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文

　　内容提要:1955年沈从文所作的《红楼梦》注释，显现出红学家沈从文的研究特色。丰富的乡土小说创作经验，使他勾勒出红楼俗语与二十世纪以来仍具生命力的民间俚语的交集路线，语言成为沈从文红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博物馆工作实践中积累的实物知识，既使沈从文从清代工艺美术发展的历史视角注释红楼名物，又使他以名物知识作为小说批评的工具，名物解析成为注释者进行人物分析、甚至阐释小说家创作原委的途径。沈从文的《红楼梦》注释是当代文化语境中“知识”参与古典名著整理、传播与解读的个案。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红楼梦》注释本，其注释部分“曾参考过沈从文先生注释‘红楼梦’名物方面的资料稿本”。今天所能见到的这份“资料稿本”，以《〈红楼梦〉衣物及当时种种》为题，收录在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沈从文全集》第30卷中，这是沈从文1955年所作的496条《红楼梦》注释“初抄稿”。据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大约有两百条注释被“引用”。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发行量最大的《红楼梦》版本，沈从文的注释也随之流传，但红学家沈从文的研究特色并未得以充分探讨。

　　为《红楼梦》作注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沈从文曾总结“注书工作”并不简单，需要把文学、社会、文物等诸多方面“融成一份知识”。作为参与了《红楼梦》传播普及并做出实际贡献的红学研究者，沈从文的知识背景颇为特殊。他的名物知识由整天下库房的实践经验得来，带有反叛书本知识的意味；乡土小说的写作经验与底层生活阅历，又使得旨在帮助读者理解文本的注释，成为小说家的名著解读。沈从文的《红楼梦》注释是一个当代文化语境中广义的“知识”参与名著解读的个案。本文通过沈从文《红楼梦》注释中的“知识学”视角，探讨沈从文红学研究特色及其“小说知识学”的方法论意义。

一、乡土小说家的红楼俗语注释

沈从文的《红楼梦》注释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语言的注解。注释中虽然也涉及到一些文言语汇，但数量极少；沈从文特别关注的是《红楼梦》中的俗语，这占了语言注释的绝大部分。做注释的过程中，他曾给大哥沈云麓写信，提及看到“有些野话、双关话、歇后语，也注上一下”，因为“懂文雅的可不一定懂社会上那些不文雅玩意儿。其实我也不怎么懂，只是随手把知道的注注”。

　　丰富的乡土小说创作经验，使沈从文与其他几位注释者如俞平伯、启功等在知识背景上差别颇大。他的民间语言知识可谓丰富，在解析红楼俗语时，以一套更通俗的“俗话”对红楼词汇进行转述、转译。找寻与其对应、贴合的俗语俗谚，在他看来是理解红楼语汇的便捷办法。某词语等同于某“俗话”是注释中的常见体例。通过红楼口语与民间俗话的同义词对举，沈从文凸显了《红楼梦》语言系统中的俗语脉络。乡土小说家的身份，使沈从文对小说语言的雅俗界线保持了天然的敏感，他不但以民间俗话解析小说口语，即以“易”解“难”；还尝试以“难”解“易”、以“雅”注“俗”，其注释法颇为另类。他试图指出《红楼梦》将文言书面语化为民间口语的痕迹，甚至以雅化的书面语对小说口语进行解析:如指出“在旁边拨火儿”“和推波助澜，扇火扬灰等语意相近”。在红学研究界对《红楼梦》语言中雅化、文言、书面语的脉络颇多强调的背景下，沈从文勾勒出一条“野话”、“双关语”、“歇后语”的俗语脉络，显现出乡土小说家视角对《红楼梦》语言的重新梳理。

　　沈从文的口语储备量，使他对红楼俗语毫不陌生，其注释更像是一位小说家对另一位小说家口语运用章法的分析，在向读者普及民间俗语的同时，有一种“内行看门道”的别有会心。

　　他不仅了解“野话”的来由，并指出其不同“变形”形态；还能罗列出某词汇的相似语，注释成为举一反三的词例举隅。如“溜”为“溜沟子”的“简语”；“撞丧的撞丧”、“挺床的挺床”由“丧门神”、“死尸”衍伸而来；“现世宝”的类似用法还有“现世报”、“活报应”等。民间口语如“歇后语”在实际运用中的形态:即说前半句、留半句，其真实意义则落在未说出的半句上。沈从文在注释中还原、补充了大量的歇后语知识。如鸳鸯说自己嫂子是“六国贩骆驼”，此歇后语后半句为“到处招摇撞骗”，意思是“到处说大话哄人”；贾琏面对王熙凤的叮嘱，说“大萝卜还要屎烧”，省略掉的后半句为“多余的事”，意为“用不着再三叮咛”。对于半截话的还原，沈从文指明了未曾说出却更为关键的小说潜台词。

