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明倩

　　内容提要：红楼人物的日常生活以“礼”为纲，以“器”为媒，借助“器”的数量、形制、尺度、摆放位置等，构筑出上下有序、等级有别的家庭画卷。 在浩瀚丰富的红楼器具中，“杌”并不起眼，但通过梳理分析，发现“杌”的每次出场，都使“礼”有了实在的落处。 杌中蕴涵的礼大致分为三种：一是礼仪空间的“即时性”构建；二是人际交往的“卑己性”选择；三是礼法环境下“情与礼”的博弈。 以上三种“杌—礼”关系为管窥以贾府为代表的清代贵族家庭日常礼文化提供了绝佳的窗口。

引言

司马光《资治通鉴》载：“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 非名不著，非器不形。 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①可见“礼”是区分上下等级、尊卑贵贱的规矩与准则，“器”是礼的有形载体和具象表现，或者说“礼”是器的灵魂，“器”是礼的外现，礼与器相互对应，相互依存。 《红楼梦》中的贾府作为“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是礼文化的典型代表。 夫妻、父子、主仆、闺媛、公婆、婆媳、兄弟、兄嫂、姐妹、宾朋等之间的相处以“礼”为纲，以“器”为媒，借助“器”的数量、形制、尺度、纹饰、摆放位置等，构筑出上下有序、等级有别的家庭画卷。 其中坐具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具，在礼的映照下已成为等级、名分、地位及权力的标志。 比如交椅、榻、太师椅等作为主人或贵客的专属坐具，象征着较高的等级，成为有关传统“礼”文化研究的核心。 而“杌”作为一种造型、功能相对简易的小型坐具，在红楼坐具中毫不起眼，往往成为研究的盲点。 笔者通过对《红楼梦》中“杌”的使用情况分析，发现其以功能的灵活性在家礼空间经常出现，且起着重要作用。

　　“杌”又名“杌子”，据宋代曾慥《类说》卷三四引《摭遗·安禄山》记载：“唐明皇召安禄山，用矮金裹脚杌子赐坐”可知，杌子的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 《辞海》《宋元语言词典》《事物绀珠》中对杌子的注释均为：“杌子，小矮凳。”明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对杌子的形制进行了具体描述：“杌有二式，方者四面平等，长者亦可容二人并坐，圆杌须大，四足彭出。”由此可见，杌子没有扶手和靠背，在造型上有方、圆之分，相较于椅子、床榻，杌属于简易、小型的坐具。这种小坐具不仅常见于寻常百姓家，在历史记载中又往往与达官显贵紧密相连。 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丁谓罢相”中宰相觐见才可坐“杌”；明人邓士龙的《国朝典故》：“内阁诸老，自解、胡以来，皆东西分坐小杌子及小板凳，无交椅、公座之设。”从以上记载可知被皇帝视为股肱的内阁重臣皆坐杌子。 袁枚曾在《随园随笔》中评价：“宋杌子最贵”。 本文以“杌”为媒介，以清代家庭礼仪要求为准则，基于《红楼梦》中“杌”的文字描述，结合历史上“杌”的使用情况，探究以贾府为代表的大家族在“杌”的使用中所传递的礼文化。

一、“杌随人移”——主体支配下礼仪空间的“即时性”重构

在《红楼梦》中，可谓是一言一行皆礼仪，或者说只要有人积聚的地方，就处处彰显着礼仪。 如果以传统人际交往的“主、客”来分的话，本文将主人定义为主体，客人定义为客体，下文不再赘述。 一般情况下，礼的执行主要由主体(主人)来支配，即主体按照客人的身份、地位来选择待客的物质载体。 比如《后汉书·徐稺传》中：“陈蕃在郡不为，不接宾客，唯稺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其中的榻就是陈蕃为徐稺特设，以显示客人的尊贵以及自己对客人的爱戴。再比如《新世说·宠礼》中阮元的对联：“坐，请坐，请上坐；茶，泡茶，泡好茶。”也从反面说明了主体因客者身份差异所呈现出的待客之别。

