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红楼梦》呈现出大量有关医疗礼仪的精彩书写，既包括医者所应遵守的出诊礼仪，也包括病家所对应的受诊礼仪，同时涵盖清代贵族女性诊疗的特殊礼仪。 在众多医疗场景的描写中，作者有意建立起医礼、医术与疗效三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医者越规矩守礼，则医术越精且疗效越好。 与前八十回相比，后四十回有关医疗礼仪的描写显得颇为薄弱。 透过《红楼梦》中医疗礼仪的书写，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管窥簪缨世族雍容华贵的生活日常。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必经的生命历程，《红楼梦》作为一部包罗万象、巨细靡遗的世情小说，“几乎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与疾病相遇”①，因此书中有大量医疗活动的描写。 近年来，“医药书写”逐渐走进古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红楼梦》中有关疾病、医疗方面的书写也颇受学界关注。 学者或对《红楼梦》中所涉及的疾病类型爬梳整理，或对疾病与人物命运的关联有所挖掘，或从中医角度对各类医案进行评述，或从文学视角对疾病书写的隐喻与内涵进行解读。②然而对于疾病诊疗中所涉及的各项礼仪，目前学界关注有限。③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④中国素被称为“礼仪之邦”，《红楼梦》对于贵族世家礼数规矩的描摹，遍及贾府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其中就包罗了大量有关医疗礼仪的描写，既涵盖医者在诊疗过程中应遵守的出诊礼仪，也包括病人及家属面对医者所对应的受诊礼仪，同时涉及清代社会贵族女性诊疗中的特殊礼仪。 从医疗礼仪视角探究《红楼梦》，可管窥清代贵族世家生活之壸奥，扩大红学研究的文化视野。
一、医者之礼
医者行医治病时，在保障准确施治的基础上，亦须遵守相应的医务礼仪，尤其是为贵族之家诊病，更须谨言慎行，做到仪态谦和有礼，言语平实有度。 孙思邈在《千金方·大医精诚》中对医家礼仪进行规范：“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 ……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醹醁兼陈，看有若无。”⑤《红楼梦》所塑造的众多医者形象中，礼数最为周全的当是六品御医王济仁。 御医的服务对象是以皇帝为首的天潢贵胄，还有沐泽皇恩的其他贵族大臣，“但凡御医出诊，向来必得经皇帝下旨准许，才可‘奉旨遵行’”。⑥某种程度上说，御医代表着皇家权威，能得御医诊视实属殊荣。 然而王太医为贾府众人诊病时，并未在态度上有所轻慢，而是一直毕恭毕敬。 第四十二回中，贾母欠安，王太医被请至贾府，“不敢走甬路，只走旁阶”⑦。 进入贾母房间，尽管女眷皆隐于碧纱橱之后，王太医依然“不敢抬头，忙上来请了安”。 “不敢抬头”正是孙思邈所要求的“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 为贾母诊病时，“老嬷嬷端着一张小杌：连忙放在小桌前，略偏些。 王太医便屈一膝坐下，歪着头诊了半日，又诊了那只手，忙欠身低头退出”。 寥寥数语便将贾府礼法之森严渲染得淋漓尽致。 在贾府有一套完整的“座位伦理学”，坐姿与坐具皆有讲究。 根据身份地位的不同，按照“炕——椅——小杌——脚踏——站立”⑧的等差序列就坐。 坐姿上，晚辈面对长辈时“只能侧着身子，坐在椅边或椅角上，脚腿要承受身体的一部分重量，以表示对长辈的谦恭”。⑨此处作者细致描摹王太医为贾母诊病时的情态，既表现了这位六品御医深谙贵族之家的诊疗之礼，亦展现出贾母作为国公夫人、贵妃祖母的贵族气派。除仪态上的谦恭有礼外，医者亦需注意与病家的沟通方式，良好的沟通是医者专业知识与伦理素养的反映。 王太医在与贾珍、贾琏等探讨贾母病情时，话术可谓滴水不漏。 他说：“太夫人并无别症，偶感一点风凉，究竟不用吃药，不过略清淡些，暖着一点儿，就好了。 如今写个方子在这里，若老人家爱吃便按方煎一剂吃，若懒待吃，也就罢了。”面对贾母这类轻症患者，王太医首先在精神上予以安抚，明确告知“并无别症”，不过“偶感一点风凉”。 在治疗方案上，又提出两种建议给病人留有选择空间，话语之间极有分寸。 而面对重症患者，医者的言语对答更需谨慎。 