　　沈从文试图描画出高度纯熟的《红楼梦》语言对民间口语的利用线索。以他对二十世纪民间语言、文化有过深入实践的小说家素养，指点出他所看到的《红楼梦》语言与二十世纪以来仍具生命力的民间俚语的交集。这集中体现在红楼俗语对原生态口语的“借用”现象中。沈从文的注释不仅具有语源学层面的追溯，并特别关注红楼俗语对不同方言、不同人群、不同情境中鲜活口语的大量借鉴。这其中，包括对南方方言的借用；对不同身份者的语言借用；对日常生活情境的借用；对自然界情境的借用等。他指出“乌压压”“馋嘴猫儿”分别出自于“小儿口语”与“俗谚‘那有个馋嘴猫儿不吃腥’”。“行点好儿罢”是夏金桂“借用庙会前乞丐口吻”来羞辱宝钗。“省一抿”则是借用“抿”为“一种小刷子，拢发必用它蘸一点油或泡花水”，形容王熙凤和平儿筹划将来贾环娶亲费用时，提出“只要不拘什么地方少花少用一点”便足够应付。

　　各种“借用”关系表明，沈从文从“生活上的事事物物”与民间“话语”的关联角度去看待红楼俗语的形成，世相百态为语言之源，对“事事物物”的还原与描述本身就是对民间“话语”的注解，弄懂红楼俗语必然落实为对生活实境的熟稔。

　　沈从文对红楼俗语渊源的追溯，正是通过描述生活实践的途径进行的。作为乡土世界的书写者，沈从文在农业生产实践、底层民众生活经验方面的积累，使他通过描述这一方面的生产、生活实践来指认“语原”。他的红楼俗语注释，使《红楼梦》呈现出其以广阔世情社会为依托的民间传统，与其多被视作上层社会写真的狭义的红楼世界有所不同。

　　沈从文以牛马驮载货物来解析“横劲”一词；以果树生长、朝向、结实情况来解析“留的尖儿”；以砍柴割草中的捆绑法解释“一条藤儿”；以磨坊小驴的走路场景解析为何“打磨旋儿”意为“求人告帮”。沈从文将红楼俗语解析，与一个包罗了“江湖卖艺”、行酒猜拳、行会帮派等百行百业的世情世界相联系，以描述世相的方式来讲解词义起源。然而，注释者又没有停留在经验描述层面，他试图继续挖掘习俗才是俗语的来源，而民间心理的深层机制又是习俗的根源。如刘姥姥为王熙凤的女儿取名“巧姐儿”，“因民间流行故事有七仙姐下凡尘和孝子董永配婚故事，下来不多久又得回返天上”，然而“照世俗说法凡事一点破就不碍事”，刘姥姥的取名便具备了“以毒攻毒”的强大力量。沈从文将俗语注释指向了民族心理中重忌讳与世俗圆融的化解之方，其由世俗经验出发的语词解析，又具有了从语言学视角剖析民族性格的意义。

　　红楼俗语对民间俗语的活用中多出现省略形态，这也影响到《红楼梦》的整体语言风格。沈从文在注释中常常以语句填空的形式为小说的未尽言意进行补充，帮助读者理解说话者的强调重点，补充并联结未说出的语义与下文语义，这样的词语注释自然指向了文本分析。如通过“点眼”一语透视平儿性情的善良与智慧；以刘姥姥将明明认识的“凤头八哥”故意说成长了“凤头儿”的“黑老鸹子”，呈现出人物性格的丰厚:刘姥姥按照贾府眼中的乡下婆子形象，对自身角色进行主动扮演，其幽默与智慧可见一斑。

　　由于沈从文写小说时便善于使用“转弯抹角的巧语”与“反语”，《边城》即大量运用“双关语”，因此他对《红楼梦》这一语言现象格外留心，提出要辨析小说语言的表层与内核的分歧，从字面意思去延展、发掘出其真实意蕴。他对字面与语意的褒贬相左的情况特别敏感，并时常留意语言的余音即所谓“语气”。

