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琴

　　1

　　

　　杨礼趴在我身上，在我脖子上使坏哈着气，还在我背上扭来扭去，难受死我了，要换一个人，我肯定丢下他就跑了。但是我不能跑，我知道他上体育课脚崴了，如果我不背他，他就进不了教室。教室离操场没有多远，可是我走了好久都没有走到教室门口，抬头一望，刚才黑压压的一群人，现在就只剩下我俩了。我想问杨礼这是怎么回事，可是杨礼趴在我身上不动了，只是有气无力地说：“我想喝水。”这时，我又能感觉到他微弱的呼气吹在我的脖子上了，痒痒的，只是脖子上还有血在流着。这么多年了，我经常在梦里梦见杨礼趴在我身上，但我总是不能确定我脖子经常发痒，到底是因为当年在体育课结束的时候他趴在我身上留下的感觉，还是在死亡逼近的战场上，他趴在我身上，留下的最后一抹残余气息。

　　杨礼是我的兄弟，也是我的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我在生产队里当会计，杨礼回到我们村学校当小学代课教师，记工分吃饭，日子很艰苦，我们都想找到改变命运的机会，后来我们就一起报名参军了。

　　1978年的冬天，已经是我入伍当兵的第三年，我和一批战友坐火车到达广西后，当夜就被编入连队。我被任命为那里的副班长。正在我弯腰整理床铺时，突然有人在我后背上拍了一下。我转过身一看，眼睛都大了起来，惊喜大叫：“杨礼！”我没有想到，我会在当兵三年后，面临退伍的时候，又来到广西参加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还在这里遇到我的好兄弟，而且两人还分在了同一个班，这可真是太好了。

　　我们在广西相遇的时候，都以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当兵的人，如果没有上过前线打过仗，会遗憾终生。我和杨礼从小都是在家乡听着刘老庄连八十二烈士的故事长大的，尤其对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两位烈士有崇拜的情结，都不想留下遗憾，所以在退伍的时候，又写了请战书，没有想到如愿以偿，我们都被选中了。我们以为上战场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一样，但是等我们后来真的上了战场，才害怕起来，原来战场不是演一场电影。

　　我和杨礼当时在原南京军区不同的部队服役，几乎所有的战友都写了请战书。出发的那天是一个早晨，天正下着鹅毛大雪，一会儿就在身上积起厚厚的一层。我和十几位战友一起，在连长的陪同下，冒雪步行到十公里外的团部报到，然后登上开往广西南宁的军用专列。没有震耳的口号声，也没有隆重的欢送场面，但我们依然热血沸腾。六个昼夜后，到达广西南宁火车站，全体人员分乘军用卡车奔赴驻地。凌晨时分，我们来到了防城县板八公社，这里距离中越边境线二十多公里。天没有亮，但是心在那一刻亮了，醉卧沙场君莫笑，我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人物了。

　　编入连队后，部队开始组织学习简单的越语，并结合地形地貌进行适应性训练。广西的山又高又陡，而且怪石林立，荆棘丛生。但大家训练热情高涨，很快就适应了山林丛地的环境。杨礼个子比我还要高，我一米七五，他一米七五以上，身强力壮，射击，投弹等项目都难不倒我们俩，我们俩的成绩优秀，很被连队看好。杨礼和我都是苏北刘老庄人，我们老乡之间聊天经常都用苏北方言，有时说惯普通话没转过来还会被嘲笑。我们几个战友在一起集训的时候，有一次一起约定，今后谁要是在同乡之间聊天的时候，无意中说普通话，就罚一包香烟。有一天，我跟战友在聊什么东西最好吃，正好杨礼很神气地走过来，我顺口就说：“杨礼，你最喜欢吃（七）的东西是什么？”他听到我猝不及防地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激动地吐出三个字“灶面饼”。我这才反应过来，刚才一不小心用普通话问了他，愿赌服输，我掏出一包大重九香烟扔给了他。他一脸得意地看着我。

