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晶

　　内容提要:国内关于《红楼梦》意大利语译介的专门研究不多。本文从译介和影响两个角度简要介绍《红楼梦》在意大利的翻译研究情况。不仅关注两个意大利语《红楼梦》译本的译者、人名、地名翻译，译本的优缺点，还关注《红楼梦》在意大利汉学界的影响，介绍并评述意大利汉学家关于《红楼梦》的研究。

　　《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与探索，自清中期以来就已经蓬勃发展，甚至独立成为一门学问，形成了所谓的“红学”。不仅中国人关注和研究《红楼梦》，自从18世纪末期《红楼梦》公开印行之后，《红楼梦》很快就被翻译成了各种语言文字，以翻译版的形式流布在世界上，也引发了世界人民对这部经典著作的关注和研究。针对这些不同语言、不同版本的《红楼梦》翻译研究诞生了《红楼梦》译学研究。“截止到2017年，《红楼梦》在全世界已被译成34种语言，其中6种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有155个译本，其中英语译本最多，有29个，日语译本其次，有28个。”英译版毫无疑问是所有研究的中心，研究成果也最多。而本研究的对象国意大利，虽然有两个版本的译本以及一些零星的节译，截至目前尚未有完整的一百二十回版翻译。关于意大利的两个版本的《红楼梦》译本，众多红学研究者也都曾在论文中提及，但也都是蜻蜓点水，并未有系统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而且有些研究者因不懂意大利语，对于《红楼梦》的意文译本也有一定的误读。除了翻译《红楼梦》，意大利汉学界也不停地在研究《红楼梦》所传递的思想、文化价值，为海外红学研究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红楼梦》在意大利的翻译版本

意大利的《红楼梦》译本主要诞生在20世纪50和60年代，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也有过把《红楼梦》某个章节当作科幻小说进行节译的版本，但是篇幅都很简短，所以本文就不再赘述。以下仅按照时间顺序来简要介绍两个主要译本。

(一)1958年的六十回节译本

这是意大利的第一个《红楼梦》译本，但却不是由中文直接翻译而成，译者克拉拉·博维罗(Clara Bovero)和卡拉·毕罗内·里奇奥(Carla Pirrone Riccio)根据1932年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红楼梦》德文译本翻译而来。这一版的意大利语译本由都灵Einaudi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红楼梦》的意大利语翻译Il Sogno della Camera Rossa，副标题为Romanzo Cinese del Secolo XVIII(18世纪的中国小说)。意大利汉学家马丁·贝内迪克特(Martin Benedikter)为该书做序，该序言的原文也曾经发表在1959年出版的第五期《中国》(Cina)杂志上，并附上了《红楼梦》意大利语译本的第一章。这导致一些不太了解意大利语的研究者误认为马丁·贝内迪克特也翻译了《红楼梦》的第一章。其实，马丁·贝内迪克特在节选的第一章节译文之后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对出版社的感谢，允许他将克拉拉·博维罗和卡拉·毕罗内·里奇奥翻译的《红楼梦》第一章节的意大利语译文刊登在这期杂志上。

　　将库恩德文版《红楼梦》转译的两位意大利译者擅长德语，但却对汉语和中国文化基本没有什么了解，特别是克拉拉·博维罗一直从事的是政治领域的翻译，因此，1958年诞生的《红楼梦》意大利语版译文相对简单，而且明显带有“异域风情”的翻译特点。

　　首先是《红楼梦》人物名字的翻译，译者采用的是意译和威妥玛注音法混合的方式，例如:

　　

　　中文名 意文译名 中文含义宝玉 Pao-yü 威妥玛注音“宝玉”的音译。黛玉 Gioiazzurra 这个词在意大利语原本是不存在的，是两个词的合成词:gioia意为喜悦、欢乐;azzurro意为蓝色的。宝钗 Pao-Ch’ai 威妥玛注音“宝钗”的音译。迎春 Saluto di Primavera saluto意为招呼、致意;primavera意为春天。探春 Profumo di Primavera profumo意为香气、气息。惜春 Affanno di Primavera affanno意为叹惜、烦恼。贾母 Ava avo意为祖先，曾祖，ava指女性的祖先。王夫人 Donna Chêng donna意为女人;Chêng是贾政的威妥玛注音名。湘云 Nuvoletta nuvoletta是nuvola(云)一词的缩小化形式，含有亲昵和喜爱之意。

