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梅

　　内容提要:以文本细读为基础，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具体塑造方式来讨论薛宝钗这一复杂而多争议的文学形象，对由显性文本( 故事情节) 与隐性文本( 隐喻体系) 共同参与塑造的薛宝钗形象作多层面、多维度的观察与发掘。显性文本中呈现的薛宝钗，其所携带的主要人物信息是家世、身份、容貌、性情及价值观;而在隐性文本中，作者创造了以“针黹”为核心意象的隐喻符号体系，其深层建构于薛宝钗的人格、心理和行为之中，既全面统摄了作者对宝钗形而上体系的设置，又完整地纳入了对宝钗的主体行为设计之中，成为人物系统性行为符号，生成了人物形象的“针黹行为学”。结合显性与隐性两部分文本，深入发掘薛宝钗的真实生命处境、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进而对作者的创作意图、创作心理和实现手段作出深入观察。

一、如如不动，了了分明——复杂的形象与复杂的书写

薛宝钗的形象在《红楼梦》全书中举足轻重，其深具艺术审美性，却又向多争议，推究原因，主要缘于其形象中始终杂糅着某种含混不明的意味，显性文本( 故事情节) 中对人物性情、人格交代笼统，人物在其所属之金玉姻缘线索中不时呈现心理依据和行为逻辑不足而导致形象模糊。宝钗形象的这种含混和杂糅，主要来源于作者塑造人物时采用的“隐而不彰”的复杂手法，因而仅从显性的故事情节来观察，难以建立起对人物从心理动机到行为逻辑的深层理解。

　　复杂的创作手法来自作者深层的、复杂的创作心理。对于薛宝钗这位怀有生命处境之隐衷而又与自己的理想价值观分离的笔下人物，作者既有敬爱怜惜，也有人性洞悉和人文悲悯，同时又有望其背影渐行渐远的无奈。正因为创作意图、创作心理的复杂，而使作者选择采用了“有距离的”显性书写与系统性、结构性的隐喻书写，乃至为宝钗特意创造了核心象征意象和独特完整的隐喻体系，从而使《红楼梦》显性书写与隐喻书写并举的创作方法在宝钗形象塑造中得到典型体现。

　　作为《红楼梦》的核心人物之一，薛宝钗的形象塑造极富魅力、深入人心，以至于由来与黛玉形象之魅力秋色平分。从创作论的角度来观察，为成功塑造薛宝钗这一核心形象，作者特地为她进行了一系列设置:首先设定了她独特的家世身份和生命处境，从而为她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建立了合理基础;又使她在众女儿中居于“艳冠群芳”的地位，并为她设置了最隆重而绮艳的身份道具——金锁和冷香丸，这使宝钗具有了不容置疑的优越;且又将她置于二元性情悖论——无情之冷和胎中带来的热毒——之中，这为宝钗增加了人格的复杂性。而其人格的复杂，更深层地体现在与全书主体价值观呈现出的现实和理想之间、现实功利性和清净洁白的“女儿性”之间、礼与情的取予之间等多重交叠的相逆。同时，从创作功能的角度观察，薛宝钗又是全书证空、证情二元主旨之下的一位重要的功能性人物。薛宝钗的存在，是作者对立于或者说对称于宝、黛形象之去社会化的理想性，而逆向地建构了一个趋向于现实的维度，所以宝姐姐的形象非但与林妹妹的形象构成相对的二元，究其更深层，其实是与作者、与全书主旨所趋向的理想性、自然性的维度构成相逆的现实性、社会性存在。薛宝钗的形象因此而深具其独有的生命内蕴和艺术审美性，成为红楼女儿群像中最复杂、最丰厚的一位，具有不可取代的魅力。

　　由此可以说，薛宝钗的形象从立意角度就对作者构成挑战，因而作者对这个人物也始终怀有复杂的创作心理，并最终决定他创造出专属于宝钗的写作手法——有距离的显性书写与体系性的隐喻书写相结合。宝玉、黛玉、宝钗三个核心形象的塑造中，隐喻书写都占有重要的比重，其中尤以薛宝钗的形象塑造，隐喻书写更是包纳了人物的形而下和形而上范畴，核心意象和因之衍生的系统性符号体系贯穿于包括人物的形象、行为、价值观、命运预言等等各层面。所以薛宝钗的形象塑造，从作者的创作意图、人物设置到实现手法，可以作为一个红楼人物塑造的典型个案来分析。

二、显性文本中的“有距离的书写”

如果对比宝、黛、钗这三个人物的塑造和木石、金玉两条感情线索的呈现，就会发现作者在这三人之间及木石、金玉二元之间，所择取的写作手法有迥然之别。黛玉和宝玉是作者的人格理想之寄托，作者对双玉形象的塑造，从日常衣食坐卧、一颦一笑的平视到上帝视角的俯瞰和人物心理活动之内视，视角多元，且自任何一种视角切入都聚焦清晰、明确真切。这使宝黛二人形象从言动、性情、心理、人格，无不凿凿于作者且昭然于读者。