　　在《红楼梦》中，家庭礼仪活动多发生在厅堂(或指房间的明间)。 但明清时期的厅堂布局一般遵从固定的陈设模式。 比如《红楼梦》中贾府正堂“荣禧堂”，以正面迎门的大紫檀雕螭大案为中心，在左右配以对称成组的16 张楠木交椅；贾府老祖宗贾母的“五间正房”的正中明间，以一张“榻”面门居中放置，两边四张空椅对称分布；宁国府尤氏上房，则以“炕”为中心，地下两面相对放置12 张雕漆椅子，每一张椅下放置一个大铜脚炉。 甚至包括贾府小姐们的房间，虽然在家具数量、样式上相对简单，但也基本遵循着通用的陈设方式。 比如林黛玉所住的潇湘馆，也是小小三开间，中间的明间即为正厅，供接待宾客，其设置也是中间一条案和桌，两侧各一把椅子对称放置。 这种固定的家具陈设模式很难满足各种不同的人物关系。 因此，在传统“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礼制文化影响下，基于人物之间的身份、地位差异，礼仪空间里的物质载体会在主体的支配下进行“即时性”调整。 在《红楼梦》第四十三回：

　　只薛姨妈和贾母对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门前两张椅子上，宝钗姊妹等五六个人坐在炕上，宝玉坐在贾母怀前，地下满满的站了一地。 贾母忙命拿几个小杌子来，给赖大母亲等几个年高有体面的妈妈坐了。贾府风俗，年高服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所以尤氏凤姐儿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赖大的母亲等三四个老妈妈告个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②

　　该情节发生在贾母正房的明间，是贾母与众人商议为王熙凤过寿，属于家庭场景的小型聚会，因此也是贾府礼仪文化的典型体现。 在这里以坐具为载体，明确了贵族家庭每个人之间的伦理秩序。 首先，薛姨妈和贾母对坐，虽没有提及坐具，但很显然是坐在榻上。 因为在《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见贾母的时候，贾母“正面榻上独坐”，同样在第四十二回贾母见王太医、第三十九回见刘姥姥等都是坐在这个榻上，说明贾母正房明间的正中间放置一榻。 遵照“以客为尊”的原则，薛姨妈和贾母对坐在榻上。 榻的前面对称分布四张空椅，而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门前两张椅子上。在等级分明的社交性场合，坐次上的正与偏、左与右，位置上的前与后，层次上的内与外都有很大的差别。 这里邢夫人和王夫人为了显示对贾母的尊重，空置出离贾母、薛姨妈较近的椅子，而选择相对远的房门前的两张椅子落座。 宝钗姐妹坐在炕上，这里的炕位于和正堂明间紧挨的稍间，说明在这种场合女孩子们处于社交的外围圈。 而其他像尤氏、凤姐等满满站了一地，这里即便空有两把椅子，但年轻的小辈还是站着。

　　而在赖大母亲等几个妈妈进来时，这种固定的家具陈设模式就显示出了局限性。 因为按贾府习俗，这些妈妈们比年轻的主子有体面，但从地位上又不足以让邢夫人和王夫人给她们让座，或者平起平坐。 此时，面对现有格局的局限，作为待客主体的贾母在对来者身份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命人拿几个杌子，构建出适合当时人物关系的礼仪空间。这里贾母之所以选择杌子，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杌没有扶手、靠背，简单便携、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在古代空间重构中经常出现。 比如在《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武松)掇个杌子，自近火边坐地”；《平妖传》第五回：“(小道)便取个杌子，在这瘸儿肩下随身儿坐了”；《警世通言·俞伯牙》：“童子取一张杌座儿，置于下席”等。 这里从“掇、取”可以看出相对于其他坐具，杌子在搬动、挪移上的独特优势。 另一方面杌子在坐具等级中仅次于椅子，在古代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比如前文所讲的“丁谓罢相”和《国朝典故》中都有内阁重臣坐杌的现象。 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调整，在贾母的正房由榻(贾母、薛姨妈坐)、椅子(王夫人、邢夫人坐)、杌子(赖大母亲等妈妈们坐)重组出适合当时人物关系与身份差异的礼仪空间，建立起稳定而和谐的礼仪秩序。

　　在贾府，除了家庭人员之间的日常互动。 在接待外客时，空间的“即时性”重构也常有发生。 比如在《红楼梦》第四十二回：

　　(贾母)一面说，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上。 老嬷嬷端着一张小杌：连忙放在小桌前，略偏些。 王太医便屈一膝坐下，歪着头诊了半日，又诊了那只手，忙欠身低头退出。