　　在以俗语知识指点文本微妙之处的过程中，沈从文也在不自觉间进入了“类写作”的状态。因叙述词语牵涉的相关场景，熟悉沈从文小说的读者看到了其小说中的惯常笔法。在解释赵姨娘讽刺探春“没有长翎毛……拣高枝儿上飞”时，沈从文描述了“告翅”(即“小鸟学飞”)的情形:“必照母鸟行动，由此到彼。不小心向高处飞，力弱不济事，常跌下地”，这是沈从文小说的惯用句法。又如秋桐嘲讽贾琏为“棉花耳朵”，沈从文指出“男子耳软，轻易听所爱的人话语”，这正是沈从文乡土小说在爱情描写中经常出现的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知识也成为沈从文切入文本的视角与方法。对“双关语”的娴熟运用，使他特别关注《红楼梦》中的“双关语”谐音:包括语词本身的谐音与人名谐音。如“苦瓠子”意为“苦仁”(“苦人”)；“清客相公”詹光、单聘仁分别谐音为“沾光”、“单骗人”。谐音现象不仅成为人物分析的工具，也对沈从文《红楼梦》注释中最重视的名物解析发生了影响。沈从文在对“ 瓟斝”、“点犀 ”这两件茶器的注释中，便结合了器物的谐音:“ 瓟斝”音为“bān páo jiǎ”，“谐音‘班保假’，即一定假意思”；而“点犀 ”则“寓意为‘通心乔’”，意为“假到底”。沈从文对红楼俗语脉络的重视，以及结合俗语的简化形态与省略形态、将语词置于小说情境中综合观照，奠定了其《红楼梦》注释中语言学的分析路径。

二、“杂文物”中的“杂知识”⑨

1949年8月，沈从文“正式调入北平历史博物馆，被分配在陈列组工作”，这对于虽有几十本小说出版、实际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具有特殊意义。一个并无知识资历可恃的小说家转行到一个新的领域，这对他来说既是补课，也是生命轨迹的重演:他曾经从不会使用标点到取得写作成就，现在再度面临从没有多少文物学知识到成天与“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打交道，其从无到有的过程极为相似。

　　沈从文从事文物研究之际，也正是1949年以后文物大量出土，文物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的时期。面对文物研究的崭新局面，历史博物馆馆员沈从文并没有仅仅着眼于这一局面对文物研究本身的重大意义，他更关注的是新动态对文学研究的潜在影响。他提出“不从文物出发，注《诗经》《楚辞》、李、杜、元、白诗，《金瓶梅》《红楼梦》等等小说中的起居服用描写的真正内容，就懂不透以至看不懂”，新领域的拓展成了靠拢老本行的幽径。

　　虽然1925年王国维便提出了文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但数十年来器物研究并未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潮。沈从文对文学研究中并不回答“文物提供的新问题”的现状颇为不满。以其刚刚调离的北大为例，沈从文批评“国文系的同志们……甚至于还有人把它看成是‘玩古董’，以不懂而自傲”。他认为既定的研究结论必然要与“物的资料”之间产生对话与碰撞，文字描述要经受“东东西西”的检验与“过问”，“新的发现”将不断“纠正旧有认识”。

　　1955年，已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了六年，布置过“红楼梦展”的沈从文，在《红楼梦》注释中施展了其“引实物作新注”的学术抱负。他将自己的注释定位为“看看字典上没有的，加点注”，如果说“字典”象征着被记录的知识，沈从文这番自我定位可以见到他从文物爱好者向文物学专家的转变。

　　既然不再“引书注书”，实际上也无书可考，那么沈从文据以注释的方法与材料只能另辟途径。他将其概括为“务实”法，由工作中直接接触的几十万件丝绸制品等实物出发，对《红楼梦》中涉及的古代纺织工艺专有名词进行解释。

　　他对“刻丝”“弹墨”“堆绣”“洒花”“堆花”“界线”“拉锁子”等纺织工艺名词的注释，均从亲眼所见、亲手触摸的经验积累中提炼出技术要点，达到了他自己订立的“博闻约取，言简而要”的注释标准。如“金线闪的”即“用金银二色线间隔平绣”，将王熙凤居室中大坐褥的光泽特点及来由交待清楚；“刻丝”指“用各种色线小梭子一点一点织成”，“刻”字则将制造特点及过程缓慢形容得十分到位；“弹墨”则是“用针线纳过行道花朵”，其技艺“在绣花中技术算最简单，意思如木工弹一道墨线”。

