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红楼真梦》是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部《红楼梦》续书，小说一改原书“万艳同悲”的悲惨结局，以“拗离成合”的大团圆模式终结。郭则沄以登科士子的身份续写《红楼梦》，原书中江河日下的贾府凭借续书中“兰桂齐芳”的科举之力得以重兴。小说中描写的苦读、应试、庆贺等诸多科举场景，彰显了与原作者截然不同的科举态度。《红楼真梦》中贾兰的科举仕途和贾府的诗书传家正是郭则沄及其家族的真实写照，既体现了郭则沄的科举情结与功业理想，也寄寓了他在民国时期难以自适的心态以及对盛世太平的向往。
一粟《红楼梦书录》收录续书32种。其中，成书最早的是乾嘉时期的《后红楼梦》，最晚的为1939年到1940年刊于《中和月刊》的《红楼真梦》，两者时间跨度近乎一个半世纪。郭则沄的《红楼真梦》沿用了《红楼梦》众多续书神仙鬼怪的虚幻模式，但是，若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将《红楼真梦》与郭则沄前清遗民的身份遇合，小说在情节设置、人物安排及其立意等方面便有其另辟蹊径之处。在笔者看来，《红楼真梦》之所以呈现出与原著不尽相同的创作面貌，除却郭则沄遗民的身份以外，其登科士子的视角也使得《红楼真梦》颇具特色，其中最突出的是郭则沄与曹雪芹截然不同的科举态度。
一、《红楼真梦》对《红楼梦》的科举改写
纵观《红楼梦》全书，与科举制度有关的男性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借科举入仕、对科举制度赞赏有加，如贾雨村;第二种是希望借科举永葆家族显赫，如贾政;第三种则认为科举是利禄之术，如贾宝玉。其中，作者最浓墨重彩勾勒的自是小说主角——贾宝玉。美国学者翁开明在《红楼梦的叙述艺术》中将贾宝玉称作“曹雪芹的小说代言人”。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表达了他对科举的态度。第十九回中袭人规劝宝玉时说道:“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做‘禄蠡’……”然而，尽管贾宝玉对科举非常反感，却又不得不服从家长的安排。如第七十三回中，贾宝玉深夜还在为贾政次日的盘考暗自思忖:
如今打算打算，肚子内现可背诵的，不过只有《学》、《庸》、《二论》还背得出来。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背的;至下《孟子》，就有大半生的。算起《五经》来，因近来作诗，常把《五经》集些，虽不甚熟，还可塞责的……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
从这段内心独白可见，贾宝玉虽在贾政的耳提面命下成长，对科举的态度却与其父背道而驰。在他看来，八股文已经成为“饵名钓禄”的代名词，那些为了科考功名而读书的人，都是“禄蠡”之流。因为不屑于贾雨村之流借科举沽名钓誉、为官后寡廉鲜耻的做派，贾宝玉得知其来访，“‘心中好不自在’、‘我也不敢称雅，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并不愿同这些人往来’，嫌恶之态跃然纸上”。可见，曹氏借贾宝玉这个“代言人”顺理成章地表达自己对科举的厌恶之情，让小说中的人物道出自己对科举制度的抗拒。
郭则沄在《红楼真梦》中着力描写的两个主要人物——贾兰和贾蕙，对科举的态度则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迥然不同。郭氏开篇就写贾兰与二叔宝玉一同从考场出来的场景，身体尚小的贾兰暗自思量自己在考场上的作答。贾兰如此紧张自己的科考成绩，不管他所看重的是自己的科举功名还是贾府的兴衰荣辱，毫无疑问的是，《红楼真梦》开头就定下与原作大相径庭的科举基调。郭氏笔下的科举主人公之一——贾兰，从一开始就十分自觉地以一个诗礼簪缨之家的读书人去承担忠孝报国的责任，且看他在王夫人垂涕相勖时的回答:
但就读书所得，觉着古人大文章、大经济都是从忠孝两字出来的。咱们世禄之家，白白的衣租食税，若虚受恩厚，一无报答，这忠字何在?老爷、太太这们爱惜我，期望我成人，若不替我父亲图个显扬，这孝字何在?亏了忠孝，丢了根本，不但那膏粱文绣白糟蹋了，就侥幸得了令闻广誉，也等于欺世盗名一流，不足齿数的了!
