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昭苏台河年年发水，两岸涝洼地一眼望不到边儿，粮食产量小，人们生活困难。大人小孩衣服上全打着补丁，想穿件新衣服很难，小伙子找媳妇就更难了。那时，大舅春贵二十七八岁了，因小时候掉火盆里把左眼皮上烫了个疤，再加上个子矮，一直没找上媳妇。
一天晚上，姥姥领大舅来到我家，说有媒人给大舅提亲了，姑娘是河南岸的，是家里的老幺。姥姥怕大舅相不成对象，要母亲把手表借给大舅戴戴。
母亲的手表是父亲给她买的。父亲那时在嘎嘎冷的黑龙江北边当兵站岗，他说那儿是国家的边境线。父亲每年只能回家一次，有一年回家，给母亲买了这块表。父亲说，他是用攒了很久的津贴钱买的这块表。这以后，这块表成了我家最值钱的东西。因为太值钱了，母亲平时下地干活舍不得带，装在表盒子里，用红布包上，放到木箱最底层，只有父亲回来时，母亲才戴在手腕上。所以，那表虽然买了两三年了，还跟新的一样。
那天，母亲把手表从箱子里找出来，小心翼翼交给姥姥，姥姥用手绢包好，仔细揣进里怀兜后，就和大舅回去了。她说，要给大舅拾掇拾掇，明天相亲呢。
第二天早上，大舅早早到了媒人家，姑娘还没到，大舅穿着姥姥给他新做的粗布衬衫，坐在媒人家地当央凳子上，坐着坐着就觉得领口紧，透不过气来，想伸手松松，没敢，怕被说成衣冠不整。就把没地方放的两只手放到两个膝盖上来回倒个儿。这时，阳光照进木格子窗，大舅左手腕戴的白钢手表闪起了亮闪闪的白光。
不知等了多长时间，门口终于传来了女人说话声，是媒人领着那个姑娘进院了。
大舅先是激灵一下，继而马上把头低下，再低下。临来时姥姥对大舅有交代：“相亲时可要低着头啊，别看姑娘长啥样，就咱这条件，是姑娘，能娶上媳妇就行。”
前两次相亲，大舅抬头时，姑娘都坐一会儿就走，撂下话说，虽知男方左眼有疤，个子矮，但真见着了，太吓人，怕晚上睡觉做噩梦，没法一起过日子。
这次，大舅很听姥姥的话，把头死死低下。他低头先瞧见一双穿着黑旧布鞋的脚，鞋边上还沾着干泥巴，他猜是媒人王婶。紧接着是一双穿暗红布鞋的脚，那双脚很小，像小孩子的脚，鞋是八成新的，两边鞋带上各缝着一朵红菊花。大舅想，这该是那姑娘了。这时王婶说：“春贵呀，这是南岸的小英，你俩认识认识，唠唠嗑儿，现在新社会了，婚姻自由，看有没有共同语言。”
往常，王婶介绍对象时，也是这么说，王婶这么说完，大舅嘿嘿笑，说：“好，婶子，我们唠唠。”这回，他只是低着头，说：“嗯，婶。”然后就坐在那儿不言语了。看着那黑布鞋出去了，那双红布鞋站立了片刻，移到了炕沿儿底下，然后就往上抬了，大舅的头也随着红布鞋往上挪了挪，他猜那个小英姑娘是坐到了炕沿儿边上。
唠啥呢，大舅不敢发声，小英姑娘也没言语，沉默了很久，大舅终于憋不住了，小心地把头抬了抬，把眼皮顺着红鞋往上撩了撩，于是他看到梳着两根短辫子的脑袋。原来，小英也把头埋得低低的。大舅的胆子不由得大了，瞧她身形好像很小，胸也瘪得像是没发育。大舅不由得问：“你，多大了？”“十六岁。”小英说。“咋？你岁数咋这么小？跟我三妹一样大。”大舅吃惊地问。“不小，俺啥活都会干。”小英急切地说。大舅这时心里才稳当些了。
“俺眼睛小、小时落下了疤。”
“俺知道，王婶跟俺说了，但是俺，就想找个眼睛有疤的人。”
“啥？ ”
“不，俺是说眼睛有疤不耽误干活过日子。”