　　为《红楼梦》作注，使沈从文找到了通往知识王国的特殊途径:一个曾处在被“知识”或“知识者”压抑位置的人，凭藉专门知识去解析红楼名物并独具特色，这无疑意味着身份发生变化。然而，他自称为“读书人”中的“半知识分子”、以及“文物工作者”中的“三脚猫”，又可见其知识结构的模糊边界与无法归类的特性，这本身又极富沈从文的个人特色。此前的小说写作资源来自乡土世界的经验见闻；转行进行学术研究后，其知识体系的建构也主要来自历史博物馆馆员的工作实践而非书本资料。

　　历史博物馆陈列组、故宫博物院兼职研究员的工作，使沈从文从博物馆藏品的角度去看待红楼器物，他认为小说中的大部分物品都可以从故宫博物院中找到，“一般并且还保存得完整如新”。从知识角度来看，红楼器物由于与1949年以后的读者相隔“时间近，很多事物还无书可查”，其实处在一种“准知识”的形态，这为沈从文“实践出真知”提供了机遇。他将自己对这些领域的掌握总结为“杂知识”，虽语含谦卑，却是对于当时尚未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甚至尚未被书写记载、系统整理的清代纺织业、制造业知识的一种概括。从工艺品的见证者角度，沈从文总结出与清代工艺美术发展历程相关的“杂知识”，并以此出发，解读一部其解读本身已经颇为浩瀚的巨著，这成为沈从文与《红楼梦》相遇的独特路径。

　　第四十九回中大观园众闺秀集中亮相，衣着美轮美奂，读者只觉出一派富丽繁华，却对各人究竟身着何种服饰并不清晰。以黛玉、宝钗、湘云三人装扮为例，黛玉所着“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与宝钗的“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分别为何种质料、有何区别，很少有人能够明白；而湘云头戴的“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身穿“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裉小袖掩衿银鼠短袄”也只给人似懂非懂的印象。沈从文在注释中交待了“羽纱”为“清初外来鸡鸭毛织物”，和“羽缎”、“羽绉”、“羽绸”一样，“各以质地不同得名”，由此点明了黛玉那件鹤氅的工艺特点；而宝钗的鹤氅则是一件“雪青色”的“方胜纹地加团花或折枝花的外来毛绒披风”，清代这类披风的材质往往有“倭绒、倭罗绸、剪绒”等数种材质。至于湘云的“昭君套”则是一种“嫩黄色织金缎子挖成云头如意折边里子的大红毛呢面的女帽兜”，其“银鼠短袄”则是一件“领袖间镶三道窄边、菊黄色缎面上绣五彩并盘金线龙纹的小袖口偏襟银鼠里短袄”。这样的注释，拉近了现代读者与“琉璃世界”中“脂粉香娃”的距离，让读者不仅赞叹这幅冬闺集艳图“好不齐整”，并能清晰看到其局部被放大的细节，领略小说作为清代社会生活工笔长卷的特征。

　　沈从文在其古代服饰研究实践中，看到了《红楼梦》中的服饰与“清初丝绸锦绣及特种外来纺织品”之间的关系，即小说对于所处时代纺织业、手工艺水平的反映，这使得他在注释中将名物视作历史细节，强调小说与历史情境的贴合。如第二十六回中袭人所着“白绫细折裙”，沈从文对其花色、纹样进行解释，指出其为“清初常服”，《扬州画舫录》卷九记载可为之佐证。

　　不仅如此，沈从文还将小说中的服饰、器物置于清初工艺美术的物质文化水平中，提示出小说中一闪而过的物品所蕴含的丰富历史容量。如第六回中王熙凤吃饭时“两三个妇人”所捧的“大捧漆盒”，沈从文指出这种红漆捧盒在当时有“上菜用的”与“放蜜饯小吃的”的不同种类，“作法分竹胎、木胎、麻布胎。加工方面有彩绘、五彩雕填、描金、镶螺甸各式”，图案则“多用泥金绘折枝花或团花”，“也有作山水人物极精美的”。小说中出现的玻璃器皿:如“玻璃炕屏”“琉璃戏屏”“玻璃盆”“水晶缸”等等，沈从文指出这些均为清初“新流行品”，“代表当时时髦陈设”，反映了宋明以来贸易扩大带来的商品进口、沿海地区新工艺的出现，是贸易发展及工艺新动向的表现。