　　从上表我们可以发现，《红楼梦》原文中那些具有丰富含义、诗意的名字在意大利语译文中变得有点“奇怪”。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大量使用隐喻和象征的表现手法，人名是其中最具代表之一，比如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连在一起隐喻“原应叹息”。在这一版的《红楼梦》意大利语翻译中，按照以上例举的人名翻译形式，基本很难表达出作者的意图。再加上中意文化本来就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不进行必要的注解，意大利读者对人名尚且难以接受，更不用说去理解名字背后所隐含的意义。

　　其次是地名的翻译，意大利语版译文基本都采用了意译的方式:

　　

　　中文名 意文译名 中文含义十里街 La Strada delle DieciMiglia Strada意为街道;dieci为数词十;miglia意为英里。葫芦庙 Il Tempio del Cetriolo Tempio意为庙宇;cetriolo意为黄瓜。怡红院 Cortile delle Begonie(Cortile del Rosso Armonioso)Cortile意为庭院;begonie意为海棠;rosso意为红色;armonioso意为和谐的。潇湘馆 Chiostro dei Bambu chiostro意为亭子;bambu意为竹子蘅芜苑 La Giungla giungla意为长满各种植物、荒草的地方;也有丛林之意。缀锦阁 Chiosco Damascato chiosco意为庭、阁;damascato意为大马士革锦缎的。秋爽斋 Chiosco del Limpido Autunno limpido意为清晰、透明;autunno意思是秋天。栊翠庵 Gabbia dell’Alcione gabbia原指鸟笼，也可指类似鸟笼的建筑;alcione指海鸥。

　　我们知道，《红楼梦》的每一个地名大多具有特殊含义的，比如“十里街”谐音“势利街”，“葫芦庙”谐音“糊涂庙”。而主人公在大观园中各个住处的名称，也都和居住在此处的主人命运或者性格有紧密的联系。这些对于每一个语种的译者来说都是很难处理的问题。两位意大利译者都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跨文化翻译研究学者王宁认为:“翻译行为亦应当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阐释的行为。对原文本(图像)的知识越是丰富和全面，理解越是透彻，所能阐发出的内容就越是丰富。反之，阐释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不仅不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基本意义，甚至连这些基本的意义都可能把握不住而在译文中被遗漏。”因此这一版由德语转译而来的《红楼梦》意文译本，忠实于原著《红楼梦》的程度必然大打折扣。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库恩的德文版《红楼梦》翻译虽有误译，但也是瑕不掩瑜。在翻译过程中库恩采用了摘译、编译、阐译、增译等变译方法，其译文相对于原文必然有所增添或者减少。两位意大利译者克拉拉·博维罗和卡拉·毕罗内·里奇奥既不了解中国文化，也未亲见原文，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只能忠实德语“源文”，因此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红楼梦》原文的忠实度。

(二)1964年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译本

1964年意大利汉学家马熹(Edoarda Masi)从中文直接翻译了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该译本在1964年由意大利UTET出版社出版，这是意大利第一个从中文直接翻译到意大利语的版本。1981年、2008年该译本再版两次，算是《红楼梦》在意大利相对完整的译本。之所以说是相对完整，是因为该版后四十回是以概述的方式进行翻译的，在前八十回中也有部分章节进行了节译和概述，因此这一版也不能算得上是真真正正的完整版译文。

　　在译文的前言部分，马熹首先介绍了《红楼梦》诞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一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诸如:科举考试、“无为”思想以及佛家、道家思想中的“空”;其次马熹简要介绍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生平;最后评述了《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红楼梦》研究的学科——“红学”，并简要讲述了《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之间的关系，她还特别提示西方读者不能按照西方浪漫主义小说模式来阅读和理解《红楼梦》。书中亦介绍了当时欧洲几种主要的《红楼梦》译本以及《红楼梦》研究论文;书后附有中国的长度、面积、体积和重量单位的注释表，时间历法，贾府人物关系图，以及近400人的《红楼梦》人物注释表。

　　马熹1927年生于罗马，1948年获得法律本科学位，1956年在那不勒斯中东远东高等学院获得汉语和俄语翻译硕士学位，1957年她和比素(Renata Pisu)、科恰(Filippo Coccia)一同前往中国，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马熹不仅懂汉语，而且熟悉和了解中国文化，在这一层面上，她的《红楼梦》译本能够更好地传递中文原文想要表达的意义和思想。