对于贾兰而言，科举是他实现忠孝报国、重振家声最直接的途径。所以，每次科考前，贾兰都在祖父贾政和塾师贾代儒的指导下挑灯夜读。郭氏笔下另一个科举主人公——贾蕙，不仅带着“兰桂齐芳”的神诏而生，而且玉麟诞降之辰又恰与兄长贾兰泥金报捷之日遇合。在作者苦心孤诣的安排下，贾蕙对读书与科举的积极态度比贾兰更甚。面对贾政贻逗般的提问，贾蕙一本正经地反问:“书是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懂得那道理才算成人，怎能不念呢?”如果这尚且可以解释为早慧的少年郎打小重视功名利禄，或是因为听信寡母哄骗想要早日见到父亲而做的努力，那么再看贾蕙在面对脱离师长掌控而作乱的学堂时的反应，便可知贾蕙是发自内心喜欢读书。《红楼真梦》第三十八回中，贾琮代替贾代儒照看书堂，却管不住众人，“(贾蕙)即叫焙茗把书包好，叔侄二人一同回来”，带着侄子贾权回到家中继续念书。可以说，贾蕙与生俱来的好学与原著中的纨绔父亲贾宝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此外，曹雪芹与郭则沄在论及科举制度时，还在各自的书中隐晦地设计了截然不同的结局。《红楼梦》开篇，警幻仙子转述荣宁二公之言:“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者。唯嫡孙宝玉一人，秉性乖张，用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然贾宝玉作为贾府第四代唯一可能在科考上有所作为的男丁，抓周时只抓脂粉钗环，此后更是放浪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空有一身聪明才智。反观《红楼真梦》，太虚幻境中有得道的宝玉、复活的贾珠试文入选如同人间翰林的司文院，人间有贾兰、贾蕙兄弟俩“兰桂齐芳”。贾府之外，巧姐儿的姑爷周文秀、薛宝琴的姑爷梅问鹤以及王夫人的远房孙子贾蓝，都在同一年高中。郭氏笔下贾府的复兴，不仅依靠王夫人、薛宝钗、贾兰之妻梅氏等秀外慧中的女眷们，更重要的还是一众男性在科举仕途上的作为。
郭氏在小说中创造了以贾氏昆仲为主的科举之线，一方面，借书中人物表达自己对科举制度的赞美之情;另一方面，突出了科举兴家举业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尽管科举已废，但进士出身的郭则沄依然有着浓厚的科举情结。
二、《红楼真梦》的科举场景与士子生活
郭则沄出身科举世家，光绪二十九年(1903)，身负谢家宝树之望的郭氏也承袭家学、荣登金榜。对郭则沄而言，科举制度的意义已然不止于光耀门楣、遨游宦海的敲门砖。郭氏创作《红楼真梦》之时，科举废除已有二十余载，如郭氏一般以文士出身的前清遗老们不复往日荣光，沦为边缘。为证科举美名、重拾幻梦，郭氏在《红楼真梦》中建构了一个宏大的科举世界，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清代科举制度中的士子群像。(一)苦读
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考生必须长期承受高强度的经济和精神压力。贾兰与贾蕙作为“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子弟，比起吴敬梓笔下的匡超人、范进等穷酸文人，全无生计之忧的他们便只须埋头苦读。小说开始就写贾兰自觉地为会试提前准备，虚心地向虽未入科堂却谙熟科场规条的贾政求教，并谨遵祖父的经验之谈:“到了会试，总是取那四平八稳的文章”，按照近几科的文风调整自己的笔法。不过，贾政和贾代儒的悉心教导只是贾兰蟾宫折桂的助力之一，贾兰得以会试第四十五、覆试第一、殿试二甲的成绩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最重要的还是自己晨兢夕厉的辛勤付出。与兄长贾兰一样，贾蕙同样由祖父贾政、塾师贾代儒亲自调教，但少年早慧的贾蕙四岁认了两千来字、五岁上家学，参加乡试时尚未及束发之年。若论读书的用功程度，比起兄长贾兰，贾蕙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母亲和师长的监督下，贾蕙每日晨起读书、午后练字，甚至夜间三更还在读书，可见用力之勤。清代科举考试内容主要以《四书》《五经》为主，“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贾蕙初入家学时，贾政就交代贾代儒，“如今先求太爷把四书教他背诵熟透了，然后再念五经，至于子史功夫还不忙呢”。在贾政的要求下，贾代儒严格按照“先四书，后五经”的顺序给贾蕙开展科举教学，依次教习《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明清时期《四书》《五经》的解读又以程朱理学为准绳，“《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因此，贾政在评判贾蕙的作文时告诫，“只有朱注，‘即物而穷其理’，最为平正的确”。