　　沈从文试图让注释成为原作与读者之间的知识桥梁，注释者担任了引导读者步入红楼世界的讲解员职责。他不仅指点出一些陌生物品的由来，如“猩红洋毯”的名称；并且让读者在鉴赏文字的同时知其所以然，如“大红洒金软帘”的形制及得名，在读懂文章之后“深一层领会原作的好处”。

　　有意味的是，沈从文对红楼名物的图案特征、工艺要点的讲解，多从历史沿革入手讲解物品的源流脉络:如解释清代家居常用物品引枕、墩子凳时，均从交待其工艺历史渊源入手，实践中得来的“杂知识”与专业化的历史脉络梳理被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这表明“杂知识”终将面临被纳入到专业知识谱系的过程，专业视野对实践经验的吸纳与覆盖，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三、作为批评工具的名物知识

立足于“杂文物”得来的“杂知识”，由故宫博物院藏品与红楼器物的重合，沈从文指出了《红楼梦》的写实性及其与清代社会生活的契合。然而，服饰史专家的知识视角，却又使得沈从文在注解红楼服饰时，看到小说与历史的错位，对小说如何虚化处理历史有了独特的认识，名物知识成为沈从文进行小说批评、研究的工具与途径。

　　运用清代纺织工艺知识，沈从文指出红楼服饰的实物形态。如第三回宝黛初会时宝玉的“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为一件“明蓝色广东织八团花洋缎出风对襟外褂”，第八十九回中黛玉的“杨妃色绣花绵裙”是一条浅粉红色“用纳锦法绣的裙”。但在对实物进行质料、花纹和工艺特点的说明与分析中，沈从文又从工艺制造角度指出红楼服饰被还原为实物时的不切实际之处:如“倭缎”倘若“照清初材料应称‘倭罗缎’，有罗纹间道，出广东”，质地纹饰一般为“光地小朵彩花”，小说中所描绘的“八团花”实际上为“后来少见”；同样，“一般花锦是不作兴再加绣的”，小说中的“绣花绵裙”作为实物其面料与工艺存在矛盾。服饰史专家的眼光，使沈从文看到《红楼梦》并非是对历史情境的照搬与实录，而是将对历史情境的虚构与想象作为艺术手段，虚实相间成为沈从文对《红楼梦》与历史情境关系的基本判断。

　　王熙凤出场时头戴的“朝阳五凤挂珠钗”，便是曹雪芹利用清代妇女凤冠制度进行艺术晕染的服饰细节。沈从文在详注凤钗的历史沿革、“凤”的形态与“官品”相联的数量之后，指出王熙凤不可能身着“官服”，“头上必然是一般用的凤钗”。所谓“朝阳五凤挂珠钗”无需细究，其细节设置的用意是“给人一种金翠耀眼的印象”。小说家在服饰制度与文字效果之间的虚实兼顾，制造了这幕重头戏的一位主角王熙凤的戏剧光彩。由满头珠翠、华美浮夸的服饰效果展开并参与人物形象塑造，是沈从文由服饰知识入手揭示小说技法的途径。名物知识被当成文本批评的切入点与可利用资源，这成为沈从文红学研究的重要特色。

　　有意味的是，“经手经眼”了“数以万计”的实物，使沈从文辨认出《红楼梦》以虚构名物来制造障眼法的小说技巧。他指出部分纺织品如“凤尾罗”“软烟罗”“虎纹锦”“鲛绡帐”等等“材料近于子虚乌有”，对前人注释曾颇费笔墨试图解释的名物成堆的场景一字不注。如第五回贾宝玉“眼饧骨软”之际在秦氏卧房中所见一众物品:如“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等等，沈从文一概略过。他只对“眼饧”一词做了注释:即形容眼睛“如被新作麦芽糖粘着，强睁睁不开”的“困倦”情形；在此情境中，种种“宝镜金盘，纱衾鸳枕”均为夸张与形容，不必细究甚至猜谜。这些虚构的名物往往由汉代典故、六朝佛经、唐诗、宋人笔记等引申，部分小说名物既“并非真有其物”、又并非“胡乱凑和”，而是兼采实物与文献并进行拼接，其“影射名物”的方式与康熙到乾隆之际“明代谈杂艺书正流行”的社会风尚相吻合。

