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红楼梦》霍译本早期西方译评是指霍译本首卷问世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亚洲研究》等英美高层次刊物，在1974－1976 年间刊发的4 篇代表性译评长文。它们是《红楼梦》在西语世界激起的第一阵回声，不仅回响在西语学术期刊上，且更多敛聚在西文大报上，影响与形塑着英语世界潜在读者对《红楼梦》的阅读态度，引领与规范着他们随后的阅读实践。 这些早期译评被淹没在历史文献中，个别篇什被讨论也只是只言片语的引用，其于《红楼梦》域外形象塑造、《红楼梦》海外传播及《红楼梦》霍译研评路数与范式上的意义与价值亟待挖掘。
《红楼梦》霍克思－闵福德译本是英语世界极为经典的《红楼梦》全译本，它帮助《红楼梦》展现并活跃在超出中国文化范围之外的英语文学系统中，助推《红楼梦》向世界性文学经典演进。 在这一经典化、世界化的过程中，“通过不同渠道以各种形式发表的评论……交织互动，相辅相成，融汇成……公共话语中一个具有特殊形构及功能的意见网络。 正是在汇集于这一网络的各种涉书观点相互参考、冲突、烘托、制衡而造就的舆论氛围内，个体读者……形成了其阅读动机、倾向、期待、解读策略及评价标准”。①换而言之，“有影响的国际译评主导着欧美文化语境中跟阅读翻译作品相关的舆论，影响并形塑着目标读者的阅读选择、阐释策略及价值判断。”②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后要想在英语文学体系中被“激活”并在其中存在下去，关键在于“是否能引起英语读书界的关注并赢得其权威书评机构及书评家的积极评价”③。
本文拟聚焦《红楼梦》霍译本首卷《枉入红尘》(The Golden Days)出版后(1974－1976 年间)所揽引的各大西文报刊上的早期译评。 梳理英美各大报刊，共检得四篇长文译评，分别发表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文汇》《亚洲研究》这四种高级别刊物上。 这是《红楼梦》在西语世界激起的第一阵回声，不仅回响在西语学术期刊上，而且更多敛聚在西文大报上。 它们不仅是塑造《红楼梦》海外形象的始作俑者，也影响与形塑着英语世界潜在读者对《红楼梦》的阅读态度并引领与规范着他们随后的阅读实践。 这些早期西方译评被淹没在历史文献中，个别篇什被讨论也只是只言片语的引用，其于《红楼梦》域外形象塑造、《红楼梦》海外传播及《红楼梦》霍译研评路数与范式上的意义与价值亟待挖掘。
一、《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的《雅兴之译》
1974 年1 月18 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文学与评论”栏目推出一篇评介《红楼梦》霍译本卷一的书评——《雅兴之译(off-duty)》④。 此书评于卷一问世不到两个月发表，是目前发现的西方评论霍氏《红楼梦》英译的最早译评，有其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书评未署名，实为安妮·朗斯代尔(Anne Lonsdale，1941－)撰写，标题“Off-duty”表达了作者对译者的褒奖，既惊叹译者辞去牛津正式教席专心英译《红楼梦》之举，亦肯定其所译为兴之所至、雅之所在。安妮·朗斯代尔，英国汉学家、高等教育家，1941 年生于英国，1958 年入牛津古典学专业，大三后增修中文作为第二学位，吴世昌、霍克思均曾任其老师。 1962 年牛津毕业，短暂以中文教学为生，1964、1966 年两度赴华，但时间都不长，尤其是第二次在华一周后即返英。 1965 年安妮再次入牛津学习，约于1967 年投霍克思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元杂剧。 1970 年，霍克思因翻译《红楼梦》精力损耗过度，开始短暂前往威尔士休养，安妮代师上课至1973 年。1973 年始安妮接触行政管理工作，主管东方学院，对大学体制产生浓厚兴趣，后投入大量时间于大学管理工作，1996－2008 年任英国剑桥大学默里·爱华兹学院第三任院长。2004 年，因多年来为高等教育所做出的贡献，安妮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授予的大英帝国勋章第3 级司令勋章。⑤
安妮接受过牛津专业汉学训练，书评所发表刊物《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被公认为“最优秀的文学评论英语刊物”，刊载内容涵盖文学的各个方面，“在文学评论界为优秀定基调立标杆”。⑥刘亚猛指出，“面向各界精英的英美高层次刊物上的书评极少刊发主要从文学角度谈论中国作品的书评”⑦，霍译本《红楼梦》甫一出版即能赢得此份高级别文学刊物的青睐，其书评内容非常值得关注。
