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静

偷 瓜

七四年那年我十二岁，在村里小学上五年级。有一天到北大坝参加劳动回家的路上，天慢慢黑下来了，走到长领子地东头，二柱小声对我说：“今天晚上咱来偷瓜吧。”长领子上的两块地是两块长条地，不知从哪位先人开始，就把那两块地叫长领子了。那两块地里是我们生产队种的甜瓜，也有很少一部分西瓜，平常割草时我们无数次路过过那两块瓜地。二柱是体育委员，我是劳动委员，他一说我积极响应，我们又叫上副班长满仓，因我们几个最玩得来。我们商量好，回去放下干活的家什就出来，到村北榆树下集合。

　　回家放下工具，拿了块干粮就跑出来了。我们磨蹭了一会，看下地干活的差不多都回村了，正好是人们吃晚饭的时候。这时老天也给我们帮忙，一下子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仨既兴奋又有些害怕，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发颤。二柱一声令下，我们开始向瓜地方向移动。到了瓜地下，我们是这样分工的：二柱先踩着我的肩膀爬上去，趴着观察一下动静，如没事，满仓再踩着我的肩膀上去，我在下面接应。

　　我哆哆嗦嗦蹲下来，二柱两只脚分别踩在我两边的肩膀上，我扶着墙一点一点站起来，把他顶了上去，我和满仓在下面等了一会，他小声喊：“没有事，满仓快上来。”我又蹲了下去，满仓踩着我的肩膀也上去了。待了一会，他俩走到地头，招呼我接瓜。他们蹲在那儿一个一个向下扔，我左右移动着用两手去接，这时我觉得天好像也没有刚才那么黑了，但有两次我还是没有接住，瓜摔在了地上。他们俩在上面小声骂我：“笨蛋。”最后二柱喊：“这个可接好了。”我运了运气，对上面说：“你扔吧。”他扔下来，我用手去接，瓜是接住了，差一点把我坠倒，他最后扔下来的是个大西瓜。他们跳下来后，我们把上衣扣解开两个，各自把甜瓜装进上衣里边，然后再把扣子扣上。因为那时我们穿的衣服都是母亲手工做的，所以根本就没有兜。二柱最后抱起西瓜，我们撤到了安全地带。找了个地方坐下后，我们又把塞在上衣里的瓜全部掏了出来，喘了会气，二柱说：“咱们先吃西瓜吧。”他用拳头砸了几下，没有砸开。满仓说：“肯定不熟。”满仓找了块大点的石头，抱起西瓜向石头上一摔，瓜开了。我们动手吃，满仓吃了一口后说：“还可以。”二柱说：“可以个屁，它娘的不熟。”吃了有一半，都不吃了。二柱说：“不吃拉倒，咱们吃甜瓜吧，先一人拿出一个来，我带回去给我妹妹吃。”甜瓜也几乎都是生瓜蛋子，没太大甜味。每个瓜都啃一半就扔了。二柱说：“熟瓜都他娘的让干部吃了。”

　　这时，朦胧的月光洒满了大地，我们几个打闹着回家，闪亮的星星贬着眼睛，仿佛在嘲笑我们这几个淘气鬼……

看 戏

过去农村穷，文化生活更是贫乏。

　　秋收后或过完年正月十五左右，外地的来个戏班子，闫庄村或东池村就会接下来，大队里找几个青壮年劳力，借些杠子和门板帮剧团把戏台搭起来，再在看戏场子的里里外外插上些五颜六色的旗帜，刷上些“欢迎某某剧团来我地演出”等字样的标语。剧团的锣鼓敲起来，邻近的村子都能听得到，那是通知你，快来看戏吧。特别是到了寂静的夜晚，四里八村的，别说是锣鼓声，连演员的唱腔都能听得很真切。

　　劳累了一年的戏迷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说说笑笑着结伴去看戏。孩子们前呼后拥地跟着，一是去看热闹，二是大人们高兴了说不定给买块大米花糖吃。那戏台上唱的全是老戏，什么《诸葛亮吊孝》、《穆桂英挂帅》、《小八义》、《小五义》、《卷席筒》等，戏迷们是百看不厌，看着看着还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哼几句。

　　每张票三毛钱或五毛钱，在门口收票的是村里派的和剧团里的两边的人，这样最后好分红。没有当地人，怕有横的向里闯打起来；没有剧团的人，怕当地的人做人情把认识的人都不买票放进来。当然对当地查票的人向里边放几个家人或亲戚，剧团的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许多手里没钱的半大孩子看到这一幕就对不买票进去的人羡慕得不行，心想这查票的要是自己家人或亲戚多好。

　　白天不好逃票，晚上有些男孩子就想出一些招数来，要么在门口夹在放进去的不买票的队伍里闯进去；要么在场子外边找个靠树的地方爬上围墙跳进去。往往这样的地方里边都会有人守着，要是正好赶上里边值守的人去厕所了或暂时离开，跳进去后心里慌慌的，赶紧混入到看戏的人群中。有时刚跳下去，值守的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算你倒霉，被人家扯着耳朵拉到门口推出去，有时还会被踢上两脚。那个时候最怕的就是在门口碰上村上的人或亲戚，一出门灰溜熘地跑掉，心中狠狠地骂到：“将来老子长大了，自己包一场戏看，你来买票我都不卖给你！”