第十回中，秦可卿重病之下请来儒医张友士，张先生在凝神细诊之后，详细讲述了脉象、症状以及病因，显得十分高明。面对病家最为关心的能否治愈的问题，其回答则较为审慎：“依我看来，这病尚有三分治得。 吃了我的药看，若是夜里睡的着觉，那时又添了二分拿手了。”当贾蓉问及是否于性命有碍时，张先生言语之间则颇为隐晦：“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 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 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这番回答可谓委婉而周到，既给病家以希望，又为自己留有余地。 所谓“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实则是要表达未必能熬过春分之意。
清代医家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教导医者如何“答病家怕不怕”这一问题曰：“凡诊，病之家多有以怕不怕问医家者，答之不易，非可以径情答之也。 ……必医者有识见，有担当，答以有可救之理，但不可乱，而后可成功。”⑩所谓“怕不怕”，即是否可救，是病家惯用问法。 医者在与病家沟通之时，根据不同程度的病症需要调整自己的话术，既不能夸大事实、恐吓病家，亦不可语焉不详、有所隐瞒。 在准确辨症、求真务实的基础上，又要做到温存有礼，以维护医患之间的良好关系，促进有效沟通。
二、病家之礼
金寄水在《王府生活实录》中写道：“每个王府都有长年延聘的几位医生，有名医，也有御医，一般都是府中常客。在我童年的时候，若遇见这类医生，要以长辈身分相敬，见面要请安。 佣人除习称‘先生’外，有时亦称‘X 老爷’。 这类医生在王府中很有身价，脉金按月致酬。”[11]这一状况大致可与贾府医患关系相比附，无论是对于长年延聘的太医，还是偶然外请的医者，贾府上下都十分礼敬。《红楼梦》第十回中，贾珍为秦可卿延请医者张友士，说道：“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请去了。”小厮回来禀报相关情况之后，转达了张先生的回话：“‘大人的名帖实不敢当。’仍叫奴才拿回来了。”读者若不能正确理解附着于“名帖”之上的意义，则很难读懂此段所涵盖的礼仪细节。 递名帖是官僚士绅之间交际的常用礼仪，杨懋建在《京尘杂录》中提及：“京城拜客，用三寸红纸，拓木刻姓名。”[12]派人递名帖等同于主人亲自去请，若对方收下名帖则表示接受主人亲自邀请，若对方退回名帖则表示当不起。 面对张友士这样一位白衣文士，贾珍并未拿出公府侯门的威严派人召唤，而是以名帖相邀，充分表现出礼贤下士的姿态；张友士未敢坦然接受，亦表现其与高门贵族交往时的谦卑与分寸感。
贾府对于医者的礼敬还表现在医酬的给付方式上。 有学者指出：“古代的儒医与那些士人身份的病家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双方都回避直接谈论金钱问题，而更倾向于构建一种温情脉脉的、充满文人风雅气息和文化品格的医患关系。”[13]这一点在贾府日常医疗活动中体现得较为明显。第五十一回中，晴雯生病，宝玉请来胡大夫为其诊治。 尽管宝玉对胡大夫所开药方颇不认同，但依旧要给予诊金。 由于这位胡大夫并非由总管房分派，而是宝玉令人私请而来，故诊费由怡红院支出，就诊费数额问题，宝玉与老婆子展开如下对话：
老婆子道：“用药好不好，我们不知道这理。 如今再叫小厮去请王太医去倒容易，只是这大夫又不是告诉总管房请来的，这轿马钱是要给他的。”宝玉道：“给他多少?”婆子道：“少了不好看，也得一两银子，才是我们这门户的礼。”宝玉道：“王太医来了给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太医和张太医每常来了，也并没个给钱的，不过每年四节大趸送礼，那是一定的年例。 这人新来了一次，须得给他一两银子去。”
