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奇

　　我毕业的那一年，正是中专毕业生包分配的最后一年。班主任说，你们这一届简直太幸运了，再晚一届可就得自己找工作，自谋出路了。我和同桌互相瞅了一眼，眼神里荡漾着嘚瑟，就跟买彩票意外中了大奖差不多，好像一下子抓住了幸运的尾巴。

　　

　　我学的是与交通相关的专业，自然要分配到交通系统的岗位上。去当地的交通局报到那天，几片云彩在天空中散着步，微风亲吻着树叶，就连太阳都乐呵呵的。这当然跟我的心情有关，想到马上就要参加工作了，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心里那个美啊。交通局人事处有个小眼睛厚嘴唇的中年妇女 （后来听人说是位副处长）接待了我。

　　她随手翻着桌上的一摞文件，漫不经心地表示，实际上，交通系统哪个单位都不缺人，甚至许多单位早已超编，上两届的毕业生都还在排队等着上岗呢。

　　我说，你的意思是我还上不了班？

　　她说，是的。

　　我问，那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她不咸不淡地说，等通知吧。

　　我又问，大约要等多长时间？

　　她斜视着我，又瞅瞅眼前的文件，撂下一句：这谁说得好。也许明年，也许三年五年。

　　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那位副处长随意撂下的话如同一只兔子，就在我的前面跑，不远也不近，不急也不躁，大约一百米。我跑，它就跑。我停下来，它也跟着停下来。真是拿它没办法。继续追，总也追不上，想放弃了又觉着可惜。我认识的好几个中专毕业生，尽管学的专业不同，跟我的情况大概差不多，也是整天追一只兔子。追来追去追烦了，不想追了，爱跑多远就跑多远吧，跑丢了拉倒。他们背上行李转身去了火车站，买车票，乘坐绿皮火车，铁了心要去南方闯荡。

　　我的同桌给我来信说，咱们追那只兔子可能比守株待兔强上那么一点。话说回来，即便追上了又能怎样，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有啥意思，不如去大城市追牛追羊，城市里牛羊多得很，说不定都能把一个牛群或者羊群追到手，到那时候我们便成了都市放牧人。

　　是的，我也想去大城市，我也想做城市的放牧人，去他妈的那只兔子吧，我实在不想跟它较劲了。可我老爸说，等等吧。交通局的工作是铁饭碗，人家花多少钱买都买不来，你这说不要就不要，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了。去外面闯荡，今天这个公司明天那个公司，你以为容易，有保障吗？沟通有代沟，说不服他，我就想偷摸去。

　　老爸早看透了我的心思，干脆把我的身份证藏起来。这下掐住了我的七寸，没有身份证，哪儿也去不成。于是我到处找，翻箱倒柜，犄角旮旯都找遍了，就是找不着，真是邪门了。难道能藏到天上去？

　　我的家在一个偏僻小镇上。这小镇，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粒尘土，所以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它的名字。一条东西街和一条南北街交叉的地方是小镇的心脏，就好比北京的心脏是天安门。站在这里吼一嗓子，全镇人都听得见。

　　那时候，镇长的儿子常常拎着一台录音机经过这里，总要停上十分钟或者八分钟，喇叭里传出的歌声顺着街道沿着胡同流淌到家家户户，又钻进人们的耳朵里。

　　我也想拥有一台录音机，也想像镇长的儿子那样拎着录音机，播放着流行歌曲穿过街中心。可事实上我只有艳羡的份儿。我爸爸不当官，也不做生意，只是在街上的供销社干点杂活，哪里有钱给我买录音机。即使有钱也不会给我买，他认为这是糟蹋钱。买吃的买穿的买用的，就不会买录音机。

　　他在饭桌上说过几次，一根筷子敲着桌子如同舞台上敲边鼓的：我跟你说，别跟镇长的儿子学，像他那样的，早晚会出事。说完又嘱咐我，他说的话不能说出去，烂在肚子里。没多久，镇长的儿子果然出事了。他一只手提着录音机骑着摩托车和一辆卡车撞到一起。录音机粉身碎骨，零件散落在马路上，录音机的把手被紧紧攥着，不舍得松开。

　　总是闲在家委实没多大意思，我打算打一份工，挣了钱买一台录音机。镇南边曾是一片荒地，坑坑洼洼，野草丛生。几年前有人在这里建了个砖厂，几座土黄色的砖窑成天冒着浓烟，砖窑跟前垒着一摞摞的砖坯和出窑不久的红砖。我托熟人介绍在这里干了两天。

