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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对象

时间:2023/11/9 作者: 短篇小说 热度: 18715
◎尚长文

  

  油田人习惯于将谈对象说成搞对象。我个人无端地觉得,搞对象这个词儿带一点东北味道。东北人,讲话都很豪爽,搞对象这仨字,从东北人胡子拉碴的大嘴巴里冒出来的才有味道,有嚼劲儿。用吴侬软语,粗鲁地整出个“搞对象”,总归有些不搭。不过,我也喜欢说“搞对象”。搞!听听吧,多有力度。

  那就说说自己搞对象吧!

  我搞对象是在80年代后期。那之前,不是没有搞过,也搞!只不过,有的没搞成。还有的,直接搞不上。

  说起来,原因很简单。油田这种企业比较特殊,大工业,和钢铁打交道,硬碰硬。许多工种就只能是男性,比如钻井队、修井作业队及物探队等等。这且不说,石油人历来都是哪里有油哪里家,可石油这个家伙也很奇葩,从来不生在繁华的城市里,有油的地方,便只有荒芜。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油田里的青年工人找对象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谈对象也只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个时期,最能彰显个人本事的,便是现挂。

  “现挂”这个词属于相声术语。一般是说演员在演出时,现场进行即兴发挥。把现挂用到谈对象上,倒是很形象的。这里的挂,即两下里并不认识,临时起意,冷不丁地看上了,便心一横,硬生生地走上前搭讪或者表白,成不成,就得看运气了。有的还真成了。有的,挨个白眼,或者被骂上一句“流氓”。现挂成功了,美其名曰叫自由恋爱。通俗地讲,也叫自己“搞上的”。现挂要想成功,别的不说,至少情商得比较高,否则就不好办了。你比如我吧,平日里要是说些没油没盐的车轱辘话,那没问题。可是,到姑娘面前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一开口就完了。

  我这样的人,搞了几次对象,走的都是牵线的路子。不像现在,动不动先微信一下,找找感觉再说。

  第一次搞对象,是我一个老乡姐姐给牵的线。介绍的那个女子是个采油队的,老乡姐姐称她为小余子。为了说明小余子是个过日子的好手,那个老乡姐姐重点向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么一个典型事例。她说小余子爹死得早,娘是个家属,这孩子从小就会过日子。十五六岁那年,曾独自一人从四川老家背回来一台缝纫机。

  见面的那天傍晚,我骑着自行车,冒着寒风,蹬了三四里路,去到老乡姐姐家接上她。然后载着她,骑了四五里路到女方家。相亲结束,又在夜色里将老乡姐姐送回家,之后才骑车回自家。一晚上尽在蹬车了,但心情激动,竟觉不出累来。这说明,我那时对爱情还是颇有一点向往的。

  那天晚上我骑的是大金鹿自行车。也幸亏了骑它,我那个老乡姐姐很有一些体重,一百五六十斤总是有的。大金鹿牌自行车是80年代山东省的名牌产品,尤其受到农民朋友的欢迎。每次赶集时,农民们便总会在车屁股的两侧,各挂一只背面呈扁平状的竹篓子,里面装满了去集上售卖的各类农产品。当年,这个牌子的自行车因其载货量大,受到农民朋友的广泛欢迎。现在的马路上,已见不到这个牌子的自行车了。这种品牌的淘汰,让人怀念甚至莫名的伤感。我们到那户人家里,家里只有小余子和她母亲两个人。

  许多年以后,我才愧疚地发现,无论怎样,那天晚上我都应该带点礼品,哪怕再少再小。空着手唐突登门,咋整的这是!当然,能想到这一层的,是年过了五旬的我。二十来岁能想到这一层,就不是当初的小尚,而应该是一个其他的什么人了。这和抠不抠门没有关系,只和情商的高低有关,我刚才说过,我的情商相对较低。

  我抬眼打量了一下,这个叫小余子的姑娘,个子比较高,一米七的样子,长相中等。小方桌上,是现成的茶卤。续上水,小余子给我们每人倒了杯茶。按照她妈妈的吩咐,又给我发了一支烟,并且帮我点上。她显然是第一次给人点火,我注意到,她的手微微有些发抖。原本我是不该接那支烟的,更何况那时我并不大抽烟,但我还是鬼使神差地接了过来。小余子给我点烟时,我心里居然有那么一丝异样的感觉,准确地说,是有那么一点儿小小的温暖的感觉。

  那天讲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但小余子却给我留下了印象。别的且不说,80年代,空着手来回转车,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子,是怎样乘火车,从四川老家到山东,辗转千里,数次换车,将缝纫机背回来的呢?如果零部件不拆解,怎样背;拆解了,装在袋子里,即便能背回来,但还装得起来吗?