由以上文字透露出的信息看，贾府给付诊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年金制”，贵族之家常聘请数位固定医者，凡家中有人患病则请其上门诊治，贾府所用多是宫廷御医，这类医者的诊金是以年例的方式给付，与金寄水所言“脉金按月致酬”的方式大体类似。 二是对于特殊状况下偶尔外请的医者，如为秦可卿诊病的张友士以及为晴雯看病的胡大夫，则是在诊病后即时清算。 行医治病作为医者的谋生手段，获得酬劳理所应当，然而在儒家义利观的影响下，无论是医者还是病家，都极力淡化金钱色彩。 对于往来贾府的太医而言，年例支付的方式免去了每次算付诊费的繁琐与直接使用金钱交易的尴尬。 以礼代金的酬医方式为医患关系增添了一种儒雅的礼仪色彩与人性温情，表现出病家对医者的礼敬与尊重。 即便是对于偶来府上看诊需当即支付诊金的医者，也尽量不用金钱字眼来直接称呼有偿医疗服务行为，而是以“轿马钱”代指，且在数额上颇为可观。晴雯仅是怡红院的大丫头，其诊费已高达一两银子，相当于贾府一等丫头一个月的分例。 另从刘姥姥口中可知，彼时一户庄稼人一年的生活费也不过二十两银子。 这一两银子的定价并非由胡大夫提出，而是贾府的惯例。 在中国古代社会，医药行业约定俗成，“医生并不会对诊金作明码标价，而是听任病人给酬，多少不计”。[14]对于贾府来说，“少了不好看，也得一两银子，才是我们这门户的礼”。 “一两银子”的高额诊金既是对医者的酬谢，亦是贾府维持自身体面的需要，否则“不好看”“叫那穷小子笑话”。 由此可见，贾府非常重视医疗礼仪，为了家族的体面与声誉，是不能计较酬金数额的。
较之其他往来于贵族之家的巫乐百工，医者与病家的关系较为特殊，双方既是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关系，也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 无论是贾珍递名帖请医的行为，还是贾府以礼代金的酬医方式，贾府众人都在努力强调与医者的平等关系，刻意模糊二者之间存在的阶层差异，以此表达对医者的尊重。 例如第四十二回中，贾母询问王太医的家世，得知当日太医堂正堂王君效乃其叔祖时说道：“原来这样，也是世交了。”然而即便是宫廷六品御医，也不过是贾府的服务者而已，所谓“世交”，只是贾母在表现高门贵族的谦逊有礼。 值得玩味的是在第五十七回中，当宝玉听信紫鹃之言重病失魂之际，贾母情急之下对王太医说道：“若吃好了，我另外预备好谢礼，叫他亲自捧了送去磕头；若耽误了，打发人去拆了太医院大堂。”此时已不再顾及所谓“世交”的情谊，而是拿出做主子的款来加以命令甚至威胁。 贾母对于宫廷御医尚且如此，宝玉在背后直呼胡大夫为“穷小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见在贾府这样的士族，“礼”有时只是维持外在体面、展现优美门风的一种姿态，却无法真正消弭不同阶层与门第之间的差异，对此张友士和王太医都十分清楚。
三、女性受诊之礼
贾府日常延医问诊活动所体现的礼仪可谓繁复，若病者为女眷，医患双方所要遵守的礼数则更为严苛。 由于古代的医者绝大部分是男性，在“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道德规范要求下，女性患者在接受诊疗时受到诸多限制，因此古人一直有“女病难医”的说法。古代中医主要凭借“望闻问切”四法了解患者病症，再分析病由、开具方剂。 若病患为女性，接受治疗时则需采用相应的隔离措施，以避免与陌生男子相见或身体接触。 明代名医李梴在《医学入门·习医规格》中明确规定：“如诊妇女，须托其至亲，先问症色与舌及所饮食，然后随其所便，或症重而就床隔帐诊之，或症轻而就门隔帏诊之，亦必以薄纱罩手。”[15]由此，望、闻、切三法皆不易实现，只可通过询问至亲来了解病情。 对此，李时珍颇不以为然，认为：“既无望色之神，听声之圣，又不能尽切脉之巧，未免详问。 病家厌繁，以为术疏，往往得药不服。 是四诊之术，不得其一矣，可谓难也。”[16]《红楼梦》多次写到女性受诊的场景，并反复叙写贾府女眷回避的细节，以此彰显贵族世家的礼数。 如第五十一回中，胡大夫为晴雯诊病：
只见两三个后门口的老嬷嬷带了一个大夫进来。这里的丫鬟都回避了，有三四个老嬷嬷放下暖阁上的大红绣幔，晴雯从幔中单伸出手去。 那大夫见这只手上有两根指甲，足有三寸长，尚有金凤花染的通红的痕迹，便忙回过头来。 有一个老嬷嬷忙拿了一块手帕掩了。 那大夫方诊了一回脉，起身到外间，……说着，便又随婆子们出去。
彼时，李纨已遣人知会过后门上的人及各处丫鬟回避，那大夫只见了园中的景致，并不曾见一女子。 一时出了园门，就在守园门的小厮们的班房内坐了，开了药方。 老嬷嬷道：“你老且别去，我们小爷罗唆，恐怕还有话说。”大夫忙道：“方才不是小姐，是位爷不成?那屋子竟是绣房一样，又是放下幔子来的，如何是位爷呢?”老嬷嬷悄悄笑道：“我的老爷，怪道小厮们才说今儿请了一位新大夫来了，真不知我们家的事。 那屋子是我们小哥儿的，那人是他屋里的丫头，倒是个大姐，那里的小姐? 若是小姐的绣房，小姐病了，你那么容易就进去了?”说着，拿了药方进去。