研习完基础的科举教材之后，在贾代儒的指导下，贾蕙一边学习《左传》等子史诸书，一边开始尝试练习八股文。八股为文虽有定式，然各部分有其创作技巧和方法，加之明清科举各级考试都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有迹可循的作文技法、容量有限的考试题库，使得士子们通过大量练习、反复揣摩去猜寻考题的方式成为了可能，“研习举业也就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中贾兰每三天作一篇八股文，贾蕙为了完成考试题量，熬夜做到三更以后方才脱笔。无衣食柴米之忧的贾氏昆仲尚且如此，其他贫寒士子的辛苦可想而知。
(二)应试
明清文举从童试开始，经乡试、会试到殿试。童试三年两考，“考试先由县试，经府试，然后由学政考取，称院试”，经过童试获得生员资格，方能参加乡试。另有出身富贵或是官宦之家的士子，也可以监生的方式绕过复杂的童试流程，直接参加乡试。《红楼真梦》中贾兰是监生，一登场便是在乡试会场后;贾蕙是特赏的六品员外郎，属官荫生，可以直接参加乡试。出身世家大族、占尽科场先机的两人，一心想要借科举兴家、以正门阀。所以，每逢兄弟二人应考之期，阖府上下皆是严阵以待:李纨见场期迫近，忙吩咐小厮们取出场具，亲自检点一番。那号帘、号围、油幔、卷袋等类，有的应该修补，有的还要添置，俱料理齐备。因去年有暴雨闪失之事，到了临场那几日，王夫人、李纨格外担心，拣管事小厮们老成得力的，派他们送去，出场入场，各门各路，都分派了。又怕别处小寓不甚严谨，刚好李祭酒家就住在考场左近，向他商量借了园子里五间大厅给贾兰暂住，并托李家帮同接场送场，也算布置周密无微不至的了。
比起已经参加过乡试的贾兰，初入秋闱的贾蕙则毫无经验，府中忙碌更甚，“又要取结报名，又要送考录科”。为取吉利之意，薛宝钗特地为贾蕙准备了兄长贾兰的旧考具，而众人所送场食，如枣糕、粽子等，也都取自早中、高中、必中等谐音吉兆。“科举一道，得失颇重，不特功名之路，抑且颜面所关”，纵然是荣国府这样的皇亲贵胄，也不可避免入此窠臼。
明清两代的科举内容为三场制，“首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考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策问五道”。小说中贾蕙乡试所考的正是头场三篇文章、一篇试贴，最后一场是五道策。清代科场判卷素有专重首场的弊端，“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举子们常以首场文字估测自己的考试结果。贾蕙初入秋闱，贾政便以其送出来的头场文章饱满切实而心生暗喜。八股文有既定的衡量标准，“皆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所以，经祖父秋闱场后的点拨，贾蕙在参加会试时便只以逐条实对，稍参论断。及至殿试堂前，家学深厚、天资卓越的贾氏昆仲更是出类拔萃。先有新科贡士贾兰依例参加覆试，以渊雅宏博之卷独得主考官吴侍郎的青眼;与贾政素有交情的吴侍郎主动索要贾兰的“卷头”，以为其通关节。“旧时以请托贿赂谓之关节”，所谓“送卷头”，实为一种科闱弊窦行为，并不屑于此类做法的贾氏祖孙只回以谢意。后贾蕙以条对翔实的西北水利独得圣恩，皇帝欲以一甲一等之名赐之。纵是这样当之无愧的殊荣，贾氏祖孙亦以“受恩过重，恐非家门之福”为由让与寒畯。在祖父贾政的教导下，贾氏兄弟时时谨守君子之德，确为国家栋梁之材。
(三)庆贺
科举庆贺的程序名目繁多、流程复杂，“活动包括放榜、报录、唱名、传鲈、赴宴、簪花游街等”，热烈程度可想而知。官方放榜时有走报之例，“诸生中乡荐以举子中会试者，郡县则必送捷报”，中榜之人则会回以奖赏以示谢意。因为有利可图，便催生了大量的民间报子。每逢贾兰、贾蕙放榜之期，贾府门外皆可见接二连三的报子前来报送喜讯。“各省写榜，均自第六名写起，至末名写完，再题写前五名，由第五名倒写至第一名，谓之五经魁”，所以，乡试名列正榜第七的贾蕙很早便接到了报子们递出来的报条，而会试放榜之日却迟迟不见消息，众人便十分焦急:王夫人、贾宝钗等一早就盼望起，直至天黑，贾蕙从城外回来，尚无消息，大家都以为无望的了。晚上，贾政在王夫人房里。王夫人悬望过切，未免唉声叹气。贾政拈髭笑道:“太太何必如此!小孩子功名太顺，也不是好事。蕙儿还小呢，又本有个官儿，多历练几年再中，尚不算晚。”将要就寝，外头喧天般报了进来，却中的是第一名会元。事出望外，所以把大家吓一跳。