　　1965年，也即马熹翻译的《红楼梦》在意大利出版一年之后，意大利汉学家蓝乔蒂(Lionello Lanciotti)在当年的第15期《中国》杂志上专门介绍了马熹所翻译的《红楼梦》，对于马熹的翻译充满了赞美之词:“她完成了一项伟大的翻译巨作，这也充分展示了她作为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激情。”

　　汉学家的背景以及在中国生活学习的经历使得马熹在翻译《红楼梦》时能够比较准确地诠释中文文本的含义，特别是《红楼梦》中人名、地名、诗词等特有的隐喻特色，马熹都通过脚注的方式进行了深入解读，这能够帮助意大利读者更好地了解《红楼梦》，从而对中国古典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章节回目翻译上我们可以发现，马熹所采用的翻译底本应该是《红楼梦》程乙本，而不是1955年已由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的庚辰本。

　　例如:第三回回目

　　庚辰本: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程乙本: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马熹译文:Con l’aiuto di suo cognato，Ju-hai fa reintegrare il precettore nell’ufficio.La madre Chia accoglie per compassione la nipotina rimasta orfana.

　　Con l’aiuto表示在……的帮助下，cognato是意大利语中指代配偶兄弟的亲属名词，我们都知道贾政是贾敏的哥哥，也就是林如海的妻兄，所以这里的cognato指贾政;fa reintegrare是一个使动用法，表示让某人做某事;percettore意为私人教师，我们都知道贾雨村是林如海给黛玉找的老师，所以这里指代贾雨村;uffico指办公室;所以该回目的上半句意思是:在贾敏哥哥贾政的帮助下，林如海让贾雨村官复原职。该回目下半句中lamadre Chia指贾母;accoglie表示迎接、欢迎;per compassione表示出于疼惜、怜惜;nipotina是意大利语中指孙女或外孙女的亲属名词nipote的缩小化形式，缩小化通常含有亲昵和喜爱的意思;orfana指失去父母一方或双方的孩子;所以整句的意思是:贾母出于疼惜之情，接回了失去了母亲的外孙女。我们不难发现马熹完全是按照程乙本的回目来进行翻译的。

　　又如第八回回目:

　　庚辰本: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寒酸

　　程乙本: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识通灵

　　马熹译文:Per un singolare caso Chia Pao-yüconosce il fermaglio d’oro.Hsüeh Pao-ch’ai per caso viene a conoscere ilmagico potere.

　　Per un singolare caso指偶然的一次机会;conosce表示认识、了解、知道;fermaglio意大利语指用来连接和固定的物体，严格来讲不是回目中所提到的锁这个词，但是由于在意大利语中并没有刻意用来指代中国人所佩戴的这种金锁的名词，马熹在这里采用了翻译中的归化法，用fermaglio指代锁这个词;per caso也是偶然之意;viene a conoscere也表示认识和了解;ilmagico potere字面意思是“神奇的力量”，指通灵宝玉的神力。整个回目的意思就是:偶然的机会宝玉认识了宝钗的金锁，宝钗也是无意间了解到了通灵宝玉的神力。综上，我们可以发现马熹翻译《红楼梦》的底本应该是程乙本。

　　但是马熹所翻译的《红楼梦》也有一个很大的缺憾，那就是关于人名和地名的翻译，马熹全部采用了音译加脚注注释的方式。虽然1958年中国开始推广汉语拼音，但她所采用的注音方式仍然是威妥玛式注音法，这一注音法具有时代特征，可以说20世纪的《红楼梦》外语译本基本都采用了这样的注音方法。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当代学习汉语或者对于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意大利人来说，他们所学习的都是汉语拼音，因此威妥玛式注音法所翻译的人名和地名对阅读《红楼梦》意大利语译本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在意大利亚马逊平台上，为数不多的关于《红楼梦》译本的评价留言都是关于注音的问题，当代读者们都反映人物名威妥玛式注音法给他们阅读《红楼梦》造成了巨大的困扰。这不得不说是马熹《红楼梦》译本的一大缺憾。

　　鉴于本文的主题并不是《红楼梦》意大利语两个译本的翻译策略研究，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展开评述了。

二、意大利学界对《红楼梦》的研究

意大利学界，主要是意大利汉学界为《红楼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研究《红楼梦》所传递的思想、文化价值，并将《红楼梦》放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体系中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其中的代表人为马熹、坷拉蒂尼(Piero Corradini)、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和柏雷丽(Beatrice Borelli)。选取这四位意大利汉学家的原因主要在于:马熹作为《红楼梦》1964年全译本的译者，对于《红楼梦》在意大利的研究与传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坷拉蒂尼在20世纪70年代对于《红楼梦》研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代表了从政治层面向文化层面的转向;史华罗20世纪80年代将《红楼梦》研究融入整个明清小说研究，开启了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由点及面的新阶段;柏雷丽虽不如前三位汉学家富有盛名，但也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为数不多的《红楼梦》研究者。

