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在自己的语言里,语言是人“存在的家”,也是“束缚人的牢笼”。人在说话,话在说人。
我们对词语神秘而惊心动魄的力量习焉不察。事实上,我们淹没和漂流在词语的汪洋大海中。那大海潮涨潮落,气象万千。词语挂在嘴上,看在眼里,回响于耳畔,萦绕于脑际,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也像空气一样令人熟视无睹。语言的尊严是这个世界最后的尊严,语言的秩序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秩序。荷尔德林认为,词语是人所拥有的物质中,最危险的物质。
我们的语言遭到过严重污染。
词语拥挤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林彪的手书题词,是史上词语拥挤独一无二的例子。
只有孔子的封号可与之媲美。但孔子的封号是经过漫长的岁月、许多个王朝一次又一次“层累”叠加上去的,而林彪的“四个伟大”只产生于“文革”十年间,堪称奇迹;可叹的是也仅仅十年,这“四个伟大”就随着林彪的折戟沉沙而灰飞烟灭。
词语拥挤也表现在对刘少奇的称呼和定性上。“叛徒、内奸、工贼、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修正主义分子”,不一而足。敌我斗争中几乎最恶毒的词汇都给了我们的国家元首。张志新是辽宁省委宣传部普通的年轻女干部,表示不理解,就被割断喉咙,拉出去枪毙了。
相同的副词三次叠用,而且当定语使用,也是一种词语拥挤,如“最最最伟大的领袖”、“最最最亲密的战友”等,这也算林彪的创造。
词语拥挤是词语的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地毯式轰炸。这种策略没有田忌赛马的智慧,也没有以少胜多的魄力,说穿了是一种笨办法。可是,林彪以此运用于写文章和讲话中,也曾让人顿生耳目一新之感。这种对词语的颠覆能力构成林彪在“文革”中一度叱咤风云的软实力。
词语拥挤法也有使用得当之时。“文革”期间,有位大学生偷越国境。他是林彪信任的一位军队干部的儿子,按当时的政治气氛肯定会株连到这位干部。总政治部的高级军官们手捧材料来请示林彪。林彪没看材料,就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位干部,只说了三句话:“你们狠狠地批评他,狠狠地信任他,狠狠地使用他!”又是副词的叠用,显得果断、干脆、凌厉无比。这就是林彪的语言风格。
在神化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迷信浪潮中,敬献阿谀奉承之词者,何止林彪一人,而独有林彪脱颖而出,其“四个伟大”可谓家喻户晓,这不能说与林彪独特的语言风格没有关系。
后来毛泽东与林彪反目,也拿这“四个伟大”说事。1971年,毛泽东南巡和各地党政军大员谈话,多次表示对“四个伟大”的鄙视。还说,“四个伟大”他只要一个“伟大的导师”。其实,“四个伟大”当时已经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
西方后现代派诗人说,我们没有能力颠覆国家政权,就来颠覆词语。谁能想到,天才的军事家林彪元帅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时,不是采用自己最擅长的军事手段,而是首先采用颠覆语言的手段呢?那些被林彪污染过的语言,像刮过草地的风,草们屈服于它,一如屈服于成吉思汗的马蹄。难道语言的力量胜过军队?
