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袁伟民先生写书
袁伟民先生，早前是中国男排队员，后来出任中国女排教头，大概是因为带领中国女排赢得“三连冠”佳绩，于1998年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两年后出任局长，直至2004年从局长任上退了下来。袁伟民先生卸下乌纱帽后，不知道是因为寂寞，还是自认为有许多经历可供世人借鉴，或者是有许多趣闻可与世人分享，还是因为赶名人写书、当官的写书这股风，还是因为当官的时候没有挣到大钱，借出书捞一把，还是这个因为那个因为兼而有之，一下子便写出了厚厚的一大本《袁伟民与体坛风云》。
袁伟民先生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问世，也真是托体坛风云的福，也一下子便掀起了风云。照理说，一个一生玩球、后来又做了几年体育大官的人，拿自己的经历做材料写出厚厚的一大本书，也真不容易，也真有他的本事，其中也一定有精采之处。拿行话来讲，就是说其中一定有许多看点、许多卖点。否则，怎么能掀起风云呢？否则，出版社哪能那么积极呢？我是这样想。我还打算建议邻居那个做体育运动活的小伙子不妨买来读一读。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议，那书中的看点、卖点便在媒体炒得沸沸扬扬，风云之浪越掀越高，越来越猛。其中最精采的是第四章：“北京申奥：深层的故事”。这“深层”也真是“精采”的点睛之笔，正好挑起现代人乐于探索“深层”的神经。一时间，媒体记者这个采访，那个采访，网友这个评论，那个评论，个个忙得不亦悦乎。可怎么个“深层”法呢？书中说，北京申奥过程中，中国那位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不听招呼，自作主张，自行其是”，“依然我行我素。他没有投罗格的票，而投了金云龙”，并且“已是公开的秘密”。依据是，金云龙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那位资深委员属于五名连署人之一。还说，2001年7月15日，国际奥委会投票产生新主席的前一天，从莫斯科惊爆险情：国际奥委会一重量级人物碰见国际奧委会中国的女委员说：“你们那个人，态度暧昧，快告诉你们的部长”。书中又说，2003年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中国的于再清竞选执委失败，究其原因，也是那位资深委员口头上支持于再清参加竞选，行动上却并不一致，并且通过德国媒体进行了“干扰”，即：“让一个政府告诉我们谁应该进执委会，这是不能允许的。”袁伟民先生说，这给中国造成了不良影响。等等。原来如此！这“精采”却是揭发资深委员的错误！这看点、卖点原来是端正视听，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像！当然，也是顺便让人们看看袁伟民先生退休后的爱国之情！
袁伟民先生也真能写啊！那“揭发”晃眼看去，言之凿凿，也颇能打动人。可是，袁伟民先生尽管做到了部长级的高官、尽管在人世间混了、风云了一辈子，却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一个常识性错误，即：“揭发”无事实，“定罪”无根据。尽管叙事过程中挂出了一些高官名号，也尽管言之凿凿，可原来全凭想象。
也真是，常见得，有的人做了几年高官，便忘乎所以。
可人不都是那么好欺侮的，尤其是资深委员，代表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做事，你白纸黑字，要抹黑便抹黑么！要诋毁便诋毁么！更何况，特定环境、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人物，不指名也是指名！既如此，别人又岂能容忍是非颠倒、栽赃陷害！
果然，袁伟民先生所谓的资深委员即是何振梁先生。
果然，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何振梁先生站了出来。