(一)马熹:《有关〈红楼梦〉新的阐释》

马熹翻译的《红楼梦》于1964年出版，但一年之前她就发表了与《红楼梦》相关的论文:《有关〈红楼梦〉新的阐释》，该文章刊登在1963年第7期的《中国》杂志上。这篇论文诞生的背景即“1954年，一场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大批判运动掀起了，批判的对象是俞平伯”。由此，1954－1955年间，中国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红楼梦》大讨论。马熹首先简要介绍了此次大讨论针对的主要问题:关于《红楼梦》以及以胡适为代表的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的讨论。“最初看来，这次的讨论大家一致批判俞平伯的封建资产阶级思想，俞平伯作为当代最主要的《红楼梦》研究者，在这次讨论中没有一个支持者，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是。”这是因为俞平伯早期的《红楼梦》研究主要采纳了胡适主张的自传说，但随着学习和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之后，他主张采用现实主义理论去重新解读和诠释《红楼梦》，前后有些矛盾的说辞和研究方法使得俞平伯“陷入了所谓的‘模棱两可’之中”。马熹还简要介绍了俞平伯早期关于《红楼梦》版本以及对后四十回作者高鹗的看法，在俞平伯看来高鹗的续书并不尽合曹雪芹的原意。接下来马熹列举了俞平伯从1923年开始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成果，着重介绍了《〈红楼梦〉简论》的内容，并高度赞扬了俞平伯和胡适在《红楼梦》研究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他们从哲学的、历史的、传记式的角度给了我们一把解读《红楼梦》的钥匙。”紧接着文章谈到了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的批判，在马熹看来“完全是将《红楼梦》上升到现实主义、国家和人民的层面，对俞平伯毁灭式的批判”。当然马熹也认识到了，这样的批判是诞生在特殊历史时期和背景之下的，她也发现所谓对于俞平伯的批判早已超越了俞平伯和其研究作品本身。

　　另一位意大利汉学家李蕊(Laviana Benedetti)在其《意大利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一文中对马熹的这篇文章评论到:“马熹的文章并没有给意大利读者解释‘新红学派’如何为‘新’的原因，没有谈到‘五四运动’以后的知识分子批判所谓‘旧红学派’的理由。”但在我们看来马熹这篇文章的主旨并不是要介绍何为“新”和“旧”的红学派，而是主要阐述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思想以及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一批新人对于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红学”研究者的否定和批判。通过整篇文章，我们也可以清楚发现，马熹对于俞平伯的研究观点是赞同的，甚至影响了她对于《红楼梦》的翻译创作。在1964年出版的《红楼梦》意大利语译本前言中，马熹清楚地写到:“根据脂砚斋的书评，可以发现《红楼梦》所描述的故事和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紧密相连，带有很明显的自传风格。”

　　马熹的功绩不仅在于翻译了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的《红楼梦》研究心得观点，并将同时期中国的《红楼梦》研究思想传递到了意大利。

(二)坷拉蒂尼:《〈红楼梦〉和西方的关系》

1976年，另一位意大利汉学家坷拉蒂尼在当年的《中国》杂志第13期发表题为《〈红楼梦〉和西方的关系》论文。文章开篇就简要回顾了马熹在《关于〈红楼梦〉新的阐释》一文中提到的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运动，并指出时隔二十年之后，1974－1975年之间，中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评红热潮。对于这一运动做了简要述评之后，坷拉蒂尼转入另外一个主题，即在《红楼梦》文本中出现的与西方世界、西方社会相关的物品和事件。

　　此领域的学者吴世昌专门就《红楼梦》中提到的西方世界物品列了一个详细清单:摆钟、怀表、绘画、纺织品、药品、剪刀，甚至还有一个画着金发裸女的鼻烟壶。坷拉蒂尼认为这些恰恰证明了西方物品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奢侈品，广泛地在贵族家庭中流行。有趣的是，与此同时的西方社会也流行所谓“中国风”(chinoiserie)的物品和家居装饰风格。