大舅心里越发稳当了。一颗种子在他心里忽地发了芽，迅速生长起来。这颗种子时常夜里日里在他心底潜滋暗长过，可都被他死命地扯断了，他不敢让它生发出来。如今，这颗差点没夭折的种子又开始疯长了，大舅他再也扯不断了，他不由得脱口而出：“那太好了，俺很乐意呢。”说完，又觉着自己的话太唐突，于是啥也不说了，稍微把头往上抬了抬，尽管那小英还是把头垂得快勾到自己平土垄似的胸了，大舅还是把小英瞧了个八九不离十。她的脸又黑又瘦，头发也像烤焦的烟叶子一般，没水分。小英像是知道大舅在打量她，说：“别瞅了，俺也同意你。”一会儿，又说：“俺要回去了。”
大舅的心忽地轻松了，他没想到一切竟这么顺当。大舅心里一喜，说：“俺送你回去吧。”于是，小英在前边走，大舅在后边瞄着那双红鞋，跟着。
晚上，太阳西垂了，姥姥的晚饭早做好了，才看见大舅耷拉着脑袋回来，两条裤管湿漉漉的。进屋就杵在姥姥跟前，低声说：“娘，那块表，不小心掉河里了，咋的也没捞到！”“啥？天杀的，你咋那么不小心呢？”
姥姥说着，跳进仓囤子里，提溜上一个捞鱼的抄网就往河沿儿走，大舅不敢怠慢，紧紧跟在姥姥身后。
姥姥的鞋还趿拉着呢，她半道弯腰提鞋时没忘了问大舅：“对象相得咋样啊？”
“那姑娘耳朵上有胎记。”
“有记好生养，不犯毛病。”
“但她也没同意。”大舅声音蔫得蚊子腿一样软。
“不同意，还把手表弄丢了？咋这样不拿事？”姥姥双脚的倒换声比责备声还急，好像那手表刚掉进河里，好像要不麻溜赶过去，手表就会顺水漂走了。
“娘，俺不中用，俺以后再也不相对象找媳妇了。”大舅盯着姥姥紧倒腾的两只小脚，低着头，不住声地说着。那声音像秋天时霜打过的干茄子秧，飘到姥姥耳朵里时，抽巴得没一丁点儿水分不说，还扎人心。
“不找媳妇？咱们费家的香火在你这儿断了？你让我到那边怎么和你爹交代？”姥姥的声音很尖，很响，越过长满桐麻蒿的河滩地后，飘出去很远。
河沿儿很静，河水像是等着姥姥来似的，哗哗地淌得很静很缓，任凭姥姥端着抄网淘水声响亮，它都波澜不兴。远处田里的青蛙“咕咕呱呱”的叫声压得大舅喘不上气来。河水太深了，姥姥的抄网戳不到河底儿，只捞到了几条死鱼和一些水草。最后捞得天暗了，月亮碎了，两只胳膊酸得抬不起来。大舅几次去抢姥姥手里的抄网，姥姥像自己不亲自上场不甘心似的，骂着把大舅推到一边。后来大舅干脆跪在河沿儿，一动不动。
第二天，天刚放亮，姥姥又颠着两只小脚去河沿儿捞那块手表，姥姥发现波光粼粼的河水比头天晚上清亮，清亮得姥姥的心像浸了水，滴了汗，酸肿的胳膊不听使唤。
很快，村里人都听说这件事了，二百元的金贵东西呢，咋就能掉河里呢，咋就不加小心呢。大家也都来帮着捞，河滩地、草棵子里找，可找了两天两夜，捞了两天两夜，也没见表的踪影。姥姥的嘴起了一串火燎大疱，喝稀饭都丝丝啦啦地疼，眼睛里淌出的眵目糊擦去一堆，又生出两堆。
后来，地里干活的母亲听说了消息，顾不上回家换身衣服，急匆匆走了六七里地回到娘家，去河沿儿把姥姥拉了回来，又去代销点给姥姥买了山楂罐头和败火药片。安慰她说：“不就是一块表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没啥，人还得活着不是？再说，就是找到了，那表进水了，怕是也修不好了。”
姥姥两眼窝深陷，在炕上躺了两天才勉强起来，从那以后，家里没人提表的事儿了，生活渐渐恢复了以前的模样。
不过，村里人都知道大舅相亲没相成，还把二百元的金贵手表弄丢了的事儿，有时有人见着大舅就跟他打趣，说：“春贵，今天相亲没有啊？”大舅的脸立时胡萝卜一样红了，也不搭言，低头耷脑就走。
后来，再有人提亲，大舅也不积极了，被姥姥逼着去相一次亲，可还是没相成。
媳妇没找成，大舅把心思转移到了干活上。那时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地分牲口。姥姥家分了二十亩地，一匹马。别人家农闲时牛、马基本也闲着，可姥姥家的马不这样。十冬腊月，大舅赶着马车，从牌楼砖厂往出拉陈砖，给河对岸送去，每天挣些拉脚钱。夏天太阳火热，烤得人的脸皮像辣椒水洗了似的紧绷绷疼，大舅顶着日头去河滩地打青草，一车一车往家拉，晒干，码成垛，冬天拉集上卖。有时还割柳条编土篮卖，反正那时，大舅一年四季汗流浃背不闲着。