  可惜,我和这个姑娘只见过这么一面,这个问题永远成为一个谜了。和这个姑娘之所以没有谈成,据老乡姐姐说,由于父亲死得早,小余子想找一个能撑得起门户的人。这显然是一个有伤自尊的回复,但我很理解。一个年少的,能从几千里外的四川老家,只身背回一台缝纫机的人,是有权力提这个要求的。

  和小余子虽没了下文,但找对象的脚步却始终没有停下过。

  1986年,参加胜利油田孤东石油会战时,有一天,和我父母家同住河口区的名叫齐凯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给我介绍对象。电话里,齐凯还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这个姑娘的父亲在指挥部机关干劳资,一旦谈上,将来就可能利用他爹的关系,从一线单位抽身,换个司机之类的工作。

  这简直就是喜从天降了。我问:这么好的条件,能看上咱吗?齐凯提醒道,你忘了吗,你喜欢文学,将来保不准就是作家。没错,打从年轻时起,我的确喜欢文学,喜欢看看书写写字。接到电话的那个周末,我便按照约定,喜滋滋地赶回河口。

  回河口的父母家,得自己想法搭车。百十里路,一般要搭两三次。那时候,油田还没开通公交车,出门办事远没有今天这么方便。这还只是出行,会战时期啥啥都不方便。住的是板房,大冬天里,上下班的解放卡连个挡风的敞篷都没有。吃饭也是简单凑合,搞石油大会战,上面关心职工生活,也无非是交代炊事班“油放大点儿”,当时的条件有限。

  回去的第二天,齐凯带着女孩到了我家。那个时候,油田相亲基本上没有可以见面的公共场所。我和那个小余子,不也是在对方家里见的么。

  那个姑娘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让人意识到的是小巧玲珑。我对小巧玲珑这个词儿的理解,就是从那个姑娘那儿获得的直接认识。这同样是一个采油女。名字我忘记了,对不起,时间太长了,30多年,我没法记住每一个和我有一面之缘的人,尽管这是个异性,并且是个漂亮的异性。

  公平地讲,那个姑娘除了身材长得小巧玲珑,长相也比小余子漂亮得多。她穿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下身则是一条黑色的小喇叭裤。重点是她的帽子。她戴了一顶粉红色的贝雷帽。在寒风料峭的油田里,你不得不承认,这身装扮还是颇为时尚的。

  我当时所做的,就是让自己镇定一点儿,老成一点儿,大方一点儿。那个姑娘笑得很甜。一笑俩酒窝,不甜都不行。我们是在我妈的卧室里见的面。那时,我家住的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妈索性把电视机及一个圆形餐桌摆放在卧室里,平时吃饭直接就把菜端到圆桌上,边吃饭边看电视。那个姑娘到我家后,便很自然地被带到我妈的卧室里,边看电视边聊天,她坐在床沿儿上,我也很自然地坐在床沿儿上。

  有那么一瞬间,我居然还趁大家聊天的工夫,飞快地走了一下神。俩人都坐在床上,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小伙子,我走一下神,也谈不上下作吧。这也从侧面说明,我对那个姑娘是不是已经有点动心了呢?

  中午,便一起在我家吃了顿饭。

  那天,我妈哩哩啦啦地做了一桌子菜,这样的情景,不喝点小酒就实在对不起人了。因为是冬天,家里没有准备啤酒,便给那个姑娘倒了半杯“蓬莱阁”。半杯,也就一两多吧。蓬莱阁酒是那个时期油田人家常喝的一种酒。度数低,不上头,关键是价格便宜。喝酒的过程里,我妈还不停地给未来的儿媳妇夹了几筷子菜。因了酒,也因了我妈妈那份火焰般的热情,那个姑娘的脸上出现了一抹红晕,微微眯起的眼睛。让她原本就甜的笑容变得迷人起来。这个时候,屋里便出现了一种亲切热烈,同时又不失温馨的氛围。

  不料,那天晚上十一点多,齐凯的父母竟找到我家去了。原来,这么晚了齐凯还没回去。他父母只知道今天到我家给我介绍对象,却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半夜三更仍没回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北方,北方偏远的荒原上,夜晚十一点,就等同于半夜三更齐凯还没回去,老两口急了便找了过来。

  晚上十二点多,齐凯终于回家了。问他干吗去了,齐凯说是和那个姑娘看电影去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隆冬,偏远的河口电影院竟然有夜场电影?岂有此理!说起来这是继见小余子之后,一个令人窝火又愤怒的相亲经历了。用现在的话讲,十有八九,我成了一个挡箭牌。结果当然不了了之。

  大约过了三四个月,春节里,有一天我在河口市场瞎逛,冷不丁地便又遇到那个姑娘。那时,她和另外一个明显年长的女子,应该是她的姐姐吧,肩并肩一起逛着。那个年长的女子还春风满面地请我 “有空儿去家里玩儿”,然后我们就告别了。