　　2

　　此时的中越边境弥漫着战争的气息，驻地也进入一级战备，随时准备开打。正值2月的中旬，老家已经春意盎然了吧，我还想着故乡门口种着的那一棵桃树，不知道它能不能等到我再回去看它一眼。当时的我们，对战争的了解，其实都是从电影里看来的，根本不知道战争是怎样的残酷，我和杨礼两个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到战场上立功这件事。但战争就意味着一定有死亡，上战场之前，每个人还是都做好了不能回去的准备。按照上级的指示，我们已经全部剃光了头，提前写好家书，实际上就是遗书。如果牺牲了，家书将作为遗书连同遗物一起寄送回给家人，如果有幸活下来，既可以把这封信销毁掉，也可以永久保存作为纪念。很多战士在写遗书的时候，都默默地流眼泪，这不是伤心害怕的眼泪，是被自己保家卫国的豪情所感动。大家都这样写着：“进攻即将开始，再见吧，亲爱的爸妈，我会用自己的鲜血，浇灌出胜利的花朵。”

　　我也在遗书中写道：“爸爸妈妈，有一天当我不再回来，我会化作边境线上的一棵青松，日夜守护祖国和家乡的安全。下辈子，我再好好孝敬您。现寄200元，以表孝心。”当时士兵第一年的津贴每个月是6元，第二年7元，第三年 8元，200元是我当兵三年所有的津贴。战场上得来的钱，有命挣，没命花。

　　二月早春的一个傍晚，刚吃过晚饭，连队突然接到向边境线突进的命令，攻占高巴岭北侧的570高地。高巴岭就在我们驻地对面越南的那一边，隔界河与我国板兴、丈义地区遥遥相望。这道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山岭，驻守着越军两个营的兵力，控制住这里，就相当于控制住了我国长达七公里的边境线，以及一条运输物资的公路。站在边境线的公路上，我和杨礼一起眺望远方，有一种望尽天涯路横渡沧海桑田的感觉。今生今世，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打响，或许我们绝对不会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在这里做藏龙卧虎中的一分子，准备与敌人一决生死。

　　因为是军事要地，越军依托崇山峻岭，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居高临下，火力密集，攻占高巴岭的任务也由此变得异常艰巨。而570高地是越方距我边境最近的一个支撑点，攻下并坚守住570高地，整个高巴岭就相当于被拿下了一半。当时我们所有人都信心满满，天下着雨，部队冒雨急行军。不准讲话，不准照明，队伍就像一条游动的蛇，只有解放鞋踩在泥泞中的叽喳声。在向导指引下，我们悄悄地越过了五六十米宽的中越界河，进入潜伏阵地。埋伏在潮湿的杂草丛中，等待出击的号令。饿了，啃几口压缩饼干，渴了，喝几口沟里的浑水，困了，趴在草丛里打盹。山蚂蟥来袭，叮咬得我鲜血直流，用手去扯，叭的一声断成两截，半截蚂蟥还留在皮肤里。

　　雨湿透了衣服，我没感觉到冷，每个战友都没感觉到冷，血液在血管里快速地奔涌。大战前的等待异常漫长，除了聊天就是抽烟。杨礼趴在我身边。

　　杨礼个头比我高，而且脸型也比我大，国字脸，脸上黑斑密密麻麻的，剃成光头，摘下帽子，整个人看上去再也没有当年教书先生的斯文样，平添一股匪气。我问他：“打仗你怕不怕？”他抽了口烟，在烟雾袅袅中唏嘘道：“说不怕是假话，我这手原本是拿粉笔写字教书的，换成杀人的武器，昔日文弱书生，如今解放军战士，从柔到刚，仿佛一念之间，就是前半生和下半生分割了，但我更想立功。”

　　和我想得完全一样，金戈铁马，厮杀战场，立功意味着提干，意味着吃到商品粮，意味着被分配到体面的工作。看我半晌不作声，他突然问我说：“你还记得高中那次你背过我吗？我故意在你背上扭来扭去，让你难受，要换一个人，你肯定丢下他就跑了。”他放下手中的枪，捅了我一下，咧开嘴一笑：“别害怕，要是你受伤了，我一定会跟你当年一样，把你也完完整整地扛回去。”我不服气，反驳他：“我怎么可能害怕，上战场不就是为了立功！”“我也是，我特别想赶快立功。”杨礼又重复了一遍。