由以上片段可知，医者入府，所有年轻女子均须回避，即使晴雯是个丫鬟，诊病把脉也要放下帐幔。 医者一见其玉手“便忙回过头来”，由老嬷嬷拿手帕掩住，可见男女之防何等森严。 金寄水曾提及：“王府处处讲求礼法，在关防院内除王府成员和小苏拉外，根本见不着男人的影子，出出进进只有太监们。 虽然，在过年过生日也有至亲中的男子前来拜贺，也都只能到殿堂里为止，不得进入卧室，惟有医生可以进入卧房，这在《红楼梦》里面写到看病就有描述。”[17]然而这一礼法要求并非一概而论、不可撼动，可以根据身份与年龄的不同有所权变。 第四十二回中，贾母欠安，老妈子本要请贾母坐进幔子受诊，贾母道：“我也老了，那里养不出那阿物儿来，还怕他不成! 不要放幔子，就这样瞧罢。”于是年轻女眷均避至碧纱橱后，贾母既未放下帘幔，也未以帕遮手，而是端坐于榻上接受王太医的诊治。 以贾母之年龄及权威，如此无遮无拦地受诊固然无可厚非，然其执意如此恐怕还有另一层原因。 贾母深知在帘幔与巾帕的遮掩之下，诊断的准确性必受影响，故以年龄为借口违逾礼仪，以确保诊疗效果，由此可见贾府这位“老祖宗”的精明老练。 同是此回，贾母受诊之后，奶子抱了王熙凤之女巧姐顺道让王太医诊视，王太医“就奶子怀中，左手托着大姐儿的手，右手诊了一诊，又摸了一摸头，又叫伸出舌头来瞧瞧”。巧姐亦是贾府小姐，王太医诊脉、摸头、看舌头等行为本不合礼仪，然而此时巧姐尚幼，故不必避嫌。 可见医疗礼仪中的“男女之大防”是针对青年或中年女性，如贾母之老或巧姐之幼，医者在诊治过程中所受到的限制可适当放宽。
细读《红楼梦》前八十回可以发现，作者详述女性诊疗的对象仅限于年纪较大的贾母，尚在襁褓中的巧姐，秦可卿和尤二姐这两位年轻媳妇，以及丫鬟晴雯。 贾府的小姐亦常染病，以“多愁多病身”的林黛玉为甚，然而书中却无一处细述贾府小姐的诊治过程。 只有第五十一回简略透露出小姐生病时的状况，即前文胡庸医误以为晴雯为小姐时，老嬷嬷向其解释道：“若是小姐的绣房，小姐病了，你那么容易就进去了?”由此可以推测，医者入贾府为普通女眷诊病固然是关障重重，然而当罹病者为千金小姐时，很有可能直接放弃望诊的过程，而由贴身侍者向医者转述症状，然后就开方施药。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六月制定礼仪时，要求“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入宫，以证取药”。[18]所谓“以症取药”，即嫔妃生病，医者只能根据近侍转述的病情开药。 转述者若出现描述不准、语焉不详甚至刻意隐瞒等状况，则极易导致医者误判，疗效就可想而知了。
四、医礼、医术与疗效的相关性
《红楼梦》塑造了一系列个性较为鲜明的医者形象，如为秦可卿诊病的儒医张友士，先后为晴雯与尤二姐诊病的庸医胡君荣，胡诌“疗妒汤”的道医“王一贴”，贾府常年延聘的六品御医王济仁以及不知其名的张太医、王太医、鲍太医，另有王济仁之家祖叔太医院正堂王君效等。 这些医者中既有儒医，也有道医；既有宫廷御医，也有江湖郎中；既有医术精湛之良医，也有草菅人命之庸医，不同身份地位的医者所呈现出的礼仪风貌亦有所不同。 从这些医者的守礼程度、医术水平和治疗效果看，作者似乎有意建立三者之间正负相关的逻辑联系：越是知礼守礼的医者，其医术越佳，治疗效果越好。 反之亦然。 前文已提及御医王济仁最为本分守礼，其医术在贾府众多医者中也最为高明。 在其精心治疗下，贾母之风凉、巧姐之积食、宝玉痰迷之症以及晴雯之风寒都药到病除。 反观胡君荣也号称是太医，但人品及医术皆与王太医形成鲜明对比。 第六十九回，尤二姐怀有身孕，又在凤姐与秋桐的夹击之下，“恹恹得了一病”。 贾琏请来胡太医为其诊治，他先要求“请出手来”为尤二姐诊脉，又提出“医生要大胆，须得请奶奶将金面略露露，医生观观气色，方敢下药”。 尽管此举与传统礼教大相违背，但如果是为了确保诊断准确，亦可理解。 故贾琏虽不悦，却还是命人将帐子掀开一缝。 胡太医一见尤二姐，竟“魂魄如飞上九天，通身麻木，一无所知”。 胡太医在诊病时对病者的美貌产生强烈反应，失态失礼，严重违背医者应有的职业道德与素养。 不仅如此，在经过完整的“望闻问切”四诊之后，胡太医依旧一口咬定“不是胎气，只是瘀血凝结”，“全要大补”，最终将尤二姐腹内已成型的男胎打了下来，酿成悲剧。 南宋医书《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对医者提出要求：“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19]“正己”即约束自身，遵守礼仪道德规范；“正物”即为病家祛除疾病，保护健康。 医者只有先正心律己，方能治病救人。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人与宝玉的一段闲谈中亦透露出礼与药效之间的关联。 第二十八回中，宝玉自言有奇方，可为黛玉配制丸药，其中君药必须是古尸头上戴过的珍珠。小说写道：