　　该段落和上文一样发生在贾母的正房，王太医给贾母看诊，会见的是外客，故礼仪的规范性更为重要。 按照清代礼仪，女性是要回避男宾的，因此老妈妈请贾母进幔子去坐。 但作为贾府的老祖宗，阅历丰富的贾母打破旧俗，果断决定“不要放幔子，就这样瞧罢”。 如前文所述，贾母的正房以榻为核心，榻前对称放置四张椅子。 如果单纯从看诊需求出发，贾母坐在椅子上最为合适，因为看诊要把脉，要求主(贾母)、客(王太医)之间有较近的距离。 但在古代礼仪社会，“礼”是一切行动的纲领，而贾母作为贾府的最高领导者，正如《荀子·大略》中云：“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按照以“中心”为尊的原则，房屋中间的榻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因此，贾母在会见外客时，必然是端坐在榻上。 而根据《长物志》记载：“(榻)长七尺有奇，横三尺五寸”，按照明代的单位换算，榻的长度足有两米③。 这么大尺量的榻可以坐下多人，但在古代礼仪规范下，身份、性别、地位差异等使得王太医不可能坐在榻上给贾母看诊。 所以以贾母的“榻”为核心，必须快速构建出适合王太医的看诊空间。 以王太医的身份，是完全可以坐在椅子上给贾母看诊的，但在清代厅堂，椅子固定的摆放形式和较大的体量并不适合挪移。 当然，每张椅子的前方都是配置有脚踏的，在《红楼梦》中也有把脚踏作坐具使用的情况，但脚踏一般都是给地位较低的丫鬟使用。 这里杌子又一次因其灵活便携性和等级性成为空间重构的最佳选择，当老嬷嬷端着一张小杌放在小桌前时，就在僵化的格局中重构出了一个临时性的看诊空间，满足了当前人物关系和功能的双重需求。

　　一张小小的杌子，在等级社会架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红楼梦》第六十七回：

　　凤姐装着在床上歪着呢，见袭人进来，也笑着站起来，说：“好些了，叫你惦着……”一面说着，叫平儿挪了张杌子放在床边，让袭人坐下。

　　该回凤姐生病，深谙人情之道的袭人第一时间前往探视。在清代，主仆的尊卑之别是封建伦理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凤姐是主子，是贾府的实权派。 而袭人虽然在丫鬟中地位较高，比如“吃穿和主子一样”、王夫人在自己的“月例”中拨给她“二两”、宝玉说将来要让她坐“八人轿”等，但主仆之间的等级之别使袭人在探视时只能坐在临时挪来的杌子上。 同样是探病，在第八回宝钗生病，宝玉前往探视。宝钗当时坐在炕上，见宝玉进来，忙起身让他在炕沿上坐了。 这里宝玉作为贾府的贵公子，在探视宝钗时就被邀请坐在宝钗所坐的炕上。 对比可见无论主仆情感多么和谐、融洽，其等级礼仪却不能模糊。 一张放在床边的杌子，在不经意间拉开了主仆的身份差异，架构出适合凤姐与袭人的礼仪空间。 在贾府，面对群体的多样性和人物关系的复杂性，要真正实现礼仪的合理与规范，主体会基于客人的身份、地位对空间进行随时调整、快速重构。 而在清代空间程式化陈设的格局下，杌子以特有的灵活性，在主体的支配下左右逢源，成为空间重构的最佳选择之一。

二、“人以杌选”——客体支配下自我的“卑己性”选择

贾府作为钟鸣鼎食的大家族，“按荣府中一宅人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可见日常往来是频繁多样的。 因此礼仪秩序的建立除了上文主体主导下的空间“即时性”重构，在交往礼仪中也有客体在双方关系定位下的恭谦与礼让，本文将之定义为“卑己性”选择。 所谓“卑己”，是指在人际交往中贬低自己，抬高他人，这也是传统礼仪的主要宗旨。 在《礼记·曲礼上》有载：“夫礼者，自卑而尊人。 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易经》：“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可见中国人一直推崇贬己重人，恭谦礼让。 比如在人际交往中男人称呼自己：鄙人、下鄙、不才、下愚、小可等；老人称呼自己：老朽、老拙、鄙老等；妇女称自己：奴、奴家、妾等；朋友间称呼自己：愚兄、愚弟等④。 这里通过卑己的方式来抬高对方的身份，表达对对方的尊敬。 诚然，这种“卑己尊人”的现象除了体现在自我称谓上，也会渗透在所用的器物上，即“寓礼于器”，通过器物的直观呈现来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目的。 在《红楼梦》第三十五回：

