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雨彤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新剧红楼戏在上海蓬勃发展，春柳剧场·新剧同志会及新民新剧社编演的一系列新剧红楼戏掀起热潮。1915年6月13日，春柳剧场·新剧同志会推出的“古装歌剧”《黛玉葬花》标志着民国京剧红楼戏的起点，而1916年秋冬梅兰芳在沪演出其新编的红楼戏可视为京剧红楼戏取得的新发展。1915年6月至1917年2月，新民及春柳相继解散，新剧中兴之后的红楼戏开始转向民鸣社又最终稳定在笑舞台，而笑舞台的红楼戏以欧阳予倩为绝对的中心。整体上，上海的红楼戏演出呈现出新剧与京剧并行、且主导地位逐渐向京剧转移的倾向。

　　民国时期的红楼戏在上海随着早期话剧——“新剧”的蓬勃发展应运而生。《申报》戏剧广告中最早出现的新剧红楼戏上演记录是1913年11月28日新民新剧社的《鸳鸯剑》，以此为发端，新民社陆续推出《风月宝鉴》《大闹宁国府》及《夏金桂》，共四部红楼戏。1914年4月起春柳剧场·新剧同志会开始在上海谋得利演出，也编演了《鸳鸯剑》《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林黛玉焚稿》《夏金桂自焚记》《风月宝鉴》《刘老老进大观园》《晴雯》等一系列红楼戏。民国初期上海的红楼戏编演数目不少，上演次数也很多，且主要集中在新剧界，以新民社及春柳剧场·新剧同志会为个中翘楚。然而好景不长，1915年1月，新民社被民鸣社吞并;春柳剧场·新剧同志会在1915年春季经历了几度人事变动后也已大厦将倾，终于在1915年秋陆镜若英年早逝之后走向消亡。从1913年11月新民社首演《鸳鸯剑》开始至新民被吞并、春柳在1915年6月25日与民鸣合演《鸳鸯剑连演宁国府》作为其红楼戏绝唱为止，可以划作民国时期上海红楼戏发展的第一阶段:新剧独占鳌头，且编演内容倾向于宝黛故事以外的人物及相对独立的剧情。关于民国早期红楼戏的出现，详见拙论《民国红楼戏之新剧先声》。在此之后，红楼戏的发展所呈现的态势、与第一阶段的异同还有待仔细梳理。

　　本文试从《申报》所刊戏剧广告入手，结合当时剧人发表在报刊杂志的剧评及后期的回忆性文章，分析新剧中兴以来红楼戏的第一波热潮之后——即春柳剧场·新剧同志会面临解散、欧阳予倩演出第一部京剧红楼戏《黛玉葬花》起至梅兰芳第三次来沪演出为止——上海红楼戏的具体上演状况。本文将以时间轴为纵线，以演出红楼戏的主要剧场及编演红楼戏的主要剧人为中心，探索这一时期上海红楼戏新旧交融的具体上演情况。

　　本文将1915年6月至1917年2月划分为民国红楼戏的第二阶段，实际划分的标准不是单纯的时间线，而是演剧界的具体事件及红楼戏演出的发展阶段。春柳剧场实际解散是1915年秋，但在此之前其分崩离析之势业已出现。欧阳予倩1915年4月暂别春柳转签第一台开始演出京剧，这一事件看似与红楼戏无关，但却从根本上对上海红楼戏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15年6月3日，重回春柳的欧阳予倩在春柳剧场首演其“歌剧”作品《黛玉葬花》，这正是上海首次演出的京剧红楼戏，以此为起点，上海红楼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前学界多用“文明戏”一词来指代早期话剧，但在这一时期无论在戏剧广告上还是剧学论著中仍多用“新剧”称之，故本文中除广告原文外一律用“新剧”以便于行文。此外，《申报》广告中出现了“古装歌剧”这一概念，如欧阳予倩先后在春柳、民鸣、第一台等剧场都曾演过的《黛玉葬花》。现代汉语中的“歌剧”为西方Opera，但西方Opera在中国普遍上演之前，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多称Opera为“乐剧”、或音译为“奥披剌”“欧拍拉”“阿别拉”等，即使少数称“歌剧”，也会加上限定词如“西方歌剧”或“德国歌剧”“法国歌剧”等以示区别;欧阳予倩所用的“歌剧”一词大约表示其采用新式舞台表现手段但以戏曲歌唱为该剧的主要表现方式;此外，因新剧不唱或几乎不唱，故“歌剧”有时也指代京剧等传统戏曲，如春柳剧场的“余兴”曾有《朱砂痣》《御碑亭》等“歌剧”，有时“戏中串戏”也常唱“歌剧”。本文除引用文献外，均以是否采用传统戏曲演唱为主要表现方式为判断标准，将红楼戏二分为新剧与传统戏曲，而本文中出现的剧目未发现京剧以外的剧种，故统称新剧与京剧以分别之。

