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林黛玉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经典的女性形象之一，合草木之人、性灵之诗、清虚之美于一身。 林黛玉为绛珠仙草幻化人形，在贾府孤立无依而自尊独立，自称“草木之人”，保持草木之心。 林黛玉为人真实坦诚，不假伪饰，以诗歌抒发性灵。 在文学史上，林黛玉具有清之美，其刻画兼用写实、写意，突出气质神韵，时虚时实，呈现清虚之美。 林黛玉这一经典形象，对于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塑造理想女性等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林黛玉是中国小说塑造的最为经典的女性形象之一。虽历经二百多年的研究，林黛玉依然如蒙娜丽莎一般，散发着神秘、迷人的光彩。 综观林黛玉研究，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学界在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赞誉之声，颂扬林黛玉的清高、反抗、诗意，突出其悲剧性、理想性①；当代读者的接受和评价则更近似于清代、民国的情况，欣赏者有之，批评者亦不乏其人，认为其刻薄任性、难以相处。 这一现象后面隐含这样的问题：林黛玉是不是兼具理想性和小性儿于一身。 如果是，理想性和小性儿如何统一；如果不是，刻薄任性的林黛玉是否还值得如此盛赞和推许? 其实，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恰恰说明林黛玉形象的成功——她是立体的多面的，有着极大的想象和阐释空间，允许见仁见智地欣赏和接受。 概括来看，林黛玉形象的构成有三个基本面：草木之人，性灵之诗，清虚之美，三者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这一体现华夏文化之美的经典形象。
一
在小说第二十八回中，元春给贾府众人端午节赏礼，宝玉、宝钗礼物相同，黛玉说道：“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②“草木之人”③，并非林黛玉一时不平而自我贬低，这正是她的本质，是她命运、痴情乃至言行举止的根由。 林黛玉身上种种包括所谓刻薄、小性儿等，都由此而来。
和“石头”一样，“草木”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首先，草木、石头都和天地有关。 《红楼梦》展现的不是道德境界、功利境界，是一种广大的天地境界，所以开篇即是大荒无稽，炼石补天。 石头坚硬长久，在中西神话中都有石头崇拜、石头生人等传说④。 石头之外，小说提到的便是仙草即草木，它同样和天地世运密切相关。 《易·坤·文言》：“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这里草木和贤人是互文，和《红楼梦》无关，却暗合其大旨以及黛玉的命运。⑤先秦《伊耆氏蜡辞》则说：“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一种表达原始愿望和要求的祝辞，希望“草木归其泽”，各得其所。 关于草木和天地的表述还有不少，天地、石头、草木三者隐约构成一个系统，草木和石头既紧密相关⑥，又功能特点各异。
其次，草木和石头都代表着自然性、民间性。 石头、草木俱是自然界中常见之物，中国文化中多以木石作为民间的代表与象征，和庙堂对立，并由此生发出超越或淡泊名利之意。 像王充《论衡·书解》：“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范端臣《怪石》：“唯应山中石，不受客尘障。”张九龄《感遇》诗：“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广为流传，尤其契合黛玉形象。
虽然如此，草木又有一些自己的特点：草木纯任自然，而石之美者为玉，为天地精华。 玉石对草木有滋养之用，“玉在山而草木润”(《荀子·劝学》)，小说中也有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仙草，贾府中宝玉对黛玉的亲切呵护。 然而，玉又往往和金相合，金相玉质，金马玉堂，为俗世权力、财富的象征，和草木构成对比。 所以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金史·隐逸传·赵质》也有：“臣僻性野逸，志在长林丰草；金鑣玉络，非所愿也。”⑦“长林丰草”和“金鑣玉络”相对，《红楼梦》中木石之盟和金玉良缘对立存在，应该就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和延续。
石头坚硬，历时久远，草木柔弱，岁有枯荣。 草木对环境的依赖远甚于石，对变化更敏感，反应更直接更强烈：“春色先从草际归”(黄庭坚《春近四绝句》)，同时也容易“风吹草动”“草木皆兵”。 人短暂的一生更似草木，“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今古奇观》)，草木也因此常常传递离愁别恨、人世沧桑、凄凉伤感、时光易老等情绪。 像“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冯延巳《南乡子》)等。