在现代汉语语法中,副词做状语,形容词作定语,林彪却常把副词叠用放在形容词前作定语。从修辞看这也算不上高明,但造成的影响是轰动的。初步看,前面的定语多少与作者脸皮厚薄成正比,定语越多脸皮越厚。其中深层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今天中国那些后现代派或先锋派诗人,写没人能读懂的诗,让人感到奇怪。其实这也是一种颠覆词语的大胆尝试,只是由于脱离了汉语的特性、汉文化的根脉,缺乏对生活深刻的体悟、独到的见解,才使诗变成不伦不类的陌生物,枉自空叹成长中的天才未能被认识。词语颠覆有多种,词语拥挤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词语滥情
词语滥情最初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散文中,到“文革”时在政治文件中达到高潮。
散文与许多文学体裁一样,是一种主情的文体,但当时实在是太过了,一个大男人动辄感动得像小姑娘似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如登泰山看日出没看到,他也感动,说人民公社是喷薄而升的日出啊!在图—104飞机上看到日出,更感动,说那是新生的中国。简单的类比,廉价的感情,将五四散文的理性和自由精神丢得一干二净。
这种抒情是人性的痴迷,痴迷于能便捷地与强者融为一体。这种趋利避害的本能行为,造成林彪对毛泽东颂扬的语境。从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饿死至少两千万人。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准备做检查,以便纠正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经济工作中的左倾冒进情绪。刘少奇已经做了检查发言,但林彪却说,实践证明经济所以出现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林彪的一句话,改变了会议方向。
那个时期,不少作家、诗人把中国写成是丰衣足食,繁荣无比,心里充满自豪和幸福。连篇累牍尽是阿谀奉承之状,积案盈箱充满歌功颂德之词。林彪实际指挥了中国作家、诗人的思想意识。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也成为个人迷信大合唱的指挥棒。
散文以及诗满载滥情,到“文革”登峰造极。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每一篇成立的文告都是华而不实、滥情媚俗的颂词。而且互相攀比,唯恐不及。那些带着豪情的颂词仅仅“夹着尾巴”是写不出来的,只有夹着屁股才能写出来。
在“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起床后或睡觉前念一段毛主席语录。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基督教的祷告可作为范例。然而,有人肠梗阻,拉不出屎,经过治疗拉出来了,就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却是基督教没有的。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现在人们听了感到好笑、恶心,可当时人们做得很投入、很认真,也很给力。
词语滥情出现了文学的政治化,政治的文学化。一方面,使文学丧失独立的艺术品格,成为政治的奴婢;另一方面,使政治逃脱了应有的道义和责任,变得更加浪漫、荒唐、凶残和疯狂。在世界现代政治史、文学史上,实属罕见。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手舞足蹈、狂呼乱叫的疯子。直到改革开放,才结束了这段充满滥情、浑身痉挛的历史。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文学艺术要改换门庭,由谄媚权力变为谄媚金钱,从政治化进入商业化。或者既谄媚于权力,又谄媚于金钱;既政治化,又商业化。这都不是正道。文学艺术只有忠实于自身,回归自身,才能形成独立的审美品格。
词语痞化
词语的痞子化在毛泽东早期革命即有。那时,毛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写农民杀了土豪劣绅,把财产分掉后,还要“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文中有一小标题是“所谓痞子运动”,并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绣花绘画,不能那样雅致……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建国初期,许多干部在各种场合,包括大会上,标榜自己是“大老粗”、“土八路”,并以此为荣。到了“文革”,痞子精神得到发扬,词语痞化得以光大。除了“妈的把子”这样粗俗的语言,再就是蛮不讲理的语言。“造反有理、有理,就是有理!”“把反动学术权威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油炸你,火烧你。”
“妈的把子”这个短语,是我童年从一位亲戚那里多次听到的,他是一位转业军人。“文革”时我校女同学也把“妈的把子”挂在嘴上。不久毛泽东发表了一阕《念奴娇·鸟儿问答》的词,其中最让人过目不忘的句子是“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中央歌舞团用多声部表演,舞台上一片“放屁”声,经过广播回响于中国大地。幸亏那时电视机不普及,全国人民只能听到放屁声,看不到女演员的脸。
再后来是改革开放,“我是流氓我怕谁”之类就出现了。第一次把这句话作为小说标题的是一位聪明的年轻作家。他的作品得到一位同样聪明的布尔什维克老作家的赞扬,这绝非偶然。
“文革”和改革初期,都出现过词语痞化的现象,也非偶然。“文革”期间,人们在政治上极端不信任,互相揭发;改革以来,人们在经济上极端不信任,互相欺骗。换了一部车,重新出发了,但路径没大变,沿途看到的风景雷同是难免的。这也说明社会并没有进入常态。倘若社会进入常态,人们安居乐业,良性循环,磨不推自转,还用在“维稳”上付出昂贵代价吗?