一、民鸣社一家独大:“后春柳时代”的新剧红楼戏演出(1915年6月－1917年1月)

王凤霞《文明戏考论》中将民鸣社的演出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内，民鸣社的红楼戏演出都因发展状况、人员流动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第一阶段:自1913年11月成立至1915年1月之前，此为民鸣社与新民社竞演时期。其间民鸣社的红楼戏只有1914年2月15日至17日演出的许啸天编《红楼梦》一部，该剧由“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琏偷娶尤二姐”“纵淫心金桂自戕生”三段构成。

　　第二阶段:自1915年1月19日与新民社合并至1916年3月8日的演剧时期。1915年6月之后，春柳剧场逐步分崩离析，吞并了新民社的民鸣社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可执上海新剧之牛耳。吸收了大量新民及春柳的优秀剧人之后，红楼戏更是几乎被民鸣社独揽。整体看来，民鸣社演出红楼戏最多的时期也正是这一阶段。

　　从1915年6月25日的《鸳鸯剑连演宁国府》开始，欧阳予倩、吴我尊、汪优游、查天影等曾经春柳·新剧同志会演出红楼戏的中坚力量及郑正秋等原新民社元老开始在民鸣演出，民鸣社也就此迈出了正式进军新剧红楼戏的第一步。

　　1915年6月26日至1916年3月8日，民鸣社演出《鸳鸯剑》《大闹宁国府》《刘老老进大观园》《王熙凤毒设相思局》《金钏儿投井》五部红楼新剧共13次。其中，《鸳鸯剑》《大闹宁国府》应该是已经在春柳剧场上演过的作品，《刘老老进大观园》(1915年7月17日首演)和《金钏儿投井》(1916年3月4日首演)的广告中则明确写出是民鸣社新作。但民鸣社在这一阶段演出的《王熙凤毒设相思局》究竟是新作还是之前新民和春柳演过的《风月宝鉴》，抑或是之前民鸣演过的许啸天《红楼梦》的三部曲中“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单独上演，广告中则并未言明。

　　新剧的演出基本以幕表制为主，仅以必要的剧情为大纲。依靠幕表排戏，演员自由发挥的成分很高，即使是同一剧团同一批演员上演同一剧目，很有可能每次演出的细节都不尽相同，因此，除非有很明确的大幅度的情节增删，否则很难用以剧本和导演为中心的现代剧场观念去纵向研究、拘泥于某一剧目演出的异同;而红楼戏因其以小说为基础，很多台词可以直接从小说中挪用，相对来说情节等比较固定，各剧团纵有同名或相近、即从剧名可以明显看出是根据小说同样章节改编而来的剧目，其相似度应该较高，因此，横向探讨各剧团上演的不同“版本”，尤其是在剧本不存的前提下，也意义不大。但此处仍想要对剧目做出简单探究，从中试图厘清新剧红楼戏的传播和发展脉络。

　　首先，民鸣社《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广告中并未像《刘老老》和《金钏儿》一样标注“新作”等字样以借机宣传，所以基本可以排除民鸣新编的可能性;其次，这一时期担纲演出红楼戏的主要是欧阳予倩等春柳剧人和郑正秋等新民主力，且根据小说同样章节改编的新剧《风月宝鉴》早已在两大剧场上演过，为红楼名作，故演出此作的可能性较许啸天作更高，当然也不排除这一时期在民鸣社上演的过程中吸收之前排演许啸天作的经验进行调整的可能。

　　民鸣社虽为新剧团体，但欧阳予倩等春柳剧人加入之后，1915年7月15日以查天影临别纪念的名义演出曾经只有1915年6月13日在春柳剧场演过一次的“新编歌剧”《林黛玉葬花》。扮演宝玉的自然是查天影，14日起刊登的广告中写扮演黛玉的是欧阳予倩，15日实际上演时改定由凌怜影演黛玉，欧阳予倩演王熙凤。通常所演《葬花》为林黛玉葬花伤春一节，是没有贾母与王熙凤登场的，而15日广告中写着这一次演的是“自别父起至葬花止”，似比通常所见的《葬花》篇幅更长，包含林黛玉进贾府情节。或许不过是在新作调整中的尝试，这一短暂的改动在之后的《葬花》中没有得到保留。而9月1日以欢迎查天影回申的名义及10月16日，民鸣社又演过两次《林黛玉葬花》，但欧阳予倩已于8月离开民鸣社，故这两次演出没有欧阳予倩的参与。