　　姑娘们看戏就爱看那些才子佳人的，幻想着自己也有剧情里的那种浪漫爱情，幻想着台上的女主角是自己。她们穿着从箱底里翻出来的最干净、最合身、最体面的衣裤，连鞋和袜子都是新的，头发也是精心梳过的，她们在众人的目光下展示着自己。青年男子的心中，那台上抹着胭脂、描着弯眉的小姐或少妇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自己要拥有一个这样的女人，天天给她洗脚都乐意，可这只能是偷偷想想。自己的家境，自己的条件，哪养得起这样的女人，再说人家都不会用正眼看你一眼，你就“做梦娶媳妇——想好事”去吧。还是注意下身边的这些女孩子们吧，说不定自己将来的媳妇就是她们中的某一位。

　　我在闫庄上的初中，洪范上的高中，所以这两个地方唱戏时我都去过。东池是洪范乡的所在地，那时听说东池有唱戏的，我们晚上下自习后去过戏院子门口多次，有时捡些收票的人没撕太碎的破票回来，我们就到处去找和票差不多颜色的纸。那样的纸只能到学校的板报栏里去弄，班里学习园地上也有，可谁也不敢撕。晚上有时上自习，我们就用尺子照着破票的样子画戏票，有时赶上收票的二五眼，还真有人用假票混了进去。大部分时候，大部分人总觉得自己做的戏票还不到能以假乱真的水平，所以不敢拿出去用。也有过于自信的，拿着自己造的假票去看戏，被人家验票的追出好远，甩掉追自己的人后，后怕得不行：“万一被抓住了，让老师去领人怎么办？”回来一说，我们笑得前仰后合，那同学就好几天再不敢到戏院子门口去。下课后，有的同学会对着那受过惊吓的同学喊一句：“查票的来了。”我们知道怎么回事的就跟着大笑，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就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

　　穷也有穷的乐趣。

想念小河

那时候村北有一条河，暑假的日子里，我们出来割草全是围着小河转，忙乎一上午，出一身臭汗，割一大篮子草交到生产队里喂牛，十几斤草才能换一个工分。我和小伙伴们热了就会脱得光光地下水游会泳，有时一个下午要下三四次水。

　　女孩子割草有时也愿到河边来，热了蹲在河边洗一把脸，在河水不深的地方，卷起裤腿，下水降降温。坝里的水清澈透底，看着很浅，下去一不小心就湿了裤腿。

　　我们男孩子最不愿看到女孩子到河边来。有时刚从水里爬上来，把身上的水才晾干，一支腿已伸进了短裤里，发现有女孩子从附近的庄稼地里出来，害怕的不是她们，倒是我们。没穿衣服的还好说，吱地一声钻进了水里。正把一只腿伸进短裤的，越着急越穿不上，没办法，只能慌慌张张地脱掉短裤，重新跳回到水里去。

　　平常里女孩子也是不敢随便得罪的，她们要是说一句：“开学后我告诉老师去，你们天天去洗澡。”男孩子会害怕好几天，因为老师知道了真会罚你站的。大部分女孩子只是说说，到开学时，早把自己说过的话忘掉了。

　　随着下水次数的增多，我们游泳的水平也越来越高，胆子也越来越大。有时想到河对面去，就把衣服放到篮子里，把篮子顶在头上，用两只手轮换扶着，向对岸游，这时两只脚摆动的频率要比平时高好几倍，游一段距离后觉得手累了，就只用两只脚活动（这叫踩水）整个身子几乎是直立在水中的。河的最宽处要有四五百米，游到中间最害怕的是腿部抽筋，要是真抽筋了，游不动了，人就会沉到有好几米深的水底去，别的伙伴想救也救不了你。快到对岸时，每个人的力气都用得差不多了，篮子里的衣服湿就湿一点吧，活命要紧。有先游上岸的，看后边的实在不行了，就赶紧回头去帮一把。等都上岸了，大家会坐在岸边喘好大一会粗气。

　　河边有水分，河边总有我们割不完的青草。每当割草累了或是玩累了，我们就会静静地坐在河边，望着蓝蓝的天空，想象山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每次回到故乡，望着已干涸了近二十年的河底，我会想念小河，怀念小时和伙伴们一起在河边度过的日子。

我从大山里走来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从山东平阴的一个小山村里走来。

　　家乡那片缺少文化滋养的土地孕育了我最初的文学之梦。小时候总觉得天那么高，山那么远，幻想着自己长大了一定要先去山顶摸一摸天是什么样的感觉。等我大一点了，第一次爬上山顶，没想到山外还是大山，而原以为站到山顶就可以摸到的天空又跑到远处的山顶去了，我不免有些失望，但心里又想，总有一日我会摸到天的。