炼石补天，可抒英雄之志，草木则多和美人相连。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 清扬婉兮”(《诗经·郑风·野有蔓草》)，“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离骚》)等，都是其中经典的诗句。 “百谷草木丽乎土”(《易·离》)，草木依托水土而生，水是生命之源，土则是生存根基。 黛玉始终和水关系密切，却没有土的依托，土之于黛玉是家是乡是情，家与乡已经缺失，人情又难以捉摸，镜花水月终究落空——黛玉被斩断各种重要、直接的社会联系，成为一个游根无依之人。
无论是灵河畔的仙草，还是客居贾府的幼孤，林黛玉本质上都是草木之人。 无父母兄弟，无本家扶持，且断根迁移，这些都是要凸显林黛玉浮萍无依的孤儿处境。 在贾府的客居，不仅延续了这一状态，且逐渐恶化，林黛玉因此而有“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之叹，最终“花落人亡两不知”。 这个渐变的过程，是黛玉如草木般移植、生长、渐衰、枯萎的生命历程。
初入贾府时，众人客气有加，林黛玉也收敛顺从，“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 林黛玉此时表现，可以从她大家闺秀的身份、自尊敏感的个性、如履薄冰般处世等加以分析，是为了保护自我和适应环境。 进入贾府之后、宝钗到来之前，黛玉有过一段欢乐时光，和环境“言和意顺，略无参商”，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贾母看重、宝玉友爱，迎春、探春、惜春“倒且靠后”，他人自然对黛玉分外礼遇。
林黛玉的转变是在薛宝钗进府之后。 (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 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 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 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第五回)研究者多以此比较宝钗、黛玉的差异，而忽略他人态度变化这一细节，即“人多谓黛玉所不及”“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 由此文可知，黛玉是先感受到周围人的贬低和疏离，才有“悒郁不忿之意”，说是“心中”，应该还是有所表露。 宝钗的“浑然不觉”，也并非真的没有意识到，而是意识到之后的不动声色。 作者设此细节，是要以宝钗的人情练达来反衬黛玉的草木之性，所以王希廉《红楼梦总评》说“黛玉却是主中主，宝钗却是主中宾”。
黛玉受到批评较多的是第七回收宫花一节表现的直白刻薄。 薛姨妈让周瑞家的送给各位姑娘宫花。 收到宫花，迎春、探春“都欠身道谢”，惜春说笑一句，命丫鬟收了；平儿代王熙凤接收宫花，“打开匣子，拿了四枝，转身去了”；惟独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因自己是最后一个，“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黛玉此说并没有道理。 从周瑞家的送花路线来看：薛姨妈居住于梨香院，在王夫人居所的东北角，所以周瑞家的先到了王夫人正房后头，三姐妹居住于此，书中特别指出“顺路先往这里来”；然后到王熙凤处，最后“周瑞家的这才往贾母这边来”。 这和第三回贾府众人居所及路线相合——从王夫人处角门出来，有南北宽夹道，北边有一个粉油大影壁，“后有一半大门，小小一所房室”，即为王熙凤住所；穿过一个东西穿堂，就到了贾母后院。 由此可见，周瑞家的最后送花给黛玉并非刻意为之，然而对于黛玉而言，相较于过去的礼遇，这大概就是轻慢了。
其情可悯，其状可怜，依然不能为林黛玉的刻薄、小性儿开脱，她确实是敏感而多疑的，时时陷入他人尴尬、自己苦闷的境地。 林黛玉的这一特点之所以受到批评，在于不合她贵族少女、大家闺秀的身份和应有的温文尔雅的举止气度，然而从草木之人的角度，林黛玉此举却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 试想林黛玉换一种态度，对待周瑞家的去主动迎合，那便不是林黛玉而是薛宝钗了；而若是温顺接纳，那便是邢岫烟也不是林黛玉了。
林黛玉之所以独特，之所以经典，便在于作为草木之人，始终是真实的自然的，真实性情，真实流露，不假伪饰。这样的为人处世，不谐于俗是必然的结果。
抛却仙草幻化的由来，单从成长和教育来看，和贾府其他少女相比，林黛玉也有她的特殊性。 其他女性无一例外地处于具体的规矩和要求之中，有明确的管教者。 像迎春、探春、惜春、宝钗等姑娘有父母兄嫂管教，袭人等自有做丫鬟的规矩和要求。 惟独黛玉少孤兼客居，贾府并无人真正管教她，只是提供优渥的生活，其他基本放任不管。 有了衣食无忧和宽容放任的前提，林黛玉才能悲春伤秋，吟花诵月，无视世俗荣华及规则，厌恶宝玉转赠的北静王的鹡鸰香串，并在和他人相处时直言不讳、喜怒形于色。 所以黛玉曾自思：“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第三十二回)；此后又告诉宝钗：“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第四十五回)。