　　1915年12月，顾无为因政治原因被捕，欧阳予倩于1915年12月中旬离开民鸣社去第一台搭班唱京剧，民鸣社在失去主心骨及红楼戏主力之后勉强支撑，红楼戏的演出也暂且搁置。但1916年1月29日，在郑正秋、查天影、汪优游、张啸天等人的努力下，民鸣社重启红楼戏《王熙凤毒设相思局》，3月4日又推一部新作《金钏儿投井》。可惜以上两剧都仅仅演出一次。3月7日民鸣社演出《鸳鸯剑·大闹宁国府》，3月8日之后竟再无广告刊登。王凤霞《文明戏考论》中也注意到了这次不告而别，并根据朱双云《初期职业话剧史料》推断这次没有告别的消失是因为剧场租金问题，而后3月13日笑舞台开幕，大部分民鸣剧人的名字得见于笑舞台的演员名单。

　　第三阶段:1916年5月顾无为出狱，与郑正秋二人带领民鸣社卷土重来，至1917年1月再度陷入停顿。在这几个月中，民鸣只演过两次红楼戏，一次是1916年9月28日的《鸳鸯剑》，马绛士饰演尤三姐，蒋镜澄饰演薛蟠，赵燕士饰贾琏，郑正秋作配角，另一次是10月13日“正秋新编”《鸳鸯剪发》。

　　第四阶段:1917年4月30日至6月19日“民鸣社爱华社男女合演”，此阶段未见红楼戏上演。

　　第五阶段，即1917年6月中旬至9月中旬，转移至杭州的民鸣社在汪优游等人的组织下也演过《刘老老进大观园》《风月宝鉴》，但终究已是强弩之末，次数不多。民鸣社日薄西山，汪优游等也重返上海，辗转其他演剧团体继续戏剧活动。

二、欧阳予倩在第一台:京剧红楼戏的新时代(1916年1－7月)

1915年6月13日，春柳剧场·新剧同志会推出了一部“古装歌剧”《黛玉葬花》，这就是欧阳予倩所说“在春柳剧场当余兴演的，可算是在上海第一次的古装京戏”。这一部“古装歌剧”《黛玉葬花》的问世无论对欧阳予倩本人还是民国红楼戏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重要事件，正是从这一部《黛玉葬花》开始，红楼戏史上一个全新的编演京剧红楼戏的时代徐徐开启。

　　从欧阳予倩的个人经历来看，其对京剧的喜爱早已有之，如《自我演戏以来》中提到的在东京春柳社与吴我尊搭档唱了一次《桑园会》作为余兴以及1912年底在张家花园演《宇宙锋》的经历，《申报》广告中也可见1914年12月24日欧阳予倩与吴我尊、熊天声合作《四郎探母》，随后1915年1月1日在竞舞台还与吴我尊唱过一次《彩楼配》。但这些经验毕竟都是零星的，甚至更多的带有几分游戏性质，1915年4月25日至5月29日在第一台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才算是欧阳予倩成为京剧演员的初次尝试。这一时期唱的完全是《玉堂春》《宇宙锋》等传统京剧剧目。之后欧阳予倩又回到春柳，1915年6月13日演出“古装歌剧”《黛玉葬花》。欧阳予倩的这一次尝试很有可能出于第一台演出京剧的刺激。欧阳予倩在《我自排自演的京戏》中提到，最初搭班演京戏时经验尚少，会的戏不多，难免捉襟见肘，对于《妻党同恶报》之类的新戏又不感兴趣，于是想要“排一点适合于自己演的新戏”。这应该是催生欧阳予倩京剧红楼戏的一个直接原因。

　　1915年12月12日至13日，丹桂第一台连续刊登广告，宣告欧阳予倩正式受聘开始在第一台演出。随后，在每日刊登的广告上可以看到此时欧阳予倩主要演出的还是《汾河湾》《真假金莲》《三娘教子》等京剧青衣花旦的常规剧目。

　　1916年1月，欧阳予倩在第一台首次演出红楼戏《鸳鸯剑(尤三姐自刎鸳鸯剑 王熙凤大闹宁国府)》，1915年12月31日及1916年1月1日连续两日刊登的广告如下:

　　是剧系欧阳予倩君生平最得意拿手杰作。前在文明戏园中开演，其情节之佳妙，早已脍炙人口，所惜配角不齐，不能尽臻完善。今本台特烦重为编排，去芜存菁，场场乞紧。又以冯君子和饰尤三姐，真能显出颜如桃李、冷若冰霜之态。欧阳君饰王熙凤，风流泼辣，无不描摹尽致。以外各配角纯用京白，俱能各尽其妙，较之文明戏中之角总能略胜一筹。并添制新奇布景，务请各界光临赏鉴，方知所言不谬矣。