该书评共三大段，开篇首先感叹霍克思对中国此部最伟大小说的译介使得之前漫长的等待回报丰厚。 在安妮眼里，《红楼梦》是既令人畏惧又让人渴望的作品，因为它之前所有的西语译本都不够胜任，包括韦利作序的王际真本对于好奇的读者也“只起阻碍原作与读者建立联系的作用”。 虽然关于王际真本的评判过于严苛，不过在此语境下引出的霍译评价“一项伟大事业的开始，其在规模与质量上与韦利《源氏物语》六卷本英译相当”，将霍译《红楼梦》置于一个很高的标准，同时也开启了霍译批评的一个对比纬度。
书评第二段关注《红楼梦》本身，将其与《追忆似水年华》同举，认为从广度、细节及怀旧与梦幻的魅力来看，《红楼梦》与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创作的《追忆似水年华》具有可比性，可谓给予中国古典名著一个极高的评价。 两部作品相类举虽始自《红楼梦》霍译本卷一长序⑧，但从文学的角度细谈却由安妮开启，亦成为后来霍译批评借鉴的视角之一。
不过，随后安妮由“正如欣赏普鲁斯特的创作艺术却有可能对他笔下所创造的世界不感兴趣一样，也会有人对于曹雪芹所创造的梦境世界没有兴趣”，引出了她关于《红楼梦》不太正面的评价：她觉得书中有一种“颓废的世纪末故作风雅”，故事被置于一个将佛教、道教“最为异想天开地混杂”后构成的道德框架里，小说的魅力是“短暂、不确定的”，还有“一种被繁复、无形的礼节与遵从所许可的无责任状态”。 第十八回宝玉为大观园题诗在安妮看来是“一场牺牲了众人的颇具讽刺意味的绝妙表演”。 从“故作风雅”“最为异想天开”“无责任”等上述引语所用词汇可以窥见书评作者对中国文化的隔膜与生疏，而“一场牺牲了众人的”则体现了书评作者难免西方个人主义视角下审视的俗见。 整段书评起于褒但终于贬，肯定了《红楼梦》作者的创作艺术，但对其所创造的文本世界难以认同，易造成信任其判断的潜在读者尚未接触霍译《红楼梦》就把整部小说想像得无趣从而打消原本可能产生的阅读兴趣的不良后果。
书评最后一段回到霍译本。 许是作为曾经的学生，安妮起句即言“谈论译作的质量将是放肆、自以为是的行为”，对译作的肯定和对译者的仰慕藏在字里行间。 她赞叹霍译语言“灵活精湛”，霍氏学术兼具“渊博与人情味”。随后，安妮提出在她看来霍译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书名选择The Story of the Stone 而不是已有的西人更为熟悉的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虽“更为准确”，但对那些在困惑而又陌生的世界摸索前行的西方读者而言“至少一时仍过于语焉不详”；二是译作中人名使用现代拼音，安妮认为它难以预料的变化简直可比阿兹特克之谜。 文末，安妮引霍译卷一长序中有关曹雪芹“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之戏语，与读者一同希盼译者“生计无忧”，呼应霍克思因翻译《红楼梦》辞去牛津教席全家生活陷入困顿，无奈之下甚至尝试应聘送奶工、邮递员工作的那段经历，可见评者与译者之熟络。
不过，安妮所提出的霍译问题是否恰当，仍值得斟酌。首先，书名选择霍克思有自己的考虑。 2016 年其高足兼半子闵福德在接受《灼见名家》专栏访谈时说：“霍克思认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在英文语境下含义不清，遂遵循18－19 世纪英语文学命名通则偏向‘The Story of the Stone’，但出版时企鹅书局坚持以‘dream’为辅，虽不以为然，但霍克思最终还是同意了。”⑨此处细节不甚明了，如再参照闵福德同月早些时候在香港恒生管理学院主持的翻译工作坊“英译《红楼梦》”，有关《红楼梦》霍译本命名的细节更为明晰。 闵福德为听众回忆，“书名是他和我第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想了很久，他觉得之前那些诸如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的译名皆没有用处，只会误导读者，因为Red 含义不清，Dream 在中国文化中也不是表面真正的梦而是一种常用的文学题名与象征……作为一位深思的学者兼富创造力的译者，霍克思决定作出改变，他注意到《红楼梦》有个早期书名《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当他想到这个译名，他知道就是它了，因为这个Stone 没有Red 那样的文化含义，而且命名有些通则，英语文学中如Sense and Sensibility、Pride and Prejudice，……它们成为好书名的一个原因即是其间的头韵，A Tale of a Tub 也是，The Story of the Stone 也有，很容易记住。 ……出版时企鹅书局坚持加上also known as…， 这让霍克思很生气，因为他本意即在改变。”⑩上引可知，霍克思采用The Story of the Stone经过深思熟虑，对西方读者而言，选用此译名是否会产生更生疏的感觉，从霍克思的理解来看未必。