宝玉又道：“太太想，这不过是将就呢。 正经按那方子，这珍珠宝石定要在古坟里的，有那古时富贵人家装裹的头面，拿了来才好。 如今那里为这个去刨坟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带过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道：“阿弥陀佛，不当家花花的! 就是坟里有这个，人家死了几百年，这会子翻尸盗骨的，作了药也不灵!”
中国传统葬礼讲究死者为大，入土为安。 《礼记·檀弓上》云：“葬也者，藏也。 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20]墓葬作为亡灵安息之所，“刨坟掘墓”“翻尸盗骨”实乃悖礼乖世的劣行，故王夫人认为以颠覆人伦大礼换来的药引，纵作了药亦达不到预期的疗效。
孔子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21]在儒家观念中，规矩秩序只是“礼”的外在形式，其根本内容乃道德伦常。 只有心中有“仁”，礼才有其价值与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医业历来被视作“仁术”，当医者长存仁义之心，以救死扶伤为己任，便会严于律己，对自身德行加以省察约束，自然呈现出谦恭有礼的外在形象。 而医学价值的实现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以术济人的医事活动中，良好的医德必须以精湛的医术为保障。 当医者心怀仁义，志在活人，必然倾心医学，精进医术，以求在行医中取得更好的疗效。 正如吴鞠通所言：“有德者，必有不忍人之心。 不忍人之心油然而出，必力学诚求其所谓才者。”[22]因此，《红楼梦》所呈现出医礼、医术与疗效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体现了作者自身的医药观，更融合了中国传统医学以礼立仁、以术成仁的特点，尤其强调医家礼仪是医德的外在呈现，医家道德是医学礼仪的内在本质，“那么医家礼仪自然也就表现出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的特点”[23]。
《红楼梦》中医疗礼仪与疗效之间的相关性不仅针对医者出诊，对于病家受诊也同样适用。 “秦可卿之死”历来是红学研究中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如果从医疗礼仪角度探究秦可卿受诊一节，就别具意味，有所启示。 前文已提及在荣国府里，除了年高位尊的贾母与年幼的巧姐，女性受诊皆需以帐幔遮掩、薄纱罩手。 反观秦可卿竟“一日换四五遍衣裳，坐起来见大夫”，面对外请的医者张友士亦毫无遮拦，任由“家下媳妇们捧过大迎枕来”，“拉着袖口，露出脉来”。 作者以这一受诊的礼仪细节，揭示出失礼与失治的关系，也揭露出宁府“礼崩乐坏”的现状，正乃秦可卿判词所谓“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郑炜华认为：“无论是从张友士这个人物的形象特征看，还是从他的断脉、开方、‘细穷源’等行为看，都是‘儒’气重于‘医’术。其最核心的属性特征是‘儒’，‘儒’代表着‘儒礼’和‘礼制’，而秦可卿这个形象以其不正常的死亡集中表现的又恰恰是为‘礼’所不容的‘淫’。 所以，张友士的出诊与秦可卿的‘病亡’在情节上构成一种特殊的契合方式，表现出作者以儒家之礼拯救堕落社会的意图。”[24]“秦可卿之死”背后的丰富内涵尚需进一步探究，然而就此段诊疗过程而言，秦可卿的受诊方式确实有违病者礼仪，与其“淫丧”的结局构成某种程度上的呼应关系。
五、《红楼梦》后四十回医疗礼仪的缺失
《红楼梦》中所涉及的医疗场面名目之繁多，描写之细致，可谓大观。 然而细读全书可以发现，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对于医疗场面描写的密度相差甚远。 后四十回贾府逐渐走向衰败，人物染病、死亡的频率远高于前八十回，然而比之前八十回不嫌烦琐地细绘各类人物的诊疗场面，后四十回多是简单带过，如“叫人请医调治，渐渐苏醒回来”(第九十一回)，“一面奏明，即召太医调治”(第九十五回)，“请太医调治罢了”(第九十七回)，“仍旧延医诊治”(第九十八回)，较少具体细节的展示，更不必说对医疗礼仪的书写。 只有一处例外，即第八十三回用了较多篇幅写黛玉病重延医之事。 黛玉因自知与宝玉婚配无望，心内郁结，以致梦魇之后犯了旧疾。 贾琏带王太医前来诊视，此段不足千字的诊疗片段便有几处不妥。 