　　相形之下，作者对薛宝钗形象的塑造则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的、平视角度的观看与呈现，且控制在中景景深，不算疏远，却也不甚切近。他不会像处理宝玉和黛玉的形象时那样，随时跃升于地面，对宝钗作上帝视角的俯视，同时也不会把笔深入她的内心，以大篇幅的心理剖白让读者对她的情感活动洞悉无余。即便偶有逾越，比如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后她的心理活动，但也是稍稍涉及就及时止步——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作者仿佛不愿唐突地打开这位红楼女儿的内心，也不想带领读者过近地去了解她。作者始终有意识地控制着对宝姐姐的书写距离，每当情节发展至有可能触及她的人格深层和心理动机的时候，作者就会以“藏愚守拙”或“浑然不觉”等表达含混遮饰。受制于作者的这种表达，阅读者深入了解宝钗内心的路径被阻断，不得不被动地处于对宝姐姐平视、远观的遥望状态，难以获得如宝、黛那样透彻的了解，从而令薛宝钗在书中的形象始终予人一种杂糅的、含混未明的感受。王国维先生论词之境界真切与否，以“隔”与“不隔”相分，《红楼梦》作者对宝钗与双玉形象的处理，也明显可见“隔”与“不隔”之别。只是静安先生所论之“隔”是出于作者之局限而未能真切之“隔”，宝钗的“隔”却是作者自觉的创作意图所在，是在作者控制之下所追求的效果。

　　与这种贯穿始终的中景书写——有距离的书写相比，作者对宝钗又时时另换出一副更为启人疑窦的笔墨，即每当情节触及宝钗对宝玉的个人情感及她对金玉之论的态度时，作者的行文就会转为闪烁遮饰，甚至不时作狡猾的此地无银之笔。所以从正面表述来看，宝姐姐仿佛一贯对宝玉不以为然、对金玉之论更如浑然事外，但是另一方面，她却又每每在只有她和宝玉的场景中突兀地表现出失言、失态，迥别于其含蓄浑厚、珍重沉稳的常态。如第三十四回给挨打的宝玉送棒疮药时吐露的“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之失言及自悔时的娇羞;第三十六回，宝钗在熟睡的宝玉床边绣鸳鸯、持麈驱蚋，对于平日将自己包裹甚严的她来说，这甚至是一次带有自我纵容意味的热情外泄。在宝钗而言，这样罕异的表现恰是“情之所至”之下女儿心事的泄露，令人深味之竟有几分凄然可悯。在作者而言，他刻意把每一次宝钗的此类言动皆处理为巧合、无意，每当此时则频繁地使用“可巧”“不留心”等等语词来掩盖遮饰，看来仿佛有违宝钗初衷，但这种处理却又往往适得其反，不单使读者对宝钗之本心生疑窦揣度，且对作者之笔法用意也会生出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之感。

　　作者塑造宝钗时这种从始至终有距离的书写和不时闪烁遮饰的表达，使显性文本中的宝钗形象始终带有暧昧杂糅的成分，同时又让金玉姻缘这条重要线索的展开及走向一直给人晦暗不明之感。究竟宝姐姐对金玉姻缘有意无意? 对宝玉有情无情? 随着故事的发展与矛盾关系的推进，金玉姻缘和木石姻缘之间、钗黛之间又将构成怎样一种关系，最终趋向是金是木? 这些问题都不能从显性文本中找到答案。

　　但是，如果尝试沿着意象与符号的路径进入《红楼梦》的隐性文本，进入其隐喻体系，释读出作者设置的与宝钗相关的符号体系，就会发现作者在这部分文本中对宝钗作了透彻、明确、态度鲜明的表达。作者非但洞明于这位红楼女儿的生命处境，对其生命苦衷深怀体谅，但同时又因为他为薛宝钗设定了与自己相悖的价值观，从而始终对她的人格走向持有明确的不认同，贾宝玉与薛宝钗之间价值观的相悖，即是作者与宝钗之间的价值背离。作者一方面因持有“正邪两赋”的人性论，对人性怀有普遍悲悯，因而体谅笔下每一位女儿的生命之痛与人性局限;另一方面，他又要面对和处理笔下人物与自己价值观、人格理想分离的情形，这种内在矛盾直接导致了作者面对薛宝钗这一形象的复杂态度，也最终促成了作者对她的书写方式——显性文本与隐喻文本并行，在显性文本中采用“有距离的书写”，并同时为她而特别创造出专有的隐喻书写体系。

三、“针黹家计”与“连络有亲”——了解薛宝钗的真实生命处境

真正理解薛宝钗，须回到作者创作这一人物形象的原点，即作者为她设定的生命处境——薛氏家族的家世景况，来发掘其深层心理和行为逻辑。考察薛宝钗的形象塑造，“针黹家计”四个字构成关键。“家计”是薛宝钗的现实生命处境;“针黹”是作者以薛家家计为前提，特为薛宝钗设置的一个核心意象，并围绕它创制了一套包含了“编”“结”“笼”“络”“绣”等在内的一系列符号，成功地将宝钗的人物形象、行为特征、深层心理和价值观念统一在一个完整有机的文学隐喻体系内。

(一)“连络有亲”——护官符上的薛家

薛家真实的家世景况、宝钗真实的生命处境，可以从护官符中窥知。

　　护官符的正文是流布于民间的“谚俗口碑”，风格俗白与夸耀并举，贾、史、王、薛四家排于一处，仿佛一例的既富且贵，但细考内文，会发现四家由来即不平等，且薛家与前三家并居这张护官符上，其实有着双重尴尬。

　　从护官符的内容构成来推敲，它提供了每一家的“始祖官爵、房次、势力分布范围”三部分信息。以此三部分为依据来一一印证，会发现所谓的“四大家族”，由来家世根底不同、势力大小有别，甚至家风迥异。其中薛家跟其他三家落差最大。忽略作者一惯亦实亦虚的笔法纂创出的那些夹古带今的官爵，仍可见出各家根基实力的大致格局: 贾、史、王三族各为公爵、侯爵、伯爵，均为贵族世家，其中贾家最为显赫，开国定鼎的元勋“八公”，宁公、荣公居其二。再从各家房次看家族规模和势力分布: 贾、史、王三家嫡派都在朝中任职。贾家支庶最盛，共分二十房，在京八房，原籍十二房;史家、王家虽依次稍逊，但都与贾家有一个共同点——子孙遍及京城与原籍，势力覆盖朝中和地方。