　　别人一双手可以夹十块砖，我只能夹五块。别人一天能搬七八千块砖，我只能搬四五千块。即便这样双手还是起了好几个血泡。第三天上午，我刚到砖厂，老板说，你这个大学生，哪是干活的料。你以为这钱是好挣的？塞给我二十块钱算把我打发了。

　　我从砖窑厂垂头丧气地出来，经过一片小树林，便进去找块草多的地方躺下来。阳光从树叶间洒下来，让人浑身懒洋洋的。我用草帽盖住脸，竟然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感觉鼻子痒痒的，睁眼一瞧，有个姑娘捏着一根头发正撩拨我的鼻孔。她说，呵，终于醒了，睡得真香啊。我一下子坐起来，愣了一会儿便知道是谁了，高中同学沉香。好几年没见，听说她高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

　　我说，你怎么在这？

　　她也问我，你怎么在这？瞧你这一身脏兮兮的，哪像个大学生，就跟砖厂的工人差不多。

　　我说，你说对了，我就是刚从那里出来。

　　她问，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说，干活。

　　她问，真的假的？你怎么想起去砖厂干活？骗人的吧？

　　我懒得解释，又问，你不是打工去了吗？

　　她说，是啊，五月份从南方回来的。

　　我说，那你不去了？

　　她说，不去了。

　　我说，为啥啊，南方打工不好吗？

　　她说，怎么说呢，我出去好几年了，想歇一歇。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点点头，那你就一直在家闲着？

　　她说，没有，这会儿在镇上的毛巾厂上班。

　　我说，这下离家近了。

　　她说，还是离家近好，想回就回了。你真去砖厂干活了？

　　我说，是啊。

　　我伸出双手给她看手掌上的几个血泡。

　　她说，哎呀，弄了好几个血泡。瞅你这细皮嫩肉的，哪能干那粗活。

　　我说，我就想挣点钱买台录音机。

　　她咯咯笑了，我当因为啥呢，不就是一台录音机吗？我家就有，从南方带回来的。

　　沉香家在镇子的最东头，院子外面长着三棵大杨树，树荫刚好把她家的院子都覆盖了。院子里四间瓦房，她的闺房在最西边那间。走进房间，我看见桌子上的一台红色录音机，长方形，四个喇叭。还看见一位十六七岁有点害羞的小姑娘。她说这是我妹妹书香，好看吗？我说好看。她俩笑了。我不好意思了，忙说，我是说录音机好看。她俩又笑了，笑得扭动着身体。沉香故意问，难道我妹妹不好看吗？我说，你俩都好看。她俩又大笑，笑得我直挠头。

　　沉香问我有女朋友没有，我说，没有。

　　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好啊，介绍一个漂亮的。

　　哎哟，要多漂亮的？你脸皮真厚啊。

　　她摁一下录音机的按钮，喇叭便开始唱了，是费翔的歌曲。

　　我说，声音再大些。她调高了音量，这样行吧？

　　我说，再大些。她又调高点说，你们男生就喜欢大声音，不嫌震耳朵。

　　我说，声音大才听得过瘾听得带劲。我翻了翻旁边的几盘磁带，都是专辑，有张明敏的，成方圆的，毛阿敏的，邓丽君的，程琳的，还有小虎队的。

　　她说，好听吗？

　　我说，好听。

　　我问，有齐秦的磁带吗？

　　她问，谁的？

　　我说，齐秦。台湾的歌星。

　　她说，没有。

　　我试探着问，录音机能借给我听两天不？

　　她说，你拎走吧，借给你半个月，记住过了半个月还给我。

　　回到家里，真不巧，停电了，心急火燎等到晚上才来电。我摁下录音机的按钮开到最大音量，四只喇叭嗷嗷叫，震得屋墙直掉土。幸亏老爸不在家里，去县城干活，一个月才能回来。我妈这个人，脾气好，也觉得我大了，所以基本上不干涉我的事。不一会儿邻居的大人小孩都跑过来。有人问，你啥时买的这玩意？我说，不是买的，借的。有孩子伸手想摸一把，被我拦住了。

　　第二天，我又骑着自行车去城里，在市中心广场的一家音像店，买了一盘齐秦的歌曲专辑。专辑的封面：齐秦留着一头披肩长发，身穿黑色皮衣，戴着墨镜，特别个性。

　　夏季白天长，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商店还都亮着灯，逛街的人还不少。我拎着录音机经过镇中心，并在那里停留了十多分钟。当时录音机的喇叭里，齐秦唱着“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街上的几个小混混大声喊叫，狼来了狼来了！便有人跟着起哄学起了狼叫。一时间狼声四起。人们围上来，包括那几个混混，当时的我很得意。