  那是最后一次和那个女子不期而遇。

  人的一生里,会和多少人相遇,又会和多少人擦肩而过之后便是永别呢?这是一个伤感的话题。尤其是,它的主角是和一个漂亮的女子相关。我孤独地站在风中,扭过头看着她们的背影,很快,她俩便消失在了熙熙攘攘的春节的人流中了。那个姑娘做梦都想不到,青春里,有那么一个傻乎乎的小伙子,曾在寒风中为她凌乱过。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回家看父母,仍是搭车。搭车仍是在路口。原因很简单,让一个开着八九十迈车速的司机给一个招手的人停车,要求有点高,但车到路口尤其是拐弯儿,停车做个好事总不算太难吧。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个路口经过的车辆都无视我的存在。从上午九点多,一直耐心地搭到中午。当又一辆车无视地经过我的面前后,出人意料地,却在驶出30多米后不情愿地停了下来。

  我很激动。可惜,我激动的表达方式比较简单,也比较含蓄,我只是在打开车门的一瞬,咧着嘴傻呵呵地笑。

  是一辆解放罐车。驾驶室里除了司机,还有一个人,看起来,比我大出个十岁的样子。你得谢谢我!他冲我说。这个人说着,便讨好地对这司机笑了一下。于是等下车时,我和那人已经很熟了。临分手,他迟疑着对我说,我能借你的带子听几天吗,你放心,一定还给你。我的手上有一盘歌星张蔷的盒带。

  我想,既然借给对方听,能否还回来就是两说了。可是他已经开口了。不借,又实在有点不好意思拒绝,便索性大方地说,你要喜欢就送给你吧。

  过了一个月,我接到这个人的电话,却不是为了还录音带。那人在电话里神采飞扬地说:嗨,兄弟,你不还没找对象么,哥记着这事儿呢!这儿就有一个现成的,挺般配的,回来瞅瞅吧。

  一盘录音带,能让人感动,且能感动得介绍对象。在今天看来,便实在有点匪夷所思了。然而这是事实,信不信由你。当然,这一回我客气地拒绝了。毕竟,我们之间并不熟悉。从这件事儿也可以看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油田的文化生活相对比较单调,一盘录音带就足以感动一个人。

  接下来的情节还是和搭车有关。

  没错,这次搭车仍是和找对象有牵连。

  那时,我单位所在地是在一个叫一棵树的地方。我有时是在一棵树附近搭车,有时时间充裕,则去十里外的更远处的孤东红大门搭车。那个地方是油田钻井公司的前线所在地,每天有一辆大轿子发往河口。

  因为是单位的班车,那个大轿子原则上只允许本单位的职工乘坐。开车的是个年轻司机,发车的时间到点了,那个司机油门一轰就走了。有那么一两次,司机却显得怒气冲冲的,坚持对乘客进行甄别,把外单位蹭车的赶了下去。即便人没坐满也不行。我怀疑,那家伙是不是也在为谈对象的事儿苦恼,否则又有什么事能让他大发雷霆呢。

  我是在一个盛夏的日子里,大汗淋漓地赶到红大门的。到那里我就发现情形不对,原来,那天是个周末的日子,回河口基地的人不少,我担心一旦车内拥挤,那个司机又会搞新一轮的甄别。正暗自担心,便听见不远处有一个中年人说一口熟悉的湖北乡音,我灵机一动走了过去,操着乡音和那个中年人闲聊。几句闲聊之后,我了解到,这个中年人复姓欧阳,我便央求他带我上车。欧阳手一挥便答应了。车发动了,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一路上唠得挺投缘。到了河口,下车了,又被欧阳硬生生地留住吃饭,便只好留了下来。吃饭的工夫,欧阳便问明白了我父亲的单位,又了解到我还没找到对象,便告诉我,他帮我找一个。

  瞧瞧,帮忙找对象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投缘人最好的致意。我没在意。欧阳这么一说,我也就这么一听。

  盛夏过去是秋天。秋天里我接到父亲从河口打来的电话。说是让我回去相亲。媒人就是欧阳。说真的,我那时对牵线这种搞对象方式十分灰心,便借口工作忙没有回去。

  很快,便到了春节。

  过年放假回家时,母亲告诉我说,欧阳给你介绍的那个姑娘还在等你。

  我便惊呆了。母亲还告诉我,欧阳只知道我父亲的单位,却不知道我的单位和名字,好在尚姓是个小姓,一打听就找到了我父亲。

  我很感动。

  当然,我也只是感动了一分钟。我知道,所谓等我,无非是这个所谓的等的过程里,对方也是在谈着,只是没有遇到更合适的人罢了。在这一点上,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儿数的。

  这一年的春节,我和欧阳介绍的这个姑娘见了面。这次的见面,我们双方都很冷静,我也没了从前的慌张不安,更没了无缘由傻呵呵的对所谓爱情的憧憬。相互谈了一段时间,彼此都不是太满意,却也找不到合适的告吹的理由。再往深处想一想,算了吧,搞个破对象也忒累人了,来来回回地折腾。

  于是,次年的秋上,我们就结婚了。

  这时候,90年代已在不远处招手,即将到来的,是又一个崭新的时代。

  欣慰的是,我俩至今是相敬如宾相亲相爱的两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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