　　实际上演日期为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即1916年1月2日，可惜该日《申报》休刊，未能看到演出当日广告，但应照计划上演。而后19日与25日又重演，可知与欧阳搭戏的是麒麟童(周信芳)、冯子和、陈嘉祥、李庆棠等人。预告中提到“各配角纯用京白”，有可能指的是京剧中的说白采用京白而非韵白等，也有可能指的是此剧目为以台词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新剧，但欧阳予倩提到过《鸳鸯剑》纵使由话剧改编成京剧，也还是“话多而唱少”，这样一来，从这一句广告词中无法确定此次第一台演出的《鸳鸯剑》是新剧还是京剧。再看演员表，冯子和虽有演出文明戏的经验，但整体看来毕竟还是京剧演员的阵容，考虑到第一台原本为京剧舞台的性质，再加上初演广告中强调“重排”、与之前的“文明戏园中”所演不同，结合之前提到的欧阳予倩想要排演“私房戏”的尝试，或许可以推测此次演出的《鸳鸯剑·大闹宁国府》有已被改编成京剧的可能，只是缺少直接证据，未能断定。

　　《鸳鸯剑·大闹宁国府》随后又于2月20日、3月3日、4月8日上演，合作的人只少了陈嘉祥，其余基本不变。《鸳鸯剑》加《大闹宁国府》时时连演，甚至连演时干脆将剧名略称为《鸳鸯剑》或《全本鸳鸯剑》。从剧情上看，尤二姐、尤三姐、王熙凤三个女性角色戏份都不少，可知角色之吃紧。在第一台演出几次所标注的主要角色名称中，欧阳予倩、冯子和、宋志普都是重要的旦角，而与欧阳搭戏的冯子和于1916年5月9日离开第一台，《申报》上可见其已从6月开始在明明舞台演出的广告。自冯子和出走后，第一台再没演过《鸳鸯剑·大闹宁国府》，或许角色分配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事实证明，而后的红楼戏演出也的确迅速转向了人物较少、易于支配、且之前在春柳民鸣已经尝试过的《黛玉葬花》。

　　5月12日至17日，第一台连续推出广告，宣告欧阳予倩要在17日演出新作《林黛玉葬花》，配贾宝玉的仍然是麒麟童，而后在5月23日、28日、6月5日、11日、7月10日重演，欧阳予倩与第一台的合约也于七月末到期。从1915年12月中旬到1916年七月末这七个多月的时间里，除了1916年5月24日至26日为纪念顾无为出狱、民鸣社假座演出新剧《法国拿破仑》的特例之外，欧阳予倩在第一台几乎每天都演出京剧。这期间演出红楼戏《鸳鸯剑·大闹宁国府》《林黛玉葬花》两种，《申报》广告可见的上演次数记录分别为6次及7次，虽说从比例上看，仍是演出其他传统剧目占绝大多数，但这两部新作在京剧舞台能得到如此频次的持续上演，已经可说是京剧红楼戏一个成功的开始。

三、笑舞台异军突起:新旧交融、分庭抗礼(1916年3月－1917年2月)

新剧剧场笑舞台诞生于1915年，在新剧中兴之后方才成立，由此见证了新剧中期的繁荣及后期由盛转衰的重要过程。而在红楼戏剧史上，笑舞台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1916年以后，从新剧红楼戏的频繁上演到京剧红楼戏新作不断涌现，笑舞台都是重要演出场所，这一点从欧阳予倩、徐半梅等剧人的回忆性文章中也有着明确体现。下文将从1916年笑舞台开始演出红楼戏到1917年2月末欧阳予倩暂别笑舞台为止，对笑舞台红楼戏及上海剧坛红楼戏的整体演出状况进行整理，分析这一阶段红楼戏演出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一)笑舞台开始红楼戏演出

笑舞台由民乐公司进兴公司开办，原本为女子新剧，后因经营不善，于1916年3月13日刊登“民乐进兴公司取消合同声明”宣告停演，并在此则启事旁刊登笑舞台已转手成安、大成公司的广告，宣布“笑舞台改演男子新剧”。有了汪优游、李悲世、邹剑魂等“新剧大家”加入，新的笑舞台于3月17日正式开幕，19日即演出《刘姥姥进大观园》(按:此剧名常作“刘老老进大观园”，但此日广告中，“刘老老”作“刘姥姥”)，而后郑正秋也加入笑舞台，29日演出新编的红楼戏《琏二杀凤姐》，由标题与广告中的简介可知是从小说第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情节改编而成。5月8日郑正秋、汪优游、李悲世、邹剑魂等演出《鸳鸯剑联演宁国府》。5月20日查天影加入，同郑正秋、汪优游等演出《金钏儿投井》，6月3日演出《相思局》，即“王熙凤毒设相思局”“风月宝鉴”故事。

(二)欧阳予倩的红楼戏

1916年七月末，欧阳予倩结束了第一台的合约，按照《自我演戏以来》文中欧阳予倩的回忆，其之后去苏州演出一段时间，受查天影邀约回沪加入笑舞台。徐半梅在《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笑舞台回复了以前的组织，又加入了欧阳予倩、查天影二人，于是七人委员会，变成九人委员会了。欧阳予倩一到，就有许多新的资料可以演出了。他是爱好红楼梦剧的，而且喜欢用歌剧方式来演出，我们本来有《王熙凤大闹宁国府》，《风月宝鉴》，《鸳鸯剑》，《刘老老进大观园》等戏，予倩的歌剧也分幕，也用布景，可并不像皮簧剧那么一场一场接连下去。他第一次演的是新排的《晴雯补裘》。后来还陆续排了《黛玉葬花》、《馒头庵》、《宝蟾送酒》、《鸳鸯剪发》、《黛玉焚稿》、《负荆请罪》等红楼戏，真是洋洋乎大观。