何振梁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为自己辩护并提出质问：关于投票问题，何振梁先生说，“将连署和投票支持混为一谈，是对国际奥委会基本运作缺乏起码的了解。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任何人要参加主席的竞选，都必须有五名委员联合提名，也就是联署，最终支持谁，则是由投票来决定。”“当时只能选一人，但是有五个人竞选。我们中国首要的目的、最根本的利益是确保我们北京申奥成功。”为了这个确保，也是“从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出发，我支持罗格。”正因为如此，即“考虑到北京申办奥运会，对金云龙我不会当面说‘我不支持你’。”“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公开宣布支持其中一个，而不支持其他四个，这样做对北京申奥有利还是不利？”“由于我在国际奥委会里的地位和影响，所以（领导）给我的任务是：支持一个，稳住其他四个。”同时，关于连署，何振梁先生2001年3月3日还在日记中写道：“与罗格通话，告诉他金云龙让我连署提名他为主席候选人的信，我已允诺。我觉得在连署前应先取得罗格的理解。罗格感谢我去电话，说我同意为金连署完全是正常的人际关系。”显然，何振梁先生的作法是正确的，其说法是站得住脚的。袁伟民先生把连署作为投票的依据，即你“连署”了就一定“投票”了，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拿一位网民的话来说，何振梁先生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袁伟民连这个道理都不懂”。至于袁伟民先生还说，国际奥委会投票产生新主席前一天，莫斯科惊爆险情，国际奥委会一重量级人物碰见国际奥委会中国的女委员说，“你们那个人，态度暧昧，快告诉你们的部长”，以此作为何振梁先生投金云龙票的依据，则更是无稽之谈。其实，更为根本的是，何振梁先生说，国际奥委会选主席是“无记名投票”，“是秘密投票，并且投票没有写票，而是电子投票”，“谁都不知道我投了什么票，除了我自己之外”。显然，我们不难看出，袁伟民先生关于资深委员“连署”“投票”的说法，实在是非常主观、武断，他不仅仅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常识性错误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人的修养、品格、综合素质等若干问题。
关于于再清竞选国际奥委会执委失败，关于通过德国媒体干扰，给中国造成不良影响问题，何振梁先生说：“于再清首次竞选失败，可以说完全是他们作为领导决策上的一个错误，拿这件事来说事，是希望推脱自己的责任”。何振梁先生说，2002年釜山亚运会期间，袁伟民已经就于再清竞选国际奥委会执委的事情与罗格进行了勾通，当时罗格就已经告诉他：“于再清2000年才当选委员，马上便竞选执委，时间早了些，是不是可以考虑条件更成熟一些再说。”何振梁先生说，罗格与袁伟民之间的这段交流，也是罗格后来才告诉他的。何振梁先生还说：“2002年11月，他们找我谈话，让我推荐于再清竞选执委。我和于再清是多年的朋友，有关方面希望新老交替，我也支持。但老实讲，以于再清当时的情况，委员们对他的了解还不足够，竞选确实存在很大的风险。但这次谈话后，我还是按照要求在当年十一月底的墨西哥会议期间，向罗格提出：明年我就将任届期满，我不会竞选副主席位置，我推荐于再清竞选执委。在这种情况下，罗格告诉我说：‘他已经收到袁伟民的信了，袁要求推荐于再清竞选执委。’坦率地说，（他这样做）这是犯了国际体育外交的大忌！”何振梁先生还说：“在他们跟我谈话的时候，我就已经说，推荐于再清没有问题，但应该通过我和吕圣荣这样的委员来推荐，通过政府或者官方的途径来推荐，很容易坏事情，因为那会被委员们理解为政府对国际奥委会的干涉。结果，他还是以体育部长的身份给罗格写了信。”至于德国媒体干扰、给中国造成不良影响，即德国一家媒体刊登文章，说“让一个政府告诉我们谁应该进执委会，这是不能允许的”，何振梁先生说：“那篇文章出来的台前幕后，我一点也不了解，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甚至直到目前为止，我与这家德国杂志都没有任何的个人联系。现在拿这些东西来说事，只能说明他试图掩盖自己决策的错误。”根据何振梁先生上述说明，我们看到了事件的真相。而袁伟民先生既没有拿出何振梁先生“口头上支持于再清参加竞选，行动上却并不一致”的证据，也没有拿出何振梁先生如何“通过德国媒体进行干扰”的把柄。而袁伟民先生硬是要说资深委员何振梁先生口头上支持于，而行动上并不一致，并且还通过德国媒体进行干扰。这种无中生有、颠到黑白、栽赃陷害的行为，让人们看到了另一个袁伟民先生，即让人们看到了一个部长级高官阴暗的一面。