　　一个混混跟我不错，见面老打招呼，因为眼睛很小，都叫他小眼。他说，哥们儿，这是啥歌？还有狼叫？

　　我说是一个台湾歌星唱的北方的狼。他说，还真有狼。台湾人咋啥都唱？

　　另一个长头发的混混说，是母狼还是公狼？

　　我说，你懂什么？

　　这下把他惹毛了：你说啥？再说一遍？我说，你懂个屁。

　　他说，有种。你信不信我把这录音机砸了？

　　我说，你敢？砸一下试试。

　　他说，你看我敢不敢。接着弯下腰去找砖头、石块。

　　小眼拉住他说，算了，算了，都是一条街上的，抬头不见低头见。

　　那个混混说，你看他牛的，一点面子也不给，问这街上我怕过谁。

　　小眼又来劝我，小声说，走吧，他就这个脾气。你只管走。我暗笑这帮人文化低、没见识、土包子。我想我就是一匹狼，我要去寻找美丽的草原。

　　半个月时间里，录音机就放在床头上，几盘磁带反反复复地转。我熟悉了这些磁带正面反面的所有歌曲，记住了歌词也记住了旋律，一张口歌声就从嘴里淌出来。我成了一台录音机，走到哪里唱到哪里。

　　我把录音机还给沉香的时候，还带去了一网兜国光苹果表示谢意。当时书香也在，她拿出来当即用水洗了三个。递给我一个，我不吃。她俩吃起来，吃相明显不同。沉香大口大口地啃，如同梁山好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而书香一小口一小口地嚼，如同大小姐，生怕自己吃多了变胖，也可能怕别人说她吃相难看。我说这苹果像书香的脸蛋。书香就笑着追打我，追得到处藏，我只好假装求饶，她才肯放过。

　　沉香说，这下听够了吧。我说这下过瘾了。书香说，应该再借给他，让他多送些苹果。沉香说，我才不呢，等你买了录音机，你再借吧。书香说，买就买。沉香说，拿啥买啊？书香说，你会打工，我就不会？

　　接着沉香便说起给我介绍女朋友的事。毛巾厂里正好有一个女孩，比我小两岁，个子高高的，模样俊俏。今天正好厂里休息，不如现在就跟她去厂里见见面。我瞅瞅身上说，要不要换身衣服？沉香说，没事，你这身衣服挺好的。

　　所谓的毛巾厂不大，就是个小院子，十来间厂房。她直接带我去了她们的宿舍。没想到坐了一屋子的姑娘，大概有十来个，估计听说我的来意，一准儿来起哄的。姑娘们一道道目光排山倒海般汹涌过来，我简直招架不住，坐在那里局促不安。

　　沉香介绍的那个女孩子叫春燕。姑娘们都说春燕站起来迎接啊，人家大老远来了，还不倒杯茶，招待一下？看见她们推着一个高个子女孩站起来，我慌乱得没有看清她的脸。春燕说，你们咋不招待啊？有人说，人家来看谁的，如果来看我，我就招待他。春燕说，我拿啥招待，没烟也没茶。有人说，到厨房提一壶开水过来不就行了。

　　沉香说，亮子，唱歌吧，春燕想听你唱歌呢。

　　她们都说，就是，春燕早想听你唱歌呢。

　　春燕说，甭听她们瞎说，她们都想听你唱歌哩。

　　我就开始唱，唱了一首又一首。齐秦的那盘磁带所有歌曲我都唱了一遍，还唱了费翔的，成方圆的，程琳的，张明敏的。这简直是我的个人演唱会。我也不管她们的评价如何，反正就是唱。我这人就是这样，平时见人挺拘束的，只要唱起歌，全都放开了，什么人也不在我眼里。她们也不评价，就是催着我唱下一首，好像我就是个录音机，摁下按钮会不停地唱。

　　那个叫春燕的，一直低着头，再也没有说一句话。中间有人逗她，春燕，你咋脸红了，听入迷了吧？

　　春燕说，讨不讨厌啊你。

　　出毛巾厂的时候，她们又叫春燕送我。沉香说，春燕，你送亮子吧。人家唱了那么多歌，唱累了。春燕就站起来送我。我在前面走着，她离我有一步远。

　　她问，你那些歌从哪里学的？

　　我说，跟录音机学的。

　　她说，我也有台录音机，刚买没多久。

　　我说，哪天借给我听听？

　　她说，你自己不会买吗？老借别人的。

　　我就不好意思了，但也有些生气，我借不借关你什么事，用得着你来教训我，更何况我们刚认识。

　　我生硬地说，就送到这吧，你回吧。说完转身走了，一直没有回头。

　　不过，回到家里，我还是给她写了一封信，里面写了好多。写的什么，无非是些甜言蜜语、山盟海誓之类。有自己想的，也有从书上摘抄的。托沉香捎给她，她并没有回信。我有些失落，但很快就忘了。因为我并不了解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甚至连她的模样都没看清。她愿意回就回，不回就算了，没啥可伤心的。一个星期后，我再去找春燕，她却已经离开了毛巾厂。我问沉香咋回事？沉香说她也不知道，忽然间就走了，听说去外地打工了。她到底怎么想的呢？很奇怪的一个姑娘。