　　欧阳予倩在《自我演戏以来》文中也提到过:

　　笑舞台虽然是演新戏的戏馆，可是自从我到了那里，三天两日总要加演红楼戏，临时从外面去找锣鼓，租配角的衣服，虽然费点儿事，却总是满堂，也就不在乎了。

　　前面提到的欧阳予倩加入之前的笑舞台曾演过的五部红楼戏自然都是新剧，欧阳加入之后，他的编演才能及已有的京剧红楼戏剧目又重新得以施展。可以看到，欧阳予倩1916年8月12日正式开始在笑舞台的演出，而广告从11日刊登开始就在为已经在第一台等剧场取得成功、预定14日上演的《林黛玉葬花》预热，15日又紧接着演出了《鸳鸯剑连演宁国府》，徐半梅关于欧阳第一次演的是《晴雯补裘》的记述有误。这两出红楼戏在笑舞台首演之后又连续演了几次，想来反响不错，而无论是笑舞台剧场一方还是编演者都非常重视，笑舞台花了很大力气为欧阳予倩红楼戏新制布景，而欧阳予倩本人也从春柳初试《葬花》时开始便对《黛玉葬花》不断修改，增加幕数以使戏情合理流畅。

(三)新旧交融

欧阳予倩在《自我演戏以来》一文中提到，在笑舞台与查天影随编随演，演出了《黛玉葬花》《黛玉焚稿》《晴雯补裘》《宝蟾送酒》《馒头庵》《鸳鸯剑》《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摔玉请罪》《鸳鸯剪发》九部京剧红楼戏，这一记述与《我自排自演的京戏》一文中也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欧阳予倩此次在笑舞台演出的红楼戏不止京剧而已。

　　1916年8月12日至1917年2月，《申报》可见欧阳予倩在笑舞台演出的广告中，有《(林)黛玉葬花》(1916年8月14日首次在笑舞台演出)、《鸳鸯剑连演宁国府》(1916年8月15日首次在笑舞台演出)、《琏二杀凤姐》(郑正秋作，欧阳予倩加入之前笑舞台已经演过，1916年9月3日欧阳予倩首次演出)、《金钏儿投井》(欧阳予倩加入前笑舞台已经演过，1916年9月10日欧阳予倩首次演出)、《晴雯补裘连演芙蓉诔》(1916年9月20日初演)、《相思局》(欧阳予倩加入之前笑舞台已经演过，1916年10月3日欧阳予倩首次演出)、《黛玉焚稿》(1916年10月26日初演)、《宝蟾送酒》(1915年秋创作并初演于杭州西湖舞台，1916年11月6日首演于笑舞台)、《馒头庵》(1917年1月3日初演)十部。

　　将这两个剧目单对照来看，除《摔玉请罪》《鸳鸯剪发》此时尚未问世之外，可知欧阳予倩此次在笑舞台演出的《琏二杀凤姐》《金钏儿投井》《相思局》三部不见于欧阳予倩九部京剧红楼戏的记述。当然这三部剧是笑舞台在欧阳予倩加入之前就有的剧目，并非欧阳予倩的创作，自然没有被收录进欧阳予倩“自排自演”的剧目中。但此处要注意的是:这三部剧作虽然在欧阳予倩加入笑舞台热演京剧红楼戏的时期演出，却应该不是京剧，而是新剧。

　　笑舞台虽然是新剧剧场，但在欧阳予倩签约期间是京剧与新剧并行的。这一时期笑舞台演出的京剧除了著名的红楼戏之外，还有《玉堂春》等传统戏;而新剧则既有春柳时代的名作《不如归》等，也有新作如《香钩情眼》《秋海棠》等。虽说欧阳在笑舞台期间演出了一系列京剧红楼戏，但并不等于加入笑舞台之后的欧阳参与演出的每一部戏、每一部红楼戏都是京剧。

　　再看这一时期《申报》上笑舞台的广告，因其本质为新剧剧场，故演京剧剧目时必称“京剧”或“旧剧”，或标注为欧阳予倩的“(红楼)歌剧”以示区别。名作如《黛玉葬花》等观众早已耳熟能详者，广告中或可省略“歌剧”二字，但如为新作，则广告中一定要标明“歌剧”或“新编歌剧”以引起读者和观众注意。《琏二杀凤姐》《金钏儿投井》《相思局》三部剧是已经在笑舞台演过的新剧，如果因欧阳予倩加入而改为京剧(歌剧)形式重新上演，则广告中不可能不特别标注。实际上1916年9月3日演出的《金钏儿投井》剧名前缀只有“古装”，并无“歌剧”，也无“新编”，也并未提到与之前有何不同，也看不到如何改编创造或是笑舞台演出京剧时广告中常见的对于演员歌喉的赞扬，这两部作品基本已经可以断定仍是之前演出的新剧形式。

