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 槿

　　“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毛衰……”，小时候，读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老师的阐释让我印象深刻，第一次感受到了乡音在人生中的重要含义。最近想起这首妇孺皆知的诗，反复回味着诗中“乡音”两字，贺知章若有知，是否理解如今的人们，不曾离家乡音失的状态？是否也会如我一般，为了乡音而生出淡淡的惆怅？

　　九十年代早中期刚工作的时候，人与人交流以方言为主，大街小巷吴侬软语处处可闻。那时，我一般只在与外地客商谈项目的时候才用得着普通话，从早到晚，从会议室到餐桌上，普通话不仅是相互交流的工具，更似一段充满了别样魅力的乐曲，在客主之间共奏。听不少北方客人说：“带着吴侬软语尾音的普通话有趣又动听。”应了“物以稀为贵”的话，偶尔说说普通话，倒有一种方言以外无法企及的交流美感呢。

　　时间终于向二十一世纪推进，自古繁华的吴中大地上，招商引资如日中天，人才交流市场轰轰烈烈，民工大军如江水滚滚汹涌而来……工作中、接待中、生活中、学习中，吴侬软语与普通话此起彼伏，相融互动。公交车上，老人向让座的年轻人说着夹生的“苏式”普通话（我们称之为“卡通话”）“谢谢”；商店里，服务员用普通话与我交流了半天，竟然发现俩人都是本土人；路上相遇、电话铃响、日常招呼，普通话的“你好”已经成为自然而然的开场白……普通话如同一个潜力强大的牛股，不仅态势强劲，而且表现出了宽广的空间和潜力……

　　我乐此不疲地工作和生活在这样的语言环境里，在吴语与普通话信口拈来的自如转换中，倾听着时代动听而铿镪的音律，自信而陶醉。直到今年春节，听到夫妻俩都是本土人的几家亲戚说自家的孩子不会讲方言而只会讲普通话，我仿佛受到一种意外的打击似的，突然对普通话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厌倦。而这样令人失落而沮丧的信息还在时不时冒出来。前天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朋友突然冒出一句与主题全无关系的问话：“你家孩子会不会讲方言？”我反问：“你家孩子不会讲？”他无奈地笑笑。要知道朋友夫妻俩也都是本土人。朋友的无奈一笑令我沮丧，没想到下一辈对方言的继承竟然如此差劲，差劲到我们还未知觉就发生了。我突然很庆幸女儿在说着标准的普通话的同时，还能说一口地道的吴语。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上海流行过这样一句话：“讲上海话的都是土包子。”于是乎，上海的高楼大厦里，白领们不是用外语交流，就是以普通话沟通，“阿拉（我们）上海银（人）”的土语就像垃圾一样被轻易地扔进了黄浦江。听到这样的说法真是啼笑皆非，海派的上海人难道必须把独特而生动的上海话丢弃才称得上“洋气”？只讲普通话的脑袋就没有一点“老土”观念了？“老土”的全是落后而不值得继承的么？这样的说法竟然会来自于精英云集的黄浦江边。但我相信，真正的上海精英是不会这样认同的。上海东方卫视专门开辟了方言节目，苏州电视台的方言节目也应运而生，收视率在当地很高，并且反响很好。这两个经济发达地区的电视台在经济文化和人口大融合的时候开设方言节目，至少表明了一种姿态，一种忧虑和举措。他们已经看到方言作为一个地方特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逐渐退化，与地方经济的发展逆风而行。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来拯救方言，重温乡音。

　　如果说国语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那么方言不正是代表了一个地方的灵魂么？我们在国外听到了国语就像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而在外地听到了乡音如同见到了故人，回到了故乡。语言，是国家、是民族的灵魂；方言，是故乡的人文情结。

　　在《新华文摘》上读到一首打工者的诗，正好与方言有关，其中几句：“今夜的桌上只有两个杯子/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让桌上的木纹/流长一条通向故乡的河/……你用标准的男中音讲普通话/标准得让我想哭/你曾血液一样穿透周身的乡音呢/……关山千重高楼万幢/在普通话的夹缝里找一句乡音/就是找到一条回家的路/我推心置腹的老乡/讲句最乡最乡的乡音吧/哪怕只有一个字/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就不会孤单……”

　　远离故土的游子因为听不到乡音而忧愁，那么，有一天，我们是不是会为身在故乡难闻乡音而孤单而惆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