我在“六四”后遇到几位去海南岛下海经商的研究生,他们向我表白,要让自己身上长出匪气、霸气、蛮横气、痞子气,还说要“吃喝嫖赌不抽(鸦片),坑蒙拐骗不偷”。我只好无奈地附和:“是呀,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说话不流里流气,会被认为是书呆子,融入不了痞子经济的大环境。”
词语痞化与痞子政治、痞子经济存在着的匹配关系,让我再一次看到词语和社会政治、经济多方面的血肉联系。如果你想一刀斩断它,那么,映入你眼帘的便是千丝万缕的鲜血淋漓。
痞子没有敬畏,在痞子的心目中没有神圣的东西。比如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不怕得到大自然的惩罚,“反正惩罚也不只惩罚我一个”,天塌下来大家顶着。
痞子没有诚信,既然道德底线只是不吸毒、不偷盗,还有何诚信可言?
痞子对国家和公民没有责任心,只对手里的金钱或权力负责。
以攫取钱财或攫取权力为人生的唯一和终极目标者,往往会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不择手段为权和不择手段为钱,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表现形式自然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研究生自觉实行痞子化,这也是人类的奇迹,但不知是祸是福,是进步还是倒退。大学在中国几次引导社会进步潮流,不知当今社会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为发财伤天害理之事时有发生,是否与大学研究生的自觉痞子化有关。
痞子喜欢让庄严出丑、权威扫地,以此获得快感。无可否认,词语痞化在解构虚伪腐朽的旧文风时,起过积极作用。但在当代,词语痞化越烈,社会离现代文明越远。
词语背叛
当一个小学生知道父母给班主任老师送了钱,才把自己的座位排到前面,并受到老师多方关照后,在他的头脑中廉洁和贪腐的概念就颠倒了。
当我们看到酒店里醒目的“请勿吸烟”的警示牌,却又看到茶几上摆放着烟灰缸时,我们就知道那警示牌其实写的是“请您吸烟”,No变成了Yes。
我把这两种情况都称作词语背叛。
如果说语言是人类信息革命的源头,那么文字的发明则是信息的第一次革命。人类自从有了文字,信息便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中传播。
中国传说仓颉造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天雨粟,鬼夜哭”。中国有敬惜字纸的传统。人对语言文字有一种敬畏,发誓指天,盟约举行隆重的仪式。在那时词语忠实于概念,没有背叛。
1974年,我在省城参加散文诗歌创作会议,中午作家协会的秘书长请我到他家吃饭。路上,我们扫树叶,拾干树枝,因他家没有煤烧。那时的煤是凭证供应的,他家的煤已经烧完。那一顿饭真叫寒碜,唯一的肉是一盒罐头,还是朋友从香港寄来的。可是下午在大会上,他充满感情地朗诵自己的诗作,说中国是“到处莺歌燕舞,一派繁荣景象”。这也是词语背叛一例。
2008年,我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做过为期半年的漫游。每天在街上买早点,发现几乎每一个地方的稀饭里都是掺了水的。稀饭熬好后再加水,常人都能吃出来。但为了多赚钱,卖的人就以为顾客吃不出来。“稀饭”的概念在他头脑中扭曲了。这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词语背叛。
中国有些骗子骗了人都浑然不觉,常常以为是替人办了大好事。在中国遇到豺狼虎豹不用怕,遇到妖魔鬼怪也不用怕,最怕遇到骗子。骗子让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你也和骗子讲不出是非黑白来。然而,仿佛全世界的骗子都来到中国,左右唬弄,上下忽悠。人们却司空见惯,以为常态。
