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菊梅

　　母亲

　　●王菊梅

　　年年节日拜望父母，总见母亲笑容灿灿，或门口相迎，或村头相送。今日风里雨里赶回，却见新土偎着旧土。立在母亲坟前，我无尽哀痛。

　　我又看见了母亲那一双忙碌着的小脚。生于民国元年的母亲，一双脚裹得精致可怜。可她从来就不闲着，哪怕有病还强撑着，儿时的一幕，至今还刺痛我的心。那年天旱，人们用辘轳浇地，她和别人一样出工。有次，她累得两腿酸软，一桶水没有拉出，回转的辘轳把儿重重地打在她的额头。母亲受伤了，没有人告诉我。午间放学，看见她坐在凳子上缓缓地叠着晒干的衣服，头上裹着一围干净的白布。白布像厚厚的头饰，衬着大眼睛，高鼻梁，白皙的脸庞，我嘴里说着“好看！”伸手就去摸，没想到她疼得应声倒地。行医的外祖父说像她这样的伤势必须卧床静养。

　　母亲孝敬和体贴老人的情景一幕幕在我面前展开。祖父死得早，不管有什么难事，在祖母面前，母亲总是挂着笑脸。祖母病了，看上去很沉重。父母的房间和祖母卧室仅隔丈余宽的中堂。夜间，母亲却坚持守在祖母床前，谷草铺地，和衣而卧，精心伺候。从寒冬到初夏，整整几个月，祖母走后，母亲大病一场。我的婆家奶奶，仅大母亲七岁。有一年，我买了一块丝绸要为婆奶做寿衣，母亲自言自语：“颜色正，料子好，得细心，我给她缝吧！”母亲确有一手好针线，家里人多，她冬缝棉衣夏缝单，村里年轻人也喜欢找她做嫁衣婚被。以前用的是煤油灯，夜里油干了添，添了干，常常做个通宵。这时，母亲已是近八十岁的人了，四世同堂，儿孙成行，至尊至爱，我也有了一定的职务，怎么能让她老人家为婆家操心费力呢？我坚辞不肯。母亲却开怀地说：“你嫁到人家，我就晚你奶奶一辈，只求老人高兴。”果然，竖领薄边、平展可体的寿衣使婆奶欣喜，竟然在活着时还穿了一天。

　　母亲不识字，文化情结却很深，盼儿女成才，功夫直到细微之处。六十年代初，我写过一首打油诗：“自幼好学亲灯头，慈母挑灯呵冻手。县中求读念道远，立雪含笑送村口。”纷纷扬扬的大雪压弯了树，铺满了崎岖小路。从家里返校，得走二十里地。其间要爬过一个土岗，岗上的路边有个废弃的枯井，风卷雪满，方位难辨，常有危险。我急着返校，父母十分担心，父亲只得挥着铁锹给我带路。出了村口，我回头看见，母亲冒着严寒，没有袖手，一丝不乱的发髻上，飘落了一层雪，羸弱的身子有点站不稳。母亲的期望似乎凝滞在她的目光里。我心里一酸，泪水涌出。放心吧，娘，您的希望就镌刻在女儿心里。

　　母亲的深明大义尤其令我敬重。“四清”运动前，我家祖祖辈辈以加工银饰为生，虽不富裕，也常常有人小借，母亲从不让人空手而归。令我一生难忘的是，七十年代中期，当时凭布票、粮票、油票、豆腐票、肉票过日子，我爱人在部队服役，我和半岁的儿子只有四十斤口粮，偶有客人往来，月初月末总有几天饥荒。母亲见状，捎信让家里送来五十斤面粉。也恰在此时，暴雨连日，水库遭险，洪澧河泛滥，驻马店、郾城一带一片汪洋，数十万灾民被洪水围困，机关组织捐助食品。母亲知道后，急忙借来鏊子，到木工房求些木柴刨花，不顾闷热的天气，从中午一直忙到掌灯，几乎把一袋面用完，烙了几十斤薄饼，帮我送到抗洪指挥部。第二天，我发现母亲的手背肿得发亮，有点自责，她接了一句：“咱是救命，这种天要在过去，不知死多少人哩。”

　　最刻骨铭心的是我和母亲的诀别。我先后在豫西、豫南工作。责任很重，能力有限，自然很少回家，深感欠母亲的太多太多。九十年代末，我作为某市市长候选人，第二天就要进行大会选举。晚饭前，工作人员告诉我“家里老人病重”，同时又提醒说“选举是个大事”。母亲年迈，相见的时间也许就这一个晚上。“回家！天亮前赶回来出席会议。”当我回到两百公里以外的老家，母亲睁开眼睛，平静地说：“干公家的事，不能只顾爹娘。”在床前依偎着母亲半个多小时，我准备返程。她拉着我的手：“去吧，我要真不在了，哭两声就中，别傻着很哭。”这次母亲倒是挺过来了。几年后她静静地离开了人世，当时我在会议上，没有，竟没有和她说上最后一句话。我常常锥心：母亲临终前，没有摸着她枯瘦的手，让她感到女儿的不舍和留恋，后悔没有给她亲手裹足，裹得像她活着一样干净利落。

　　母亲也有心事，就像从旧中国过来的老人一样，她最怕死后火葬，在我面前也念叨张叔李婶都没有火葬，但又悄悄交代舅舅：“孩子在外干事，别犯政策，就火葬吧。”母亲就是这样，一生刚强、自尊、勤劳、善良，真真切切为别人活着，她把一切都给了儿女，给了这个家，给了周围的人。在儿女心中她一定永远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