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华奇

　　三年前,曾经在河北正定县工作过、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偕夫人彭丽媛一行,来正定参观考察,我和当地领导有幸陪同,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

　　习近平一行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长乐门、临济寺和赵云庙。登上长乐门后,习近平认真观看了长乐门修复展,详细了解了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情况,并在城楼上眺望正定县城新貌,对正定的城市建设赞不绝口。在临济寺,习近平与临济寺住持有明老和尚亲切交谈。他说,浙江普陀山的戒忍大和尚是从临济寺出去的,与临济寺有很深的渊源,前不久戒忍大和尚还来到这里考察,并为推动临济寺的开发建设作了一些努力,希望今后双方继续加强联系,共同促进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习近平一行还饶有兴致地参观了赵云庙,了解了赵云庙扩建进展情况。

　　随后,习近平在金星假日大酒店与大家亲切座谈。张景良、徐连仁、李志深、师文山、张五普、何玉等曾经与习近平并肩工作过的老同志参加座谈会。白润章、王玉廷也专程赶来出席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共同回忆了一起工作的难忘岁月,交谈中充满了对正定的深情厚意,流露着同志之间的关怀牵挂。张景良等老同志充分肯定了习近平在正定改革开放历史上的关键作用。

　　特别是习近平同志既深情回忆了在正定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又对正定的改革发展寄予厚望,表露出将继续给予关注和支持的强烈愿望。为准确表达习近平同志的谈话,现将我整理的录音稿辑录如下:

　　一

　　这次到正定来,感觉和回到老家一样亲切。长期以来,我一直想回来看看,但一直脱不了身,到北京往往也都是急匆匆的。所以有很多想回来的计划,都无法实现。春节前后,我有回来的想法,主要还是因为冯国强同志病重。当时,宝怀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国强同志想见你一面。我听到这话以后,心里一直放着这件事。因为我有一种预感,只有早点回来,才有可能见上一面。上一次去北京就想回来,但是跟家里联系不能多耽搁,结果没有成行。几天以后就听到国强同志去世的消息,没能如期见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现在跟在座的相比,我虽然年纪还相对小一点,但也是过五十的人了,对事情还是有一些怀旧,特别是发生在关键时期的一些人和事,总是难以忘怀,所以老想起当时到正定来的情况,老想起国强同志和当时这一班同志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所以我说我得来看一看。再加上积累的,像解峰同志去世我也没回来,再有邢崇智同志去世我也没见着。这次来看一看他们的家属,也算了却一桩心愿吧!这是个主题。同时看看我们的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定位就定位在这儿。所以,我打电话给宝怀同志,从这条线上联系,也就是有限地联系几个人。不可能全联系,全联系我这时间也不够。越想面面俱到,越不可能面面俱到,反而还要得罪人。所以我就看几户,然后在石家庄跟我们满秋书记一块儿吃顿饭,到正定看几个老同志,这是第二个心愿。第三个心愿就是同时对正定的情况做一个了解,但这不算我和正定县同志正式交换意见,因为如果这样就显得草率了一点,所以来这里只是顺便座谈一下,了解一些情况。今天来呢,我觉得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二

　　今天来正定走一走,我感到很高兴!一个原因是又回到了河北,回到了正定。因为这是令我经常回想起来,经常触景生情的地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从政的始发地在正定。在这之前不能算。之前我插队七年,当大队支部书记那是在基层;后来在中央机关,那是当工作人员。真正当领导干部,起步是在正定。现在回想那个时候无论什么体会都是非常鲜活的,非常深刻的。因为开始让我下到县委来做县委副书记,感到诚惶诚恐。我心想这是老虎吃天——不知道从哪下口。虽然有一定的知识面,但是这不能代表实践经验,一切从头开始,一切都要学习。这个学习过程,这所学校就是正定。所以想到河北想到正定,感到格外亲切。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那是不寻常的三年,不同于一般的三年。

　　其二,就是看到我们正定的同志们,包括现任的领导同志,特别是这些老同志,感到格外高兴。一切都历历在目呀!来了以后,我记得刚见到贾大山同志,大山同志扭头一转就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因为那时候的班子大都是“三八式”,像冯国强、张景良书记;宋联捷等同志参加革命稍微晚一些,但也是四几年。再一个就是像徐连仁、李志深这样一批老同志,都是我们文革前择优选过来的,整个班子都是老同志的班子。跟这个班子在一起,确实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跟着学、跟着走的过程,所以我说冯书记起了一个传帮带的作用。我们有幸在这么一段时间跟班学习,很不容易。因为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来的时候,还不是全面年轻化的时候。我是八二年四月来的,跟老同志们学习;直到八三年开始年轻化,又跟下一茬比较年轻一点的共事。就是这么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所以当时在这里接触面是很大的,学到的东西也是很多的。