　　杨礼和我都迫切想立功，因为我们都是农村户口，又没有正式工作，退伍回去，还是当农民。村子里的人，世世代代，但凡有一点出路，都想方设法往外跑，没有人愿意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当农民，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我和杨礼说，如果这次立功提干了，就能去做很多之前不可能做的事，比如杨礼一直不敢去追那个女同学。正说着，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在深黑的天幕中亮得刺眼，炮火刺破长空，怒吼着扑向越方阵地，炮弹着处，火光冲天。

　　1979年2月17日清晨6时30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3

　　根据战前部署，我军向高巴岭北侧570高地发起了攻击，我所在的三连随后跟进。杨礼和我两个人冲在了最前面。570高地原有一个侦察排的越军驻守，在我们地毯式的炮火打击下，他们撤到高巴岭4号阵地上防守了。按上级命令，一连继续进攻高巴岭4号高地，570高地交由我们三连接管防守，夺下570高地，意味着在越方心脏插进了一把钢刀，拉锯战必将在这里展开。全连指战员立即投入构筑战壕和工事之中。这里距离高巴岭主峰直线距离只有600米左右，如果白天构筑工事，会被越军发现，成为他们重机枪点射和火箭筒追击的活靶子。

　　白天，我们隐蔽在树底下休息，夜里，除哨兵和潜伏哨之外，所有干部战士用铁镐挖堑壕修工事，并在堑壕的内侧掏猫耳洞。猫耳洞既可以用来休息，又可以用来躲避越军炮弹轰炸。经过几个晚上的努力，终于将班、排的堑壕工事挖好连通，形成了环形防御阵地，吃喝拉撒全都在这阵地里。最不方便的就是大小便。小便还好，反正大家都是男的，随便在堑壕里找个地方解决掉就可以了。大便就不行了，主要原因是臭，只好趁天黑翻到堑壕外面解决。

　　有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杨礼去堑壕外大便。完事后刚站起来，“突突突”一阵重机枪点射过来，吓得裤子都没系好的杨礼，一个翻身跳进了堑壕。他检查自己的全身，发现穿在身上雨衣的腋下，多了一个贯穿的枪眼。要是往里挪上几厘米，可能就没命了。我拍着杨礼的肩膀说：“你命真大，这件雨衣一定要带回去做个纪念。”离死亡太近的人似乎比常人更迷信一些，战场上忌讳说死，却人人羡慕好运气。特别是我见过太多生死之后，会明白一个道理，身体素质再优秀，战术动作再利落的战士，在枪炮弹火之间，也只是肉体凡胎。战场上，还真得靠几分运气。

　　大战前的等待，是那么的漫长，每个人都学会了抽烟。我也开始抽烟了。我和杨礼常常窝在猫耳洞闲聊，有次聊着聊着，只见他深深地吸一口烟，问我：“你记不记得那个女同学……”我和杨礼每次谈起高中时的生活，话题最后都会落在那个女同学身上。那个女孩是城里人，身材高挑眼睛黑亮，夏天喜欢穿白衬衫和格子裙。是那个年纪所有男孩子都喜欢的模样。可惜杨礼是农村户口，又没有正式工作，在女同学面前一直很自卑，所以一直不敢向她表露出自己的爱意。只要一提起暗恋的女同学，杨礼眼睛就发亮。我笑话他：“我经常替人写表白信，要不我也替你写一封信吧，你不表白，永远都没有机会了。”杨礼害怕得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他窘迫得整张脸都通红了，我很清楚，敢不敢给女孩表白，就看这次杨礼能不能立下大功了。可战场上的事，要多复杂有多复杂，很快，我们俩差点儿卷铺盖回家。