　　以物质文化史知识作为批评工具，沈从文对红楼名物、即小说中所谓“精美事物”的生成要素进行了剖析。如“软烟罗”的四种颜色与“清初洋绉”颜色相近，很可能是对实物的借用，但由织物特性分析，“软厚轻密的罗”并不适于糊窗纱。“凤尾罗”虽与明代“云凤织金罗”有相似度，但“清代已无这个名称”，且“罗纱织法”即工艺特点不同，因此“软烟罗”“凤尾罗”等等不过是为了表现需要而杂凑的虚构名物，其虚实相参的特点使文章兼具装饰性与写实感。

　　不仅如此，沈从文更着眼于名物作为小说修辞的功能，即小说家以纺织品为典故来制造描写效果。第二十三回宝玉搬进大观园后所作的四时即事诗中，出现了“齐纨”与“锦罽”。前者是借用“古代山东临淄出的精美丝绸”来形容“女子的丝绸衣裙”；后者由“细毛织物”“罽”的用途“多用作垫褥毯子”引申出“锦罽”，意为“锦毯”，是“锦毯”的美化语。比起后来的注本将“齐纨”仅释作“古代齐国出产的细绢”，沈从文的注释既还原出纺织品的历史形态，又注意到了名物作为“形容语”的文学功能。

　　沈从文小说与湘西美术的关系、包括沈从文的素描功力已为学界关注，而在注释红楼名物时，他同样显现出美术眼光。他将《红楼梦》比作山水画，将颜色视作文章的内在韵脚，对器物颜色的微妙之处予以特别关注。清代工艺美术的发达程度，使器物包含了丰富的色系。仅“青色”一项，清初丝绸中便有“红青、鸦青、金青、元青、合青、虾青、佛头青、太师青诸名称”；而瓷器中则有“宣青、成青、回青(即鬼脸青)诸名目”。《红楼梦》运用了丰富的名词来形容颜色，名物的颜色细节显得细腻灵动，客观上蕴含了被转换为修辞手法的可能性。沈从文对同种颜色间的微小差别做了辨析，指出小说家对颜色“肇赐嘉名”的过程，其命名本身便极具装饰感。如“茜纱”代替“红纱”，“秋香色”、“缃色”指代黄菊色，“雨过天青”指代月蓝，“玉色”为月白，“藕合色”即“雪青、浅灰紫色”，“蜜合色”指代“淡黄白色”，“柳芳绿”即“柳绿”的本名、“浅绿”被称为“水绿”，粉红色则有“杨妃色”、“海棠冻”等不同说法。这些名称清雅生动的颜色，使小说成为“白描”中含有“淡着色”的视觉艺术；而对名物颜色的注解，则揭示出“文”中之“物”被转化为以“物”为“文”的修辞技巧。

　　以纺织工艺史为切入视角，沈从文不仅辨析了红楼名物的形态，更关注到名物如何被转换成小说描写手段，进而分析名物如何参与人物形象塑造。例如，他对三件与王熙凤有关的纺织品的讲解，实际上对王熙凤形象构成了由点及面的分析。第一件是第四十回中的“蝉翼纱”。正是由于王熙凤错将“霞影纱”认作了“蝉翼纱”，并说要“拿了两匹出来，作两床绵纱被”，引发贾母对“软烟罗”的介绍。沈从文指出“绵里纱面的被不多见”，见多识广的王熙凤不可能不了解“薄如蝉翅的轻纱”“实不宜作被面”这一面料特性。沈从文由此推测凤姐“似故意说来取笑”、逗贾母开心，其巧于迎合的性格可见一斑。

　　第二件是第五十一回中一件“风毛出得不好”的“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袭人母亲病重，王熙凤叮嘱袭人回家探望时要穿得体面一点，穿戴之后的袭人虽然看上去“倒华丽”，但王熙凤仍然觉得“银鼠袄”褂子“太素”，应该“穿一件大毛的”，因此把自己这件天马皮褂子给了袭人。沈从文对“风毛”这一皮毛料的专有名词进行了详细解释，由此可知“风毛出得不好”是指皮衣露皮毛或贴边皮毛部分不尽如人意。仅仅因为这样一个瑕疵，王熙凤便将如此贵重的大毛衣服赏赐给丫头，围绕这件衣服，王熙凤既讨王夫人欢心、又得仆人赞颂的缜密用心展露无遗。