　　同样以这几点来观察排在末位的薛家，会发现薛家的信息交代最为含混潦草:族系仿佛只能勉强追溯三代，始祖“紫薇舍人薛公”，并无爵位，所以薛家并非贵族，无祖荫可言。非但无爵，后辈亦且无职，到宝钗父亲一辈已经仅为“领内府帑银行商”，说明不在仕途。再从房次审家族势力范围，薛家“共八房分”，并未如前三家体例交代有直系亲族在京。由以上可知，薛家无爵、无职，纯系商家，势力仅限于金陵域内，充其量可入地方豪绅之列。作者虽亦含混称宝钗家世为“书香继世之家”，实则薛家于仕途于书香，都属勉强粘带，且随着宝钗父亲的早逝，薛家更是进入迅速的衰败期。因此，从政治地位和家族实力而言，薛家其实已是护官符上一个依附性的尴尬存在。

　　薛家的另一重尴尬在于，护官符实质是一张贾家的姻亲表，准确说，是荣国府姻亲表。自贾母而王夫人而王熙凤，三代之间，各有史、王二家的女儿嫁入贾家。应天府门子道出的“这四家皆是连络有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谓“连络有亲”正是姻亲关系的形态。贾家是这个联姻集团的风向标，实则是贾氏荣则俱荣，贾氏损则俱损。史家出身“尚书令”，所以贾母和湘云俱风雅，但是从她们的零星叙述中可查知，史家虽仍袭爵位，但已处颓势; 王家是“都太尉”兵家出身，到王子腾升任九省都检点而达至最盛，可谓三家中的后起者，所以王夫人威重、凤姐气盛。而薛家列于这张姻亲表上的尴尬在于，薛氏从未能直接和贾氏联姻，而纯因薛姨妈和王夫人乃同胞姊妹而得以和贾家辗转“沾亲”。不能不说，攀扯得有点儿辛苦。

(二)“针黹家计”——真实处境中的薛宝钗

作者为薛家设置的家世景况，目地正是将薛宝钗这位红楼女儿置于这种特殊的生命处境，为金玉姻缘建立现实依托。理解了薛家的真实处境，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薛宝钗。

　　深层理解薛宝钗形象，关键在“针黹家计”四字。第四回中，宝钗本人尚未现身，名字第一次出现——“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家族式微，则薛家的家计，既不可能托付在“呆霸王”薛蟠身上，势必落在懂事的女儿宝钗肩上。据上一段引文，薛宝钗这位红楼女儿在正式进入故事之前，就已然经历过一次重要的人生重心的调整——忽略书字，面对家计。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宝钗选择了现实，并且在其后的生活与生命的权衡中再也没有改变过。这一次重大的人生重置，在宝钗劝诫黛玉时可隐约见出踪迹，在她的成长中，确曾“也是个淘气的”，有过“怕看正经书”、偷看禁书的阶段。试从书中时间推论，这个阶段至晚结束在宝钗出场、上京之前，大约十一二岁之际。而这个年纪，差不多正相当于黛玉在大观园桃花树下与宝玉并读《会真记》的年龄。在那个阶段，她不但会偷偷涉猎后来视为大敌的“杂书”，且甚至拥有个人癖好——看戏，她家是“有戏的人家”，“这些姑娘们都比咱们家姑娘见过好戏，听过好曲子”。所以她拈得出冷僻的《北点绛唇》;一言半语入耳即查知黛玉偷看《西厢记》; 群芳夜宴，当她可以“随意命人”时，独点的是“芳官唱一支我们听罢”。但是当她遭逢父亲早逝、家业消耗等变故之后，开始弃置个人性情、包裹起个人癖好，向正统秩序回归。

　　作者赋予宝钗浑厚天性与端方品格，使她有着能够处置应对现实变故的内心力量，所以当她从精神世界转向现实世界，这一变故对她而言并未形成人格断裂，而是自发的、成长性的。她的“豁达”或许就因身历家事而来，其“随分从时”的护身法宝，或许也是由此人生经历而换得的人格成长。所以这于她更像是一次被动处境之下的主动选择。她清醒、自觉、又自然无痕地完成了这次生命转换，可以视作迅速由童年而成人。正因薛宝钗对家族处境的自觉和清醒，所以形成了她的深层心理动机和一系列行为逻辑，并亦因之决定了她的人格发展趋向。这是“家计”在薛宝钗形象而言的真正涵义和分量。

　　为了家计，薛家必须寻找政治靠山和现实出路，最佳选择也几乎是唯一出路，就是谋求与贾家联姻，真正实现与“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氏一族“连络有亲”。如果把“护官符”和第七十回宝钗的《临江仙·咏絮词》并读，会看到贾家之“白玉为堂金作马”，是对贾氏一族的富贵传照; 而宝钗之“白玉堂前春解舞”，直可视为其一吐心志，而总观《红楼梦》文本，“白玉堂”一词的出现仅此两处，以作者缔结文本之精严，大有理由可测度作者嵌入《临江仙》中之“白玉堂”，亦即贾氏之白玉堂，那么，有日得东风之力而作舞于堂前，或即为薛氏女儿的青云之志?