况且，《红楼梦》一书有多处“红楼梦”需要翻译，作为整部小说的标题原作本有两个书名(《红楼梦》与《石头记》)可供选择，霍译先从泛泛的大书名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的故事)到卷一长序中具体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红楼之梦)到第五回点出A Dream of Golden Days(青春年华之梦)再到第一卷自拟卷名The Golden Days(枉入红尘)。 书名选择宽泛的“The story of”结构，各层意蕴传递则放在正文里，这样既能保留一定的悬念，西方读者理解、接受起来也更容易一些，安妮“语焉不详”的指责并不正确。 而且The Story of the Stone 虽有与《红楼梦》已有译名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无法形成有效互文之嫌，但该名却有助于译作本身作为优秀西方作品被接受，可谓各有利弊。[11]
其次，关于译作使用现代汉语拼音这一点，则更是霍克思、闵福德二人颇有远见有意为之之举。 我国于1958 年2月11 日正式批准并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1961 年4 月霍克思发表研究论文《中国诗歌中的超自然现象》，其中引证其1959 年版《楚辞》译本时即将原用威氏注音符号改为汉语拼音[12]。 不过，虽已有此先例，但当他着手翻译《红楼梦》人物姓名时，在西方读者熟悉的威氏拼法与新出的汉语拼音之间，霍克思实际首选的是威氏拼法。 早期《〈红楼梦〉英译笔记》保留了珍贵的记录，如贾珍为Chia Chen、贾链为Chia Lien、贾政为Chia Cheng、林黛玉为Lin Tai-yu、探春为Tan Ch’un 等，改变出现在1971 年10 月15 日(笔记第31页)，当日霍克思记录到：“完成第二十一回打印初稿。 与闵福德一同将手稿外各备份稿(威氏拼法)改为汉语拼音至第三回。 一个下午一回!”[13]据此条，霍克思最迟在1971年10 月13 日下午开始将其译稿中的威氏拼法全部改为汉语拼音，笔记末尾的“感叹号”隐约透露了译者对该工作费时之叹。 而据闵福德回忆，最早提出修改人名拼写方式的是他，是从译作流通的长远来考虑的，霍克思一开始并不同意，但一周之后他就想通了，因为“他太喜欢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他发现‘宝玉’、‘黛玉’和‘宝钗’用威氏拼读发音不如现代汉语拼音好听”[14]。 要之，霍闵二人是出于流通和发音的考虑，在着手英译《红楼梦》一年多之后折返，不辞辛劳地从头更改英译初始偏爱的人名威氏拼法，此为译者深思熟虑之举，不可轻易判为译作问题。 实际上，用罗马字为汉字注音在欧洲汉学中沿袭已久，至今仍有一些外国学者沿用，“连中国的正式刊物也是直到1979 年才正式废止此注音方式”[15]，霍克思、闵福德能够早在1971 年即有预见性地采用未来将广泛流通的汉语拼音这一人名标示方式，体现的更多是其传播中国文化之良苦用心。
整篇书评，其作者虽有牛津汉学背景，许是精力多在繁忙的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文章总体偏向大众化解读，其关于原作及作者的知识不逾译者长序所提供的信息；关于《红楼梦》的理解也不乏普通西方读者常犯之错；其所认为的译作问题也并不真正是问题所在。 总之，对潜在的西方读者具有一定的误导性，但书评对译作评价甚高，作为《红楼梦》霍译本的首篇书评，其首推霍译的功劳不可抹杀。
二、《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上的《早期中国小说》
1974 年7 月19 日，霍克思培养的另一位学生，已有不少汉学翻译与教学经验的詹纳尔(William Bill John Francis Jenner，1940－) 撰 写《早 期 中 国 小 说》 (Early Chinese fiction)[16]一文发表在英国高等教育报刊《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上，再度评荐霍译《枉入红尘》，举霍译本为“我们时代最佳英译本之一”。詹纳尔，英国汉学家，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者，中国文学译者。 他与中国文学结缘在1952 年，其时12 岁的他因患支气管炎正被迫卧床，百无聊赖之际读到母亲从教堂旧物义卖活动中替他淘来的韦利译《猴王》，立时被迷住。 继而中国京剧团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伦敦巡回演出加速催生了他对中国的兴趣。 1958 年，18 岁的他原本考入牛津古典学专业攻读拉丁与希腊语，却只听了两场讲座即决定转入汉学系求学，追随吴世昌开始阅读从《左传》一直到鲁迅的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包括一些有趣的明代小说和整部《红楼梦》，打下扎实的汉学底子，同时在心中植下翻译《西游记》的种子。