从“唉声叹气”到“事出望外”，把众人大起大落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拜客之后，又须拜座师，又须拜房师，即荐卷之房官也”，清代科举取卷由房师初选，择其优者交由主考官定夺，中举的士子须依例拜会二师，以示感激。小说中贾蕙在乡试、会试中遇到了同一位房师，这位张编修先是在乡试时力据贾蕙五策骈体的可取之处，为贾蕙保住了正榜第七名;会试后，既为贾蕙会试夺魁大喜过望，也因贾蕙失利解首而深以为憾，认定贾蕙是三元之才。感其一番虔挚爱才之心，贾蕙也回以恭敬有加、感恩怀德之态。叩谢恩师之后，新科“状元郎”贾蕙在祖父的一再辞让下成了探花郎，但仍得圣恩，按照状元品级授职翰林院修撰。比起兄长贾兰，位列探花、等同于半个状元的贾蕙科名更盛，因而庆典也更隆重:“次日御门传胪，赐宴归第，光禄进酒，京兆执鞭，自有种种荣耀。荣国府门前，也贴了黄纸朱字‘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对联”，“接着会馆演戏，太学谒师，会同年，刻齿录，忙碌了好些日子”，一时风头无两、炙手可热。
《红楼真梦》中，郭氏将已然是前朝旧制的苦读、应试、庆贺等科举流程依样复刻，甚至连一度流行的“送卷头”之风、清真雅正的取卷倾向、专重头场考试等科考场内并不成文的隐性规则也一一呈现其中，这些既是郭则沄科举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暗含着他对科举制度的眷恋之情。
三、《红楼真梦》的自我寄寓与郭则沄的遗民乌托邦
科举取士制度的推行，影响了千万士子的前途命运，乃至整个社会的民众心理与价值观念。郭则沄生于科举世家、又是登科士子，更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年十三，遍涉经史，谙练典故，以文学知名”的郭氏，二十二岁以殿试二甲第三十一名点翰林;二十六岁，被派往日本留学;归国后，应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之聘入幕，先后就任奉天省二等秘书官、温处道道台兼瓯海关监督、代理浙江提学使等职(郭久祺《郭则沄传略》)，按照郭则沄的仕宦经历，此后应该可以官运亨通、青云直上。然而辛亥革命之后，郭则沄仕途经济破灭。“国体虽变，天下事未可知，汝年尚可为，当忍辱负重，以匡王室，此狄梁公所以策唐也”，然折节谋生的郭氏却发现袁世凯所为与自己济世为民之心南辕北辙，故而一直郁郁寡欢。1922年，堪称郭氏人生伯乐的徐世昌被迫去职，郭氏随即请辞，脱离政界。20世纪30年代末，半生蹭蹬的郭则沄在病床上创作《红楼真梦》时曾说:“身之为患，心为之因。智深而忧集，情深而感乘”，明确表示自己作此书是另有寄托，借小说文本在风雨飘摇的社会中建构自己的遗民乌托邦。(一)“有举期勿废，耿耿寄余恋”:郭则沄的科举情结与功业理想
金榜题名是唐宋以来所有读书人魂牵梦绕的目标，也是他们寒窗苦读数十年的不竭动力，朝廷和民间对科举制度的推崇，更强化了读书人对科举仕途的执念，出身簪缨世族的郭则沄也不例外。“郭氏为闽望族，自介平公以降，分五支，即世所称五子登科者”，郭则沄的高祖郭阶三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以举人登科第，郭阶三五个儿子皆登科甲，其中以郭柏荫功名最盛、影响至广。其后，郭柏荫之子郭式昌“与嫡弟元昌等五人，先后登科”，郭式昌之子、郭则沄之父郭曾炘为光绪六年(1880)进士，而幼承庭训的郭则沄九岁开始尝试作诗，十六岁入国子监、二十二岁中进士，前半生科名、仕途皆一帆风顺。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十岁的郭则沄举经济特科，被誉为“天性孝友，才气无双”。《红楼真梦》中未及冠的贾兰在覆试时，也曾得阅卷的吏部侍郎盛赞，“不但有扛鼎之望，将来必要大成的”。除了外部评价的高度相似，少年早达、金榜挂名的贾兰与郭则沄在科举考场上的经历也几乎如出一辙。小说中贾兰一举高中，取第四十五名进士;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十二岁的郭则沄在礼部试中取第五十四名贡士。贾兰在覆试时为全场之冠，郭氏在保和殿复试中列一等第七名。贾兰殿试位列二甲前头，郭氏则为二甲第三十一名。朝考之后，取一等第十几名的贾兰与列一等第十九名的郭氏同样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科名类同、秉承世家之风的他们也同样不屑科场陋习，将唾手可得的机遇拱手让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郭则沄应保和殿复试时，“长沙张文达所赏，拟列第一，以首行‘修齐冶平’漏‘修’字当加黄签，虑干上诘，稍抑之。出闱即访文安公，盛致奖誉，且索卷头……文安公性方直，向不屑为此，至是诏山人曰:‘一甲不易徼，我家世族，分当让诸寒畯，尔但谒谢张师，卷头勿致送也。’”小说中贾兰在覆试后也同样被阅卷的吴侍郎索要卷头，贾政以“小孙出门投谒，改日再令登堂”为由婉拒，告诫贾兰只需拜谢、让与寒士。