　　坷拉蒂尼详细介绍了《红楼梦》第五十二回的内容，在这一回中，来京城完婚的薛宝琴暂住在贾府，大观园的姑娘们邀请她参加诗社，她讲述了自己从小跟随父亲在海外经商游历的经历:“我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带的都是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有人说他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作诗填词……”坷拉蒂尼翻译了宝琴所说那位真真国的姑娘所做的诗，并在注释里解释，关于这首诗词，弗朗茨·库恩的《红楼梦》翻译版本中和原文有些出入，而马熹所翻译的意大利语版中对这一章节内容采用了概述的方式，也并未提及这首诗词。在坷拉蒂尼看来，宝琴是个非常有趣的姑娘，而更为难得的是宝琴的父亲在那个时代竟然可以不顾封建礼教的要求，带着女儿去海外经商游历，他的行为和贾敬、贾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宝琴的父亲也有其统治阶级在那个时代的局限性，虽然带着女儿走南闯北，最终还是要将女儿送往京城，依照媒妁之约、父母之命完成自己的婚事。文章最后，坷拉蒂尼还提到贾母赏了宝玉一件来自俄罗斯国的雀金呢外套，这也是那个时代西方物品在中国统治阶级中流行的明证之一。

　　如果说马熹对《红楼梦》研究的关注点在于特殊政治背景下中国不同学派对《红楼梦》的理解和诠释，进入70年代，以坷拉蒂尼为代表的意大利汉学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有了新的动向，即思想文化研究的转向。

(三)史华罗:“情感论”

史华罗在意大利乃至国际汉学界都享有盛名。他提出的“情感论”在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同，“因为他的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已经超出一般的纯文学和史学的领域，将文本材料的分析与心理学、文学批评学、历史学等方法结合在一起，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对中国文明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和非文学性资料进行综合研究，提供了多焦点跨科际解读和分析的路径”。

　　史华罗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之前的马熹、坷拉蒂尼不同，他不只针对《红楼梦》本身，而是把《红楼梦》放在明清小说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来研究，以“情感”为关键词，探讨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妒”“激情”“欲望”“爱”“诱”等与“情感”紧密联系的主题。

　　在《中国之爱情:对中华帝国数百年来文学作品中爱情问题的研究》一书中，史华罗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爱”与“情”。他认为“情”在《红楼梦》中被频繁使用:“有时作为单字，有时组合成其他词语。当作单字使用的时候，它经常超越感情和亲情的含义，具有爱情的意思，有时还有情爱的意思;在不同情况下它的词义差别很大;人们可以用它表示一般的同情、爱情和男女之间的相互吸引，也可以用它表示好色，甚至表示‘淫’;有时它主要强调的是爱情的疯狂，与‘痴’的含义很近，有时它有强调的是感情的幻觉和虚无，与‘空’的含义相似。”情是《红楼梦》的一个主要线索，甚至该书也曾名为《情僧录》，在书中秦可卿、秦钟都谐音“情”，青埂峰也指“情根峰”等等。

　　在介绍不同爱情的时候，史华罗提到了《红楼梦》中所讲的“意淫”，并专门分析和介绍了宝玉的“崇高之淫”。“意淫”一词来源于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姑对宝玉的训诫，对于这个词大家基本都持负面的态度，“甚至对‘意淫’的谴责更加严厉……在《红楼梦》中，‘意淫’与男主人公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具有了新的含义:尽管它仍然表现为‘过分的情欲’，但与庸俗的淫荡已毫无关系，而只是贾宝玉等人物的情感展现”。

　　如果说“爱”有低俗的肉欲肌肤之爱，也有上升至精神层面崇高的“爱”，那么，后者在《红楼梦》中体现为黛玉对宝玉的爱。史华罗评价这是一种“柏拉图”主义的爱情。《红楼梦》是一部青春小说，是一部女性小说，史华罗认为在这部小说中“女性具有纯洁的美。因此，尽管对女性身体美的描写依然存在，但人们经常超越它，通过间接的影射、传统的俗套、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和隐喻等手段，达到对女性描写更加精细的目的，从而也使描写更抽象，更具有诗意”。

　　最后史华罗评价《红楼梦》“开创了一种新的爱情文学的表现形式。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主要是妇女和青年，他们在传统社会中扮演的是次要角色;由于在美学上的成功，作品不仅引起了人们与书中主人公感情上的共鸣，而且还创造了一种表现感情的精美的新语言。正是由于此类文学方面的贡献，经过数世纪的发展，爱的情感也逐步在中国丰富起来”。