本来就是草木之人，在贾府又保持了草木之心，刻薄、小性儿，不通人情世故，便是必然的结果。 反过来，这些表现也合乎草木之人的设定。 “草木之人”⑧主要出现在《红楼梦》中，与之近似的还有“山林之人”“草野之人”，这两者使用更加频繁。 从史料看，二者有相通并用处，如“彼樵者，山林草野之人，其形全，其神不伤，其歌而成声，不烦绳削而自合”(赵文《青山集·萧汉杰青原樵唱序》)。 同时也各有侧重：“山林之人”跟隐逸更密切，有一定的理想性，突出淡泊名利、天性得全的方面。 如“山林之人，能忘富贵易”(苏过《斜川集·题阳关图后》)，“山林之人，不为功名富贵所役”(周琦《东溪日谈录·异端谈》)；明代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论趣时，认为“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指出“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 “草野之人”则突出了身处草野的民间性，有不知禁忌、不合礼法规矩的方面。 这样的表述不少，如“草野之人，不知忌讳”“草野之人，不知君臣礼”“草野之人，少不更事”等。
林黛玉作为草木之人，实际是兼具“山林之人”和“草野之人”的特点。 以往更多关注其“山林之人”隐逸清高的方面，而对其“草野之人”任性而为的一面有所忽略。 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是林黛玉作为草木之人的应有之义。 任性，不合礼法，促狭，好捉弄人等，都体现了林黛玉作为草木之人的鲜活性——她是活生生的、有喜怒哀乐的人，而不是一个抽象了的理想化的符号。 《晋书·顾恺之传》说“尝图裴楷像，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任性促狭之于林黛玉，就是这颊上之毫，非但无损她的形象，反而增添了形象的真实生动，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标签。
二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林黛玉曾如此感叹。 如果仅为草木之人，林黛玉并无太多独特之处。 让林黛玉这一草木之人在文学史上鸿鶱凤立的是她的诗才和清美。 相较于美和美感的不可捉摸和因人而异，林黛玉的诗才有充分展现并得到普遍赞誉。
关于林黛玉的诗才和诗学观念，研究已经很多，这里主要对比林黛玉诗社内外的不同表现。 余英时认为《红楼梦》中有两个世界，大观园是理想的世界，大观园以外则是现实的世界。 这一观点是非姑且不论，对于林黛玉来说，也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诗歌世界，不同世界的林黛玉是不一样的。 在贾府这个现实世界，林黛玉是一个孤独无依的亲戚少女，敏感多疑，抑郁寡欢；在诗社这个相对理想的审美世界，林黛玉则是夺魁的潇湘妃子，文采飞扬，尽显风流。 创作诗歌，林黛玉得以充分展现其思想个性，诗社则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林黛玉大放异彩。
林黛玉在诗社之外的创作分为两种，一是元春省亲时奉命而作，一是个人私下遣愁抒怀。 元春命宝玉众人为大观园匾额题诗，林黛玉奉命为“世外仙源”匾额作了一首诗外，还私下代宝玉题诗“杏帘在望”。 书中特别指出，“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作，只胡乱作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⑨。至于林黛玉私下创作《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等，基本上是以歌代哭，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些诗歌里面，两首奉命之作关注度不高，实际作为诗人黛玉的出场之作，有它们的特别之处。 像《世外仙源》首句“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既点出大观园，又暗合太虚幻境，也和她仙草幻化的身份相应，看似凡易，却只有黛玉能够道出。 颈联“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明是指向元春，亦暗合贾府之人；似乎在颂扬贾府鲜花着锦般的繁盛，同时又因金谷酒出自石崇金谷园罚酒典故，有绿珠堕楼之事，寓示了元春后来的悲剧。 《杏帘在望》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因代宝玉而作，风格和黛玉他诗不同。 贾政等人游园时，对于此处看重的是田园气象；此诗也写田园，重心却落在“盛世”，是少有的体现林黛玉理想世界的一首诗。 所以这两首奉命之作看似雍容雅正，合情合景，却有着丰富内涵，有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林黛玉，不容轻轻放过。
诗歌让读者进入林黛玉内心，诗社则展现了另外一个林黛玉——平和、大度、洒脱的潇湘妃子。 诗社由探春倡办，但最重要的一条规矩是林黛玉提出的：“既然定要起诗社，咱们都是诗翁了，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字样改了才不俗”。 这一点很关键，改了姐妹叔嫂字样，另起名号，意味着跳出现实环境，去除血缘和利害关系，摆脱身份角色的种种束缚，进入到人人平等、只以水平论高下的无功利的审美世界。 因此虽然诗歌依然哀怨惆怅，林黛玉的状态和平时就大不相同了。 第一次开社咏海棠，众人悄然思索，“独黛玉或抚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鬟们嘲笑”，待众人都有了，才“提笔一挥而就，掷与众人”；咏菊花诗时，林黛玉先是“令人掇了一个绣墩倚栏杆坐着，拿着钓竿钓鱼”，后又去吃酒，对赶来服侍的丫鬟说：“你们只管吃去，让我自斟，这才有趣儿。”对于诗歌的品评以及名次排位，林黛玉也表现得谦和大度，毫不计较。 李纨以为咏海棠，宝钗诗含蓄浑厚为首，黛玉诗风流别致居第二，宝玉为黛玉争辩，黛玉本人并未置词；咏菊花诗，众人以黛玉为首，黛玉反而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伤于纤巧些。”对比硬怼周瑞家的直白，元春省亲时“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独自一人时的黯然神伤，诗社中的林黛玉神采飞扬，可亲可爱。