　　其三,就是虽仅仅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地看了几个点,但明显感到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也是非常高兴的。南城门这个地方,城门楼是新修的,整个一条街全部改造了,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街。记得我上次是九七年来的,还没有看到这些变化,是万勇同志在任以后修的。我们在任时的理想,就是一起讨论正定的发展道路——旅游兴县。我们正定历史上曾经有九楼四塔八大寺,怎么让它弘扬光大?如何恢复其最灿烂辉煌的景况?这都是我们经常思考研究的问题。正定的文物古迹非常集中,是其他一些县所不具备的。但是正定要挖掘,要恢复,要充分利用起来。这个思路明确之后,才开始建设“四塔”,建设隆兴寺;然后再搞一点其他点缀,建成荣国府等等。但这些仅仅是开始,真正的变化是在后来。从整个投资环境来看,现在就河北来讲正定可能是最好的,高速公路、107国道、京广铁路、石家庄机场全部聚交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只要我们正定始终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不断全面整合资源,挖掘自身潜力,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就能因地制宜地走出一条正定发展之路。

　　三

　　回想当年,在那个阶段,可以说从解放思想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做到了。那时百废待兴,有很多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还有很多是需要重新定位的东西,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毕竟是一个新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那个时候有一些思想上的不同认识是很正常的,甚至很多问题被多数人所不理解、不认识,也是正常的。比如大包干,正定是从里双店开始推行的,如果没有“程解放”(程宝怀),能一下推得开吗?那时想得太多也不行,就得像宝怀同志那样,凭着对改革的热情和敢于创新的精神,一推就推开了。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到了什么,其中之一就是做到了解放思想这一条。做到这一条并不是因为我们本事大,而是从心里有一种想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觉悟和愿望,有这么一颗诚心,试着去学、去闯。当然做的时候,有的可能到位,有的可能不到位;有的学得比较像,有的学得不太像。对这个问题,当然还是亦步亦趋地去做。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文山同志去南方学习比较多,像江苏无锡乡镇企业比较发达。当时学到的经验,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但我们思想上并没有框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那时我觉得这个班子事业心还是比较强的,就是有想干事这种热情和激情。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经过十年内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再一个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正定属于“高产穷县”,正定周边有很多红旗单位,我们满秋书记当时在藁城就搞得很好,周围有好多地方创造了很多好经验,形势逼迫我们必须往上往前走。在新的时期,怎么走出一条新路,我们感到责任和压力很大。但大家都有一颗强烈的事业心。那个时候的同志,就是客观上条件不行,工作、生活环境都非常艰苦,主观上却都是比较自觉的,特别是像这样一批老同志,都是革命战争年代打江山过来的,在这方面都做出了榜样。现在回过头来,想到现在的腐败问题,出现这样那样的案子,真是触目惊心。虽然现在条件变好了,但我们还是要学习这种精神。当初我来的时候,说是让到一个好县。我说什么是好县,回答说正定是好县。我开始说到平山也可以,组织上说别去平山了,那时平山还因为派性扔炸药包呢。说正定是好县,来了以后就让我住办公室里头,两个板凳搭起一个床板,然后旁边支一个灶,自己用煤烧点开水。咱们国强书记那时开会经常晚点,一晚点就没有热菜吃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小灶的概念,所谓的小灶就是留碗菜,留几个馒头,来一块卤豆腐就行了,没有青菜。当时我们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就是宋联捷同志;他老伴无微不至,每天给他煮三个鸡蛋,所以我们叫他“三蛋干部”。那时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达到“三蛋”水平,也就进入小康社会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追求。当时没有专车,最好的是两辆212吉普车。那时候请客就是一盘饺子。我开始没有分配以前,让我到平山等一些县去调研,到哪都是一盘饺子,吃了就算完了,那个时候就是这么一个水平。后来开放一点了,我们搞对外接待,就创造了一套“正定宴”,包括扒糕、猪头肉,然后馄饨、缸炉火烧。我讲的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现在要学这个,因为毕竟条件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那个时候财力也就七、八百万,现在达到三个亿,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当时那个精神还是要继续保持和发扬。

　　四

　　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的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做得很好,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民为本,在当地受到大家的支持和拥护,特别是这些老同志们的支持。这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刚才大家讲到的连续性、接力棒,一任接着一任干。我们在座的,县委书记、县长都好几任了,比如老程同志、王玉廷、孙万勇、牛祯贵、贾玉英同志。实践证明:干部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确实要有一个好的干部队伍,而其中党政一把手是很重要的。同时要有一个团队,要有一个领导集体,进而形成合心、合力、合拍的重要局面。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调动一切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就是朋友搞得越来越多,敌人搞得越来越少,形成这么一个合力来推动工作。我觉得正定能够不断发展的良好基础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希望大家一起倍加珍惜这样一个好的局面、好的形势,共同促进新的更好的局面形成。