至于我那位秘书长朋友,真诚、浪漫,体格高大,并一身傲气。对他来说,词语背叛和撒谎不完全是一回事。他的空话和谎言竟能荡漾着浩然之气和豪迈之情。这样看,贪官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做反腐倡廉报告,台下照贪不误,就不足为奇了。所以, 词语背叛只是背叛概念,是对概念的颠覆,是一种最彻底、最绝情的颠覆。比如说到“繁荣”实指“萧条”,说到“廉洁”实指“贪腐”,说到“光荣”实指“耻辱”,反之亦然。这也是集体无意识,整个社会说的许多是反话。
词语空转
我们阅读一篇诗文,第一遍不知其说什么,第二遍才知道什么也没说。连错误都不是,而是一无所有。诗文如此,讲话报告或公文也常常如此。这是词语空转。
领导的讲话没有不及时的,学习讨论没有不热烈的,领导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领导做事没有不亲自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台上的人在念着这样的讲稿,台下的人在打盹的打盹,睡觉的睡觉。此情如让外星人看到,会以为地球人在进行集体催眠治疗。
词语空转也表现在那些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中。你驾车从北京往珠海,两千五百多公里的高速公路时不时出现无厘头的标语口号和大而无当的广告。大好河山有了这些东西,就像一个美女身上贴满狗皮膏药。这些狗皮膏药扰乱驾驶员的视线,分散注意力,其害多多,其利少少。有用的只是那些交通标志,而交通标志有时又不尽准确。
词语空转是弱智时代的产物。
从不断破获的诈骗案看出,骗子和受骗者都很弱智。当然,我们不否认受骗者的侥幸心、好奇心和善良心。再看看那些贪官作案手段的愚蠢,当然我们不否认智商高的受贿贪污案至今还未破获。不过,你只要知道一位村妇能在火车上把初识的女研究生骗卖到山区,给一个老光棍做新娘,就可能会相信这确实是一个弱智的时代。
一家权威刊物发表了一首庆贺建国六十周年的词,其中有这样两句:“六十年来盛世,年年人人幸福。”好像十年“文革”、三年大饥荒,以及反右倾、反右派都不是发生在中国。饿死和冤假错案死去的几千万人不是人,而是与大跃进除四害消灭掉的麻雀、老鼠、苍蝇和蚊子一样。一篇诗文,如果全无家国之思、身世之感,对于时代的呼应只会“盛世”两个字,词语之磨必是空转,既无“所指”,亦无“能指”,磨碎的只有真善美。歌颂当今社会,使用皇权专制时代文人用来拍马屁的“盛世”一词,就像今天还把大学教授的女儿唤作“小姐”一样,具有色情的意味。
某大报领导写了一篇散文,说毛泽东当年只要骑马从黄河入海口到其源头考察一回,就可以避免后来反右倾和“文革”的发生。中国社科院一位著名的研究员撰文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实现了人人平等,因为服务员给总理端一杯茶,总理会说一声“谢谢”,而慈禧太后根本做不到。我看一个时代的弱智也不过如此。
词语空转的小股部队不断集结或扩散,像人体的癌细胞侵害着社会的肌体。满清灭亡和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垮台前,其公文、报告和媒体明显出现词语空转的病症。就像一辆大卡车在冰雪山路上爬坡,只见四轮打滑,车却停留于原地,或要向后倒退。苏联解体前,正如其总统所言,人们在自己编造的谎言里陶醉,互相抚摸、夸赞并颁发奖章。
以上五种词语折腾,都发生在建国以后。表面看是词语折腾,实际是人折腾,整个社会折腾。从发生时间看,词语滥情在前,词语拥挤在后。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词语背叛、词语痞化两次出现,而词语空转是首次出现,正势头不减。
一句话,词语五次折腾都是为了制造信息垃圾。一方面,有用的信息封锁于黑箱;另一方面,却让大量的垃圾信息充塞人们的视听,使人无可逃遁。久而久之,人们就变成了马尔库塞说的“单向度的人”而丧失了创造的激情。这是对人的一种自由的剥夺。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
赞(0)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