　　就在我们刚夺下570高地时，发现前山梁两侧有两户越南人居住，要求他们搬走，表面上答应，可一直没有动静。更可怕的是，这几位中年男女，每天都给高巴岭主峰的越军送吃送喝，山上的越军不但在他们家出入，还从房子边的树丛里朝我们的观察点打冷枪。第二天，团长来我们570防御阵地巡查，连里请示怎么处理。团长听后，感到事态严重。这两户越南人，极有可能是越军化装成边民安插在这里的侦察人员。如果把我方阵地上的兵力部署和工事修筑情况全部掌握，对我方是极其不利的。事不宜迟，团长要求连里晚上派人悄悄摸下去将他们赶走，如果他们不走或者有别的企图，肯定有问题，要果断处理，以绝后患。连里选中我和杨礼两个人去执行。

　　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雾气和夜色仿佛也有阻力。人往前走一步，都要使上好大的力气。在一个会讲当地土话的干部和副连长的带领下，我们首先摸到其中一户人家里，告知我们要到前方执行任务，请他们带路。“给我盯紧了，眼睛眨都不要眨，别让他们拿武器，不然，倒下的是你。”副连长的脸绷得紧紧的，一再告诫要小心谨慎。他们磨磨蹭蹭，一直不愿意配合，其中一个中年男子眼光经常扫一下窗口，看得出想找机会逃跑。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才慢吞吞跟我们出门。走在一个三岔口，五个人突然分散而逃，大家惊出了一身冷汗。要是他们借助地形的熟悉，对我们进行伏击，我们将处于劣势。这次行动，风险极大，为避免打草惊蛇，不能打枪，只能使用匕首，并且要一招致命。说时迟，那时快，我们悄无声息地处理了他们。第一次，我感觉到我的手沾上了血腥。

　　到了第二家农户时，已经是凌晨了，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请他们为我们带路。说了半天，人才走出来。半途中，有人撒腿就跑，其他人也借着夜色，身手矫健地隐入灌木丛中，四散奔逃。我们早有提防，立即动手进行了处理。其中有个少年反应很快，往树林里一滚就往前跑去，看他背影，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那还是个孩子。我身旁的杨礼原本已经端起了冲锋枪，心一软，没有扣动扳机。

　　此处距离越军阵地很近，我们只有一个班的兵力，如果被他们发现，全部都会被越军扫射致死。“撤！”副连长命令。没有想到，杨礼的妇人之仁，放走越南少年，却留下无穷后患。

　　第二天一早，越南广播突然传出：“强烈抗议，中国军队竟然随意射杀我国边民，我们要强烈抗议！”一听说的就是我们昨晚上的行动，放走的越南青年就是目击证人。很快，上级组织调查组来到我们连进行调查，参加这次行动的战士，都被召集起来，询问事件的整个经过。

　　“你们是怎么判断对方是情报员，而不是普通村民？”听到这样的质疑，我和杨礼百口莫辩，怒火中烧，被气得浑身发抖。问询结束后，杨礼穿着军大衣沉着脸，从营帐内大步走出来，怒道：“什么边民，全是吃血啃骨头的恶魔，越南就是污蔑！”说着，他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扔向了敌方阵地。人已经死了，事情反而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了。指挥本次行动的团长和副连长要被带去接受调查。我们所有人都坚信，当时越南全民参战，被我们杀掉的那些人，一定是情报人员乔装成的，真的老百姓早就躲得远远的。

　　大战紧要关头，却把团长带走，所有人很难接受这个决定，纷纷站在一起，把调查组要走的路都拦住了。直到调查组说出：“服从命令！”才不得不把路闪开。我和杨礼心情一样，心里既委屈又愤怒，更多的是不安。我们都达退役年限，这次上前线，是最后的立功机会，也是唯一的机会。只有能立功，我们才能彻底摆脱农民的身份，吃上商品粮，分配一份正式的工作。现在连团长和副连长都被带走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也因为这次任务受到处分，失去这千载难逢，亲自上战场杀敌的资格。难道我们因为执行了一次必要的任务，无法自证清白，就要被灰溜溜地赶回老家了吗？

　　从我踏上战场的那一刻开始，我明白了一件事，战场上，除了战友，剩下的全是敌人。除了活着，只有死亡一种结局。

　　4

　　南方天气炎热，那几具尸体越军一直没有来清理，很快腐烂发臭。出于人道主义，连里决定先将越军的尸体进行掩埋。白天怕受到越军的攻击，就在第二天夜里执行任务。又是我和杨礼去。