　　后来倒是书香老来找我，我常常在屋里待着无聊时，她便推门进来了。她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一直在家待着。我问她，咋不上了？她说，没意思，学习不好，老师老骂我。我说，你咋不好好学啊？她说，谁不好好学了，就是学不会。我说，你准是谈恋爱了。她说，你太讨厌了，谁谈恋爱了？有时我俩一起打扑克、下跳棋。她不太会玩这些，我只好故意输给她，要不她就不想玩了。有时我们就是干坐着，你看我我看你，不觉得厌烦，也不觉得时间长。她说她早晚要出去打工，挣了钱也要买一台录音机，借给我一个月。我说干吗一个月，最少半年。她说，你自己不会买吗？我说，要不一辈子算了。她的脸红了，跟喝了好多酒似的。

　　我知道我是不爱她的，和她在一块儿就是因为寂寞，因为孤独，整条街没有一个人能说上话。那时候觉得钟表出了问题，走得特别慢，日子长得望不到尽头。我和她一块就是消磨时间，把大把大把的青春时光消磨掉，像扔掉一件件旧衣服，一点都不感到可惜。

　　每次都是她来找我，陪我聊天或者傻傻看着我读书。有一次我拉住她的手，她没拒绝，我就抱住亲她。她像个小猫一样瘫软在我怀里。接着我把她压在床上，动手解她的腰带。她不让，拼命抵抗，尖利的指甲狠掐我的手，我忘乎所以地进攻，竟然忘了疼痛。我俩僵持中，她的腰带遽然断了。我正要进一步行动，她说话了，别硬来，今天晚上在镇南面小树林里吧。我放开她，她起来找根绳系上裤子就走了。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小树林静得很，到处是昆虫的鸣叫声。我从八点就坐在树林边上等她，一直等到十点也没见她人影。心想，她一定在骗我。正想起身离开，却听到了脚步声，一个黑影越走越近，是她。她坐到我身边说，你等我多久了？我说，干吗等你。她说，那你等谁？我说，谁也不等。说完起身走了。我一路走着，一直很生气。谁料她跟在我后面了。她问了几次，你怎么了？我终于站住，冷冰冰地说，没怎么，你走吧。她愣了片刻，转身走了。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件事，就觉得不可思议。和一个女孩约会本该是快乐的，我怎么会生气，又怎么会冲一个女孩发火呢？到底是年轻气盛。

　　第二天，在街上远远看见她在一家小商铺前站着。她朝我这里望着，看不清她的表情，一会她又扭过头去。她再也没有来找我。我去找过她一次。我问她，你咋不去我那里玩了？她没有回答，只是笑笑，笑得很淡然。我说我挺喜欢你的，她又笑笑。我想拉她的手，她笑着甩开。

　　我想也许我把她的心伤了。

　　老爸通过熟人关系给我在县城交通部门安排一个临时工作，还说等到有空编了，马上安排我正式上班。上了两个月的班，工资加一起一百多块，我就买了一台录音机。周末，我提着录音机穿行在县城里，喇叭里的歌声流淌在大街小巷，许多人扭头看我，我相当骄傲。不久又在单位谈了一个对象，约会时我常常提着录音机。恰好对象也喜欢齐秦，喜欢他唱的 《大约在冬季》《花季》《冬雨》等歌。

　　两年后的冬天，沉香结婚了，邀请我去参加婚礼。我在婚礼上见到了书香，她笑问，你啥时结婚啊？我说，等两年吧。我问，谈对象了吗？她说，没有。我说，该谈就谈。她说，不想谈，没意思。那天在酒桌上她喝了不少酒，脸被酒精烧得通红。我俩还碰了一杯，她一口干了，好像把过去的事全忘了。

　　又过了一年，我回镇上办事遇到沉香，聊了几句。她的样子很消沉，好像一下子老了不少。我说，书香呢？现在干啥呢？她说别提这个死妮子，她不是俺妹妹。我一下愣在那里，她扭头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书香跟沉香的老公一块儿私奔了。镇上的人都知道这事，小姨子跟姐夫私奔，成为一时的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