随后的仕途经济，二者的轨迹也近乎重合:贾兰中进士后，应辽东节度使之聘入幕，后辽东节度使应朝廷之诏，保奏贾兰任九江道，而九江恰为贾兰祖父贾政之旧治;贾兰在九江任职时，开办农学书院、工艺局、济贫院，平定黄匪之乱，深得民心。无独有偶，光绪三十三年(1907)，郭则沄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入辽东徐世昌幕下，也曾得徐世昌举荐，称其“谙习掌故，通达政事”。宣统元年(1909)，郭氏赶赴祖父郭式昌的旧治——浙江。二十八岁的郭则沄就任温处道道台兼瓯海关监督时，也曾创办农业学堂、贫民习艺所和一些学校，深受民众爱戴。
可见，郭氏在《红楼真梦》中借同样少年聪慧、金榜题名的贾兰再现自己风光无限的前半生，并以贾兰官居卿列的结局，建构了一个传统士大夫科举兴家、建功立业的理想，为自己戛然而止的科考功名求得了虚幻的圆满。
(二)“大儒出处间，落落见风烈”:侯官郭氏的累世科名与教化之道
与重兴的贾府一样，福建侯官郭氏以科名兴家，最早盛于仕途的郭柏荫历任江苏按察使、湖北巡抚、湖广总督，其子郭式昌历任温、台、杭州知府，孙郭曾炘官至光禄卿。郭氏的累世荣光与其世代相守的家规训条是分不开的。郭氏先祖郭阶三“专以课孙为事，晨起盥漱毕，即夹卷至家熟，按课督诵”，亦以言行立身典范，“某不才，无以遗子若孙，幸每人各有小功名，此即箧中金也”。郭阶三以平常之心对待功名，却百般重视诗书家教的态度，对后世子孙的影响甚深。侯官郭氏一门不仅热心于仕途经济，而且都雅好文学、代有著述，延至郭则沄，“复有旧德述闻之作”，“示以宗支之所自出，暨先世嘉言懿行，揭为家范，庶贤者得所缋承，不肖者奉以省览”。可见，郭氏一门对祖训的重视。除世代相传的祖训外，对郭则沄影响最大的当属祖父郭式昌与父亲郭曾炘。郭式昌作为世家长子，在科举功业、文学修养上皆有所为，出仕为官时更是广施惠政，在浙江一带素有“郭佛”的美称。生于祖父旧治——浙江台州龙顾山试院的郭则沄一度与贾兰、贾蕙一样，随祖父治学、生活。但与自幼失怙的贾兰、贾蕙不同，郭则沄是在父亲郭曾炘的谆谆教诲下成长:读书时，郭曾炘坚持亲自课子，以“不读书，则此腹皆粪土”训之;出仕后，郭曾炘则时时诫子以“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汝少年通显，皆先世积累所贻，当思黾勉立身，人生贵贱，初不在名位也”……在父辈身先示范的影响下，青年郭则沄也曾如贾兰一样，热心仕途、忠君爱民，更因三代之功被浙江民众称为“郭佛有孙矣”。
创作《红楼真梦》时，封建伦理秩序多已瓦解，但郭则沄将郭氏一族对祖训、教化的重视投注于小说文本中，故事里贾氏一族对宗祠推崇备至。每逢族中大事，如贾环伤人讹铺、强抢祖姑，贾兰、贾蕙金榜题名等，皆由族中长辈将相关之人招至宗祠处，再加以赏惩之别。作为荣国府最高权威者的贾政，不时诫孙以读书明理，对典籍诗书这一教化之途的重视溢于言表;同时，亦以己言行立身典范，在教导孙子贾兰、贾蕙将鼎盛科名让与他人之前，自己就先将祖上世职让与兄长贾赦。纵是决计告老还乡之时，心怀家国的贾政也不忘为贾氏一族谋求持久之策，“咱们自先代以来，在朝在野，都是守忠定孝二字。但愿父兄子弟们永守先训，不坠家风”。在代代相传、耳提面命的祖训家规下，贾兰、贾蕙首先实现了“兰桂齐芳”的科举美梦，令贾政夙愿得偿。贾府之外，众多旁支亲属如贾蓝、甄宝玉、薛蝌等均有科名，就连原书中贾琏、贾珍、薛蟠等纨绔子弟也一一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其后，贾兰长子贾权高中、贾蕙之子贾枢“飞天禄马”之相、贾政重修家学等一系列情节，都昭示着以军勋起家的贾府将以科举再兴、诗礼传家的预兆。郭则沄在小说中为荣国府延续了世代公卿的宿命，也借此彰显了侯官郭氏一族累世簪缨的昔日荣光。
对郭则沄而言，科举功名是他前半生最为自得之处，仕途经济却是其后半生求而不得的痛楚。在疮痍满目、碌碌无为的困境中抑郁难平，郭氏选择了“续者纷纷，翻案未已”的《红楼梦》，用续书的形式寄托自己的嫠纬之忧。《红楼真梦》借用超现实的手法，为曹氏笔下伤心惨目的众人构建了太虚幻境、冥界酆都等神仙鬼怪之景，将原作中已然生离或是死别的贾宝玉、贾珠、林如海等人，一一安置其中，给一度支离破碎的人间贾府预设了顺理成章的振兴之路。“平生忧国意，拼付信陵狂”，忧国恤民的郭氏在缠绵病榻之时，坚持用“拗离成合”的大圆满续写曹雪芹的《红楼梦》，借《红楼真梦》的小说文本建构臆想中的武陵桃源，令贾兰、贾蕙兄弟一路青云坦途，以贾氏一族“在朝在野，守忠定孝”的夙愿得偿，寄寓了对盛世太平、偃武修文的美好想象与憧憬。
① 一粟编《红楼梦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6—152页。
② 杨艳华《清遗民视角下的〈红楼真梦〉解读》，《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3辑。