　　但关于10月13日上演的《相思局》尚有一些疑问。《相思局》虽仍为笑舞台原有的红楼戏，但因有擅唱京剧的欧阳予倩，故采用了“戏中串戏”的方式使欧阳予倩在剧中唱《状元祭塔》。《祭塔》是欧阳当年在第一台初次尝试演京剧时的拿手好戏，故广告中也十分用力赞扬其唱祭塔之精彩。当日广告中还有“何为杰作?笑舞台之相思局杰作也。欧阳予倩之祭塔杰作也。两出好戏同时演唱，观客之莫大幸福也”，以及“两出难得之戏同时演唱，真真难得，不知诸君前世敲破多少木鱼，得于一晚亨(按:应为“享”)这耳目之福”等宣传语。“演唱”京剧《祭塔》固然无误，《相思局》如为新剧却也被囊括在“演唱”的范围内，似有不妥。但无更直接的证据，只好暂时理解为笑舞台刊登广告时对“演戏”“唱戏”表述不甚严密。至12月13日演出《相思局》时，“戏中串戏”《真假金莲》，广告词中宣传“新戏之中还有老戏看，便宜之中最便宜”，“新戏”可以指新剧，“老戏”可以指旧剧即传统戏曲京剧，但“新戏”也可以指新作，“老戏”也可以指京剧中既有的骨子老戏，单从字面无从判断，但结合笑舞台广告宣传的规律，毕竟《相思局》中没有出现“新作”“新编”及“歌剧”等字样，只好当作仍为新剧中加唱京剧的形式。

　　关于《相思局》的疑问暂且按下，笑舞台此时的演出是新剧京剧交错进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笑舞台1916年11月5日广告中将笑舞台原本演过的新剧与欧阳予倩加入后新演出的歌剧分别列出:

　　凡红楼梦戏，出出有趣味，幕幕有精采，可惜能演红楼梦戏之人材不可多得，所以他家往往想演红楼梦戏而不能演，即使能演一二出，又不能多演，独本舞台人才完备，红楼梦戏，演之又演。如《鸳鸯剑》《宁国府》《风月宝鉴》《刘老老》《琏二杀凤姐》《金钏儿投井》等，那一出不是本舞台的拿手好戏?再加新排之《黛玉葬花》《黛玉焚稿》《晴雯补裘》等歌剧，更是锦上添花。

　　11月25日广告中提到的(红楼)歌剧仅有《晴雯补裘》《黛玉葬花》《黛玉焚稿》《宝蟾送酒》四部(此时《馒头庵》尚未问世)，可为这一时期笑舞台所演出的红楼戏新旧并行之佐证:

　　笑舞台四歌剧，论热闹则以《补裘》为冠，论香艳则以《葬花》为首，论凄惨则以《焚稿》为最，若以情趣论，当以《送酒》为巨擘。

　　由此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以上两则广告中提到的《鸳鸯剑·大闹宁国府》均未被列入“歌剧”行列，徐半梅所提到的欧阳予倩加入之前笑舞台所演的应为新剧无疑，但以上两则广告中刊登的时间点是欧阳予倩已经加入且编演了一系列京剧红楼戏之后。根据欧阳予倩的记述，《鸳鸯剑·大闹宁国府》是加入笑舞台后随编随演的京剧红楼戏之一，但《鸳鸯剑·大闹宁国府》的广告中，即使是欧阳予倩加入之后，也全无“歌剧”字样，与笑舞台其他剧目刊登时的普遍规律不符不说，反倒时时提起之前在春柳民鸣第一台演时如何如何，而春柳民鸣演出的也是新剧无疑。或许此处标注不备仅为例外，提到“春柳民鸣第一台”可能侧重的是剧情故事及剧目本身而非表现形式和剧种体裁，但如前所述，笔者怀疑《鸳鸯剑·大闹宁国府》在第一台上演时很可能已被排成京剧，而1917年8月10日及16日，欧阳予倩在第一台时又与麒麟童、宋志普、李少棠等演过几次《全本鸳鸯剑》。在笑舞台，一般不唱或极少唱的新剧作品，如以戏中串戏的形式唱几句京剧，广告中都要大肆宣传，则此剧纵使再“话多而唱少”，广告中都不应该对演唱只字不提。故笔者大胆提出假设: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作于1929－1930年，《我自排自演的京戏》为1958年写成，带有回忆性质，不排除时隔多年的记忆有细微出入的可能，有无可能在笑舞台之时演出的《鸳鸯剑·大闹宁国府》仍为新剧，而在笑舞台演出之前及之后签约第一台时演出的是京剧?这一假设毕竟不过是推测，这部“改成京戏话多而唱少”的《鸳鸯剑·大闹宁国府》“不如《葬花》等戏卖座”，演出次数不算多，缺乏更多更确凿的证据，只好将疑问录于此处以备日后详细考证。