(四)柏雷丽:《〈红楼梦〉中的戏曲与戏曲演员》

2019年汉学家柏雷丽以《红楼梦》中的戏曲以及贾家的十二个小戏子为研究对象，探讨她们在《红楼梦》中的象征意义，以及她们所代表社会底层人物在《红楼梦》中体现出的反抗思想与意识。

　　柏雷丽首先介绍戏曲在中国古代社会是贵族阶级的娱乐方式:戏曲演员在舞台上精美的扮相、精致的服装及其身段、唱腔都使观众沉迷和陶醉。但是戏曲演员一旦走下舞台，便容易生活在世人的偏见里，甚至于被看作是一种不入流的人。同样的矛盾情形也反映在大观园的生活里，为元妃省亲而买的十二个小戏子在舞台上的表演深受老爷夫人小姐的赞赏，贾府逢年过节也少不了要唱戏，戏曲受到众人的追捧，但是这些唱戏的小姑娘在生活中却过得甚至不如贾府的仆人。在《红楼梦》第三十六回中，龄官哭诉自己的命运就像笼中鸟，是贾府贵族取乐的工具而已。第五十八回，因为宫里的老太妃薨了，贾府家的戏班也被遣散了，十二个小姑娘被分配到大观园做丫鬟，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芳官、龄官、蕊官、葵官、豆官、藕官和赵姨娘的打斗将这一冲突推向了高潮，柏雷丽认为这一幕也充分体现了“这些唱戏的姑娘们虽然处在社会阶级的底层，但是却无所畏惧，勇于反抗的精神”。

结语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国内红学研究《红楼梦》的作者、版本、思想文化性，海外红学则注重《红楼梦》的翻译以及跨文化比较研究。关于《红楼梦》的翻译研究衍生了红楼译学。研究者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语种的《红楼梦》进行研究，分析其翻译策略以及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文化。英语译介研究毫无疑问是该领域的集大成者，但近年来小语种、非通用语种的《红楼梦》译介研究也越来越多。

　　意大利语作为非通用语种之一，国内关于《红楼梦》译介的专门研究还不多，关于《红楼梦》的意大利语译本介绍虽有，但也比较简短，不同文章之间也是互相引用，其实并没有太多新的内容。本文较详细地介绍了意大利的两个《红楼梦》译本的译者、人名、地名翻译，简要评述了两个翻译版本的优缺点。除了对翻译版本的介绍，本文还梳理了意大利汉学家关于《红楼梦》的研究，选取了笔者目前所能查考到的文献资料中意大利汉学界四位汉学家为代表，评述了他们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我们发现意大利汉学家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具有时代性，而且具有宏观性。

　　“与其他中国古典小说相比，《红楼梦》最为丰富地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髓，不管是物质形态、制度形态的文化，还是精神形态的文化，《红楼梦》都当得起‘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这一称号。”但也正是因此，文化差异成为跨文化翻译最大的障碍。而每一个翻译者的翻译对于原文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创作，是其对原文理解的新阐释，在这一意义上，《红楼梦》意大利语译本如何处理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难题，将是我们一下步研究的主要目标。

　　① 欧丽娟《大观红楼1:欧丽娟讲红楼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i页。

　　② 邱华栋《〈红楼梦〉的翻译本》，《青年作家》2020年第2期。

　　③ 王宁《翻译与跨文化阐释》，《中国翻译》2014年第2期。

　　④ Lanciotti Lionello.Il sogno della camera rossa by Ts’ao Hsuehch’in and Edoarda Masi.Cina 1965(15).

　　⑤⑦⑨⑩ Masi Edoarda Nuove Interpretazioni dello“Hung Lou Meng”.“Cina”1963(7).

　　⑥⑧ 陈维昭《红学通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57页。

　　[11][15] 李蕊《意大利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文学理论前沿》2017年第1期。

　　[12] Ts’ao Hsueh-ch’.Il Sogno della Camera Rossa.A cura di Edoarda Masi.BUR2018.p.9.

　　[13] Corradini Piero.I contatti con l’occidentenel sogno della camera rossa.Cina.1976(13).

　　[14] 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7页。

　　[16][17][18][19] 史华罗《中国之爱情:对中华帝国数百年来文学作品中爱情问题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80、248、279页。

　　[20] Borelli Beatrice Teatro，attori e subalternitàne il sogno della camera rossa.Antropologia e Teatro:2019(10).

　　[21] 陈维昭《红学通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