　　讲到我自己,我感到非常惭愧,对正定关心得还不够。在这方面是心有余而力有所不到,不是力不足。本来有一些力,可能力还不到,在怎么能够拿出更多的精力,来思考我们正定的事情、思考正定发展方面,还做得不够,应该说还是可以积极地有余力去做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强。刚才张景良书记给我提的这个希望,我下一步将以此作为一个激励,把这件事情做好。怎么做?这个事情要研究。第一,我下一步还需要多了解正定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一些动态性情况。第二个呢,就是通过一种方式,一种机制,一种平台,比如浙江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如何对其因势利导,按市场的办法做事,不可能指定谁来这里干什么,要会因势利导地去推动,像过去的纳爱斯来那样。只有了解一些情况,了解正定的需求,了解那些民营企业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实现对接。对接的工作,虽然现在没有到河北来做,但实际上在全国效果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浙江是有很多经验的,人们称之为“浙江现象”,很多省都在学习。但我讲一句话,学习经验不能生搬硬套。因为浙江这套东西,有其一定的存在条件,离开这种条件可能就不行。浙江经验的核心是什么,是浙江人。大家知道,浙江陆域资源是非常少的,但是现在我们视野辽阔了。我们10万平方公里的陆域,12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三千多个五百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占全国的五分之二。海域资源,我们现在开发得还不够。而陆域资源又不够,怎么办呢?几千年下来,就形成了逼着浙江人把自己变成资源。他们学会了无中生有,就是所谓人口资源变成了人力资本。他们本身是一种创业型的人才。浙江人经商由来已久,因为过去地就少,有很多人要去经商。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大部分地区都深受理学影响。程朱理学在宋朝最盛行,形成了完整的理学体系。而在浙江却独树一帜,永康永嘉学派,积极倡导功利主义思想,“实事实功”、“务实不务虚”;明末清初时的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反对“以工商为末”,实行的就是崇商,讲究利义并举。这样传承下来以后,形成了浙江人会经商、愿意经商。浙江人视野开阔,精明强干,能工巧匠很多。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浙江人捷足先登,从最早的所谓掘“第一桶金”,形成了原始积累,这就是浙江人。

　　我们浙江是什么概念呢?4700万人口,个体私营企业200万家,涉及到1000万人,还有400万人在全国各地创业。从去年底初步统计来看,运营资本有5300亿在其他30个省。还有100万人在欧洲,并从欧洲扩散到全世界。现在不是说和谐社会要形成橄榄型社会吗,就是中间大两头小,中产阶级相对较多。这种社会形态浙江是最容易形成的,也是最可能率先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每个人都是创业人才,形成了良性的内生机制。即使外资不来,也照样可以生存下去。一个企业破产了,会有更多的企业成长起来;以中小企业为基础,不断发展成为大企业。而为了成为大企业,就要不断地走出去,到省外、到国外。这是浙江最核心的经验之一。那么,我们如何和外界联系推动呢?主要就是推动浙江民营经济根据他们的需求,根据各地的需求,包括根据河北的需求、根据正定的需求,做一些穿针引线的工作。我去年去了一趟重庆,提前3个月让协作办把准备到重庆投资的项目梳理一下,不要急于签合同,等我去了以后搞一个“证婚”仪式,让他们集体签约,几百人坐在一个大厅里,总共签了240亿,没有一个是意向,全都是合同。浙江还有往外走的需求,这个需求一旦相互结合起来了,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双赢局面。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我们将来可以互动一下。当然了,你们还有其他需求的话,可以通过这个窗口——东部的窗口、长三角的窗口,多做一些事情。这个我们可以联络。刚才看到临济寺这些文化建设项目,这也就是渊源关系了。戒忍现在到了普陀山,还有幸回来推动我们临济寺的建设,像这个事情我们敲敲边鼓,促一促还是可以的。

　　五

　　这次回来看看,我非常得高兴,也很有感触。我想跟正定的联系,那肯定是第二故乡的联系,这是永恒的,希望也是不断的。将来你们如果愿意去浙江,我是欢迎的;但是我建议组团来,这样接待起来比较完整一些,也比较方便一点。如果来,特别是一些老同志,组织他们来一下,我给你们安排,到处看一看。当然平常你们自己来我也欢迎。我已说了,我也五十多岁了,也更有一种思念之情。能够经常见我们这些老前辈、老战友、老朋友,我也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回来跟大家见见面,我心里也得到一些安慰。

　　谢谢大家。

　　座谈会后,习近平书记和大家一起共用晚餐,席间依然充满了浓浓的情谊。晚餐之后,习近平书记一行依依不舍地与大家话别,踏着夜幕往北京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