(四)北梅南欧

《鞠部丛刊》下编之“粉墨月旦”中(周)剑云所记《梅兰芳之黛玉葬花》中写道:“近代伶工擅演红楼剧者有二，北数兰芳，南数予倩。”“品菊余话”中(周)剑云《剑气凌云庐剧话》又提到:“然北之梅兰芳，南之欧阳予倩，固皆以演红楼梦而得名。”二人的确在红楼戏上各有所长，都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才得以如此相提并论。

　　1916年8月至1917年2月，欧阳予倩在笑舞台演出的六个月时间里共演红楼戏57次，上演频率极高，且广告中常常出现连续三天上演三部不同红楼戏的情况，红楼戏平均一周至少上演两次。欧阳予倩在笑舞台期间基本确立了在上海红楼剧坛首屈一指的领导地位，而从北京南下的梅兰芳则给上海红楼戏演出注入了新的力量。

　　梅兰芳曾在1913年冬、1914年末至1915年初两次到上海演出，1916年冬是他第三次南下上海。《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提到过，前两次上海公演无论是新剧的发展还是与北京完全不同的京剧市场生态，都使梅兰芳受到了新的刺激，回京后也开始编排自己的新戏。而欧阳予倩也曾自述去看过梅兰芳的戏，后来也参考了梅兰芳的古装扮相。二人后来私交不错，而在艺术上也互相影响，特别在这一时期，正当红的北京京剧名角梅兰芳来到上海演出红楼戏，无疑对以演红楼戏著名的欧阳予倩来说也是个挑战。

　　梅兰芳从1916年10月4日至11月20日演于天蟾舞台，而后赴杭游览西湖，被杭州第一舞台邀请挽留，演出约一周时间，12月5日至17日又回上海天蟾舞台，而后返京。这一次梅兰芳携姜妙香、姚玉芙带来了新作:《黛玉葬花》和《晴雯撕扇 千金一笑》两部红楼戏，于是“北梅南欧”开始了在上海这个繁华的舞台上“同台”竞技。

　　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笑舞台与天蟾舞台竞相上演红楼戏，梅兰芳在天蟾舞台共演出《黛玉葬花》7次，《千金一笑》6次;原本就以红楼戏著名的笑舞台在这两个余月间所演的红楼戏的密度也远高于梅兰芳来沪之前与之后，共上演了《黛玉葬花》《鸳鸯剑》《晴雯补裘》《相思局》《黛玉焚稿》《宝蟾送酒》六部红楼戏，合计上演次数足有29次之多(28次为欧阳予倩担纲演出)，其中《葬花》与梅兰芳相同，也是7次，《焚稿》与《送酒》并列，各演了6次。欧阳予倩的京剧红楼戏中，《黛玉焚稿》与《宝蟾送酒》两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搬上笑舞台。另，11月20日(梅兰芳去杭州前一日)以及12月16日(梅兰芳返京前二日)晚，笑舞台和天蟾舞台都推出《黛玉葬花》，几是唱对台，可见竞争之激烈。

　　红楼戏难演，角色难以讨好，在这一次梅欧二人的红楼戏竞演中，二人各自都有固定的搭档，把演出维持在稳定的高水平线上:在笑舞台期间，欧阳予倩的红楼戏有了查天影作固定搭档的小生，甚至广告中常将二人名字并称为“倩影”，另外与之配戏的固定旦角为之前曾在民鸣社有过红楼戏演出经验的邹剑魂;而梅兰芳原本就有固定的班子，演红楼戏常与之搭档的是小生姜妙香与青衣姚玉芙。有了固定搭档，配戏形成默契且易于为观众所接受，也是红楼戏演出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梅兰芳的到来使上海的红楼戏热潮更加高涨，梅兰芳在1916年末回京后，上海的红楼戏巨擘欧阳予倩也没有停止其红楼戏创作。1917年1月3日笑舞台推出“新编歌剧”《馒头庵》，甚至采用“电光布景”和“空中歌舞”作为噱头，欧阳予倩在《我自排自演的京戏》中对《馒头庵》里秦钟死前梦见已经死了的智能一幕演出有比较详细的描述，智能在空中荡秋千飞来飞去，边做身段边唱戏，难度极高，观感一定十分刺激。

　　1917年2月22日至3月24日，欧阳予倩与查天影受苏州振市新剧社之邀赴苏州演出，其间也演出了《黛玉葬花》等多部红楼戏。在苏州的演出结束之后，欧阳予倩返回上海，但却并未像2月21日《申报》所刊笑舞台声明中所言“演毕即归”，而是签约第一台演出四个月之后才回归笑舞台。关于1917年4月归沪之后在第一台和笑舞台演出红楼戏的情况，笔者将另行撰文，此处暂且不表。

