阔阔清，当是音译不同的缘故。

　　就这样，马可·波罗与福建不期而遇。他对走过的闽地记忆深刻，多年以后，他凭记忆口述《福州王国及其首府福州》、《侯官城》和《刺桐港与德化城》的见闻，由鲁思梯整理编入《马可·波罗游记》，向人们展现彼时的风情。

　　1292年冰河解冻、寒梅吐蕊时节，马可·波罗一行离开京师，昼行夜宿，抵达泉州已是夏天。梁生智译本《马可·波罗》是这样写的，从福州出发，“到第五日晚上，便到宏伟美丽的刺桐城。刺桐城的沿海有一个港口，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刺桐是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大汗从这里获得了巨大收入”。对于风景美丽、物产丰富、人民安居乐业的刺桐城，马可·波罗也客观再现。

　　德化瓷器的制作工艺，这位中世纪伟大旅行家看得仔细，问得认真，窑工怎么取土、怎么堆土、怎么备土，甚至掺颜料、烧制品的流程都没有逃过他的目光。即使八个瓷杯价格相当一个威尼斯银币，他也牢记脑海。

　　马可·波罗所言一点都不夸张。元初，世祖委派弃宋投元的蒲寿庚主持泉州市舶司，这位阿拉伯人后裔利用身份之便，招徕外商屡屡告捷，延续南宋泉州海洋经济的向好腾飞。

　　得益于对外友好的传统，元代的泉州，曾创下与98个国家、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记录，城中居住着汉、蒙，还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东南亚人甚至欧洲、非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市井十洲人”推动泉州海外贸易达到历史最鼎盛高度。

　　泉州设行省，成为七闽的都会，是元代皇帝对于这个赋税巨镇的报偿。几次招谕诸国蕃商的重大活动，都从泉州起航。经济发展推动城区的拓展，泉州南郊圈入城内，城池一周达30里。如果没有雄厚财力支撑，怎能结出此等熠亮元史的城建硕果？

　　走入丰泽区石头街，走过马可·波罗走过的巷子和他汲过水的井，找寻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遗址，谛听海风吹来的传说，平添一份记忆和怀想。

　　“出航处”的内海上，碧波从脚下一直向远方延伸，与蓝天的边际相接，海天一色，融为难以区分的整体。即便风不兴，海也不肯宁静。风起的时辰，海浪亢奋地冲击堤岸，石堤奋力抵挡着，击碎海的鳞甲，溅起片片飞沫。面对顽强的狙击，沧海不想退却，仍然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锋。这时，涛声越来越响，如鼓如锣，似喊似号，像千军万马在奋战，震耳欲聋，使人感受大海的力量。

　　应当说，这里是出航处，更是入港处，一千多年来，不知送迎多少航海人。元大德二年（1298年）波斯首相拉托特、元正至二年（1342年）意大利马黎诺里，都有到访刺桐港的文字观感，值得一提的是，马可·波罗扬帆出港55年之后，又有一位旅行家光临泉州，他是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他渡海到达中国的第一座城市就是刺桐城。“这是一座巨大城市，此地织造的锦缎和绸缎，也以刺桐命名。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艟克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 ，艟克是伊本·白图泰对三帆至十帆大船的表达，以他的了解，这类大船只有泉州或广州有能力制造。多亏伊本·白图泰的用心，他的刺桐城纪行让一代又一代人滋生新思想。

　　伊本·白图泰不会料到，在他离开花园城的第十年，刺桐城由于“至正义兵之乱”，生灵饱受战火涂炭——元末，泉州的农民为争取权利，揭竿而起抗争，起义军成星火燎原之势，朝廷兵力吃紧，招募一批外国商人、水手组成义兵协助弹压，闹腾了几年，至正十七年（1357年），这支羽翼渐丰的“义兵”割据一方，拒绝与元廷合作，兵刃相向十年，烽烟掩没了商业气息，外国商船绕道而行，本地货船不敢出航。尤其明清的“海禁”，像利剑一样斩断泉州的经济命脉。繁荣数百年的刺桐港慢慢衰落了，彻底退出大港的序列。漫长的五百余年沉寂，港名也蒙上厚尘，直至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刺桐城就是泉州才重获确认。

　　在古韵横溢的出航处，在汹涌澎湃的海潮里，或多或少能获得这样的启示：曾经沉寂的古港，正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航道。庆幸古港新生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切莫忘记它所创造的海上丝绸之路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