　　非但宝钗有着处境的自觉和拯救的欲望，或许可以进一步推测，关于薛氏家族的前途，在薛氏家庭内部、薛氏母女之间存在着一个无需言明的默认与默契。第二十八回，元妃端午节礼初颁，一石起无穷涟漪。其中通过宝钗的思虑可知，她“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薛姨妈之对“王夫人等”说起金玉之事，此处如果还原人物关系与情境，便会意识到作为亲姐妹的两位母亲之间的这篇对话，即便视之为非正式动婚姻之议也未为过分，姐之子有玉，妹之女有金，已近人尽皆知，所以作者轻描淡写之间实则意味深长，王夫人、薛姨妈之间自然心照不宣。且既有“王夫人等”之语，则薛姨妈非止对一人有此言论，则更可知非偶然无心及之。以呆霸王薛蟠之粗率潦草，且能懵懂会出一二意味:“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先妈和我说，你这金要拣有玉的才可正配……”不能不说，金玉一事，薛氏母女虽处时代伦理之中未便互相言明、合计筹划，但以宝钗之成熟早慧，薛姨妈之饱谙世情，各自心中应早有默契。

　　对薛宝钗而言，家族生存大计高于个人情感，这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以这种特定的生命处境确立人物的人格基础，使之成为人物的心理动机和行为动机，宝钗形象的内在支撑由此而成立。她是一个怀有苦衷的宝钗，她的含蓄浑厚、随分从时之下，谁能肯定没有几分对现实处境的无助与无奈?

四、与“针黹”融为一体的宝钗形象

《红楼梦》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塑造手段，即作者根据各人物的身份、性情为之设置相应的才分、修养，如黛玉之有诗;元、迎、探、惜四春之各有琴、棋、书、画。各人独特的才分、修养最终成为该人物的精神特质和身份符号。

　　在一系列的人物身份符号设置中，以薛宝钗的“针黹”最具系统性和隐秘性。实则欲谋求与贾氏如此显贵的家族联姻，对薛氏家族、对薛家母女而言，本就是一番上下正背、穿针引线的“针黹”功夫，而此针黹的指向正是“家计”。所以针黹作为宝钗形象的核心意象，完整地覆盖了从宝钗的形象设置、行为符号设置直至价值观设置，这是其系统性。所谓隐秘性，是由于针黹和日常闺阁生活密不可分，所以几乎可以不被察觉地、一丝一缕地织入情节之中，和宝钗的形象、生活融合自然、难以剥离。

(一)宝钗正照——女红针黹情境中的女儿形象

宝钗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两次肖像正照，作者都刻意将其设置于女红情境之中，因而使宝钗的形象从一开始就和“针黹”意象密不可分。

　　第一次是第七回从周瑞家的眼中见出: “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莺儿正描花样子呢。”第二次是第八回从宝玉眼中见出:“先就看见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这两次最重要的人物画像中，宝钗的形貌、衣饰、性情、神理态度宛然全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两次皆特意将宝钗的亮相都置于“针黹女红”的情境之中，也就是从其形象建立之初，作者之匠心就在使针黹意象与之伴身而在。第四十五回，“宝钗因见天气凉爽，夜复渐长，遂至母亲房中商议打点些针线来……每夜灯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寝”。在作者的创作自觉中，宝钗的形象与针黹未尝须臾分离。

( 二) 女儿之分内本等——针黹纺绩作为宝钗的价值观

针黹不仅是宝钗标志性的行为与情境，更直接关联着宝钗的价值观，是她所自认的女儿之“分内”“本等”。第三十七回，海棠诗社初建，湘云、宝钗共议以菊花为题邀集一社，宝钗虽积极代为筹划，但她也同时表达了对诗的真实态度:“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第四十二回，当察知黛玉偷看《西厢记》之类“杂书”，她的劝诫如一:“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这正呼应第四回的“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前击后应，皆落于实处，信非虚笔。而且对宝钗而言，“作诗写字等事”非但不是女儿本分——“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对宝钗而言，男性的本分是“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进入社会正统秩序、履行其功能性的社会角色之责任。因此便可理解第二十二回，宝玉因陷于黛玉和湘云之间的琐细矛盾而生烦恼，又被《寄生草》曲子触发禅机而作佛偈，这使宝钗如临大敌，她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惶恐——“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我成了个罪魁了”。宝玉“移性”——动禅机，这个念头对她来说是如此之危险，正因佛教的修行形式是“出世间”——从世间秩序彻底脱序而出，这使她莫名恐慌，她不仅自罪，而且将偈子撕得粉碎，尤不能安心，直至命丫头们烧掉，仿佛唯其如此才能彻底消除蛊乱宝玉内心的危险。

　　由此观之，宝钗非但否定女儿读书写诗，且是根本否定对所有人而言的人文意义上的诗性与哲思。在她看来，所有带有个体生命的精神与情感诉求的作品，都属于不正经的“杂书”，因为它们都带有摧毁正统心灵秩序的危险性，都有可能使人趋向于精神界域而导致从现实的社会秩序、伦理秩序中脱序而出，这就是她对黛玉说的一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她对宝玉、黛玉所虑之“移性”，正意味着动摇正统价值观的危险。

　　第六十四回，她再次当着宝、黛二人苦口婆心: “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至于诗词等更是余事。在宝钗的价值理想中，诗书或生命中的诗性皆不可取。去个性、去情感、去人文思考和探索，安守于各自的社会功能角色，才是各人之正道。所以在宝钗而言之“女儿之分内本等”，既是以针黹纺织尽其家庭责任，更是以之填充生命时间，消解闺阁寂寥，从而获得以“贞静”为定义的传统道德观、伦理观之下的女性“正当”的生命状态。作者正是藉此将薛宝钗的正统价值观交织进了针黹意象之中。