　　夜里视线模糊，尸体散发出的臭味更加清晰，像是死老鼠在热锅里蒸了两天，每一口灼热的空气都混合着剧烈的恶臭，只要稍稍靠近，就被熏得晕头转向，连防毒面具都无力抵抗。我们搬尸体的时候都是尽力憋着气，我能认出来，我搬的这个人，就是我用匕首杀掉的那个人。那天晚上，我仔细看他的尸体，一个鼻子两个眼，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的年轻人，并没有长着什么奇怪的东西，也不是杨礼骂的什么恶魔。命运真奇妙，我们杀了他们，当然他们也杀了我们不少的战友，我们本该互相憎恨，现在我们却成了为他们抬尸体的人。人与人的界限似乎只有在死之后才能模糊下来。人死后会变得很重，我们一般都是两个人搬运一具尸体，但杨礼戴上防毒面具，一个人就扛着一具尸体。

　　匆匆掩埋完尸体，趁着天色尚暗，我们飞快往回走。搬尸体的时候肯定不能说话，那个气味无孔不入，一张嘴就想吐，现在又要趁着天没亮回到阵地，更来不及说话。我们几乎沉默了一路。回到猫耳洞，杨礼突然问我：“你还吃得下饭吗？”怎么可能吃得下去。“你饿了？”我问。想起刚才的味道，我空荡荡的胃里一片翻腾。“你下战地之后，第一件事想做什么？”杨礼又问我。我没有回他，反问他说：“那你下战地之后，第一件事想做什么？”他摸了摸全是胡茬的下巴，开玩笑说：“我想吃灶面饼。”苏北人喜欢吃发酵过的饼，阵地上全是压缩饼干之类的食品，我猜想他抬完那些尸体后心里不好受，开始想家了。人死之后会变成丑陋的尸体，这是我对死亡的第一印象。

　　5

　　作为参战人员，我们没有被处分，留了下来。随后杨礼被抽调到排雷组，这是连里新组建的。高巴岭地形复杂，越军充分利用这一点，在我们可能进攻的路径上，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地雷一颗连着一颗，一层压着一层，有的狰狞地从泥土里露了半截，有的干脆全身亮在外边。

　　地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触发式的，踩上去就爆炸，另一种是拉线式的，通过丝线把一串雷连在一路，只要一撞到丝线，全部的雷就都炸了。而在越南，大部分雷区都是好几种地雷混合埋设的，是个连环阵，只要动一颗，就会牵枝动叶，引爆一片，杀伤力极大。为了减少伤亡，在步兵进攻之前，必须先排雷。连里看杨礼胆大心细，技术能力强，就让他当排雷组组长。排雷兵，是离英雄与死亡最近的兵种。

　　最危险的工作，也是立功机会最多的。对于我们这些拿命搏前程的人来说，能被选中是很幸运的事。2月27日清晨，天刚刚放亮，火箭炮、榴弹炮一束束、一排排地从头顶上飞越过去，远处的敌方高巴岭阵地上爆炸声持续不断。炮击持续了20多分钟，我们跃出防御阵地，向高巴岭正面进攻。我旁边的战友手中的57式重机枪犹如万箭齐发，威力无穷。根据部署，我们三连由570高地沿山背向高巴岭正面出击，牵制敌方火力，配合一连和二连从其他方向吃掉高巴岭守敌。

　　雾，浓得化不开，用手使劲地搓揉眼睛，还是看不远，能见度差不多只有十来米。我眯起眼睛费力看，才隐约看见杨礼带领的排雷组此刻正走在最前面。当时排雷的设备很落后，杨礼手中的排雷器具只是一根七八米长的毛竹竿，在毛竹的头上绑些铁丝，他人边向前走，竹竿边向前推，拍打着排雷。

　　不一会儿的工夫，杨礼便彻底消失在浓雾中，间或从前方传来地雷被排除的爆炸声。我此时的心情十分奇怪：大战一触即发，气氛焦灼，我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但听着前方地雷被排除时“嘭嘭”的爆炸声响，想着前方由杨礼正在排雷，又有种说不出的心安。就在我七想八想间，突然，枪声就像炒玉米粒一样爆响起来。敌我双方迎面遭遇，正式交火了。