首先，贾琏陪王太医进入潇湘馆后，对丫头们说道：“这位老爷是常来的，姑娘们不用回避。”因而丫头们只将黛玉的帐子放下。 据前文可知，贾府最常走动的太医王济仁此时“已谋干了军前效力”，这位王大夫应另有其人。 王济仁作为贾府最得力的御医，其与贾府的密切程度绝非这位王大夫所能比拟，然而即便是王济仁来贾府为贾母诊病，也只能留下“四个未留头的小丫鬟”和“五六个老嬷嬷”在旁伺候，那些“穿红着绿戴宝簪珠”的妇人女子只能隐于碧纱橱之后，因而贾琏所谓“常来的”便“不用回避”这一说法并不符合贾府礼仪。 且前文已分析，小姐生病很可能是“以症取药”，断不会让医者直接进入小姐闺房为其号脉诊视。 其次，对于出场便“娇袭一身之病”的黛玉，作者始终未明文点出其究竟所患何病，只知其“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先天生的弱”，“每岁至春分秋分之后，必犯嗽疾”。 正如作者不吝笔墨地描绘大观园众裙钗的相貌装束，及至黛玉却一笔带过；写贾府众人生病延医诸事亦极尽铺排之能事，写至黛玉诊病却往往以寥寥数语笼统言之，烟云模糊。 黛玉的疾病并非只是生理上的，更是审美上的——“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作者借病痛及失治，着力渲染病者一种在凄迷柔弱中见爽朗刚强之美。 此外，黛玉的病症是前世绛珠仙草还泪神话的延续，也是今生父母早亡、爱情婚姻遭遇打击的结果。 因此其病症既非现世医者可治，亦非普通药方可医。 续书者此回详写大夫为黛玉诊病的场面，将病因定为“肝阴亏损，心气衰耗”，又开出具体药方，实是未能理解曹雪芹虚实掩映之笔法，过于质实则失之清空，有碍文趣。《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已成学界共识。 曹雪芹生于“诗礼簪缨之族”，深谙贵族生活中的各项礼仪，能在小说创作中信手拈来。 续者没有此等家世背景与生活经历，且难以从其他途径弥补这类经验见闻的缺失，若仅凭臆想又容易流于浮夸失真。 正如脂砚斋在第十八回批语中所言：“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25]上文所举续书者在描写黛玉诊病时所出现的失误，虽不算是“诌掉了下巴的话”，亦可暴露出其不知“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第五十四回)。 因此后四十回涉及具体医疗场面多避而不谈，一笔带过，再难看到前八十回中对医疗礼仪精彩细致的描摹，既是续书者囿于能力见识的无奈之法，也是其刻意避短的明智之举。
《红楼梦》所聚焦的贾府，由于其阶层特殊、人口众多、关系错杂，礼法既是维持家族运作的基本准则，也是贾府众人引以为荣的世家风范，并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医疗活动作为贾府日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亦被笼罩于贵族大家的礼法之下。 良好的医患关系不仅要求医者在行医过程中恪守礼仪规矩，也要求病家对医者保有足够的礼敬。医病双方相互尊重与信任，才能保证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此外，在讲究“男女之大防”的古代社会，医者作为外部世界少数得窥闺阁情状的男性，尤其要注重自身的礼仪修养。曹雪芹之所以能将医疗礼仪写得如此擘肌分理，令人恍如身临其境，正是得赖于其非凡的出身经历与有别凡庶的独特视野。 《红楼梦》中有关医疗礼仪的书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簪缨世族雍容华贵的生活日常。 作为一部虚构化、艺术化的小说创作，其精彩之处往往来源于这些纤毫毕现的细节真实。 正如林纾所感叹：“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 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26]
?本文系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代小说‘西湖’书写研究”(项目编号：18BZW079)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王怀义《疾病、隐喻与生存——以林黛玉的病症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15 年第2 辑。