(三) 蘅芜苑的植物隐喻符号体系——牵、引、穿、绕、萦、盘、如带、如绳

大观园各居所院落植物与其主人的人格与命运之间存在着隐喻关系。《红楼梦》作者热爱且谙熟植物，将植物深层地引入创作之中，从而形成了《红楼梦》中独特的植物隐喻体系。其中最典型也是最具系统性的，就是大观园中的居民与其各自专属院落中的植物之间构成密切的隐喻关系，形成了人物——空间——植物之间的隐喻体系。

　　以宝、黛为例，宝玉居所蕉棠两植，即此号为怡红院( 怡红快绿) ，宝玉的诗号也再因之而为怡红公子; 黛玉居所有千竿翠竹，乃号潇湘馆，黛玉又再因之得诗号潇湘妃子。这是一个由植物到空间再到主人的人格、精神特质，甚至命运走向之间的完整的隐喻链。其实，植物谱系在《红楼梦》全书中的隐喻功能不仅止于对各位核心人物，而是同时在宏观层面对《红楼梦》全书的精神主旨都有着喻示作用，可参见拙作《般若十喻与蕉棠两植》。

　　蘅芜苑的植物谱系，同样和主人之间存在着深层的隐喻关合。宝钗的诗号被李纨封为蘅芜君，正因她住的是蘅芜苑，而蘅芜苑之得名同样出自院中植物。蘅芜即杜衡和蘼芜，两种来自《楚辞》传统的著名香草。而蘅芜苑的植物谱系相当独特——“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 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巅，或穿石隙，甚至垂檐绕柱，萦砌盘阶，或如翠带飘摇，或如金绳盘屈……味芬气馥……”许多异草，从嗅觉而言是“香”，气芬味馥，以喻主人之德馨，蘅芜君之号正是取自这一重喻意。然而，这种单取嗅觉的释读却忽略了蘅芜苑植物谱系更具特点的视觉形态，其实所谓“许多异草”，基本都是藤蔓植物，所以在第七十五回，宝钗不告而别迁出大观园，宝玉所见是: “因看着那院中的香藤异蔓，仍是翠翠青青……”藤蔓植物的基本形态是攀爬缠绕，试提取蘅芜苑植物的动词系列即可得:牵、引、垂、穿、绕、萦、盘，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的符号群组，共同带有“缠绕编结”的视觉意象，“如翠带、如金绳”，就更是直观地将植物的视觉意象与“针黹”连接了起来。

(四)预言体系中的针黹意象——判词、诗作、生辰

第五回宝钗判词之“停机德”，出典即是《后汉书》中记述乐羊子妻以断织而劝夫力学的故事，核心元素正是针黹纺绩，作者以其入判词，可见针黹意象在薛宝钗形象中具有核心意义。

　　除了见于判词，与针黹相关的意象还交织出现于宝钗自己的诗作中，如《螃蟹咏》之“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再如咏絮词《临江仙》之“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

　　宝钗的生辰，也经过了作者精心而不动声色的隐喻设置。《红楼梦》核心人物的生日，多被作者赋予隐喻功能，如黛玉的生日二月十二是花朝节，其隐喻意为春花，为红颜，与“春红香玉”这个核心符号群组紧相关联。而宝钗的生辰，则同样包含了针黹意象。宝钗生日在正月二十一，而这个日期来自中国民间的天穿节，又称穿天节。清类书《渊鉴类函》收晋《拾遗记》记载: “江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缕系煎饼置屋上，曰补天穿。”宋代庄绰的《鸡肋编》也有记述襄阳正月二十一日为穿天节，妇女于汉水之滨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丝贯之，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宝钗生日“穿天节”小考》一文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予以论述。无论是“红缕系煎饼”或者“以色系贯之”，总之“丝”与“缕”是天穿节的核心元素。作者细密地、系统地将针黹意象与宝钗形象交织一处。而作者于筹划间苦心孤诣，于吐露中轻描淡写，或许只是作为一位隐喻大师的机趣如此，读者能得之自得，不能得之，作者也只付之以拈花微笑。刘熙载《游艺约言》说:“天机所到则内不见己，饥渴可忘;外不见人，毁誉悉置。”应该正是《红楼梦》作者之境界吧。

五、作为行为符号的“编”“结”“笼”“络”“绣”——薛宝钗的“针黹行为学”与“针黹关系学”

前述宝钗的人物形象、植物谱系、价值观、判词、生辰等等，共同构成了形而上层面的隐喻设置系列。除此之外，作者还专为薛宝钗的形象设计创造出了一整套行为符号，即以针黹意象为生发原点，由此而衍生出一连串“编”“结”“笼”“络”“绣”等行为符号，并再由符号巧妙地演绎为宝钗的人物行为，进而生成一系列情节，最终指射宝钗着意经营人群关系的行为特性。正是这一系列统御在针黹意象之下的行为，将薛宝钗和大观园内外上下的重要人物连结在一起，编结出一张广泛而厚密的关系网，从宝玉、黛玉、熙凤、探春及至袭人、平儿等等，重要人物悉数在其中。针黹意象体现在宝钗的人情关系缔结中如此之典型，甚至可以称之为宝钗的“针黹行为学”或“针黹关系学”，而且这一套针黹行为符号还同时属于作为宝钗之延伸的莺儿母女，故可以称之为“蘅芜苑关系学”。

(一)蘅芜苑之结交众人——“编”与“结”

宝钗在大观园中以针黹之往还而结交，以与袭人为最频繁。故事情节中不时夹有“宝钗烦袭人打络子”( 第二十四回) 、宝钗替袭人给宝玉做鞋( 第三十二回) 、袭人撺掇宝玉跟宝钗开口烦莺儿打络子( 第三十五回) 等丝缕信息。蘅芜苑与怡红院两处众人的针黹往还也甚频繁，小红开屉找笔描花样而不见，想起“前儿晚上莺儿拿了去了”( 第二十六回) ，可见两处丫鬟平时女红走动之稠密。