问题既出，事端既起，当事人要么赶紧认错、赔礼道歉，采取措施收拾残局；要么赶紧拿出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你的命题。然而，袁伟民先生面对媒体，指东说西，问牛答马，一会儿“国家利益至高无上”、“说真话是我的责任”、“目的只为还原历史真相”，一会儿“熊掌和鱼不能兼得，是很简单的道理”（袁先生其实不懂这个道理）、“他骂我，我很坦然”，还说什么“这本书所讲的事情，都有证据可查”（到了“生死”关头，“证据”就是不拿出来）。等等。全是一些废话、套话、屁话。须知，凡涉及是非问题都要讲证据，那些与实质问题毫不沾边的屁话，你就是脱得精光，拿着大喇叭在北京长安街、上海南京路一边裸奔，一边大吼，也没有人支持你。还需指出，如果你仍然沉浸在当过几年部长级高官的情绪里，对记者继续吼什么“象我们是高级干部了”什么的，人们对待你的只有嘲笑和口水。
当然，袁伟民先生走到这一步，也够悲哀可怜的，网民们骂，“袁伟民就是一个搅屎棍，雇人写一本书胡说八道”、“自己用弱智的思维去理解别人的行为”，等等，一点也不客气。何振梁先生则一开始就十分气愤地说，“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道好人有多好”。更还有，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先生面对媒体，对袁伟民先生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一针见血，发表四点质疑，即：“自曝投票内幕算不算泄密”、“涉及反兴奋剂为何含糊其辞”、“审计当事人是否真的无过”、“对打假扫黑为何讳莫如深”。关于第一点质疑，陈培德先生严肃指出：“他在诋毁何振梁先生的同时，给国家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使不该公开的国家外交策略、外交机密泄露了。诋毁过去的老上级是个人品质问题，造成国家机密泄露则是政治纪律问题。”同时指出：“一个正部级领导，犯此最低级错误，真不知道究竟是政治上的幼稚，还是文化上的缺失！”关于第二点质疑，陈培德先生质问道：“曾经的袁局长为了表明自己反兴奋剂的决心，没点名地说他顶住了来自上面的和地方领导的压力。有事实吗？”“事实是有关领导只是要求复查，这也是符合兴奋剂检测程序的，何错之有？何压力之有？用给领导栽赃来突显自己的正确，还说句句是真话。从这个角度看，的确可以算是一起‘体坛风云’（了）。”关于第三点质疑，是指袁伟民先生卸下乌纱帽之前，国家审计总署对体育总局的审计，即经审计查出，自99年以来，体育总局动用奥运资金1。31亿元，用于建设职工住宅、总局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补贴等。陈培德先生指出：“曾经的袁局长用了整一章的篇幅为‘审计风暴’事件辩解，告诉人们是‘审计总署搞错了，我们受委屈了，只好忍辱负重’。”陈培德先生同时指出：“如此连篇累牍的辩护词，能有多少可信度？我们更希望审计总署出面回应，是搞错了，就应该公开道歉，没错则该过加一等。”面对陈培德先生如此严肃质问，袁伟民先生不知有何感想？不知又该如何回答？当然，还需指出，陈培德先生提到的“算不算泄密”问题，事关国家形象和外事，人们现在关心，有关部门和组织，需不需要对事件进行清理或清算一下呢？有关当事人，需不需要负点责任呢？至于审计总署对体育总局的审计，人们也一样关心，相关部门是默认袁伟民先生的辩解即默认当年审计错了呢，还是站出来给个说法？一句话，问题已经摊到桌面上，无论是袁伟民先生还是相关部门，都应该站出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涉及国家形象、国家利益，涉及政府的公信力。固然，袁伟民先生走到这一步，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可怜而悲哀的曾经的部长级高官，可是，袁伟民先生的可怜而悲哀与国家形象、国家利益、政府的公信力相比较，他已经很是微不足道了。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相关背景资料见10月12日、14日、30日、11月4日、13日《成都商报》及《钱江晚报》、《南方人物周刊》、《体坛网》、《新民网》等媒体）