1962 年，詹纳尔牛津汉学专业毕业，经刚返回中国的吴世昌师引介与帮助，不久有了赴华工作两年的机会。 他于1963 年8 月抵华，与中国外文出版社签约担任译员，最早在英文新闻周刊《北京周报》工作，后英译溥仪自传2 卷本《从皇帝到公民——我的前半生》及《鲁迅诗选》等，1964年冬在外文社建议下着手《西游记》英译，1965 年8 月合约期满离开中国。 其时，《西游记》译稿已完成30 回。 回英后，詹纳尔辗转任教于利兹大学、澳洲国立大学和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汉学系，又于七十年代入牛津大学汉学科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976 年完成博士论文《洛阳伽蓝记，杨炫之与失落的帝都，493－534》的撰写。 其间译有《太平天国运动》(1969 年)和《现代中国故事》(与戴乃迭合译，1970年)等。[17]至于《西游记》，因找不到出版机会，当1978 年夏中国外文出版社通过戴乃迭来函再续前约时，詹纳尔仍停留在原30 回初译稿上。[18]
从上可知，詹纳尔接受了扎实、系统的牛津大学四年专业汉学本科训练，且正在接受更为严苛、更高级别的牛津汉学科博士学位训练，汉学专业功底己相当深厚。 况且他自青年时代即系统阅读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汉学本科毕业后亦一直从事汉学教学与译研工作，积累了不少中译英经验，同时赴中国专门从事翻译工作两年使他与中国有近距离的接触和真切的体悟。 詹氏的书评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再次从文学的角度谈论《红楼梦》，在“面向各界精英的英美高层次刊物上的书评极少刊发主要从文学角度谈论中国作品的书评”这样的大背景下，该书评不得不说是又一篇难能可贵的推介文章。
书评开篇即赞霍译《红楼梦》是“一部惊人之作”，“再创了那个否则将完全失去的世界”，肯定霍译《红楼梦》“逾越时代和文化的阻隔依旧生机盎然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又有多少18 世纪的欧洲小说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能够仍然鲜活?”之后，书评更进一步从小说的文学价值来谈霍译《红楼梦》，“它属于那些能够助我们加深对人性的理解，甚至改变我们人生观的稀世作品之一。”
书评第二段以专业的眼光在与此前各译本的对比中准确定位霍译本的价值，“没有一部能够如此贴近地传达原作的丰富与细腻”，“能够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读者将十分惊奇于霍译的精妙”，“他以轻松优雅的英语一一再现原作中各种身份的人物语言，从学童的粗俗、仆人的饶舌到书中主子们时不时沉溺其间的炫耀式文人闲谈，他都译得惟妙惟肖”。 接着，书评作者笔锋一转，指出当前有关中国很多口号性、学术演讲式垃圾作品都得到了重视，而霍译接受却堪忧，“这部杰作问世几未宣传亦少评论”。
詹纳尔提醒读者，时间最终会还霍译《红楼梦》一个公道，并从曹雪芹《红楼梦》原作在人物刻画上的成就、曹氏创作时不求名利的文人风气及曹氏在内省小说上的开创性等为读者拉近与中国经典的距离。 同时，詹纳尔另用整整一段文字陈述西方读者初读《红楼梦》的困难，体贴读者遭遇宁荣二府众多复杂而又难以预料的人物关系时的苦恼，不过他没有停留在此，文末一段詹氏即点出霍译本能给读者带来一种少有的乐趣，即自己去发现此前由于缺乏好译本而一无所知的原作种种之好，并说“那就如读者第一次读到司汤达或托尔斯泰一般”。 显然霍译与曹雪芹原作在詹纳尔心目中地位崇高。
这一点文末余下的文字亦是明证。 詹氏如首篇书评作者也将曹雪芹与欧洲作家普鲁斯特相类比，不过他的感悟更为文学性，亦更为正面。 他承认两位作家的巨大差异，同时指出二人有两处惊人相似，“两人都沉迷于竭力再创一个富有、敏感、相当骄宠的男孩的青春时代，男孩受自身过度感受力的驱遣与其说是生活的积极参与者不如说是一位观察者”；“仆人提供了其接触普通人的唯一机会，这一点也惊人相似”。