　　莺儿母女手巧，善编结，“什么编不得? 顽的使的都可。”莺儿用嫩柳条编过梁玲珑花篮送黛玉( 第五十九回) ;替宝玉、探春打络子( 第三十五回) ;探春兴利除弊，平儿于众人评议大事之间，闲语透露出莺儿娘以干花编花篮葫芦送自己( 第五十六回) 。

　　将这些散缀于故事中的信息收集起来，最终会获得这样的轮廓:宝钗主仆频频以各种针黹女红来缔结和维护与大观园内外、贾府上下重要人物之间的关系，这成为她们闺阁生活的重要内容。由于针黹女红属闺阁常态，娓娓叙来并不触人眼目，而一旦将其归纳一处就会发现，每一个编结行为都指向一组现实关系的经营，而每一组关系连结的都是宝玉、黛玉、探春、平儿、袭人等等贾府上下举足轻重的人物。至第七十八回，宝钗在抄检之后遽然搬离大观园，宝玉徘徊翠樾埭上，“半日无人来往，不似当日各处房中丫鬟不约而来者络绎不绝”，可以想见，蘅芜苑诸人与大观园中众人“络绎不绝”之经营往来，成为大观园里一个重要的人际景观。

　　针黹关系学日复一日的经营，其效如何? 第五十六回探春兴利一节，平儿闲语中牵带出一条重要人际信息，可谓见之于一斑。因怡红院和蘅芜苑所出的香料无人会打理，而这个差事意味着大宗利益进项，宝钗举荐出怡红院的老叶妈，她正是宝玉最得力的小厮茗烟儿的娘，平儿从旁补白:“前儿莺儿还认了叶妈做干娘，请吃饭吃酒，两家和厚的好的很呢。”荣府上下，没有什么事能逃得过凤姐和平儿的眼睛，而作者更是不动声色地只借平儿一语及之。试还原这宗干亲关系的缔结:茗烟乃是宝玉第一个得用的，而宝钗心腹莺儿和他已然是义兄妹，茗烟因之被收入蘅芜苑最亲密的关系网中，宝钗又紧跟着以香料一事送了茗烟家一份厚礼。至此，宝玉一男一女、一外一内两位心腹——袭人和茗烟，都已入蘅芜苑的针黹编结之中。袭人早已对宝钗忠心耿耿，第四十九回因众人夸奖初到的宝琴之出众有胜于宝钗，作为宝钗拥趸的袭人甚不受用——“这也奇了，还从那里再好的去呢?!”

(二)宝钗结交宝玉——“笼”“络”“结”“绣”

作为金玉姻缘的女主角，宝钗对宝玉到底有情也无情?她对金玉姻缘究竟有意无意? 前文所述关于薛家家计一节，已经从现实处境的角度对宝钗所持的态度建立了观察，如果同时对隐喻文本中的宝钗形象有所了解，就会发现两套文本体系的并在，恰好透露出宝钗的公开态度和实际行为的违和。

　　全书文本之中，几乎所有宝钗和宝玉两人之间展开的重要情节，如羞笼红麝串、打络子络通灵玉和怡红院绣鸳鸯等情节，都被作者嵌入了“笼”“络”“结”“绣”的行为符号，并在这一系列情节之中，一再若明若暗、不绝如缕地透露出宝钗的女儿之心声。第二十九回，宝黛因各自心内恋情已深、互猜心意不得而演化为激烈冲突，黛玉急痛之下剪断了自己给通灵玉穿的穗子，时间是五月初二。五天后的五月初七，在袭人撺掇下，宝玉向宝钗开口借莺儿来打络子，宝钗顺势提议“倒不如打个络子把玉络上呢”，再进一步给出具体配色方案: 用金线配黑珠儿线捻在一起。通灵玉为“灿若明霞”的红色，选黑珠儿线是照应莺儿说的配色常识“大红的须是黑络子才好看”，而选金线之配通灵玉，则难说此时宝钗心中没有一层“金玉”的深意。从第八回她主动探问“成日家说你这玉……我今儿倒要瞧瞧”引出金玉之论浮出水面，到此处“以金络玉”，至少说明宝钗心中时时有着对通灵玉的关注。而“络玉”之“络”，在这里明确地显现出它的符号含义。

　　第二十八回的羞笼红麝串一节，作者在这段情节的笔墨可称曲折多隐，其所以隐者，大半在宝钗的女儿衷曲。元妃的端午节礼颁下，宝玉、宝钗获赐同等例节礼，这本身已不寻常，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其中他们二人比其他姐妹多出的两种物事——凤尾罗与芙蓉簟。凤尾罗，著称于李商隐的诗句“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又如南宋遗民刘天迪的《蝶恋花》中的“凤尾罗衾寒尚怯”，释义皆为凤尾罗衾，且其关联的语境是夫妇寝处内室的私密香腻之情。而“芙蓉簟”的隐喻意，更可以追溯至古老的《诗经·小雅·斯干》: “下莞上簟，乃安斯寝。”诗述居室安好，卧席精美，夫妇和合，梦兆得贵儿吉女。所以凤尾罗和芙蓉簟，为被为席，都属私寝睡卧之具，因而明确指射夫妇关系甚至含有祝福生子的寓意。同时获赐凤尾罗和芙蓉簟者还有贾政和王夫人，似更加明确了元妃于微物中的寄托。以情节逻辑观之，端午节礼是元妃的深心;而以作者之造文机心观之，凤尾罗与芙蓉簟，又都是纺绩编结之物，亦不出针黹范畴。