袁伟民先生，早前是中国男排队员，后来出任中国女排教头，大概是因为带领中国女排赢得“三连冠”佳绩，于1998年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两年后出任局长，直至2004年从局长任上退了下来。袁伟民先生卸下乌纱帽后，不知道是因为寂寞，还是自认为有许多经历可供世人借鉴，或者是有许多趣闻可与世人分享，还是因为赶名人写书、当官的写书这股风，还是因为当官的时候没有挣到大钱，借出书捞一把，还是这个因为那个因为兼而有之，一下子便写出了厚厚的一大本《袁伟民与体坛风云》。
袁伟民先生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问世，也真是托体坛风云的福，也一下子便掀起了风云。照理说，一个一生玩球、后来又做了几年体育大官的人，拿自己的经历做材料写出厚厚的一大本书，也真不容易，也真有他的本事，其中也一定有精采之处。拿行话来讲，就是说其中一定有许多看点、许多卖点。否则，怎么能掀起风云呢？否则，出版社哪能那么积极呢？我是这样想。我还打算建议邻居那个做体育运动活的小伙子不妨买来读一读。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议，那书中的看点、卖点便在媒体炒得沸沸扬扬，风云之浪越掀越高，越来越猛。其中最精采的是第四章：“北京申奥：深层的故事”。这“深层”也真是“精采”的点睛之笔，正好挑起现代人乐于探索“深层”的神经。一时间，媒体记者这个采访，那个采访，网友这个评论，那个评论，个个忙得不亦悦乎。可怎么个“深层”法呢？书中说，北京申奥过程中，中国那位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不听招呼，自作主张，自行其是”，“依然我行我素。他没有投罗格的票，而投了金云龙”，并且“已是公开的秘密”。依据是，金云龙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那位资深委员属于五名连署人之一。还说，2001年7月15日，国际奥委会投票产生新主席的前一天，从莫斯科惊爆险情：国际奥委会一重量级人物碰见国际奧委会中国的女委员说：“你们那个人，态度暧昧，快告诉你们的部长”。书中又说，2003年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中国的于再清竞选执委失败，究其原因，也是那位资深委员口头上支持于再清参加竞选，行动上却并不一致，并且通过德国媒体进行了“干扰”，即：“让一个政府告诉我们谁应该进执委会，这是不能允许的。”袁伟民先生说，这给中国造成了不良影响。等等。原来如此！这“精采”却是揭发资深委员的错误！这看点、卖点原来是端正视听，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像！当然，也是顺便让人们看看袁伟民先生退休后的爱国之情！
袁伟民先生也真能写啊！那“揭发”晃眼看去，言之凿凿，也颇能打动人。可是，袁伟民先生尽管做到了部长级的高官、尽管在人世间混了、风云了一辈子，却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一个常识性错误，即：“揭发”无事实，“定罪”无根据。尽管叙事过程中挂出了一些高官名号，也尽管言之凿凿，可原来全凭想象。
也真是，常见得，有的人做了几年高官，便忘乎所以。
可人不都是那么好欺侮的，尤其是资深委员，代表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做事，你白纸黑字，要抹黑便抹黑么！要诋毁便诋毁么！更何况，特定环境、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人物，不指名也是指名！既如此，别人又岂能容忍是非颠倒、栽赃陷害！
果然，袁伟民先生所谓的资深委员即是何振梁先生。
果然，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何振梁先生站了出来。