有时，姥姥心疼大舅，说：“歇歇吧，别累坏你的体格子。”大舅说：“闲着才会闲坏体格子呐。”
有一年立春后，河开化的炸裂声音响了一回，躺在炕上的姥姥半夜里听到了，跟大舅说：“河要开了，再别往河对岸拉砖了。”
可说话的第二天下午，家里来了一个女人，她要往河对岸拉砖。姥姥说：“河炸裂声响过，不拉砖了。”
可女人说要是不把砖拉过去，等河开化了，她家的房子就修不成了，房子修不成，夏天儿子娶媳妇的事就泡汤了。
那是个犟得钻牛角尖的女人，坐在姥姥家场院里不走，说她儿子是好不容易才找到媳妇的。大舅听了这话后，心软了。
女人见大舅迟疑，就说：“我给双倍的脚钱，还不行吗？”大舅说：“不要你双倍钱，给你送一趟吧。”
白天大舅答应了那女人后，晚上，姥姥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觉了，她耳朵里老是传来开河的炸裂声和哗哗的流水声。本来是幻觉，但搅得她翻来覆去。望望睡在北炕的大舅，听大舅匀称的呼吸声，姥姥的心慌慌的。
第二天清早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后，大舅吃了姥姥煮的鸡蛋和一碗稀饭拌咸菜，给枣红马喂好草料就上路了。大舅那天穿的是黑棉袄，腰上系着个黑腰带，那是姥姥让他系的，说立春风硬。等大舅赶着马车出了院门，姥姥放下手里的猪食舀子，紧倒腾着两只小脚追了出去，见大舅已经走远了，姥姥在风里张着嘴想喊他，可不知咋的，没发出声来，她拢了拢飘在前额的花白头发，站在门口发了很久的呆，才回院。
那女人家住在酒馆村，大舅拿着女人的砖票，到牌楼砖厂交了票子，把砖装了车，就往南去。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挨近七九的昭苏台河岸，已听到春的声音了，岸上的柳树干泛起红褐色的皮肤，被北风打磨得又黑又细，干巴成枯柴模样的柳枝忽然柔软了，扭动着腰身，把自己褐绿色的肌肤渐渐向外显摆。河床上，一汪一汪融化了的积雪水泅在冰面上，在阳光下闪着亮闪闪的光泽来。
大舅赶着马车，很小心地过冰面，马蹄子已让他包上了布，他尽量让马慢慢走，尽量不让马蹄子发出声音来，他怕惊动了冰。
小心翼翼，总算是过去了。回来时，马前脚掌上的布已磨得秃了，马蹄踏在冰上发出“哒哒”响声。以前这响声大舅很习惯，甚至听着也很舒坦，可那一天这响声像是踏在大舅的心上似的，慌得他心惊肉跳。他紧紧牵住马缰绳，希望它能走得慢些，又希望它走得快些，赶快逃离这儿。可怕啥来啥，突然，马脚下一滑，两只前腿重重地跪在了冰面上，冰面裂出一个口子，马拽着车陷进去一半，卡在冰缝里的马望着站在冰上的大舅，现出哀求神色。大舅不忍心了，他使劲拽了一下马缰绳，想把它拽上来，可只这一下，大舅脚下的冰“咔嚓”一声，裂开了一个大口子……
那天傍晚，昭苏台河北岸各家的烟囱像以前一样早早地冒了烟，催着外出干活的人回家吃饭。有人来家报信时，姥姥正蹲在灶坑边上往灶坑添苞米杆儿，锅里炖的土豆正飘出淡淡的油香味儿。那天的灶坑有点呛烟，熏得姥姥直淌眼泪。听到信儿时，她手上满是黑烟灰，她的眼泪也还没擦干净呢。
那一晚，夜的北风很猖狂，把姥姥的白发和母亲的黑发吹成了秋天的蓬飞草。一家人在河边坐了一夜，哭到眼窝变枯井，再淌不出一滴泪了。