　　正因这两件专赐之物传达出的元妃意旨，如石子击浪，涟漪不止，宝黛钗三人各有反应。在黛玉是拈酸且激愤:“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在宝玉是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动摇: 因宝钗手上笼着的红麝串而为“雪白一段酥臂”而心旌摇摇，不免联想到金玉之论，竟至“不觉呆了”。而宝钗的反应，作者的写法却最为启人疑窦。一边正面让宝钗表态:“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一边却又不动声色地勾勒出宝钗的实际作为:第二天一早，在众人齐聚的定省之时，宝钗“可巧”笼了元妃所赐节礼中的红麝串去了贾母跟前，再去了王夫人跟前。她并没有直接炫耀，因为众姐妹都同样得了红麝串，她只是以这种方式含蓄地向周围的人们提示了一下皇妃这份不同寻常的节礼。

　　此处更见机趣的是，作者在同一回、同一天内，把宝钗之于节礼和袭人之于茜香罗并行对照来写，又是他擅长的正反虚实两面落墨。袭人不喜茜香罗，前有言如“我不希罕这行子，趁早儿拿了去”，后有行如“一顿把解下来”“终久解下来掷在个空箱子里”，而绝不会“可巧”把它带在身上出去示与众人。把两人的言与行如此相对写出，可知作者烛照洞悉于宝钗之幽微衷曲，则究竟是忠厚之笔是狡猾之笔? 推其情理来还原羞笼红麝串的薛宝钗，节礼所传达的元妃意旨带给这位少女的欣喜激励，使她甚至放任了自己一下，允许自己稍稍泄露了得意与娇羞。

(三)金针暗度绣鸳鸯

第三十六回“绣鸳鸯”一节，是宝钗又一次罕见的失控与失态，其内心的波动更甚于“羞笼红麝串”。这一次是因为更为切实的有利于“金玉”的消息，王夫人半公开她为宝玉择袭人为妾。袭人中选给以宝钗以莫大鼓舞，从王夫人今日如何为宝玉择妾，可知其日后如何为宝玉聘妻。袭为钗副，薛姨妈评赞袭人之语，几乎完全适用于宝钗。这个好消息激励了宝钗，使她接下来的一连串行为都带有她从未有过的热切。她离开王夫人处随即入怡红院，平日老成持重、分寸得体的宝钗在明知整座怡红院都在午睡的情形下仍然一路直入宝玉卧室——她内心的热切无法消褪，她本就是胎里带着一股热毒来的——直至她在熟睡的宝玉身畔为他绣着“红莲绿叶，五色鸳鸯”的兜肚。

　　作者一边客观冷静地呈现着宝钗的路径和行为，同时又一直以“顺路”“不留心”“刚刚的”“不由得”等“此地无银”之笔为她遮饰掩护。但是无论如何，黛玉和湘云隔着纱窗看见的“景儿”，还原到那个时代的生活形态之中，甚至放在今天的时代环境，都可说难避嫌疑，其情其境俨然是一幅小夫妻闺房行乐图。“绣鸳鸯”这个情节的全过程中，宝钗情状之有违常情、常理，有违其本人“珍重芳姿”的常态，推究原因，是她为之努力经营的前景，正一步比一步明晰地出现在眼前，此时的她，为不可遏止的热切推动着，她要绣出内心的鸳鸯图。

　　但是，作者却在此际给了宝钗一记棒喝，他让宝玉从梦中喊骂出来:“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 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梦中的人说出清醒的话，醒着的人却正迷于梦中。这记棒喝破空而来，将宝钗从热情的顶峰击落。

　　宝钗对宝玉是否有情? 对金玉姻缘是否有意? 笼麝串、绣鸳鸯两处情节刚好可以用作解答。明笔之下，宝钗对宝玉是“每每远着”以避“金玉”之嫌，但是只有失言与失态状态下的宝钗，才真正使人一窥宝钗的女儿心事。她对宝玉未必无情，只是她的“有情”被层层包裹于她的藏愚守拙与罕言寡语之下，被控制在她的豁达随分之中，只有在她自己始料不及的非常情境之下，才会因“失控”而泄露丝缕。所以金玉姻缘未必纯然是一组现实功利的关系，而更可能是负载着薛宝钗的双重寄托——家族命运和个人情感。就家族命运而言，宝钗与她的家庭明确有意于与宝玉的婚姻;就个人情感而言，亦不能说宝钗无心无情于宝玉。这种复杂性使得宝钗的形象更富人性内蕴，而作者的处理也微妙而肌理细腻。但是，宝钗不是黛玉，她的有情不是黛玉的刻骨铭心、杜鹃泣血之情，不是尤三姐口中“一生至一死”之情，也就不是作者心目中“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之情。所以宝钗并不是作者要探讨的理想，反而是他有意而为的一个对理想的反向度的设置与探讨。宝玉之“守理衷情，以情悟道”，与宝钗的趋礼而去情，是同一个世界里两种反向而去的人生。作者目视她的背影越去越远而无可如何，他甚至曾想以冷香丸——草木与四时之精华来疗救她的热毒，可是人物一旦成立，她便取得了存在的独立性，对此作者也只能给予尊重。

(四)不把金针度与人

绣鸳鸯一节，在宝钗的一系列结交宝玉的行为中，是描写尤为细密、极见神采的一幕，宝钗情感与性情的真实、复杂也在这一环节中显露得最为明确，而她对金玉姻缘的“有为”态度也在其中流露无遗。可以说，绣鸳鸯将薛宝钗以针黹为核心意象的隐喻推向了顶点。而这一情节的设置和创作于作者而言，很可能并不是一次偶然的灵光乍现，而是有着渊源久远的思维起点。对于熟稔佛学典籍的《红楼梦》作者来说，这个起点很可能来自禅宗的“绣鸳鸯”公案对他的启发。