　　第三件是第九十回中王熙凤送邢岫烟的一件“一斗珠儿的小皮袄”。所谓“一斗珠”是指“从胎羊羔中取出的皮料，因细毛卷曲如珠子，通称珍珠毛”，材质在“当时极贵重”。王熙凤与邢夫人婆媳不睦，一开始对邢岫烟“冷眼”旁观，后发现岫烟为人厚道、天寒衣单，对她心生怜悯。王熙凤此次出手阔绰，送岫烟价值不菲的过冬衣物，其性格的复杂层次与折叠面相由此呈现。

　　由清代服饰工艺知识的角度来观察红楼人物，尽可能以小说家身处的物质文化环境去看待小说描写，这使沈从文的红学批评带有与小说家对话的平等视点。他不仅对服饰描写中模糊之笔做出了自己的推断分析:如“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中的“缕金作百蝶穿花”，结合“实在材料”，他认为此种做工应该处在“衣缘”位置；并且认为小说家在将名物当作“描写”手段时，其铺排夸张之处不乏“卖弄”之嫌(如对“软烟罗”的描写)，即小说作者的纺织、服饰知识对文本构成了故设迷局的效果。注释者沈从文尝试进入到历史情境中，不仅还原了小说中的名物是什么，还试图辨析小说家为什么要这么写。如王熙凤出场时身着“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沈从文指出这是一件“宝蓝色底子的五彩刻丝银鼠出风对襟外褂”，并从康熙以来“素刻丝，用于有丧服饰”的服饰规制出发，指出作者对“某某地某种刻丝”的强调，存在着与“素刻丝”有所区别的意图。作为小说批评工具的服饰史知识，引发了注释者固有的小说家思维。解释名物的注释基础功能，被附加上了阐释写作原由的用途，这使得沈从文的《红楼梦》注释，带有一位小说家揭示另一位小说家写作意图的复杂层次。

结 语

《红楼梦》注释完成六年后，沈从文在1961年8月6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发表《“ 瓟斝”与“点犀 ”》，对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的几个注释提出商榷，并发表了对红学研究以及古籍整理的看法，可以视作沈从文红学研究特色的自我总结。

　　以第四十一回中对妙玉所持几件茶器的注释为例，沈从文谈到了《红楼梦》研究中务实与务虚的关系。务实的角度是以古器物知识，辨析“成窑五彩小盖盅”“ 瓟斝”“点犀 ”究属何物。沈从文从明成化豆彩瓷的胎质、釉质、色泽、图案、别称、价格、加盖情况去分析妙玉所持的“成窑五彩小盖盅”，指出其为“真成窑”的可能性很小，即便真有此物，应当“也是康熙时仿作”。而“ 瓟斝”并非像1957年人民文学版《红楼梦》注释中所言，为“斝”而“近似瓜类形状”，而恰恰相反，应当是“用瓟瓜仿作斝形”，即一种“明清之际”开始流行的“葫芦器”。“点犀 ”的形态也并非如1957版《红楼梦》注释所言是“古代碗类的器皿”，而是“犀角高杯”、一种“高足器”。旧说中犀以通透为贵，但沈从文过手的“不下二百种”犀杯实物中，“没有一件符合通犀情况”。务虚的角度则是面对这部囊括了“十八世纪中上层社会流行好尚起居服用东西”的小说巨著，在弄懂器物的基础上，研究者应继续思考小说对器物的活用，并从各自视角分析由“物”生成的“活文章”与“物”中之“人”。以“ 瓟斝”为例，既然这是明清之际方才流行的葫芦器，上面所镌刻的“晋王恺宋苏轼题字”，与“宋版《康熙字典》”一样，不仅为“假古董”无疑，其以器物作“讽刺打趣”之笔的妙处也相当明显。沈从文由考辨器物入手，运用双关语中的谐音“bān páo jiǎ”，进而透视妙玉性格中的某种作伪(“班包假”)层面。与之同样的“点犀”，也因与实物不符，包含“通心乔”“透底假”的寓意。他对妙玉性格的负面评价，与其小说中对中上层仕女描写多呈现出虚伪性情的乡土作家视角有关。

　　由于沈从文的器物考证牵涉到了对红楼人物的分析，引发了红学界的不同看法。尽管沈从文的人物论未能得到更多认可，但他所提出的对红楼器物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字面意义的思路，得到了红学家周汝昌的赞同。

　　由器物考辨出发，沈从文沿着自己提出的古籍研究须结合文物的路径走进红楼世界，但器物知识却使其对《红楼梦》的文章性颇多强调。“物”在解决文本疑难、提供有益启发方面有工具意义，但致力于在“实物”与“字面”之间求取平衡，却是沈从文《红楼梦》注释、研究的基本特色。