　　贾母向王夫人道：“让他们小妯娌服侍，你在那里坐了，好说话儿。”王夫人方向一张小杌子上坐下。

　　在该回，贾母带着一行人去看望被父亲打后卧床的宝玉，在走出怡红院后，王夫人担心贾母劳累，让其到上房内休息。这里虽未说明是哪间上房，但按照贾府上房的室内陈设模式，一般是中间放置一案，案前设桌，桌两侧两把椅子供主人坐，在桌前方对称放置多把椅子。 这里贾母让王夫人坐了说话，但没有指定坐在哪里。 在贾府女性中，王夫人的地位可以用“一人之下，众人之上”来形容。 这是因为一方面，王夫人出自“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找金陵王”的王家，嫁给荣国府贾政，后生下贾元春和贾宝玉，一个贵为元妃，一个“衔玉而生”；另一方面王夫人的丈夫贾政是荣国府男性最高管理者，故在那个“妻以夫贵”“母以子贵”的封建时代，王夫人是荣府的当家主母，掌握着荣府的核心实权⑤。 但在贾母面前，王夫人是媳妇，是晚辈。 根据《礼记·内则》：“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 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这里舅姑指公婆，因此作为媳妇服侍贾母是王夫人的人伦本分，而她又最为贤德，对贾母是晨昏定省，事事亲躬。 故当贾母让她坐下说话时，按照“卑己尊人”的原则，为了表示对贾母的敬重，其选择坐在一张小杌子上。 在古代，坐具等级的顺序为太师椅(交椅、榻)、圈椅、官帽椅(南官、北官)、一通碑和玫瑰椅、杌、脚踏⑥。 可见杌子在坐具中地位较低，按照王夫人的身份，不应该坐在小杌子上。但物质载体的等级是相对的，其实际传达的是人物之间的关系。 载体间的等级差距越大，越能凸显对方的尊贵。“循规蹈矩”的王夫人把封建礼教内化为本身的意愿，在贾母面前身体力行。 通过一张杌子的选择，构建出客体内心对主体的尊重和诚敬之意。 类似的现象同样发生在第七十五回：

　　贾珍来了，都一一见过。 说了两句话后，贾母命坐，贾珍方在近门小杌子上告了座，警身侧坐。

　　贾珍作为贾氏长房宁国公贾代化的嫡孙，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既是宁国府的当家人，又是贾氏宗族的族长，在红楼男性中是权力和地位的重要代表。 但在贾母面前，贾珍作为晚辈谨守孝道、谦恭有礼，其礼法周全体现在三个地方：(1)坐具。 当贾母命坐时，贾珍“应唯，敬对”，遵从祖母的命令。 但在坐具选择时自降一等，和前文的王夫人一样，自主选择略不符身份地位的杌子，以坐具等级的差异来表达对祖母的敬重。 (2)坐次。 除了坐具，在礼的规范下位置上的差异也被赋予了等级的语义。 正所谓“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虚坐尽后”，可见作为晚辈离主座保持一定距离、后坐都可以凸显对主体的尊重。 在室内，以中心主座为最尊位，而与之相对的近门处的位置为最卑位。贾珍选择处于最卑位的近门处的小杌子落座，真正做到了行礼如仪。 (3)坐姿。 在“礼”约束下，坐姿是内心仁义道德驱动下的身体语言，是个体与他人交往时基于身份、地位、人物关系的不同所呈现出的自我表现。 正坐、安坐、端坐、经坐、歪坐、恭坐、肃坐、侍坐、危坐等以不同的身体姿态展现出个体或刚直、或和悦、或恭敬、或谦卑、或谨慎的礼仪语言。 贾珍选择警身侧坐，警身暗示着身体的收敛与拘谨，没有丝毫的松懈之感，传达出面对尊长时的矜持与卑下。而侧身则是向侧面转体，表示戒惧不安，也突出个体的自我谦卑。 比如汉桓宽《盐铁论·救匮》：“故公孙丞相、倪大夫侧身行道，分禄以养贤，卑己以下士。”⑦因此在传统侧身行道礼仪的影响下，侧坐更能凸显对对方的恭敬。 贾珍在面对贾母时选择侧坐姿势，通过身体动作和视角空间的共同作用使礼的功能最大化，表达出内心对老祖母的尊敬。