　　16岁那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到村里和乡亲们一起荷锄田间，17岁时又去建筑工地下苦力。生活的无奈和精神生活的空虚使我活得很压抑，觉得只有到想象的空间才能放飞我的梦想，我要用我的心灵解读纯朴的故土这部博大精深的无字书。于是，苦热的夏晚，别人都跑街上去乘凉，只有我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接受着蚊子们的亲吻，随意地把汉字组合在一起；寒冷的冬夜，村人都进入了梦乡，我还坐在那盏跳跃着火花的孤灯下苦思冥想，父母睡醒一觉了，看我还在那儿“用功”，心痛的小声说：“孩子，早点睡吧，明天还得起来出工哪”。我把当时制造的那些作品“发表”在陋室斑驳的墙壁上，希望将来碰上能读懂它们的伯乐。

　　一个在外工作的表叔经常鼓励我：“你不要灰心，要多写多练，总有一天你的文章准能发表，你会成功的。”或许他读不太懂我那些文字，但他的话语给了我不少信心和力量。18岁那年的初秋，一位瘦高个、长得很是清秀的接兵排长，走进了我那间四壁贴满了手稿的陋室。不知他是读懂了那些文字，还是读懂了我那颗苦苦挣扎的心，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说，只是用那种满含期待的目光看着我，然后说：“培静，跟我走吧。”父母听了既激动又难过地转脸抹起了眼泪。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我早就想什么时候能走出这大山，去看看外边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这次我终于如愿了。我离开家乡时什么也没有带，只把那些贴在墙上的“作品”打进了背包。到北京新训时，对我来说，每天的生活都是新鲜的，训练之余，我能看上报纸，看上电影，全新的感受每天都能把脑子填满，我开始记日记，把每天的所思、所想、所悟都记录下来。新兵连的生活紧张有序又充满情趣。那时和我们一起训练的还有二十几个女兵，对我们这些山里娃来说，操场上的女兵方队是这个世界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训练时总有人管不住自己的眼睛，向女兵们那边使劲。有人挨训后不久，还会有人犯同样的错误。紧急集合时，有人穿反了裤子，有人背包跑散了架，有人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后来我被分到了山西金沙滩附近的一个部队煤矿，当翻斗车把我们和行李一道拉向营地，迎着沙子打脸的狂风，望着路两边越来越荒凉的景象，我们真希望这是在做梦。没想到我们从大山里出来，又进入了比家乡地理条件差好多倍的另一座大山。这儿的积雪四、五月份了还没化完，一年四季刮大风，扬起的尘土遮天避日。看到的是几天以前的报纸，方圆十几里只有一个小村子。下井挖了半年煤，看我不吃大米身体受不了，领导开恩把我调到井上烧锅炉。我的空闲时间多了一些，我经常跑到山上，找一片树林，在厚厚的树叶上躺下来，看书累了，就通过树枝间的空间望着斑驳的天空发呆。那时我的思绪飞得很远很远，飞回了故乡、飞回了童年，飞到了二十年后我的生活面前，那时我已经事业有成，宏图大展。

　　我报告参加了山西刊授大学的学习，更勤奋地写稿投稿。我记得很清楚，我被录用的第一篇稿子是寄给我们家乡县广播电台的一篇通讯。记得邮给了五元钱的稿费，不知什么原因了，那五元稿费我并没有拿到。由于过度劳累，我曾晕倒在煤井里。由于熬夜，我趴在书桌上睡着了，燃尽的蜡烛烧毁了手稿和书籍，也差一点把自己葬身火海。那段艰苦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积累，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铺下了牢固的基石。

　　在我离开煤矿之前的寂寞岁月里，最大的苦恼就是没有书读，对我来说，那段生活给我留下来的只有几大本剪报和十几本沉甸甸的日记。剪报是我从洗澡堂里收集来的，我像个探宝的人，从那些濡湿的、别人包衣服鞋子的旧报纸上搜寻到文学、文化有关的文章后，如获至宝地赶紧剪下来。那十几本日记里，更是记录了我那十多年人生的艰难足迹和心理路程，那是一笔只属于我自己的无形资产。

　　调北京工作后，我干上了民警的工作，下片熟悉情况、调解纠纷、处理案件，天天忙得不亦乐乎。我曾协助市局同行抓获过两名持枪杀人犯，和同事一起一下抓到过十八名诈骗犯，三次救火两次都差一点光荣了。在这同时，我的业余创作也是大面积丰收，除作品在全国各地报刊遍地开花外，小说作品多次在军内外获奖。一九九四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先后出版了小说集《秋天记忆》、《怎能不想你》、《王培静微型小说选》、《家书·情书》、《替我叫他一声哥》和纪实文学《路上》，青少年素质读本《谁不愿做只飞翔的鸟》荣获冰心图书奖。

　　走在这城里五光十色的大街上，我时刻提醒自己：我从大山里走来，我是农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