　　绣鸳鸯在古典诗词中属传统闺情题材，为夫妻成双、男女两相爱悦之喻。如唐代佚名《杂事》:“不洗残妆凭绣床，也同女伴绣鸳鸯。回针刺到双飞处，忆著征夫泪数行。”再如清代舒位之《黔苗竹枝词》:“栊就风鬟堕马妆，双心一袜绣鸳鸯。”都属香腻绮艳的闺情。而绣鸳鸯真正在文化史上成为引人注目的独立意象，却与禅宗文化中绮语禅的流布有关，且往往与“金针”意象连缀一体。绮语禅，是禅宗在发展过程中一个趋于自由化、世俗化的过程，即将佛理、禅机以绮丽语、香艳语拈出，而金针绣鸳鸯即属此类。金针之典来自于《桂苑丛谈》中记唐时郑采娘七夕祭织女得其遗金针，乃成奇巧，后为“金针度人”之典，喻秘技之传授。而历代禅诗从参证佛理的独特性出发，却往往反用其意，即“不把金针度与人”，谓心性直见，不落言筌理路，难以授人。

　　《古尊宿语录》为南宋禅师赜藏主编集，收录自中唐至南宋时期南岳怀让一系的禅师语录，“金针绣鸳鸯”的公案多见于其中。如卷二十记法演和尚云: “姮娥一夜绣鸳鸯，解把金针呈巧妙。”同卷又记法演云: “鸳鸯绣了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更为典型者，卷二十九记舒州龙门佛眼和尚语录: “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明光的历，有欢荣，有愁戚，或冤亲，或顺逆，富且贵，贫且乞……鸳鸯绣了任君看，不露金针太绵密。”这段语录的主旨与措文极近《好了歌》，《红楼梦》作者或曾研读涉猎。另一则公案同出于佛眼:“‘有见有闻是凡夫，无见无闻是二乘。有人识得否?’良久云: ‘鸳鸯绣了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所谓“不把金针度与人”“不露金针太绵密”，在佛家语并非自怀秘技不示他人，所谓鸳鸯好绣，针法难传，非关理路，只是心法。意在不要落入知见执着，而当直指心性。

　　白居易《金针诗论》中亦用金针，但取意针医之针，本文不论。至于“不把金针度与人”进入文学评论，以元好问的《论诗》为标志，“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诗对绝大多数欣赏者而言，是一种感性的魅力，但是对诗人而言却必含有一番艺术创作的理性功夫。

　　“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句中所蕴含的机锋应该对作者的创作机心有所触发，进而实际渗透入创作运思之中。他将金玉线索处理为一条时隐时现的暗线——宝钗、薛家在金针暗度以绣出鸳鸯，而作者通过他的显性文本和隐喻文本的结合手段，亦在金针暗度绣出鸳鸯纹锦一般的文章文心。

结语:思维裂隙和心理矛盾

作者对薛宝钗的生命处境和人生选择实怀有“理解之同情”，但他对这位越来越“趋礼去情”的宝姐姐内心是疏离的，弃精神生活而向世俗功利，是他所不取的人生态度。在显性文本中，他明笔之下始终不忍心把这位女儿的苦衷说破，但他的顾虑和束缚在隐喻文本中得以解除，在隐喻的世界里，艺术家得以冲破自己的表达束缚。

　　但是，矛盾的创作心理毕竟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思维与表达的裂隙，在宝钗的形象即表现为她每每的言行错位，作者在处理“表态的”宝钗和“作为的”宝钗时，不得不频频使用“可巧”“不留神”“刚刚的”“不由的”等语辞予以遮饰，却又不能完全弥合之于无痕，所以往往逗起读者对宝钗用心和作者之用意的狐疑揣测。

　　对照于宝黛二人之一览无余的表现方法，作者把宝钗的心思意图和行为路径以忽明忽暗的方式演绎推进，考之宝钗与曹公，恐怕各有一重“不把金针度与人”的隐衷。而笔者的努力，却在于“要把金针度与人”，希望通过细按文本，揆针理线，发明路径，以追寻作者的理路脚踪，通过“针黹家计”的意象核心还原作者在宝钗形象塑造过程中的创作思路和实现手法，发掘薛宝钗形象的内涵，不但欲见宝钗绣鸳鸯之针黹法度，更欲窥见曹公在宝钗形象塑造中出入于显性文本和隐喻文本的明暗经营。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四大名著珍藏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050、054、647、758、399、527、670、035、493、259、196、962 页。本文中凡原著引文，如无特别说明，皆据此版本。

　　⑩? 参见董梅《般若十喻与蕉棠两植——试从〈红楼梦〉的隐性文本探讨其证空、证情之二元主旨》(《红楼梦学刊》2019 年第6 辑)。

　　? 张英《渊鉴类函》卷一三《岁时部》，四库全书本。

　　? 参见赵云芳《宝钗生日“穿天节”小考》(《红楼梦学刊》2012 年第1 辑)。

　　? 相川铁崖《游艺约言评释》，文化书房博文社1974 年版，第58 页。

　　? 李商隐《李义山诗集》卷中，四库全书本。

　　? 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3562 页。

　　? 郑玄笺、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一之二，阮元校刻本。

　　?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适纪念馆1976 年版，第80 页。

　　?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八五，扬州诗局本。

　　? 舒位《黔苗竹枝词》，《香艳丛书》本。

　　???? 赜藏主编集《古尊宿语录》，中华书局1994 年版，第377、373、548、537 页。

　　? 元好问《论诗三首》，《金代诗论辑存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44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