综上，书评全文从文学的角度高度评价霍译与原作《红楼梦》，其所发表刊物《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19]是英国一份高等教育周刊，专门登载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新闻与议题，为英国该领域的主要出版物，目标受众是英国关心高等教育、接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各界精英及其子弟。该书评以其专业性、文学性得到西方读书界拥戴，检视霍闵《红楼梦》英译各卷封底可发现印在其上数量颇为有限的推荐语一大主要来源即为该书评。[20]它作为发表在英美高级别刊物上的一篇对于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正面评价的书评，在霍译本及中国经典的海外推广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对于西方形成正面的书评舆论亦有积极的建设作用。
三、《文汇》上的《再现的杰作》
1974 年11 月，英国精英杂志《文汇》(Encounter)43 卷第5 期“作家作品”栏目刊出T.T.桑德斯(Tao Tao Sanders)撰文的《再现的杰作：英译一部中国经典》(A Masterpiece Restored： Translating a Chinese Classic)[21]，为目前所见西方第三篇有关霍译《红楼梦》卷一的书评。Tao Tao Sanders 是谁，历来学界没有深究。 实际上，她即是霍克思整个《红楼梦》英译过程中可随时请教的华裔学者程荫之女刘陶陶(Tao Tao Liu，1941－)。 查刘陶陶1973 年博士毕业所提交论文可见其全名为Tao Tao Liu Sanders[22]。 她发表作品早年多用Tao Tao Sanders 署名，晚年则多署Tao Tao Liu，Tao Tao Liu Sanders 这一全名只偶尔使用。
刘陶陶，英国华裔汉学家，1941 年出生于天津，1949 年随母赴英，牛津博士，曾任牛津大学中国研究院中文讲师、瓦德汉学院东方学研究员，晚年为瓦德汉学院荣休研究员。刘陶陶系牛津知名的汉学研究专家，终生致力于中国作品英译及中国古代诗歌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
此书评发表之时，作者已于牛津霍克思门下完成汉学博士学位的专业训练，并已有近十年的牛津中文教学经历，且刘陶陶较之前两篇书评作者安妮和詹纳尔，因其华裔背景而拥有天然熟悉、深入理解霍译原作《红楼梦》的优势。此篇是从文学角度解读、评析霍译及《红楼梦》的专业书评。
长文大体分三部分，开篇“问世不起眼”(unobtrusive appearance)呼应了詹纳尔关于霍译《红楼梦》卷一出版所谈到的“几未宣传、亦少评论”现象。 不过，一如詹纳尔，刘陶陶亦对霍译本充满信心，她认为霍译本“在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史上是一座里程碑”，肯定霍译本“对得起原作”，“至今原作的伟大因已有的英语节译本均无法体现而只能凭空相信”。 书评从小说的丰富内质、小说的流布与文本问题、小说作者与作品关系、书名阐释等方面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有关霍译原作《红楼梦》全面、准确且相当深入的信息。 书评作者将原作《红楼梦》的文本问题与英国莎士比亚剧作存在种种《四开本》现象相比，将有关原作《红楼梦》中人物与作者关系的索隐与莎翁《十四行诗》中有名的W.H.先生身份之争并举，立时拉近了西方读者与《红楼梦》的距离。 此外，书评作者也帮助阐释了霍克思译作卷一书名A Dream of Golden Days 的用意，从“红楼”意象、富家女、红尘世俗之乐与荣、佛家人生如梦的戒谕等方面普及原作《红楼梦》书名意欲表达的含混与复杂。 当然，书评作者也不忘如詹纳尔从西方小说创作理论肯定《红楼梦》在人物心理刻画上的创新与现代性，帮助西方读者亲近霍译及《红楼梦》。
书评第二部分为西方读者介绍小说的中心主题及丰富内涵，以简明的语言勾勒宝黛在木石前盟下的爱情悲剧及钗黛之别，从其他众多人物角色所编织的复杂关系网带领西方读者领悟小说爱情主题外的丰富言说。 同时，不忘强调、提醒西方读者纵然承载着如此丰富的主题，小说本身一点也不严肃或沉重，一如其他伟大的作品，它自有其精彩的内在世界，其中悲喜交织。 书评特别提到小说中有大量的幽默，“有时令人捧腹，有时只是悄悄向我们展示人事的荒谬性”[23]。 “幽默”是英国人非常看重的一个品质，刘陶陶对于小说此点的强调可谓抓住了中西交流的一个有效点，有助于唤起潜在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
书评第三部分作者专门评论译笔，指出此作是“一部英国人听来也十分顺耳的译作”。 “霍克思把曹雪芹用汉语写成的内容全部翻译，译作不是呆板的字字对译，但对英语读者产生的意义和效果与原作带给源语读者的感受完全相同——译者心中装着读者，译作因之保存了原作的精彩而不是一篇学究气十足的练笔。”刘陶陶肯定了霍克思在传达原作精彩而不是简单直译上的努力，表达了直译虽安全，但结果却是对原作阉割的观点，运用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盛行的德国功能翻译理论[24]及美国学者尤金·奈达(Eugene Nida)的动态对等理论[25]来探讨与肯定霍译的成就，非常契合当时的学术语境，能够更为有效地说服西方潜在读者认识到霍译的优秀。