　　实际上，物质文化史的专门知识，只是沈从文红学知识背景的一个重要方面。与之并列的，还有俗语知识、民间文化知识、社会底层见闻、小说鉴赏乃至小说家底色，这些都是与专业知识同等重要的广义“知识”来源。不同性质、不同来源的知识，均被沈从文整合、融入到其红学研究中。俗语知识使他从语词的角度去分析名物，而文物知识又使其在注释语词时往往由讲解物品出发。小说家经验使他在语言、物品的分析解释中调动了其文本的惯用意象；离开小说创作领域之后的际遇感兴，又使其面对历经时光长河淘筛后留存的“颜色如新”的纺织艺术品时，以抒情散文笔法进行名词解释。

　　这些看似并不搭界、却被糅合成整块的“杂知识”，显现了沈从文对“知识”的重新定义。他以其注释实践表明:在约定俗成的观念中被书写、记录的书面知识之外，常识积累、实践经验、个人阅历乃至生命容量的总和，都是研究者在解读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古代名著时不可或缺的知识背景。沈从文将命运蹇涩与文物相遇的偶然性看作是“人事之巧”，以个人在历史境遇中所形成的融会贯通的“知识”参与红学研究。沈从文得出的一些红学研究具体结论，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够准确，但其“小说知识学”的方法论意义，以及在1949年以后古典名著整理传播中的个案价值却值得重视。

　　实际上，沈从文的《红楼梦》注释并未真正完成，而他的续注打算则因种种客观情况未能实现。由《红楼梦》研究出发，沈从文还产生过希望“余生能为这八种书”(指“四大名著”与“前四史”)“作作注”的想法，“对名物制度为作适当说明”。然而，这份乐于奉献的研究计划，最终只是一份刚开了头便煞尾的计划草案。

　　注释

　　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出版说明》，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

　　② 《沈从文全集》第3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页。本文所引《沈从文全集》均来自这一版，不再注明。

　　③ 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第48页。

　　④ 李青果在《论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与文学活动》(《文艺研究》2020年第4期)谈到了沈从文的《红楼梦》注释话题。

　　⑤[18][19][22][25][29][30][31][32][33][34][35][36][37][38] 沈从文《“瓟斝”和“点犀 ”》，《沈从文全集》第3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版，第285—291页。下文所引此文均见《沈从文全集》第30卷第285—291页，不再一一标注。

　　⑥ 参见刘勇强《小说知识学: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维度》，《文艺研究》2018年第6期。

　　⑦[16] 沈从文《复沈云麓》(19550527)，《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419—420、419页。

　　⑧ 沈从文《〈红楼梦〉衣物及当时种种》，《沈从文全集》第30卷，第277页。下文引用的沈从文对《红楼梦》注释内容，如不另加标注，均见《沈从文全集》第30卷第253—284页，不再一一注释。

　　⑨ 沈从文《致沈云麓》(19571108)，《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222页。

　　⑩ 祝勇《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2期。

　　[11] 沈从文《复钟开莱》(1975年冬(1))，《沈从文全集》第24卷，第353页。

　　[12] 参见张新颖《“联结历史沟通人我”而长久活在历史中——门外谈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6期。

　　[13] 沈从文《复孙作云》(195602中旬)，《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438页。

　　[14] 沈从文《复马国权》(19710525)，《沈从文全集》第22卷，第499页。

　　[15] 沈从文《致沈虎雏》(19710523(2))，《沈从文全集》第22卷，第492页。

　　[17] 沈从文《致吴世昌》(197311(1))，《沈从文全集》第23卷，第432页。

　　[20] 沈从文《从〈不怕鬼的故事〉注谈到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问题》，《沈从文全集》第31卷，第363—364页。

　　[21][24][26][27]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全集》第32卷，第520、520、526、520页。

　　[23][31] 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92页、第313页注释①。本文所引《红楼梦》均来自此版。

　　[28] 参见刘紫云《〈红楼梦〉私人空间及相关物象书写的文化意蕴》，《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5辑。

　　[39] 参见刘梦溪《拥挤的红学世界——红楼论争与红学公案》，《文艺争鸣》1989年第4期。

　　[40] 沈从文《致张兆和》(19720607(2))，《沈从文全集》第23卷，第129页。

　　[41] 沈从文《复史树青》(19710609)，《沈从文全集》第22卷，第5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