　　6

　　原来早在昨天夜里，越军三面包围了我们。这里山腰以上常年被云雾笼罩，根本看不清，全凭哪里有火光，哪里有声音，就集中火力向哪里射击。我们这边一开火就引来了敌人上百发炮弹，硝烟弥漫，弹片乱飞，整个战场危险又混乱，连长命令战士们撤回掩体。

　　我匆匆跳回到防御工事中，不经意地一瞥，突然发现战友黄海在撤退时被炮弹的弹片击中，躺在距离堑壕十米之外的地上。到处都是乱飞的子弹和流矢般的炮弹，要没人管他，就算不被越军炸死，也会被我们自己人误伤。我必须得救他。

　　我把手上的轻机枪交给身边的一名战友，又对离我几步之外的机枪手说：“机枪掩护。”“哒哒哒”，重机枪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我深深屏息，抬腿翻出堑壕，小心翼翼地爬过去，子弹扫射在我身边，地上泛起一阵轻烟。十米，五米，一米，感觉好远！我用尽全身力气抓到了黄海，我拽着他的手臂就往回拖，膝盖和手肘在粗糙的沙石地上磨得生疼，我顾不上这些，准备一鼓作气将黄海拖回来。就在这时，密集的子弹又射了过来！我大叫：“机枪手！”“哒哒哒”——回应我的是更加急促的重机枪声响。我连滚带爬把黄海拖回到战壕里，盯着生死不知的黄海，呼哧呼哧地喘气。黄海眼里有弹伤，满身是血，看起来很可怕。

　　简单包扎后他被送往后方，因抢救及时，他活了下来。他的运气确实很好。看着被救护民兵送下战场的黄海，我猛然想起，他是和杨礼一起被挑选进入排雷组的。黄海受伤了，那杨礼呢？

　　心里正想着杨礼的安危，敌方一颗炮弹在附近落下，掀起泥土劈头盖脸地撒了我一身，险些将我的整个头都埋在土里。机枪手老刘扭着那张混合着泥土和汗水的脸，朝我大吼一声：“敌人的炮弹太凶，你小心点！”话音未落，他的重机枪前方七八米远的地方落下了一枚迫击炮弹，紧接着不到一分钟，重机枪后方十来米远的地方又爆炸了一枚炮弹。根据战场经验，我断定第三枚炮弹完全有可能直接落在重机枪的位置上。我大声地喊道：“老刘，快转移！”

　　重机枪顾名思义，重量大，所需固定的支架组装也比寻常机枪更加困难，拆卸起来更是麻烦。就在老刘拆机枪的过程中，越军的第三发迫击弹真的落在了机枪射台上。“轰”的一声巨响，有种山崩地裂的感觉，老刘和两名弹药手一起倒在了血泊中。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根本叫人反应不及。老刘伤势过重，弹片将他右大腿根内侧的肉炸飞，股动脉炸断，血汩汩地向外冒。只见他咬着牙关，用双手使劲掐住大腿根内侧，试图阻止向外流淌的血液。离他最近的同乡战友，冲上前尝试救护时，又一发炮弹飞来，弹片钻进了他左前额内，涌出的鲜血随即遮挡住他的眼睛。想救老刘的同乡也倒在了阵地前。

　　我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看着老刘一个人跌坐在那里，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喘着粗气，胸膛上下起伏着，像个破得要坏掉的风箱。身下的血越积越多，我焦灼地左右回顾，想像刚刚和他配合救助黄海一样，找人一起救他。可两眼望去，周围还能抬起头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什么都做不了。

　　那一刻，我悲伤绝望透顶。

　　老刘伤势过重，失血过多，没有送到医院就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只有28岁。没有了重机枪的阻击，越军大喜过望，嘴里吼着我们听不懂的越南语，嗷嗷往前冲。一个越军，借助石头和灌木丛，一边朝我们阵地打枪，一边靠近，看得出，是一个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兵。