三、“托杌看情”——礼法秩序下封建大家庭“情与礼”的博弈

《礼记·曾子问》载：“君子礼以饰情。”《礼记·问丧》：“礼义之经也，非从天而降也，非从地而出也，人情而已矣。”可见情是礼之所出，礼是情之外现，情礼本为一体。但在传统礼制社会影响下，诸多政治、社会等因素，引发了“情”与“礼”之间的张力和冲突。 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礼的偏重、僵化与固执使情受到严重压制，“主仆之分，等于冠履；上下之辨，关乎纲纪”，森严的等级理念营造出人与人之间严肃的氛围，“灭人之情”“礼教吃人”彰显出情与礼的矛盾与背离。 在《红楼梦》中，情与礼的矛盾也随处可见。如上文所说的第三十五回、七十五回，王夫人和贾珍通过“杌”的选择与使用在贾母面前呈现出谦卑、周全、进退得当的礼仪态度，但唯独少了情的表达。 正如第三十五回贾母所说：“你姨娘可怜见的，不大说话，和木头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显好。”贾母一句“木头似的”，足见王夫人在贾母面前木讷、呆板、少言少语。 但在《红楼梦》第六回刘姥姥的口中：“他们家的二小姐着实响快，会待人，倒不拿大。如今现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可见年轻时的王夫人响快又会待人，应该和口齿伶俐的王熙凤不相上下，而如今却变成“木头人”，巨大反差的背后是情与礼博弈中礼教的扩张与情感的收敛。 在王夫人身上，“礼”因为缺少“情”的根基而流于形式，在贾母跟前并不显好。 这种现象也同样发生在贾珍身上，虽然表面看贾珍在贾母面前的一言一行都符合忠臣孝子的礼节，但正如第七十五回尤氏所说：“我们家上下大小的人只会讲假礼假体面，究竟作出来的事都够使的了。”这里尤氏一针见血，揭露出以贾珍为代表的封建伦理纲常教化下的部分忠臣孝子多重“礼”轻“情”，在长辈面前的礼数周到反而是对礼的极大讽刺，反衬出“礼”的虚假与冰冷。 就如贾珍在热孝期间与尤二姐、尤三姐厮混一般，孝亲之情的失落使礼徒有其表，丧失了真正意义。

　　明清时期，礼教高度专制化，有关礼的一些词语结构如内外、上下、主仆、亲疏、尊卑、贵贱等的等级次序绝对不能颠倒与错乱⑧。 而贾府作为“规矩繁多、礼法森严”的百年望族，在一丝不苟践行与追求种种礼仪周全的同时，不可避免会造成“重礼”而“抑情”，这种情与礼的失衡也是传统礼教被质疑和指责的核心。 但是，《红楼梦》作为一部包孕丰富的人情小说，除了礼教的规矩与教条，也有“情”的宣泄和对“礼”的反抗。 当然这种反抗不是直白的现身说法，也不是对礼大加挞伐的高调宣言，而是糅合在具体的叙事之中，比如在第三十五回：

　　袭人、麝月、秋纹三个人正和宝玉顽笑呢，见他两个来了，都忙起来……玉钏儿便向一张杌子上坐了，莺儿不敢坐下。 袭人便忙端了个脚踏来，莺儿还不敢坐。

　　该回玉钏儿和莺儿给宝玉送荷叶汤，面对袭人、麝月、秋纹和宝玉四人的迎接，两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态度的背后是基于“情”和“礼”基调的选择。 这里玉钏儿作为一个丫鬟，面对主子宝玉，以及宝玉的大丫鬟袭人、麝月、秋纹等没有客套与礼让，而是毫不客气地向着杌子直接坐下，表面看不合规矩，但细思又合乎情理。 因为玉钏儿的姐姐金钏因被宝玉调笑无辜被撵，投井自尽，玉钏内心有对宝玉和贾家的迁怒与悲愤。 这种情绪在贾母、王夫人等封建大家长面前不敢显露，但在宽和待人的宝玉面前就暴露无遗，因此她不仅直接坐下，还在面对宝玉时满脸怒色，正眼不看。 这里作者借助一张杌子的使用，刻画出玉钏儿内心的真实情感，这里“礼”因“情”发生变通，这种情感的宣泄看似是对礼的对抗，实则赋予“礼”一定的温暖与弹性⑨，展现出礼教统治下人的真实性情和爱恨表达。 而莺儿作为宝钗的丫鬟，深受礼教思想的浸染，不仅面对同样的杌子不敢坐下，甚至在袭人端来更低级别的脚踏时仍不敢坐。 恪守规矩的莺儿谨小慎微，在行为处事中不留诟病，但也将礼教束缚下丫鬟的卑微、低贱和奴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礼缘人情，如果能够找到情与礼的平衡点，通过“礼”恰如其分地渲染“情”，这种礼就最具感染力，也是可以被吸纳与传承的。 在《红楼梦》第十六回：