　　又及，1917年3月至10月，即欧阳予倩与查天影暂别笑舞台的八个月时间里，笑舞台仅仅演过一次红楼戏，即3月22日的《瑞大爷想吃天鹅肉》(即风月宝鉴、相思局)。可以想见，欧阳予倩在笑舞台乃至上海的红楼戏演出中的确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徐半梅在《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提到:

　　红楼梦戏需要许多旦角，而笑舞台旦角独多……就是予倩本人，他后来离开了笑舞台，虽然查天影老是跟在他旁边，他总演来不舒服，就因为没有这许多旦角来扮演大观园里许多姑娘丫头们，这是予倩在他写的《自我演戏以来》中也曾提起过的。

　　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中也的确强调了红楼戏在笑舞台上演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双云为了我的戏特意做些新布景:譬如《葬花》……我以后在其他的舞台演，都没有像这样的精美。《晴雯补裘》也是在笑舞台演得好，其他的地方一则没有那么许多旦角，二来不肯专为一出戏十分排练，所以不容易整齐。……如《补裘》这种戏，换一个地方，换一个配角，便简直不行。不止《补裘》，别的戏也都是一样。

　　由此可见，笑舞台在这一时期的红楼戏演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欧阳予倩的红楼戏编演提供了别处所无法比拟的良好条件，欧阳予倩的大部分红楼戏作品都是在笑舞台演出时上演的，在个人艺术得到发挥的同时应该也为笑舞台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这一时期新剧及京剧红楼戏交相辉映的局面。

结语

1915年中春柳剧场·新剧同志会逐渐解体后，新剧红楼戏演出从民鸣社转移到笑舞台。而自编演“古装歌剧”《黛玉葬花》开始，欧阳予倩在上海掀起了红楼京剧的热潮，红楼戏演出中，新剧逐渐让位于京剧。欧阳予倩横跨新剧与京剧两界，既是剧人也是文人，在红楼戏创作与编演上，其开始之早、作品数量之多、剧目上演之频，在当时都无疑是无人可出其右的。梅兰芳作为北京的外来力量，既受到上海的影响，也给上海的京剧、特别是京剧红楼戏带来了积极的刺激。

　　通过这一时期上海红楼戏演出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新剧红楼戏演出的中心是随着有能力编演红楼戏的演员而转移的。从新民春柳，到民鸣和笑舞台，从前期的冯叔鸾、马绛士，再到贯穿大半个民国红楼戏剧史的欧阳予倩、郑正秋、汪优游、查天影、徐半梅，编演红楼戏的剧人们几经分合，但归根到底，还是脱不开这几支主要力量。在新剧红楼戏尚未出现之时，有力量将其创作出来的非知识水平较高且熟稔《红楼梦》的冯叔鸾、马绛士、欧阳予倩、郑正秋等人不可，即使是在红楼戏剧目大量产生之后，因其角色不易讨好、程度较高，也非人人可演，从《申报》所刊戏剧广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随着时间的变化，民国红楼戏在不同的阶段主要演出的剧场也不同，但其背后真正起决定力量的还是剧人的流动，非有人才荟萃于某剧场不能上演，且自始至终，承担林黛玉、王熙凤等主要角色的都是同一批文化和艺术水平都较高的剧人。

　　而欧阳予倩的红楼戏编演在新剧与京剧之间的穿梭，则是作为他个人戏剧生涯的一部分，随着其演剧活动重心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时期上海的红楼戏、特别是京剧红楼戏，几乎是欧阳予倩一人独领风骚，梅欧二人短暂交锋后的上海红楼剧坛有了怎样的改变、其中是否又有新的力量酝酿、日后的上海红楼戏又将呈现怎样的局面，则留待另行撰文论述。

　　① 吴雨彤《民国红楼戏之新剧先声——从〈申报〉所刊戏剧广告试论民国早期上海红楼戏的出现》，《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3辑。

　　② 本文中的《申报》广告内容皆引自《申报》影印本(上海书店，1982年11月)，不另出注。

　　③④ 参见王凤霞《文明戏考论》第九章“中兴”期的上海新剧团体(1944－1917)第四节民鸣社考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331、327页)。

　　⑤⑥[11][12][18]《自我演戏以来》，《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5、18及32、67—68、67、68页。

　　⑦⑧[13][16]《我自排自演的京戏》，《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第266—267、272、272、272页。

　　⑨ 参见黄爱华《上海笑舞台的变迁及演剧活动考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⑩[17] 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91、91—92页。

　　[14] 周剑云《鞠部丛刊》，民国丛书第二编第69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据交通图书馆1918年版影印)。

　　[15] 参见梅兰芳述、许姬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平明出版社195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