两种语言都很熟练，同时具备用词的敏感性，并不是每位译者都能做到的，刘陶陶认为霍克思做到了，“对未来的译者而言他的译本将是一个很难超越的典范”。 作为华裔学者，刘陶陶对原作的翻译难点了然于心，她指出译者必须重视中英两种语言中即使最微小的变化并对之保持警觉态度。 她赞赏霍克思高超的技巧与巧妙的应对，指出其中两个最明显的例子：一是霍克思成功将原作对话根据说话人所属阶层与所具性格转译成英语中相应的层级与恰当的说话方式。 这一点与詹纳尔的观点一致；二是霍克思英译原作中随处可见的诗行，而此前译者多在英译时加以回避。这一点之前两篇书评均未谈及，是刘陶陶开启的新视角，也是作为华裔学者才能更深体悟到的英译难点。 后人关于霍译对话与诗歌英译这两方面高超译艺的探讨，在批评路径上无疑继承了詹纳尔与刘陶陶二人的书评风格。
书评最后，刘陶陶呼应了詹纳尔书评中另一观点即霍译本对双语读者的独特价值，刘陶陶指出“如果读者懂汉语，那么他一面欣赏译文一贯的准确，一面将惊叹译作处处可见的独创性”，同时刘陶陶也不忘西方大多数只懂英语的一般读者，她写道，“如果读者不懂汉语，作为英语作品，译作文风同样能让读者激赏”。 寥寥数语既关注到了参与霍译批评的一个独特群体即双语读者的存在，也考虑到了西方人数更为众多的潜在普通读者群，向其推荐自身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霍译。 全文最终以“大卫·霍克思翻译曹雪芹达到了司各特·蒙克里夫翻译普鲁斯特的水平”作结。这是又一篇高度评价霍译《红楼梦》的书评。
该书评发表的刊物《文汇》是英国一份以文学评论为主的英美知识与文化刊物，属于适合高品位文化人士阅读的精英杂志(an intellectual magazine of value and distinction)[26]，即前文提到的高级别文学杂志。 发表在其上的正面引介与评析，延续与扩大了前两篇书评所形成的良好书评舆论，对于霍译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产生了更强的合力，也正是在这三篇书评的推荐下，霍译《红楼梦》逐渐为人所知。
四、《亚洲研究》上的专业《书评》
1976 年2 月，霍译《红楼梦》卷一在西方译评世界迎来了另一篇高水平的专业书评，该文由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美籍华裔汉学家王靖宇(John C. Y. Wang，1934－2018)撰写。 王靖宇是加利福尼亚荣休教授、斯坦福大学柯罗赛特人文讲座教授和诸多西文学术期刊顾问或编委。王靖宇于1957 年国立台湾大学英语本科毕业，1962 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硕士毕业，1968 年康乃尔大学博士毕业，研究对象为中国古典小说。 其在密歇根大学短暂任教后，于1969 年加入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主攻金圣叹、《左传》《史记》和《红楼梦》叙事理论研究，晚年研究兴趣拓至中国传统戏剧尤其是昆曲。 王靖宇在1978－1990 年连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27]综上，1976 年王氏撰写该书评时，在汉学领域已有相当积累，因而两年后才能获聘成为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的掌门人。王靖宇关于霍译《红楼梦》卷一的书评发表在英美专业学术刊物《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76 年2月第35 卷2 期书评栏目。[28]该刊是世界最大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会刊，是“亚洲研究领域最权威、最有声望的出版物”，“为亚洲研究者提供大量独家信息”。[29]书评是该刊一大主要内容，王靖宇发表在这本专业学术刊物上的书评为霍译《红楼梦》进一步拓展了专业研究者这一重要的读者群。
此书评是西方译评界自1974 年三篇书评后间隔两年才姗姗来迟的译评，列于《亚洲研究》当期16 篇有关中国书评的首篇，是又一篇从文学角度谈霍译的书评。 书评开篇以此前书评已发现的视角——《红楼梦》的经典地位、西方英语全译本的缺失来肯定霍译本的巨大价值，“随着大卫·霍克思《石头记》五卷本第一卷的问世，这一情况最终开始得到改善”。 也如此前的华裔学者刘陶陶，王氏也借自身对原作熟稔的优势历陈《红楼梦》全译的种种难点，从而描绘理想译者所应具备的条件并高度肯定霍克思的翻译能力，“学习中国文学的学生应当感激，中国文学经典中最受称赞、谈论得最多的作品之一终于找到了卓越的译者，一位能相当胜任其艰巨任务的译者”。 该判断有着正面形塑目标读者阅读旨趣的导向。