在诗社内外，林黛玉表现有所差异，诗歌风格则基本如一，即风流别致，抒发性灵。 黛玉诗歌的风流别致，既包括形式之新美，同时兼有真情实感和风骨。 李纨夸黛玉的诗“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第三十八回)，指向的是别致；至于风流，则近似于萧衍评王僧虔书的“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 相较于形式之美和情感之诚，风骨对于林黛玉而言更为重要。 黛玉形象之所以经典，诗情洋溢、才思敏捷、为情而死是重要方面，更重要的是保持清净本色、高洁品格，“质本洁来还洁去”，有一种“宁可枝头抱香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屈服、不妥协的骨气和精神。 这是黛玉诗歌风流别致的内在精神，也是黛玉虽然有争议，但依然长期深受读者喜爱的根本原因。
诗歌是林黛玉的主要存在方式。 她是用生命来书写，长歌当哭，因此诗歌格外真挚动人，同时也相对直露酣畅，没有那么婉约温厚，而这正是宝钗诗歌的长处。 言为心声，诗如其人，黛玉的诗歌为自己而作；宝钗不然，诗社之外无人喝彩，她是不作诗的。
黛玉创作性灵之诗，和明清时期的性灵说最为契合。袁宏道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袁枚指出“情所最先，莫如男女”，自称“独来独往一枝藤，上下千年力不胜”，这些都和林黛玉在精神旨趣上相合相通。 至于林黛玉的诗学观念，从她教导香菱的有关论述看，严羽《沧浪诗话》、明前后七子，甚至公安、竟陵等流派都可从中找到近似之处。 这跟《红楼梦》所产生的时代文化有直接关系。 乾隆时期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时代，诗学观念较为多元，格调、肌理、性灵众说并行，对传统的众多说法都有所继承和扬弃，有兼采众家所长的特点。 《红楼梦》作为这一时期产生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体现着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反思，渗透着这一时期的文化精神，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的诗歌和诗学观念，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三
对于林黛玉而言，草木之人是她的本质，擅诗、痴情是她为人赞许处，此外林黛玉还具有清虚之美。 这种美对于林黛玉形象的作用，看似并无太多可说之处，其实不然。 草木之人、性灵之诗，让林黛玉超出众人，但只有加上清虚之美，林黛玉这一形象才完整，才如山水有了光色，形貌有了神韵，才真正经典，真正不朽。
“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 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 泪光点点，娇喘微微。 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 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这是文学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一种形貌。 对比宝钗“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林黛玉的美显然不同。 红唇翠眉、玉面杏眼，是据实写形，清晰可见；罥烟眉含露目，照水姣花扶风弱柳，则是离形写韵，其美可感，其妙难言。 如果说警幻仙子是美人如花隔云端，薛宝钗具俗世丰腴之美，那么林黛玉就介于二者之间，有意无意，若淡若疏，呈清虚之美。
鲁迅先生曾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林黛玉形象应该是其中重要一点。 在小说中，林黛玉的出场“如花未发而香先动，月欲上而影初来，不可以意义求者”(叶矫然《龙兴堂诗话》初集)，仙草幻化，以泪报恩，因情而生，为情而死，林黛玉这一形象时虚时实，似真似幻，仿佛在以生命来形象化演绎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所说的“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 在林黛玉形象中，中国美学中的清、老之美，文学创作与批评中一些基本关系，如情与理、形与神、意与象、虚与实等，都有了新的展现和突破。 就林黛玉之清美，已经有过专门论述⑩；林黛玉痴情，薛宝钗明理，学界也有诸多阐发，这里主要从形神、意象、虚实关系角度来分析。
突出神韵的写法在诗文中早已有之。 曹植《洛神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 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就是这类写法的典型。 类似形象在文学中一直存在，多缥缈虚幻，见首不见尾，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而存在。