何振梁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为自己辩护并提出质问：关于投票问题，何振梁先生说，“将连署和投票支持混为一谈，是对国际奥委会基本运作缺乏起码的了解。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任何人要参加主席的竞选，都必须有五名委员联合提名，也就是联署，最终支持谁，则是由投票来决定。”“当时只能选一人，但是有五个人竞选。我们中国首要的目的、最根本的利益是确保我们北京申奥成功。”为了这个确保，也是“从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出发，我支持罗格。”正因为如此，即“考虑到北京申办奥运会，对金云龙我不会当面说‘我不支持你’。”“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公开宣布支持其中一个，而不支持其他四个，这样做对北京申奥有利还是不利？”“由于我在国际奥委会里的地位和影响，所以（领导）给我的任务是：支持一个，稳住其他四个。”同时，关于连署，何振梁先生2001年3月3日还在日记中写道：“与罗格通话，告诉他金云龙让我连署提名他为主席候选人的信，我已允诺。我觉得在连署前应先取得罗格的理解。罗格感谢我去电话，说我同意为金连署完全是正常的人际关系。”显然，何振梁先生的作法是正确的，其说法是站得住脚的。袁伟民先生把连署作为投票的依据，即你“连署”了就一定“投票”了，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拿一位网民的话来说，何振梁先生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袁伟民连这个道理都不懂”。至于袁伟民先生还说，国际奥委会投票产生新主席前一天，莫斯科惊爆险情，国际奥委会一重量级人物碰见国际奥委会中国的女委员说，“你们那个人，态度暧昧，快告诉你们的部长”，以此作为何振梁先生投金云龙票的依据，则更是无稽之谈。其实，更为根本的是，何振梁先生说，国际奥委会选主席是“无记名投票”，“是秘密投票，并且投票没有写票，而是电子投票”，“谁都不知道我投了什么票，除了我自己之外”。显然，我们不难看出，袁伟民先生关于资深委员“连署”“投票”的说法，实在是非常主观、武断，他不仅仅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常识性错误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人的修养、品格、综合素质等若干问题。
关于于再清竞选国际奥委会执委失败，关于通过德国媒体干扰，给中国造成不良影响问题，何振梁先生说：“于再清首次竞选失败，可以说完全是他们作为领导决策上的一个错误，拿这件事来说事，是希望推脱自己的责任”。何振梁先生说，2002年釜山亚运会期间，袁伟民已经就于再清竞选国际奥委会执委的事情与罗格进行了勾通，当时罗格就已经告诉他：“于再清2000年才当选委员，马上便竞选执委，时间早了些，是不是可以考虑条件更成熟一些再说。”何振梁先生说，罗格与袁伟民之间的这段交流，也是罗格后来才告诉他的。何振梁先生还说：“2002年11月，他们找我谈话，让我推荐于再清竞选执委。我和于再清是多年的朋友，有关方面希望新老交替，我也支持。但老实讲，以于再清当时的情况，委员们对他的了解还不足够，竞选确实存在很大的风险。但这次谈话后，我还是按照要求在当年十一月底的墨西哥会议期间，向罗格提出：明年我就将任届期满，我不会竞选副主席位置，我推荐于再清竞选执委。在这种情况下，罗格告诉我说：‘他已经收到袁伟民的信了，袁要求推荐于再清竞选执委。’坦率地说，（他这样做）这是犯了国际体育外交的大忌！”何振梁先生还说：“在他们跟我谈话的时候，我就已经说，推荐于再清没有问题，但应该通过我和吕圣荣这样的委员来推荐，通过政府或者官方的途径来推荐，很容易坏事情，因为那会被委员们理解为政府对国际奥委会的干涉。结果，他还是以体育部长的身份给罗格写了信。”至于德国媒体干扰、给中国造成不良影响，即德国一家媒体刊登文章，说“让一个政府告诉我们谁应该进执委会，这是不能允许的”，何振梁先生说：“那篇文章出来的台前幕后，我一点也不了解，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甚至直到目前为止，我与这家德国杂志都没有任何的个人联系。现在拿这些东西来说事，只能说明他试图掩盖自己决策的错误。”根据何振梁先生上述说明，我们看到了事件的真相。而袁伟民先生既没有拿出何振梁先生“口头上支持于再清参加竞选，行动上却并不一致”的证据，也没有拿出何振梁先生如何“通过德国媒体进行干扰”的把柄。而袁伟民先生硬是要说资深委员何振梁先生口头上支持于，而行动上并不一致，并且还通过德国媒体进行干扰。这种无中生有、颠到黑白、栽赃陷害的行为，让人们看到了另一个袁伟民先生，即让人们看到了一个部长级高官阴暗的一面。