同样是华裔学者的身份让王氏关注到霍译本“直译、意译完美融合”的特色。 一如此前詹纳尔和刘陶陶的书评，懂汉语的译评家都情不自禁会将原作与译作两相对照，王靖宇亦“惊叹与欣喜于霍译处处体现出来的既忠实原作又免于冗长注释的高超能力”。
书评接着回应了关于霍译出现的两点批评，第一是华裔读者关于霍译本不够直译、原作有些句段被概括、释意甚或删除的批评；第二是霍译以押韵方式全部再现小说诗作的做法。 关于第一点，王氏从霍译本的设定读者为其辩护，“此类读者有一点需要提醒其注意，在完成这部译作时，霍克思先生心中清晰设定的读者群是一般读者而不是那些早已能读原作的读者”。 他赞叹霍译“极富想象力、译笔流畅”，“非常成功地传达出了原作的精神”。 关于第二点，王氏认为此类做法通常吃力不讨好，但霍克思译诗处于最佳状态时常常能产生“犹如灵感神助的惊人效果”，并以译作一例佐证霍译“捕捉原作语气惟妙惟肖”之本领，显然王氏对霍译译诗做法欣羡多于批评。
另外，书评用长长一段肯定霍译另一优点即译者就小说底本文字、小说作者等相关错综复杂问题所拥有的扎实专业知识，认为其深厚的红学知识有助于译者在翻译中就底本文字作出“审慎、明智的抉择”。 作为《红楼梦》叙事理论的关注者，王氏特举霍克思译作开篇省去原作一大段落的做法，是海外第一位注意到霍译开篇异文的汉学家，开辟了霍译译评的另一批评视角。 书评末尾，王氏列举了其随机比读所见霍译卷一的五处疏漏及两处编辑失误。 虽然王氏谦为随机，实际指误涵盖第一至第二十六回译作卷一所有的回数。
这是一篇对译作读得相当仔细、对西方读者已有意见做出一定回应的译评之作，也是基于此前三篇译评之上专门针对专业研究学者的书评。 它省略了有关原作内容、主题、思想性等介绍性文字，完全聚焦译作，在肯定译作价值、译者能力、译作特色、译者学养等方面增强已有的正面书评舆论，吸引更多的潜在西方读者加入译作阅读队伍。 书评末尾的指误不仅对于卷一的修订再版有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也是霍译研评的又一新路径。
结语
综上所述，以上所论四篇针对霍译《红楼梦》卷一的译评，它们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经由霍闵全译本这一媒介来到西方所激起的第一阵回声，真实保存了西方读书界在一睹久负盛名的异域作品真容后的第一印象与最初反响，记录了西方公共话语意见网络如何良性演进、影响与形塑普通读者的阅读内容与阅读方式。目前学界关于此四篇书评并未加以重视，它们被淹没在历史文献中，个别篇什被讨论也只是只言片语的引用，很多历史信息缺失。 细心耙梳、历史还原最早发表在英语世界高层次刊物上的这些译评史料，是中国译学与比较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 研究霍译《石头记》在英语世界各大报刊所赢得的译评篇什，也是梳理与建构《红楼梦》域外形象至关重要的一环。
?本文系2019 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范式转型与霍克思的汉学遗产”(项目编号：ZGW19104)和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卫·霍克思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5BWW015)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②③⑦ 刘亚猛、朱纯深《国际译评与中国文学在域外的“活跃存在”》，《中国翻译》2015 年第1 期。
④ Anne Lonsdale， (Unbylined) “Off-duty”，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8 Jan. 1974，p.59. in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istorical Archive， http：/ /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9oB2XX， retrieved 2019－04－17.
⑤ c.f.Alan Macfarlane，“Interview of Anne Lonsdale” Part One and Two， 1st July 2008. https：/ /m.youtube.com/watch? v ＝XJC2XsduIpI， retrieved 2020－11－04.
⑥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British journal)”， https：/ /www. britannica. com/topic/Times-Literary-Supplement，retrieved 2020－11－04.