在理论上与之相关的形神、意象、虚实等，都是极为复杂和重要的范畴，涉及文学的本质特征、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其中，虚与实具有最大的涵盖性，宇宙万物都可视为虚与实的结合，形与神、意与象自然也可归结其中。 形与神、意与象、虚与实彼此同生共存。 《荀子·天论》说：“形具而神生”，《周易·系辞》也有“圣人立象以尽意”，但是在创作和评价中，常常是形神之中更看重神，意象之中更看重意，所以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魏晋王弼更是直言“得意而忘象”。 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认识和发现的过程，从创作到理论都存在虚而实之、实而虚之这样一个相互转化、逐渐扩充的趋势。
古代长期以诗文为主，小说戏曲在明清兴盛发达，出现了将人的欲望妖魔化的创作，如《西游记》《西游补》等，《聊斋志异》更是刻画了一大批满足人欲望的花妖狐魅。 明清学者在理论上也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深入总结。 像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就指出：“人物以形模为先，气韵超乎其表；山水以气韵为主，形模寓乎其中”；评价曹植刻画的洛神：“其妙处在意而不在象”。 陆时雍：“诗贵真，诗之真趣，又在意似之间。”(《诗镜总论》)甚至对于偏重神韵容易出现的不足，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对“韵格过象”有所批评，“后世韵格过象者，乃始以为得其精遗其粗，至三五涂抹，便成一人一物，如九方皋不辨牝牡，固人间一种高论。 然尽如是，不几于废事邪?”(《枝山文集》卷一《吕纪画花鸟记》)
正是有了如此丰富的创作和理论基础，才产生了林黛玉这样全新的女性形象：人物过虚则缥缈，刻画过实则凡俗，林黛玉恰在虚实之间，在自然和社会之间，在梦幻和现实之间，兼具草木之性、性灵之诗、清虚之美。 相较于幽渺虚幻的洛神，她生动鲜活、丰富深刻；相较于《聊斋志异》中的婴宁，她多了诗人的“风流别致”，拥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加的文人化；相较于《儒林外史》中同样具有诗才、自立自强的沈琼枝，她又是世外仙姝，超越了具体时空，是一种诗意和情感的审美的存在。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子项目“中华文艺思想通史”清代卷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 吕启祥《花的精魂 诗的化身——林黛玉形象的文化蕴含和造型特色》(《红楼梦学刊》1987 年第3 辑)认为：“林黛玉不仅是《红楼梦》的第一女主人公，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女主人公。 ……凝集着本民族文化的华萃精英。”
② 本文引文主要依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红楼梦》。
③ 关于黛玉和绛珠仙草关系，相关论文主要有萧兵《通灵宝玉和绛珠仙草——〈红楼梦〉小品二则》(《红楼梦学刊》1980 年第2 辑)；赵云芳《“绛珠仙草还泪”与中国民间故事中的“龙女报恩”》(《红楼梦学刊》2010 年第4 辑)；王青、刘朝谦《宝黛悲剧存在之源辩析》(《明清小说研究》2013 年第2 期)等。 研究黛玉和草木关系的论文，可参考孙虹《草木有本心——林黛玉名士型文化人格解读》(《红楼梦学刊》2000 年第2 辑)。
④ 可参考李哲良《关于〈红楼梦〉中石头的母神崇拜与神话原型》，《红楼梦学刊》1992 年第3 辑。
⑤ 关于草木和天地关系，说法很多，主要有两种：一是天地、草木一体，共盛并衰，“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礼记·月令》)；一是草木由天地决定盛衰，“主如天地，民如草木”(汉严遵《道德指归论》)等。
⑥ 陈洪《〈红楼梦〉“木石”考论》(《文学与文化》2016 年第3期)对木石关系有详细阐发。
⑦ 《颜氏家训·勉学》也有论及：“主人对曰：‘夫命之穷达，犹金玉木石也；修以学艺，犹磨莹雕刻也。 金玉之磨莹，自美其矿璞；木石之段块，自丑其雕刻。 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胜金玉之矿璞哉?’”对于金玉和木石的关系，说法和此不同。
⑧ “草木之人”，明叶子奇《草木子》闵景贤题词、清《歧路灯》卷九等有所提及。
⑨ 林黛玉此处想要“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但还是遵守了命令，没有逾矩，这和她作为草木之人的特点是否矛盾?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分析陶渊明的一段话可解释这一问题：“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 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林黛玉的情况也是如此。
⑩ 关于林黛玉所具有的“清”之美，可参考拙文《论〈红楼梦〉中的“清”、“老”之美》(《红楼梦学刊》2013 年第1 辑)。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