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玮

　　1989年3月18日晨，鲁东故乡春寒料峭，北风刺骨，如毛细雨恼人地从天上洒落。父亲随着火车的启动，小跑着对我说：“到了部队一定要听首长的话，好好工作，照顾好自己，不用牵挂家里……”列车一声长鸣，抛下父亲瘦弱的身影飞驰而去。此情此景，在我心中定格，成为永恒。

　　我们乘坐的是运兵专列，步入车厢，满眼清一色的小平头、国防绿。从上车时起，大家就嘀嘀咕咕谈论个不停，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与兴奋。接兵班长说，虽然你们已穿上军装，但你们现在还不是兵，还没接受一个兵的基本训练，顶多算“准兵”。

　　我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用手托住下巴，侧身静静地望着窗外向后移动的风景，不时让微笑暗暗地浮在我的脸上。每逢与我生活紧密相关的重大事件，我总是先给自己留出一定的时间，脱离正在发生的事实，想象与这事实有关的也许发生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心中反复地描绘、修改着梦想的生活图景。

　　接兵首长是一位年轻英俊的上尉，姓陆，我们都叫他陆连长。当我不再沉湎于幻想时，他便成为我关注的对象。他头戴大檐帽，身穿笔挺的毛料小开领军装，帽徽、领花、肩章上的星星以及衣服上的铜纽扣熠熠生辉，黑皮鞋一尘不染，锃明瓦亮。我羡慕得要死，眼睛像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紧紧追随着他的身影。

　　不知是他主动的还是被“准兵”们纠缠不过，行程的第一天，他始终面带微笑，和离他较近的“准兵”们谈论着什么。我从大家脸上的表情变化猜想他肯定在讲军营里的事情。有好多次，我想挨过去听听。可是出发时他就反复强调过，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并宣布了乘车纪律：不准酗酒，不准嬉笑打闹，没有特殊情况不准离开自己的位置，上厕所要报告等等。我想，这可是检验自己能否成为合格军人的关键时候，倘若一开始就给首长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后再扭转过来可就难了。因此，我没敢轻举妄动，只能既羡慕又忌妒地望着他们发呆。

　　列车经过济南、徐州、郑州、洛阳、三门峡，于第二天下午抵达古城西安。陆连长组织我们下了车，排成四路纵队到解放饭店吃饭。这顿饭吃的是羊肉泡馍，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并亲口品尝这道陕西名吃，心里很是得意。要不是纪律严格，我真想找地方打个电话，跟亲朋好友炫耀一番。吃完饭原地休息到傍晚，又转乘另一趟列车继续赶路。幸运的是，这次陆连长居然坐到了我对面，弄得我好长时间感到既兴奋又拘束不安。而他依然微笑着向我们谈天说地。我的心情稍稍平静之后，就大着胆子问了他好多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比如我们属于什么兵种、训练苦不苦、部队营地在什么地方等等。他有问必答，使我度过了一段幸福、激动的时光。但列车进入四川境内不久，一场突来的变故把我们的秩序打乱了。

　　具体时间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我们正在气氛融洽地聊着天，忽听“啪”地一声响，一块比拳头还大的石头击碎车窗玻璃砸了进来，大家顿时目瞪口呆。我看到一个“准兵”用手捂着额头，鲜血溢出他的指缝往下滴着。惊魂未定之际，又有十几块石头噼里啪啦砸了进来。陆连长大叫一声：“不好”。接着他一跃而起，急切地下达命令：“大家不要慌，钻到座位下面去，快，医生赶紧救护受伤的同志”。座位底下不够用，陆连长又让其余人员到车厢两头的接头处。顷刻之间，车厢里就见不到人了。这个阵势一直保持到火车抵达成都。因为在近十个小时的行程中，又发生了多次石头砸进来的事。当时，我们（包括陆连长）都感到惊惧和迷惑，直到两个多月后发生了“6·4”事件，我们才若有所悟。

　　在成都停留不到两个小时，又换上了去昆明的列车。到达昆明之前，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很少有人说话，即使说也是关于石头袭击的事。陆连长说在昆明可以休息一天，会次餐，让大家放松一下，大伙的情绪才有所好转。

　　进入昆明市区后，我感到非常惊奇和振奋。虽然此前也知道昆明是座四季如春的城市，但没亲眼证实的事概念总是模糊的。我们行进在北京路上，两旁树木葱茏，繁花似锦，不时可见一群群好像白鸽的鸟儿从头顶上掠过，有的还直接落到游人的肩膀上，非常可爱。陆连长告诉我们，这是红嘴鸥，是从遥远的俄罗斯海域来昆明过冬的，一年一度，年年如此，政府已经颁布条例对它们进行重点保护。

　　我们被安排在一个规模较大的招待所里。这里有几个女服务员非常漂亮，引得一些“准兵”围了过去，没话找话地跟人家套近乎。还有一个身材挺好的“准兵”居然在服务员面前扭起了滑稽的舞蹈动作，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后来不知怎么让陆连长知道了，勒令他到太阳底下立正罚站一小时。谁知还不到三分钟，那“准兵”就鼻涕一把泪一把无声地抽噎开了。

　　晚上会完餐后，我们又到昆明北站换上去开远的小火车。这种小火车运行速度很慢，是云南十八怪里面其中的一怪，叫“火车没有汽车快”。从昆明到开远不过二百多公里的路程，我们走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到达开远市军供站，吃完早餐紧接着就分兵。和我一同来的二十多个老乡全部被打散了，不知分到了什么地方。我被分到三团，据说离开远市还有二百多公里，在边境线上。从开远再出发的时候，跟我同行的就只有23个人了。陆连长也不见了。后来听三团来接我们的军官说，他是二团的，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这才明白，原来并不是谁接的兵就归谁带。

　　运送我们的工具是三团派来的“老解放”牌卡车，出开远不久就钻进了连绵不断、几十里不见人烟的大山。这时，我发现有两三个“准兵”在无声地流泪，不知是因为想家，还是和老乡分别抑或是听说要到边境守哨卡。受之感染，接着又有一些“准兵”哭开了。还有一个高个子大概是很爱面子，始终单独面朝一个方向，不时用手指头去抠一下眼角。我从小比较坚强，想了半天实在找不出哭的理由，就独自缩到车厢后头的一角，坐在被包上想我自己的事情。

　　大约七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一座军营。它坐落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大水库边上。军营大门上贴着标语，悬挂着横幅，写着“热烈欢迎新战友”以及“热爱边疆，建设边防，守卫边关”等字样。两侧列队站立着许多军人。我们一下车，立即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快的锣鼓声……

　　终于到达目的地了。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看着热情的战友、整洁的军营，我心里很是激动，真有种“归家”的感觉。当时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做一只雄鹰，在军队这片广阔天地里展翅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