⑧ David Hawkes， “Introduction”， David Hawkes tr， The Story of the Ston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Vol.1， 1973，p.22.原文如下：I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s a sort of Chinese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it becomes doubly important to us to know as much as we can about author’s life.
⑨ 何敏盈《今之古人：专访汉学家、翻译家闵福德教授》，《灼见名家》人物志专栏(网络版)2016 年3 月24 日。
⑩[14] 闵福德《文化与翻译系列 大师班—英译〈红楼梦〉》，2016 年3 月11 日，https：/ /m.youtube.com/watch? v ＝＿ ojl-VOkj4W4，2020 年11 月4 日。
[11] 按：《石头记》卷一目前常见的版本封底书名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 (c.1760)， also known a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是个两全之策，既保有了译者的选择，亦考虑到了与此前译名的呼应问题。
[12] David Hawke，“The Supernatural in Chinese Poetry”， David Hawkes， Classical， Modern and Humane Essays in Chinese Literature， John Minford ＆ Siu-kit Wong ed，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47－48.
[13] 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A Translator’s Notebooks， Hong Kong： Centre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Ling Nan University， 2000，p.31.
[15]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两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学林出版社1991 年版，第294 页。
[16] William J. F. Jenner， “Early Chinese fiction” ( Book Reviews)，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19th July， 1974， p.16.
[17] c.f.W.J.F.Jenner，“Journeys to the East， ‘Journey to the West’”， February3， 2016， https：/ /lareviewofbooks. org/article/journeys-to-the-east-journey-to-the-west， retrieved 2020－11－04.
[18] 按：1978 年7 月詹纳尔终于与外文社重续前约，1979 年夏利用学术假赴中国修改《西游记》前30 回译稿，1982 年译稿问世；詹纳尔1982 年夏季来华开始卷二英译工作，至1983 年完成卷二，1984 年出版；1984 年夏天来华着手卷三的英译，1985 年夏三卷本全译《西游记》(Journey to the West)全部完成。
[19] 按：《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隶属《泰晤士》报，1971 年10月独立出来，更名为《泰晤士高等教育》。
[20] 按：霍闵译本《石头记》五卷本封底第四卷无推荐语，卷一封底有两条推荐语一条来自英国汉学家詹纳尔于《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上的书评，一条来自美国汉学家魏斐德于《纽约书评》上的撰文；卷二封底只有一条推荐语，来自詹纳尔；卷三封底也是一条推荐语，来自霍克思好友、中国大使馆参赞裘克安，其1980 年12 月6 日于英国第一主流大报《泰晤士报》发表《中国爱情故事》；卷五封底也是一条推荐语，文字与卷二封底同，也是詹纳尔的文字。 卷一封底摘录詹纳尔书评文句如下：‘An astonishing book. It recreates a world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utterly lost. One of the best translations into English of our time’；卷二封底摘录詹纳尔书评文句为：‘One of those rare books that deepens one‘s understanding of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卷五封底摘录詹纳尔书评文句同卷二。
[21][23] Tao Tao Sanders， “A Masterpiece Restored：Translating a Chinese Classic”(Books ＆ Writers)， Encounter， 1974， Vol.43， No.5，pp.79－82， 82.
[22] c.f.Tao Tao Liu Sanders，“The balladic tradition in Yueh-fu”(D.Phil.)， University of Oxford 1973， https：/ /www.worldcat.org/title/balladic-tradition-in-yueh-fu/oclc/43224426， retrieved 2020－11－04.
[24] 按：德国翻译理论家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局限》(1971)一书中把源语文本分为以内容为重的文本(content-focused text)、以形式为重的文本(form-focused text)、以诉请为重的文本(appealfocused text)和以声音为媒介的文本(audio-media text)，并主张根据不同的源语文本类别和读者群体的类别来进行翻译批评。 其学生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翻译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
[25] 按：尤金·奈达(1936－)，美国翻译家，长期在美国圣经学会翻译部主持工作，他在圣经翻译的实践基础上创作《翻译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1969)，提出了动态对等理论。
[26] c.f. “Encounter”， in Britannica， https：/ /www.britannica.com， retrieved 2020－11－04.
[27] c.f. “Lasting Memories：John C.Y. Wang”， https：/ /almanacnews.com/obituaries/memorials/ john-cy-wang? o＝5581， retrieved 2020－11－04.
[28] John C. Y. Wang， “[Untitled Review]The Story of the Stone(Vol.1)， ‘The Golden Days.’By Cao Xueqin. Translated by David Hawkes.”(Book Review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Feb.1976， Vol.35， No.2， pp.302－304.
[29] c.f.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ides on JSTOR”， https：/ /www.jstor.org/journal/jasianstudies， retrieved 20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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