　　我瞄准了他，深吸一口气，扳机扣动，“叭”的一声枪响，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他扔掉冲锋枪，跌跌撞撞往回跑。离我四五米远的通信员看到后，兴奋地站了起来，他叫道：“班长，快补一枪，打死他！”正在我瞄准要补上一枪时，听到了炮弹的呼啸声，我冲着他大喊：“赶快卧倒！”但已经来不及了。

　　“轰”的一声，炮弹在堑壕后面炸开，弹片飞旋，通信员头部被击中，顿时鲜血直流，我的背部也被几个弹片击中，好在不深，只擦破皮。战斗还在紧张地进行着，我们已经有4个战友负伤和牺牲，处境更加艰难。

　　7

　　越军已经冲到我们面前，他们脸上的表情我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所有人都在拼命还击。刚上战场的时候，我也有过害怕。但只要枪炮声一响，就管不了这么多了，唯一的想法就是把敌人杀死，让自己活下来。

　　敌人越来越近，几个班长命令战士把负伤和牺牲的战友身上的手榴弹卸下来，对冲上来的敌人投掷手榴弹。一阵手榴弹落下去，越军不得不往回收缩。但越军这次进攻强度明显比之前强，大口径、60炮弹不断地落在阵地上。有的工事被炸塌了，有的堑壕猫耳洞也被炸平了。雪上加霜的是，经过第一轮激烈的战斗，弹药消耗很大，我们手中的弹药严重不足。

　　排长通过对讲机，要求连里预备队和弹药增援：“连长，如果没有人员和弹药补充，我们就要用石头和他们拼命了！”可是连长冲着对讲机也喊道：“连里的弹药存储也没了，就是用石头，也得把他们砸下去！”要人没有，弹药也跟不上，山穷水尽，穷途末路，我以为我们要全员阵亡在这里了。

　　在绝境中的人，为了活命，什么主意都敢出。连长一咬牙，安排了几个战士迅速下山，到我方公路上拦截运送弹药的车辆。连长下了死命令：“什么车都拦，什么弹药都抢，不然，别回来见我。要判刑要枪毙，我会去。”为了节约弹药，每个人的冲锋枪改为单发射击，班用机枪也改为单发点射，集中火力向冲得快的、冲得近的越军射击。越军看到冲在前面的人被我们打死打伤后，后面的也不敢盲目地往前冲了，他们利用地形地势，交替掩护，往前一步步靠近。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往后缩，拼一把还有活的希望，不拼，只能等死。有一位战友被越军的子弹打中，子弹从他脸腮的左边进去，右边出来。我让他下阵地治疗，他把急救包拿出来让我给他简单包扎一下，然后用漏风的嘴巴说道：“我要报仇，坚决不下阵地！”

　　他的话激起了大家的斗志，排长在堑壕里喊道：“人在阵地在！”我们大家接着喊：“人在阵地在！”面对近在咫尺的敌人，大家都抽出了三棱刺刀，做好了随时与冲上来的敌人进行肉搏的准备。我经过这么长时间战场的历练，以为自己早已看淡了生死，可在这生死关头，握着刺刀的手汗出如浆，我才无比强烈地意识到，我想活着。我必须要活着，我一点儿也不想死。

　　敌人在一步步地往前推进，子弹划破空气，嗖嗖地从耳畔穿过。令人窒息的紧迫感让我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掀开化不开的浓雾，背后就是等待着将我们杀死的敌人。正在这最危急的时刻，弹药送上来了。如果晚到5分钟，后果将不堪设想。原来到山下公路拦车“抢弹药”的战友，正好遇到一支送补给的队伍，二话不说，火速将一批弹药送到了我们的阵地。当我看到弹药送上来的那一刻，眼泪哗哗地流下来，这些子弹手榴弹，真的比爹娘还要亲啊。我拿出一枚手榴弹，在木头手柄上亲了一口，然后一扬臂，将它扔了出去。一阵机枪、冲锋枪的疯狂扫射后，越军以为我们来了增援，开始撤退，钻进了树林中。大家都瘫倒在地上，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这场激战，打了近4小时。这时，已经是上午的10点多钟，硝烟渐渐消散，浓雾也慢慢散去。在清点人员时，发现杨礼不在，是牺牲了还是负伤了？问谁都说不知道，我的心揪了起来。