　　一时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走来，贾琏凤姐忙让吃酒，令其上炕去。 赵嬷嬷执意不肯。 平儿等早于炕沿下设下一杌，又有一小脚踏，赵嬷嬷在脚踏上坐了。 贾琏向桌上拣两盘肴馔与他放在杌上自吃。

　　乳母是指为别人哺育过婴儿的妇女，又称奶母、奶妈。 因为奶过小主子，乳母在古代大家庭中比普通的奴仆多了些体面。 这里贾琏、凤姐看到赵嬷嬷走来，忙让吃酒，令其上炕。对比上文第六十七回袭人来探视王熙凤，就可以看出对赵嬷嬷的热情、尊重和亲切。 而执意不肯的赵嬷嬷清楚自己的奴仆地位，并没有像宝玉的奶妈李嬷嬷那样跨越“礼”的界限，严守“礼法”使他在凤姐和贾琏这里获得相应的尊重，也使得主仆在礼的约束下专注于情的表达。 平儿于炕沿下设下一杌，杌本为坐具，但为了让赵嬷嬷能在不上炕的情况下和贾琏凤姐一起吃酒，就临时性充当餐桌，这里家具的使用打破了传统的固着与僵化，反过来说明赵嬷嬷在贾琏这里如亲人般的存在，因为真实的情感表达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形式。 而且从贾琏、凤姐给赵嬷嬷布菜时的体贴以及三人聊天的轻松，建构出《红楼梦》中为数不多的类似于普通家庭就餐的温馨画面。 真正的礼应当是发于本心，立于真情，同时又不过分放逸。 正如玉钏儿的“向着杌子坐了”和赵嬷嬷的“以杌为桌”，因为有了人情的自然显露，使“礼”传达出真正的精义和人文内涵。 但不可否认，在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之际的实际生活中，因拘泥于外在的礼节仪式，重“礼”轻“情”现象普遍存在，从而使“礼”一定程度上沦为形式化的表象。

小 结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礼”是红楼人物的生活指南，是无形而抽象的精神纲领，这种纲领贯彻于日常生活，并承载于有形物品之中。 正如《左传》所载：“器以藏礼，礼以行义”。 在《红楼梦》中，礼与器不能截然分开，或者说“礼”往往是通过有形有象的器表现出来的。 正如本文中的“杌”，其在浩瀚丰富的物质载体中毫不起眼，但细细分析可以发现其无处不“礼”，无论是礼仪空间的即时性构建，还是固定空间人物主体的“卑己性”选择，“礼”在其中均占据主导的支配作用，致使“杌”从物质功能的使用价值向精神功能的社会价值转化。 当然，礼缘人情，即便被冠以“灭人之情”“礼教吃人”的质疑，仍然阻挡不了礼教环境下人情的流动和个性的表达，正是因为“礼”与“情”的共生，才构筑出《红楼梦》的礼仪之美和人情温暖。

　　?本文系2017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女性与家具：性别视野下《红楼梦》中的家具研究”(项目编号：17YJC760064)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年版，第1 页。

　　② 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版，文中对《红楼梦》引文均自此本，不再一一注明。

　　③ 申明倩《“榻”里“榻”外看红楼》，《红楼梦学刊》2016 年第4 辑。

　　④ 任露《汉文化中“贬己尊人”语用现象浅析》，《读与写》2010 年第7 卷第9 期。

　　⑤ 李鸿渊《邢夫人与王夫人形象之女性主义批评》，《红楼梦学刊》2011 年第3 辑。

　　⑥ 梁梁《明式座椅中礼仪特征分析与研究》，山东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6 年。

　　⑦ 桓宽《盐铁论·救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61 页。

　　⑧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32 页。

　　⑨ 上官文坤《红楼梦宴饮描写中礼制与人情的二元共生关系探析》，《红楼梦学刊》2018 年第5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