③ 杨连民《试论红楼梦的科举观》，《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
④ ［美］翁开明著，黎登鑫译《红楼梦的叙述艺术》，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32页。
⑤⑥[12] 曹雪芹原著，程伟元、高鹗整理《红楼梦》，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895、569、34页。
⑦ 冯震翔《论贾宝玉的儒家真面目》，《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2辑。
⑧⑨[11][13][15][17][19][20][29][31][32][36][40][42][52] 郭则沄原著，华云点校《红楼真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5—86、440、443、85、441、517、86—87、604、633、634、634、1、109—110、110、706页。
[14][16]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48、3148页。
[18] 阳达、徐彦杰《后来官登极品簪，子孙蕃衍缨不绝——科举视野下的〈红楼梦〉续书探析》，《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3辑。
[21] 诸联《明斋小识》卷七，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
[22] 李新达《中国科举制度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23] 顾炎武著，黄汝城集释《日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24] 方苞著，王同舟、李澜校注《钦定四书文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5] 李鹏年、刘子扬、陈锵仪编著《清代六部成语词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页。
[26] 胡海义《古代小说与科举》，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0页。
[27] 尹德新主编《历代教育笔记资料》，中国劳动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
[28] 胡平、李世愉《中国科举制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6页。
[30] 王日根《中国科举考试与社会影响》，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91页。
[33][34][39][41][43][48][49][50][51] 郭则沄原著，马忠文、张求会整理《郭则沄自订年谱》，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120、133—136、134、20、26、6、34、35、121页。
[35] 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783页。
[37][46][47] 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编《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9、9、8页。
[38]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86页。
[44][45] 郭白阳原著，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竹间续话》，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90、89页。
[53] 孙玉蓉编《俞平伯序跋集》，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92页。
[54] 郭则沄《龙顾山房诗集》卷八，民国栩楼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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