② 常细樵《〈红楼梦〉医案评述》(《红楼梦学刊》1982 年第3辑)，王怀义《疾病、隐喻与生存——以林黛玉的病症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15 年第2 辑)以及郑炜华、杨玲《论〈红楼梦〉医者形象的文学价值》(《名作欣赏》2014 年第5期)等论文从不同角度对《红楼梦》中涉及的疾病、医疗等问题进行阐释；另有陈存仁、宋祁《红楼梦人物医事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段振离《医说红楼》(新世界出版社2006 年版)等著作对《红楼梦》中的医疗活动进行了考察。
③ 涉及《红楼梦》中医疗礼仪的论文主要有两篇，分别为刘舒扬《〈红楼梦〉中医者称谓初探》(《红楼梦学刊》2015 年第5 辑)及石静《从受笞不医看〈红楼梦〉中的礼制观念》(《红楼梦学刊》2016 年第2 辑)。 前者在探讨《红楼梦》中医者称谓这一问题时，提及御医王济仁出诊时所呈现的医务礼仪。 后者从宝玉挨打和贾琏受笞两个事件出发，探讨为子者遭父笞不得就医这一传统礼制。 这两篇论文已经注意到《红楼梦》中所涉及的医疗礼仪，然而前者只是在行文中提及，后者切入点较小，总体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不够全面深入。
④[21]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178、24 页。
⑤ 孙思邈撰，刘清国等校《千金方》，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版，第15 页。
⑥ 刘舒扬《〈红楼梦〉中医者称谓初探》，《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5 辑。
⑦ 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594—595 页。 以下原文引文均以此版本为准。
⑧ 欧丽娟《由屋舍、方位、席次论〈红楼梦〉中荣宁府宅的空间文化》，《思与言》2010 年第1 期。
⑨[11][17] 金寄水、周沙尘《王府生活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年版，第213、207—208、207 页。
⑩[22] 吴鞠通《医医病书》，见李刘坤主编《吴鞠通医学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年版，第147、173 页。
[12] 杨懋建《京尘杂录》卷四，《丛书集成三编》第77 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 年版，第181 页。
[13][14] 王敏《清代医生的收入与儒医义利观——以青浦何氏世医为例》，《史林》2012 年第3 期。
[15] 李梴《医学入门》，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年版，第1381 页。
[16] 李时珍撰，刘山永校注《新校注本本草纲目》，华夏出版社2013 年版，第39 页。
[18] 张廷玉等《明史》 卷一一三，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3504 页。
[19] 佚名《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年版，第1 页。
[20] 陈澔注，金晓东校点《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版，第91 页。
[23] 李占立、赵群《儒家礼文化视角下中国传统医务礼仪的基本特征》，《医学与社会》2016 年第9 期。
[24] 郑炜华、杨玲《论〈红楼梦〉医者形象的文学价值》，《名作欣赏》2014 年第5 期。
[25] 曹雪芹著，脂砚斋批评《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岳麓书社2006 年版，第172 页。
[26] 吴仁华主编《林纾读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第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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