　　8

　　“连长，我去把杨礼找回来。”我请示。

　　现在的战场很危险，战场没有清扫，地上也许有未爆炸的炸弹，甚至有埋伏在草丛里等着补冷枪的越军。可兄弟生死未卜，我请战态度坚决。连长沉默了片刻，点头同意了，另外又给我派了3名战友一同前去。我们全副武装，4个人组成一个方队搜索前行。到处是越军抛下的尸体，血腥味刺鼻。

　　我们顺着排雷组走的路线继续往前寻找，在离我们三排主阵地前面约60米的位置，在几棵灌木的后面，我看到杨礼手里握着冲锋枪纹丝不动地趴在那里。我大喜过望，对3名战友说：“加强警戒。”来到杨礼身边，我蹲下身对他说：“战斗结束了，敌人被我们打退了，快跟我一起回堑壕。”杨礼动了动嘴巴，但没有发声，嘴角还溢出了血。

　　我有不祥的预感，轻轻地将他的身子翻了过来。杨礼胸部中弹，胸前衣服已经被血水浸透，在杨礼前方约15米处，一个被打死的越南兵躺在那里。

　　我不知是哪里来的力气，把杨礼背在了身上。杨礼趴在我的背上，微弱的呼气吹在了我的脖子上，痒痒的。和我们约定的不一样，不是他背我回来，是我背他回来。这次我笑不出来，我甚至快哭出来了。我背着他疾步快走，不停地和他说话，生怕他睡过去。“你要坚持住，你一定要坚持住。”后背上除了微弱的呼吸声，没有任何回应。

　　回到了阵地，把杨礼放上担架，他轻声喊“渴”。明知是徒劳，战友听到后，还是将自己身上的水壶取下，边走边给杨礼喂了几口水。我心想，他也许想要的不是水，是老家苏北刘老庄人最喜欢吃的灶面饼。还没到野战医院，杨礼就牺牲了。原来，能被选中上战场也好，被选中做排雷组组长也罢，都是很小的幸运。最大的幸运是，能活着回家。

　　我还没有从杨礼牺牲的悲痛中缓过神，团部又指令我们向越军纵深934高地穿插，断敌后路，配合师主力歼灭高巴岭之敌。往嘴里塞了几块压缩饼干，我们从570阵地撤了下来，在一个叫板兴村的地方集结。

　　太阳下山后，夜幕已经降临，四周漆黑一片。雨又绵绵不绝地下了起来。自开战以来，我几乎没好好地合过眼睡过觉，在崎岖的小路上冒雨穿行，我又冷又饿，又累又困，行军途中稍微停顿，我有好几次站着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要不是被后面的战士推醒，我可能就掉队了。此时战争已经到了尾声，中国实现了自卫还击战的目的，我们在高巴岭没有遭遇大的战斗。3月9日，我们顺利返回中国境内，而我的好兄弟杨礼却永远长眠在此。

　　杨礼牺牲后，他的母亲终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两年后就去世了。不久，父亲也去世了。这些年，我每年清明节前夕都要坐火车到广西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看望我的战友，我的好兄弟杨礼。每当抚摸到杨礼冰冷的墓碑，我就想起他在我的后背，口中呼出的鲜血从我的脖子上流下，也是痒痒的，和我上体育课背他进教室的时候一样的痒。然后我就想起我独自冒着大雪，步行十里到达团部，奔赴前线，当时路两旁一个欢送的人都没有，我仍激动不已，心潮澎湃。就像现在我自言自语讲述了那个战争时代的往事一样，四周连一个为我鼓掌的人都没有，因为这已经是前尘往事了。

　　现在的我已年过花甲，经历了中年诸多波折，但我还是几十年如一日，一直都是大嗓门热心肠，每天还义务巡逻，清洁卫生，为我所住的小区做公益事业。因为我是活着享受荣耀的人，我也确实从战争中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国家没有忘记我，每月给我补贴一笔钱，但我绝不感激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