问题既出，事端既起，当事人要么赶紧认错、赔礼道歉，采取措施收拾残局；要么赶紧拿出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你的命题。然而，袁伟民先生面对媒体，指东说西，问牛答马，一会儿“国家利益至高无上”、“说真话是我的责任”、“目的只为还原历史真相”，一会儿“熊掌和鱼不能兼得，是很简单的道理”（袁先生其实不懂这个道理）、“他骂我，我很坦然”，还说什么“这本书所讲的事情，都有证据可查”（到了“生死”关头，“证据”就是不拿出来）。等等。全是一些废话、套话、屁话。须知，凡涉及是非问题都要讲证据，那些与实质问题毫不沾边的屁话，你就是脱得精光，拿着大喇叭在北京长安街、上海南京路一边裸奔，一边大吼，也没有人支持你。还需指出，如果你仍然沉浸在当过几年部长级高官的情绪里，对记者继续吼什么“象我们是高级干部了”什么的，人们对待你的只有嘲笑和口水。
当然，袁伟民先生走到这一步，也够悲哀可怜的，网民们骂，“袁伟民就是一个搅屎棍，雇人写一本书胡说八道”、“自己用弱智的思维去理解别人的行为”，等等，一点也不客气。何振梁先生则一开始就十分气愤地说，“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道好人有多好”。更还有，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先生面对媒体，对袁伟民先生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一针见血，发表四点质疑，即：“自曝投票内幕算不算泄密”、“涉及反兴奋剂为何含糊其辞”、“审计当事人是否真的无过”、“对打假扫黑为何讳莫如深”。关于第一点质疑，陈培德先生严肃指出：“他在诋毁何振梁先生的同时，给国家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使不该公开的国家外交策略、外交机密泄露了。诋毁过去的老上级是个人品质问题，造成国家机密泄露则是政治纪律问题。”同时指出：“一个正部级领导，犯此最低级错误，真不知道究竟是政治上的幼稚，还是文化上的缺失！”关于第二点质疑，陈培德先生质问道：“曾经的袁局长为了表明自己反兴奋剂的决心，没点名地说他顶住了来自上面的和地方领导的压力。有事实吗？”“事实是有关领导只是要求复查，这也是符合兴奋剂检测程序的，何错之有？何压力之有？用给领导栽赃来突显自己的正确，还说句句是真话。从这个角度看，的确可以算是一起‘体坛风云’（了）。”关于第三点质疑，是指袁伟民先生卸下乌纱帽之前，国家审计总署对体育总局的审计，即经审计查出，自99年以来，体育总局动用奥运资金1。31亿元，用于建设职工住宅、总局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补贴等。陈培德先生指出：“曾经的袁局长用了整一章的篇幅为‘审计风暴’事件辩解，告诉人们是‘审计总署搞错了，我们受委屈了，只好忍辱负重’。”陈培德先生同时指出：“如此连篇累牍的辩护词，能有多少可信度？我们更希望审计总署出面回应，是搞错了，就应该公开道歉，没错则该过加一等。”面对陈培德先生如此严肃质问，袁伟民先生不知有何感想？不知又该如何回答？当然，还需指出，陈培德先生提到的“算不算泄密”问题，事关国家形象和外事，人们现在关心，有关部门和组织，需不需要对事件进行清理或清算一下呢？有关当事人，需不需要负点责任呢？至于审计总署对体育总局的审计，人们也一样关心，相关部门是默认袁伟民先生的辩解即默认当年审计错了呢，还是站出来给个说法？一句话，问题已经摊到桌面上，无论是袁伟民先生还是相关部门，都应该站出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涉及国家形象、国家利益，涉及政府的公信力。固然，袁伟民先生走到这一步，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可怜而悲哀的曾经的部长级高官，可是，袁伟民先生的可怜而悲哀与国家形象、国家利益、政府的公信力相比较，他已经很是微不足道了。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相关背景资料见10月12日、14日、30日、11月4日、13日《成都商报》及《钱江晚报》、《南方人物周刊》、《体坛网》、《新民网》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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