等待河开化的日子是漫长揪心的，姥姥每晚都数星星，也有时一个人沿着河沿儿走。常从暗夜走到天亮，河风没日没夜地刮，把姥姥的花白头发吹成了全白，把姥姥堆满皱纹的脸吹成干胡桃一样僵硬。
七九过了一段时间后，昭苏台河终于渐渐开化了，水面上鱼鳞一样的波纹闪着诡异的光。人们在很远很远的下游找到了大舅。被河水泡了一春的他，身上的黑棉袄已胀成破碎片，那条黑腰带也没了踪影。姥姥淌着泪，颤声说：“春贵呀，临到了，你咋还魁式了呢？你先去找你爹报到了，是怪我没给你找到媳妇呀？”
母亲给父亲发了两封加急电报，父亲才跟部队领导请了假，坐两天两夜的火车赶回来，给大舅办了个体面的丧事。
大舅走后的五年里，脊背弯成干豆角的姥姥常抱着拄棍在窗根底下坐着。那棍是大舅坟旁柳树的枝，是姥姥让父亲砍下来做的。姥姥走路拄着她，晚上睡觉把它放到炕上被窝边儿。一次，它被老姨拿去撵鸡，姥姥打了会儿盹，醒来没找着，急得直喘气。这以后，大家伙说这拄棍是姥姥的影子，谁也不敢去碰了。
一天，姥姥正在窗根底儿下挑豆粒，一个穿蓝色运动衣的女孩进了院，跟姥姥说：“我是来找春贵的。”姥姥举着有些花了的眼睛问：“找春贵？”
多久没有人提“春贵”这个名字了。姥姥脸上的胡桃纹脸霎时舒展了，继而又暗淡着瘪了下去。她拄着棍子站起来，又坐下了。女孩说：“我找费春贵是来谢他的。当年，要不是他，不仅我哥上不了大学，我也会失学。我们就走不出这块地，就没有今天。”
女孩说着，下意识地用手把自己的头发拢了拢，姥姥看到了她耳朵上的红胎记，她说她小名叫小英。
当年，大舅送小英到了河边，大舅问她咋这么小就找婆家，她说，她想结婚多要些彩礼，她说她哥赶上第一年恢复高考，考上了大学，可她家里没钱供，她正读中学，家里就不让她上学了，想给她找个婆家，用彩礼钱给她哥当学费。
大舅跟小英说：自己家也困难，下边三个妹妹尖顶尖儿地也都上学呐。小英说：那你还戴这么贵的手表，你这手表都能顶上我哥的学费了。大舅说：这手表是借的。但是小英不信。
后来，小英掉了眼泪，说她还想念书。大舅最见不得眼泪了，两个姐姐结婚后，他成了家里的老大，凡事都让着三个妹妹，呵护三个妹妹他习惯了。最后，大舅说：那俺把手表送给你吧，你可以卖了它，给你哥当学费。
小英先是不接，后来说：那算我借你的，等我哥毕业找到好工作，一定让他还你表钱。大舅说：什么还不还的，我不指望你还，你这么小的岁数，就算我帮你了。
那天，大舅回家没敢跟姥姥说实话，她怕姥姥责怪。
但是他心里想：那表放在柜里也是放着，还不如拿出来，顶了一个大学孩子的学费，也是值了。
所以后来大舅拼命干活，拼命地攒钱，想把母亲那块手表钱还上。
小英来的那天，天热辣辣，没一丝风，秋老虎的日头烤得人无处躲藏。大舅坟旁的柳树早已枝繁叶茂，姥姥在树荫里坐到日头落山，小英把大舅坟上的荒草清理干净，又从河边移了一蹲子马蹄莲栽到大舅坟前。初秋的河套马蹄莲已开花了，薄薄嫩嫩的紫色花开了好几朵。
姥姥九十五岁那年，昭苏台河上才开始架桥。桥是小英哥哥设计的。他哥在大学里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分到了省城的设计院工作。为了建这座桥，小英哥没少四处为家乡奔走。桥建成那天，桥两岸的人们敲锣打鼓涌到桥上庆祝。
姥姥被老姨和小英搀着，从桥这头走到桥那头，姥姥说：“两岸终于有道儿了。”
从桥上下来往家走时，秋风里的昭苏台河水缓慢地往西流着，姥姥对着泪滴一样灿然闪烁的水波念叨：“春贵啊，我能从河这头走到河那头了，你瞅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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